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苏联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30至50年代，苏联教育制度存在着过分强调文化知识教育，轻视劳动教育，“突出智育第一”的倾向，1958年苏联开始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但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知识教育，致使改革最终失败。苏联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向人们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乃是现代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1958—1964年的教育改革，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迄今未见专文全面探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几部外国现代教育史著作，虽对此偶有涉及，但不是不成系统就是语焉不详。从积极构建全方位、多视角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史研究体系的意义上讲，这不能不是一种欠缺与失衡。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赫鲁晓夫推行教育改革的原因、内容以及客观效果诸问题陈述几点管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补苴罅漏之目的。
一
50年代末，苏联之所以进行教育改革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众所周知，50年代初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战前30年代教育体制的沿袭。[1]30至50年代，苏联普通学校分三种类型，即四年制小学、七年制不完全中学和十年制完全中学。十年制中学主要是为高等学校输送新生。中等专业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招收不完全中学毕业生，学习年限四年；另一类招收十年制中学毕业生，学习年限二年。培养中等专门人材。职业学校，属劳动后备系统，培养熟练工人。招收七年制不完全中学或十年制完全中学毕业生，学习年限较短：半年、一年、二年不等。高校分为五年制综合大学和四至六年制专门学院。当时，国民教育制度向中等学校提出的任务是：“为高等学校培养很好地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的完全有文化的人”。因此，中等学校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保证对学生施行投考高等学校所必需的普通教育训练上”。[2]“提高学生知识质量”成了中等学校工作的“首要任务”。[3]为此，各校都制定并颁布了奖学金制等措施。这些措施规定：“不完全中学毕业生有优先进入中等技术学校的权利，中学毕业生有优先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此外，中学毕业生数、理、化等主要科目分数为“优”，其它科目成绩不低于“良”者，“有权免试升入高等学校”。[4]显而易见，苏联30年代形成并一直沿用至50年代初的这一学制，突出的是“智育第一”[5]。但是，早在20年代就已普遍流行的“学生劳动训练和综合技术训练，以及让他们学好生活和劳动活动所必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等任务，都被推到了次要地位”[6]。从1936年起，在普通教育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逐渐取消了有关学生劳动训练和综合技术训练的一切科目。1937年，中学的实习工厂被正式撤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学甚至提也不提了”[7]。学校教育方向存在的片面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从中等学校毕业后，“认为只有升入高等学校或者至少升入中等专业学校继续求学，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唯一生活道路，他们不愿意到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去工作，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对自己的侮辱”[8]。所幸的是，当时普通中学数量较少，高等学校发展较快，因而应届中学毕业生往往都有升入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但到50年代中期，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化，中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在成倍增加，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就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中学生的升学要求了。1957年，完全中学毕业生数比1945年增加10.6倍，而高校招生数只增长了85.8%。[9]在1954至1957年间就有大约250万中学生未能被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录取。[10]仅1957年一年，就有80万学生不能在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而只有25万学生直接从中学教室走入了大学课堂。[11]这些没能升学的莘莘学子，“虽然对加入工人——蓝领工人或白领工人的行列没有任何身心准备，但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12]。这样，“在学校工作的目标与劳动就业的可行性之间，在教育制度的结构与国家经济的需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相互脱节、互不适应的现象”[13]。消除这一现象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它既有利于学生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做准备，又能促进学生参加与自己年龄和身体相适应的，并对社会有益的活动”[14]。为此，1955—1957年，苏联上千所学校试验了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的方法。农村地区的学校尤其具有创造性；它们重建了果园和菜圃，让学生在自办农场里考察农作物轮作的效果，学习使用农业机械，饲养家禽家畜，开办机器拖拉机站。城镇学校也重新办起实习工厂。有些学校的“学工车间”，往往就设在当地工厂企业的厂房里。这些独辟蹊径之举证实：“将教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有作为，完全可行”[15]。但是，这两年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学校的综合技术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保证普遍地从根本上改善儿童和青年的教养和教育状况，还远远不能消除学校同生活脱节的现象”[16]。“大多数学校仍然在按老样子进行教学”[17]。再说试点工作本身也还存在不足，比如经验丰富的教师过于缺乏试点学校用于组织生产劳动和开展生产技术培训的课时“极显不足”[18]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份建议“直言不讳，极为坦率，它单刀直入地批评了那种将学校与以后的生活相割裂，使教育制度的目标与国民经济的需要相脱节的鸿沟，批评了那种片面强调学生继续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19]。为日后的教育改革确定了原则和方向。同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上述《建议》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全国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交全民讨论，结果“受到了普遍拥护”[20]。在此基础上，1958年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以下简称《法律》）[21]。这项《法律》是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直接把教育改革问题提出来，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国家法令付诸实施的。苏联现代教育史上首次重大改革从此拉开序幕。
二
根据《法律》规定，1958年苏联的教育改革涉及到学校制度、学校类型、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教育教学内容及其方式方法等许多方面。
（一）普通学校的改革。《法律》认为，中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青年走向生活，参加公益劳动，进一步提高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水平。因此，必须培养学生通晓科学基础知识，成为能够经常进行体力劳动的有学识的人。于是《法律》规定，普通学校的学生，从15至16岁起，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接受完全中等教育，使所有这种年龄的青年都参加公益劳动。
《法律》把原来十年制的普通学校延长为十一年制。并要求尽快改组原十年制学校（高年级）为各种类型的十一年制的普通中学。与此相适应，普及义务教育由七年延长到八年。并要求从1959至1960年学年起，就开始把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七年制学校过渡到实施义务教育的八年制学校的工作，并在三、五年内完成这一过渡。这样，初等教育仍为四年。中等教育就分成了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八年制学校（原七年制学校延长一年），属全部普及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完全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第二阶段为九至十一年级的中等教育，称为完全的中等教育阶段。负责施行完全中等教育的学校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工农青年学校。这是一种不脱产的普通中学。它招收不完全中学毕业并直接参加生产的青年，采取夜校或函授的形式教学。这类学校的任务是给予第二阶段的中等教育并提高青年的职业技能。学习年限为三年。这种学校一般由工厂和农庄单独或联合开办。其毕业生可领取中等教育毕业证书并有权报考高等学校。二是从事生产训练的中等普通劳动综合技术学校。这是一种全日制类型的学校，八年制中学毕业生可进入这类学校，学习年限亦为三年。学生在这种学校里除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外，还要接受职业训练及综合技术教育。学生的生产训练和公益劳动，一般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在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学生工作队，在校办工厂或教学实验农场中进行。教学计划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用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生产教学和生产劳动上。在完成所有这些教学任务后，按实际需要，学生既能升入高校，也能够在经济或文化部门就业。三是中等技术学校。八年制学校毕业生进入这类学校。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重。培养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熟练工人和技术辅助人员。修业年限三至四年。学生毕业后发给有关掌握职业技能和完全中等教育的毕业证书，并可获得中等技术专家称号。
（二）职业技术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改革。《法律》要求改组原有职业技术教育体制，“设立城市和农村职业技术学校，使在八年制学校毕业后参加生产的青年受到职业技术教育”。这类职业技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培养有文化的、有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学习年限为一至三年不等。
《法律》还规定：进一步改进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开办建立在八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等专业学校。从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的现代生产出发，要求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和较丰富的实践知识”。各中等专业学校的学习年限视其具体情况而定。中等专业学校以夜校和函授学校为其办学的基本形式。中等工业技校应设立工厂，由学生来生产工业产品；中等农业技校，应以大型农场为基地组织，其中一切主要工作都应由学生自己完成。
（三）高等教育的改革。《法律》规定：“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出高级专家……他们应当了解国内外最新的科技成就，熟悉实际情况，不仅能充分利用现代的技术，而且能创造未来的技术”。要求高校毕业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础上教育成长”，并不断提高“理论修养水平”。同时它还要求高校，“应当接近生活、接近生产”，遵循教学与公益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培养出专门人才。这被确定为高校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法律》在高校招生对象上也作出了新规定：决定逐步减少录取应届普通中学毕业生，相应增加优先录取从事实践工作的有工龄的中学毕业生，如实现招收80%具有两年工龄的中学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只能录取20%。同时，废除中学毕业生获得金质、银质奖章者升入高等学校的优先权。[22]在课堂学习上，要求大学生有更多时间参加实际生产劳动、生产和教学实习。
在高等教育改革中，重视加强重点大学建设，尤其注重于尖端专业的发展。《法律》规定：“必须进一步发展大学教育，尤其是要更多地培养出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的新的分支学科的专家。”为此，需要采取发展高等教育的各项措施。其中包括“扩大和加强高等学校的物质、技术基础，要给综合大学和工业高等学校的实验室配备电子计算机、加速器和其他最新设备。”
另外，从1959年开始，所有全日制高校都同时开办了函授学校和夜大学，以适应大批青年要求升入高等学校的需要。与此同时，在大的厂矿企业、国营农场和科研机关也相继办起了服务于本部门的实行半工半读制的高等学校。
综上所述，1958年开始的苏联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加强学生生产劳动，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上。而改革的重点则在中等教育。应当承认，赫鲁晓夫要求学校培养人才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基本思想是对头的，要求学生不脱离生产劳动的愿望也是良好的。但是，《法律》颁布以后，在全国各地执行效果却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片面而又教条地强调生产教学。1963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阿法纳先科在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五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作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师资、经费、教学设备），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谓的时间浪费。”[23]1965年3月初，苏联教育科学院主席凯洛夫在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也承认：“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里的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加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许多学校没有必需的生产教学基地，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24]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对1958年教改作出的基本否定的结论。
其次，教学质量下降。如上所述，赫鲁晓夫改革动机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所主张的改革实践更多地注意到了生产劳动方面，却忽视或偏废了知识教育的改进和提高方面，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影响。由于生产教学时间增加太多，各校只好相应增加每周上课时数，结果使得原本沉重的学生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学生考试不及格率日益上升，[25]丧失了学习兴趣，留级和中途退学情况相当严重。1962年间，全苏联中小学退学学生有50万人。[26]农村学校的学生退学率竟高达50%。[27]因此，虽然中学学制延长了一年，总课时也有不少增加，但是学生的知识质量却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明显下降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最高苏维埃常委会上提到学生知识水平时说：“中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水平，没有达到一些学院和大学向中学提出的严格要求。”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有些教育工作者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二是人们对初等教育的意义估计不足；三是教学方法欠佳，效果不好。”[28]关于教学质量更为激烈的批评意见来自高等学校。高校的领导和教师批评说，由于招生章程规定80%的新生应当来自有两年工龄的青年，结果从1957年到1961年进入高校的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人数，从占入学总人数的28%猛增至60%。[29]这部分青年人虽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比应届中学毕业生还要差”[30]，因而“不能适应高等学校教学的要求”[31]。
最后，青年职工在岗学习徒有虚名。虽然改革之初，国家有关部门曾作出保证：“将为所有想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人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且规定：“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国营农场在制订录用青年劳动力的计划时，应规划一定百分比的青年参加不脱产学习”[32]。但这些规定往往很难贯彻实施。一来“许多学生就业以后不再想进业余学校继续学习”[33]；二来大多数厂矿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指标，“对业余教育漠不关心，因而业余教育往往有名无实”[34]。
正因为改革当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未及赫鲁晓夫下台，实践就已经证明他的改革根本就行不通。当时甚至业已开始酝酿“缩短学制”，强调学校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使学生掌握知识上”去了。1964年8月13日，苏联《教师报》刊登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再次修改普通学校学制的决定》。赫鲁晓夫下台不久，又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修业年限规定》和《关于中等专业学校各专业修业年限规定》。这些“决定”和“规定”的基本内容，都是要学校“缩短修业年限”和“加强学生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提高外语教学水平，强调不要再让学生在学习时间以内去搞同教学过程无关的工作”。这些“决定”和“规定”的颁布，全在于纠正1958年教育改革的偏颇和错误。这样，1958年12月24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核批准的《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事实上就被废止了。这表明：赫鲁晓夫倡导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失败。
三
通过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教改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的本质问题乃是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辩证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要理解并贯彻好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应当防止两种偏向：即一方面要防止像前苏联1958年教改之前那种过分强调文化知识教育，轻视劳动教育，“突出智育第一”的偏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赫鲁晓夫时期那种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知识教育的偏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教育产生于生产劳动，又服务于生产劳动。因此，在整个青少年教育成长过程中，一味地强调智育或劳动教育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辩证法的。
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既不像古代劳动者教育那样是和生产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也不像古代学校教育那样是和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的，而是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它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联系的基础和纽带便是现代科学。惟其如此，所以现代学校教育毫无疑问应当以科学教育作为自己的中心。但现代学校仅有科学教育，也不足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为了在实践上解决儿童、青少年未来顺利适应现代生产的问题，应该通过必不可少的生产教学以及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和其他服务性劳动，以便进行一般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劳动心理品质的培养和热爱劳动的思想教育，这就是劳动教育；此外，还必须进行关于现代生产的基本科学技术原理和科学管理原理以及基本生产技能教育，这就是综合技术教育；同时，为适应多种多样的生产部门的要求，青少年在走向社会生活之前，还必须进行具体的职业训练，这就是职业教育；工作以后，在一生中还必须随时通过各种业余教育形式补充新的科学知识和职业训练，这就是所谓的继续教育，而继续教育乃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一切的综合，现代教育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满足为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培养适应其发展的劳动力和社会成员的要求，现代生产、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才能发展。这就是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培养在理论和实践上能适应现代生产的生产工作者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社会成员，从而推动生产和社会发展。这一点，既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同时也应该是现代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
注释：
[1][3][4][5][33][34]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发展史资料》（近现代部分），第323、321、321、323、326、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8]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第336、336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6][17][32]凯洛夫《普通中等教育的改革》，载1958年12月24日《真理报》。
[7][16]冈察沃夫《共产主义建设和学校》，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下册，第49、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王天一等编《外国教育史》，下册，第354－35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鲍里斯·迈斯纳主编《苏联的社会变革——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第167页，三联书店1977年版。
[11][12][13][14][15]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166－16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18][19]同[11]，第168页。
[20]尼·谢·赫鲁晓夫《1959年1月27日在苏联共产党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58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
[21]《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12月24日）》，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下册，第3－2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凡征引此《法律》，恕不一一注出。
[22]《关于新的大学入学标准的通知》，1958年6月4日《真理报》。
[23]阿法纳先柯《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动态》，1965年试刊第1期。
[24]教育科学丛书：《外国现代教育史》，第34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5]巴巴拉·伯恩等《九国高等教育》，第2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6]《特·普·亚努什科斯卡娅的报告》，[苏联]《教师报》1963年10月5日。
[27][苏联]《教师报》，1962年4月10日。
[28][30]同[24]，第342页。
[29]《1961年苏联统计数字》，第324页，莫斯科1962年版。
[31]杨德广等《世界教育兴邦与教育改革》，第27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