科技进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之源———个历史与结构的综合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科技进步论文,之源论文,综合性论文,不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玻盖尔曼模式、康德拉季耶夫模式、梅迪克模式、罗斯格模式、熊彼特模式、罗伯逊模式等分析科技进步促进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表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以科技进步为动源的巨系统，它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市场组织的协同作用，亦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产业化、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畅通，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的最佳配置。而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源。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大趋势。对于我们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研究来说，其重点不在于证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早已被工业革命特别是本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进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亦被邓小平同志根据科技力量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所论定。我们学界的研究重点应该在于寻求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转化的实现机制，为政府、企业、科技研究机构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行性研究。
一、从玻盖尔曼管理模式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失败教训
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转化的实践过程中，管理（既包括社会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也包括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管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管理环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通过组织的形式把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结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有机整体，而且它还能通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为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提供必需的社会条件和发展动力。那么，管理是怎样实现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运作呢？玻盖尔曼（Robert A.Burgelman）设计了一个模式。[①]
从结构看，玻盖尔曼的这个模式包含三个层次：底层是科技开发活动及其结果，顶层是技术领域、企业界与商业领域的相互作用，处于中间层次的是管理的技能。从功能看，管理层次通过协调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技术领域、企业组织与商业领域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运作过程。
总之，这个模式有两个要点：其一，该模式中的每个要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合理性及其必要性；其二，各个要素之间呈良性循环。但这个模式的中枢则是管理的技能。
如果历史不改道，那么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可能不是英国而应该是意大利。在工业化前夕，意大利占据天时地利，它不仅是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交接点，而且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汇合处。早在8—9世纪，意大利北部就出现了威尼斯、热亚那、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等城市。到12—13世纪，这些城市已相当发达。从科学文化看，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一大批思想巨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创造了辉煌成就；从技术状况看，由于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意大利的造船技术、机械工程技术、钟表技术、研制玻璃技术、制造科学仪器技术和酿造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矿冶技术均居领先地位；从经济状况看，意大利是东西方商路的中转站，威尼斯在12—14世纪一直是西欧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海运强国，佛罗伦萨的纺织业十分发达，仅毛纺业就拥有200多家工厂，年产毛纺品8万余匹，而且佛罗伦萨还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有80多个银行机构。
为什么意大利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很简单：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意大利当时有许多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不是互相扶持，而是互相残杀，战争连年不断，民主、贵族、专制各种势力更迭起伏。意大利“缺少国家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力量。”[②]
除了意大利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似乎都具有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优越条件。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占据了新世界航路的有利位置，因而它们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并在17世纪初开始对亚洲等地进行殖民统治。海上贸易和殖民统治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也没有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呢？原因是，社会管理特别是政府的决策出现了严重失误。它们没有把这笔巨大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更没有借此发展科学技术，而是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和各种消费品，以至于这笔财富很快流到英国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
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那就难以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二、从康德拉季耶夫模式看英国兴衰
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v）分析了英、德、法、美等国的工业化进程，发现了这样一个周期现象：第一个周期从1780—1790年到1844—1851年，波峰在1810—1817年间，其发展动力是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工厂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确立及其有效的经济管理等三个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周期从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波峰在1870—1875年间，其发展动力是蒸汽机技术——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政府的不干预主义等三个要素的良性循环；第三个周期从1890—1896年到1933—1945年，波峰在1915—1925年间，其发展动力是电学、化学等基础科学——电汽和化工技术等——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社会政治上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等四个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s long waves）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s cycle）。[③]
所谓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要点：其一，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这四个要素是一个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有机整体；其二，这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或被取代的过程。
英国在第一和第二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分别居于首创和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英国所占有的有利条件中，有大陆社会所缺少的制度上和经济上的优点：相当高的企业经营和工艺技术水平，容易获得投资于工业的资本，运费低廉组织严密的市场，鼓励人力和物力流动的社会和政治措施。”[④]马克思对此有很精辟的见地，“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⑤]
为什么英国在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被美、德、日所赶超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在于，英国失去了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英国政府的不干预主义和英国企业的唯利主义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一，英国虽在工业革命中领先，但其优势主要不在技术而在体制。哈格里沃斯的“詹妮纺纱机”并非首创，中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具有32个绽子的水力大纺车，瓦特也不是发明了蒸汽机而只是改进了蒸汽机。这些技术大多是经验性的，来自于手工匠人（如钟表匠、木匠、理发师、机修工等）的生产技能，其科学含量很低。第二，英国当时拥有牛顿力学体系，后来又在电学领域有重大成就，但英国的政府、企业和科学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把这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以至于在电汽技术时代落伍。第三，英国政府忙于海外扩张，英国企业忙于获取暴利，它们都未意识到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德国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如普鲁士科学院）比英国领先了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点，但英国当时的小学生入学率不足50%，而同期德国的小学生入学率则达到了97%，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不得不从德国大量进口各种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染料和精密机械等），甚至花重金从德国和法国引进各类人材。
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盛而衰，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未能持久地保持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从梅迪克的政府投入模式看美日后来居上
由于英国率先实现了体制与技术的均衡，从而使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由于英国政府乏于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从而使英国的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国家，使英国在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丧失了领先地位。
由此可见，当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政府应该组织力量再用经济社会发展去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而政府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的具体途径莫过于财政投入。
政府对科学技术的财政投入应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步骤？梅迪克（Modesto A.Maidique）设计了一个模式。[⑥]如下图所示。
梅迪克的这个政府投入模式包含如下几个环节：（一）政府必须正视现有的技术状况及其对技术创新的稀缺度，这是政府对教育和科技进行投入的前提性环节；（二）在此基础上，政府再把技术创新的稀缺度予与量化，其量化的依据在于市场对新产品、新工艺或新生产组织的有效需求；（三）在此基础上，政府根据该项技术的创新程序（也许只是一套生产线的引进到投产的小项目，也许是一个从基础教育为起点、经过基础研究再到技术开发的系统工程）的分期目标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财政投入，直到满足或缓解了市场对产品、新工艺或新生产组织的需求。
提到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故事。塞缪尔·斯莱特曾师从被誉为英国编织技术革命之化身的理查德·阿克赖特，但由于英国限制工业技术出口，斯莱特不得不把英国的纺织技术牢记在心带回到美国的罗德岛，在那里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纺织厂。这个故事暗示了这样一个史实，美国是以引进欧洲技术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虽然拥有电锯、收割机、扎棉机、缝纫机、转塔车床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和标准件及零部件互换技术，但所有这些都未超出欧洲技术的框架，不过是欧洲技术在美国的延伸而已。如果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美国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个政府的管理能力正在于它对各种发展模式的选择能力及其长远规划能力。面对现成的欧洲技术，尽管直接引进这些技术可以节省长期的教育投入和基础研究费用，但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对外实行保护主义以扶持本土的工业自生能力、对内实行干预主义以政府投入促进本土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道路。南北战争以后，林肯政府于1862年通过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该法案旨在通过科学投入支持农业，但这项法案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农业技术领域，它促进了各州县建立一个对美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机构网。1887年的哈奇法案（Hatch Act）规定联邦各州县必须建立农业实验站，从而为美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化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两个法案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美国各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都是在这段时期内建立或获得发展的。
人们羡慕美国的经济实力，更羡慕美国的科技实力，然而，最值得羡慕的应该是美国对科技的投入。下面这份表格很有说服力。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封建小国，且自然条件十分不利。然而，日本竟能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并敢与欧美争雄，原因何在？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这是一件令中国人难忘的事：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清政府赔偿给日本2.8亿两白银。当时的明治天皇曾下令，这笔钱一分也不许乱花，将全部用来办学，尤其是大办小学，甚至连最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可见一斑。日本官办科技尤其著称于世。日本有一套组织严密且效率极高的科技管理体制。日本内阁是这一体制的中枢，总理府下设科技厅、防卫厅、北海道开发厅和环境厅等，分别管辖日本学术会议、原子能委员会、第1—5研究所、国立公害研究所等机构。文部省主管各国立大学、学术审议会、理科教育及产业教育审议会等机构，农业水产省主持农业技术研究所、水产研究所、草地试验场等机构。通产省、运输省、建设省等也都拥有对口专业研究机构。
这些研究机构除了进行常规研究、为政府提供技术咨询外，还通过“产业技术协会”、“日本发明协会”、“国民金融公库”等组织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解决技术难题、承担科技开发项目、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
与日本企业相比，日本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仅占科技经费总数的11%，但它的投入一一产出比却高于美国，这说明日本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效率较高。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之所以在科技经费总额中占有较高比例（67%），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投入在税收、风险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实际上等于政府的间接投入。对于日本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效率，有这样一个案例，当石油危机使整个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困境而不知所措时，日本政府果断地把科技投入从重工业转向微电领域，这一决策不仅使日本从石油危机中率先崛起，而且为其在70—80年代与欧美抗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纵观美日，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事关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从罗斯格的投入——产出模式看西德经济的持续发展
政府的投入对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政府的投入是怎样转化为产出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把它分解为：政府投入的取向是怎样的，或者说政府应怎样保持投入在调配资源上的均衡？而这种均衡的投入又通过何种方式或媒体作用于产出？政府怎样追加投入才能保持产出的持续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罗斯格（Gerhard Rosegger）在《生产和创新的经济学》[⑦]中提出这样一个模式：
其中P表示人口，L表示劳动力，K表示资本，R表示资源，T表示技术，Y表示产出。
在这个模式中，政府通过对教育和科技的均衡投入使得人口素质和技术能力得以持续增长；人口素质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对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资本、能源的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生产力三要素由教育和科技含量的提高，它的产出亦包含有相当高的教育、科技含量，形成教育密集型或科技密集型或教育——科技密集型的产出；随着政府不断追加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生产力中的教育和科技含量持续增长，产出中的教育和科技含量亦持续增长。
与英国从工艺密集型技术进入工业化不同，亦与美日先引进技术再创造技术而进入工业化不同，德国是从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科学密集型技术为起点进入工业化的。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虽晚，但发展潜能巨大。当英国进行纺织业的产业革命期间，德国尚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各级政府竟相对教育和科技进行投入。德国最早普及了义务教育（比英国提前半个世纪），最早建立了官方科研机构。
德国的基础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科技人员十分重视把基础研究转化为生产技术。例如，普鲁士科学院的西格斯蒙德·马格拉夫和他的助手卡尔·阿赫德建立了第一个农业化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把甜菜的含糖量从原来的2%提高到1838年的5.5%，到1913年又提高到15.5%。在1880年德国有类似的实验室9个，而英国只有2个。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在科研人员总数的比例越来越高。以德国三家大型化工企业（BASF、赫希斯特、拜尔）为例，1865年只有3名化学家受雇于三家公司，72名化学家在大学任教。1875—1880年间在公司任职的化学家人数超过了在大学任教的化学家人数。1910年公司雇员中已有651名化学家，每个化工企业平均都有15个化学家。在德国的化工企业中，一般雇员与专业化学家之比为37.5∶1。
在德国，不论企业大小，都十分重视技术开发工作。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尤其如此，它的创始人维尔纳·西门子本人就是个发明家。重视研究与开发一直是西门子公司的传统。例如在半导体销售方面，1989年的销售额为23亿马克，但用于半导体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就高达5.6亿马克。卡尔·迈耶一波茨查克公司是个不到70人的小企业，但由于在80年代投资180万美元研制出一种可以从5℃缩小到1℃的红外线技术，用这项技术制造的家用烤机可以使客户们更便于控制巧克力的味道，这种烤机一上市，就占有全球市场70%的份额。
现在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靠的就是教育或科技密集型产品，靠的就是政府对教育与科技的投入。
五、从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模式看巴西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成败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及其产出主要通过企业来实现。企业应该怎样使用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并将其转化为教育密集型或科技密集型的产出呢？
熊彼特（Joseoh Alois schumpeter）设计了两个企业创新模式。我们将其称为企业创新模式Ⅰ和Ⅱ。企业创新模式Ⅰ是这样的。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是这样解释模式Ⅰ的：A.在企业之外存在着可被企业使用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或来自于本国科研机构，或是从外进口的。B.某个有胆识的企业家或某个受政府委托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将某项科技成果投入到生产领域，进行产品或工艺创新。C.一旦创新获得成功，它将破坏市场的原有均衡，成功的创新者将获得短期的超额垄断利润，直到大量模仿者进入该创新领域，使利润趋于平均为止，市场又恢复均衡状态。
这个模式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亦有其缺点，一个技术素质不高的企业是难以消化先进的科技成果的。后来，熊彼特又设计了模式Ⅱ，如下图所示。
与模式Ⅰ相比，模式Ⅱ增加了两个环节，一是把科学技术从企业外移入企业内部，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企业体系自身的一个环节；二是技术创新可能导致出现新的产业结构和新的生产组织。
巴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速度及经济实力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987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57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26美元，其中工业产值占38%，农业产值占11%，第三产业的产值占51%。
但从熊彼特的模式Ⅰ看，巴西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引进或利用国外的技术。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巴西的高科技产业都是外资企业或国外企业在巴西的分支机构。例如，巴西汽车产量的90%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垄断了巴西的汽车工业。其二，巴西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在经费投入的结构上，政府投入比例高达75%左右，企业投入只占25%左右。而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科技开发投入占科技开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其中美国的企业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占50%，日本则高达62%，瑞典占58%。其三，在巴西，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不过6万左右，只占人口总数的0.4‰，而工程技术人员仅占科技人员的15%。
这就是说，巴西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现有的生产条件与引进的国外技术。从历史看，美国、日本、韩国都曾经历过引进国外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但经过一段时间（大约十年左右）的引进与消化后，都放弃依赖国外技术而走自己创新之路。目前尚无例外。
从熊彼特的模式Ⅱ看，虽然靠引进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长期依赖技术引进决非长久之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具有内生科技创新的能力，这才是企业真正的活力之所在。
六、从罗伯逊的企业创新模式看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经验
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模式对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本国技术条件有限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企业组织可以靠技术引进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即它忽视企业内部的技术素质和技术实力对企业自身活力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从长远看尤其如此。
罗伯逊设计了这样一个模式：[⑧]
这个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对于企业来说，科学技术和生产知识不再是某种引进的外在因素，而是企业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且，这些科技生产知识不仅仅存在于企业内某个智力性机构之中，而是贯穿于企业运行的全程之中。
与巴西不同，韩国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石油、原棉、原糖以及铝铁等金属矿石都大量依赖进口。所以，韩国选择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韩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60年代中期到1980年。1962年，韩国实施外资引进法，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型经济，生产替代进口产品以满足本国需求。稍后，韩国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就要求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这一发展阶段，韩国所选择的思路非常接近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模式。但在第二阶段，即从80年代到现在，韩国开始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向了发展科研实力为主的发展思路。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以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从1976年的不足0.5%猛增到1990年的2.6%，已经逼近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其二，企业的科技投入大大超过政府的科技投入。1988年韩国对科技投入了32.4亿美元，其中私人企业承担了74%，而政府只占其中的26%。其三，科技人员的人数大为增加。1988年，韩国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约为5.7万人，与人口总数之比为13.5∶10000。
雄厚的科技实力使韩国涌现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企业集团（如以电子电气为主的三星财团，以建筑和重工业为主的现代财团，以化学和家用电器为主的乐希金星财团，以化纤、重工业为主的大宇财团，以冶金为主的浦项综合钢铁公司等）。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大企业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例如，浦项综合钢铁公司拥有17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仅次于新日本制铁公司和法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位于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而该公司所需的矿石几乎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韩国的科技实力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
注释：
①Robert A.Burgelman.Modesto A.Maidique,strategic Management ofTechnology and lnnovation,Richard D.lrwin,lnc.,1988.P33.
②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③参见lntemational Encyctopia of the sociql sciences,Volumes 8,Macmillan and Free press,P443-444.
④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工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98页。
⑥Robert A.Burgelman,Modesto A.Maidique,strategic Management ofTechnology and lnnovation,Richard D.lrwin,lnc.,1988.P65.
⑦Gerhard Rosegger,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on and lnnovation.pergamon press,P30.
⑧R.Rothwell and A.Robertson,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s inTechnological lnnovation,Researth policy,2,1973,P.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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