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经济看香港经济竞争力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香港论文,竞争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F127 文献标识码：A
香港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历程表明，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香港经济对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的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正是这种经常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发展环境，塑造了香港经济灵活多变、创新务实等多方面特点和独特的竞争优势。可以说，香港经济的每一个进步本身就是审时度势，不断应对新挑战的结果。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香港的竞争力不断地面对着新的危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一系列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急剧的变迁中，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注意香港经济可能与实际上已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不断从新的角度反思香港经济1982年以来的经济转型，探索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香港经济面临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治港”的新政治格局；二是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形态；三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本文主要从知识经济看香港经济竞争力面临的挑战。
1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深嵌于人力资本和技术中，从来就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但是，只是在最近若干年，高技术产业的出现使经济活动越来越变得知识密集，并且随着经济活动知识密集度的提高，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具有种种不同专门经验的机构都进入到了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中。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越来越取决于从这些机构中成功地搜集并利用知识，而不论这些机构是公共部门抑或是私人部门还是学术界。由于这种变化越来越强化着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而使人们认识到知识如同增长本身一样重要。
如托夫勒(A.Toffler)认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资本转向知识。知识不仅是权力的依托，而且是“最终的替代”。约翰·奈斯比特也强调“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进入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种研究更趋深入，也更有现实针对性。比如90年代初，美国阿斯奔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等联合组建信息探索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在其出版的《1993-1994年鉴》中，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从6个不同方面审视了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并明确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能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30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型的经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这种观点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著作中也得到体现，他这样写道：“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经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2]
特别是1994年，经合组织(OECD)展开了关于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流的大规模研究，使人们更加明晰了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合组织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现在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3]同年7月，美国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发表的《科学与国家利益》中也强调：美国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21世纪的挑战将把保持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卓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4]。这一思想同样也体现于世界银行的一系列研究。比如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应世界银行的要求编写的《国家知识评估大纲》中，知识评估的内涵被界定为“评价一个国家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而目的在于使之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国家”，以适应高速发展的未来[5]。在1998年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知识水平的差距；发展不仅意味着实物和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知识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
2 香港知识经济竞争力面临的挑战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术语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是人们对知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以这种思想来反思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可以看到两种趋向。
一方面，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陆转移，以及1982年之后香港经济的转型，使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对此，恩莱特(Michael J.Enright)等人曾作过定量的分析。[1,p18,141]
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制造业大量外迁，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压力，由此使香港的制造业依然停留在以降低要素成本维持短期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阶段，制造业的知识和技能含量不仅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滞后于具有相近起点的台湾、新加坡和韩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应用同样重要。“保证创新者随时可以接触到相关的知识存量”[3,p24]的能力因此被作为区分不同经济形态的标志之一。而与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同，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结构看，香港经济的明显特点是知识利用的能力大大强于知识生产的能力。“香港企业并不创造新技术，而是去搜罗世界现有的技术，并将之结合到新产品中以资面利。”[1,p198]而香港政府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入也远远少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与同时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小龙”相比，可以说是形成强烈的反差（表1）。1998年开始，政府强调发展创新科技，对R&D的投入才有所起色。
表1 9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R&D支出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陈秀珍，如何提升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信报财经月刊1999,2,p16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与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相比，根据1998年科技竞争力相关指针，香港几乎无一优势顶目[6]。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首次公布的“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评价体素和资料，72个参加评估的国家（地区）技术成就指数平均为0.374。香港技术成就指数为0.455，排在第24位，属“潜在的领先者”（技术成就指数为0.35-0.49）。而韩国和新加坡技术成就指数分别达到0.666和0.585，排在第五位和第十位。属“领先者”（领先者共19位，技术成就指数在0.5以上）。该指数由技术创新、新技术传播、传统技术传播和人类技能等4个方面构成。其中，仅在“传统技术传播”指针中，香港的“电话数量（主线和移动电话）（线、部／千人）”一项列入前10名（第3名）。而韩国在“技术创新”指针中的“国内居民获得的专利（项／百万人）”列第二名，仅次于日本，在“新技术传播”指针中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列第3名[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科技竞争力表现出相对竞争力衰退的趋向，从1992年至1998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从第10位降到第25位（表2）。
表2 1992-1998香港科技竞争力及其次级指针排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D《世界竞争力年鉴》1996、1997、1998相关资料整理
注重知识的应用，这在一个侧面是香港的优势，能够把先进的知识及时地转化为经济竞争力。但是，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知识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的应用能力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知识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必然会严重地影响香港的知识应用的能力，并导致香港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使香港的持久竞争力以及面对风险的能力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与台湾和新加坡的比较，已经使人们意识到香港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香港有必要加强知识生产能力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地区”。
收稿日期：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