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经济论文,计划经济论文,思潮论文,兴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思想而言，由崇尚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国家经济干预论，到自由经济理念重回言说中心，无疑是一条核心主脉，而且，背后隐藏着鲜明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思想背景，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在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英美自由主义三大经济体制间的徘徊与选择。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这一思想演进，迄今未得到学术界的正面聚焦。不过，一些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论者关注。黄岭峻和孙大权分别注意到3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黄岭峻认为，“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信赖，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① 孙大权在考察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经济思想时也注意到，“到1930年代，经济学社的主要成员大多转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极力提倡国家干预论，主张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② 同时，章清也注意到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指出：在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开始由背景走向前台，并有了较为清晰的“思想图景”。③ 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显然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复兴的思想背景。哈耶克（F.A.Hayek）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直接带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化。④但是，具体到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乃是以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为前导。1943年前后中国知识界重新重视自由经济理论，不仅比《观察》（1946年9月创刊）、《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等自由主义杂志为早，也早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本文试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对中国知识界由崇尚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到重新认同自由经济这一思想演进，进行系统考察。⑤
一、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浓厚与概念的歧异
如果翻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文献，我们很快会遇到一对出现频率极高且内涵纷杂的概念——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在这两个概念背后，隐藏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孙大权认为，此种思潮兴起于1932年10月前后。⑥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种思潮得到全面强化，不仅知识界，乃至整个舆论界和国民党当局，均呈现出人人谈计划，人人谈统制的思想态势。1939年4月，抗战时期任职于交通部的原燕京大学教授黄卓描述道：“年来计划经济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同时，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种种的设施，多少也具有一些计划性。抗战建国的经验，似乎已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一个原则，即今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无论是专重国防，或兼及民生，其发展之途径，或多或少，总是一种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建设。”⑦
可是，何谓“计划经济”，又何谓“统制经济”？从30年代初以迄抗战时期，两个概念的内涵始终纷乱，界限含混，在大部分论者笔下基本等同。虽然黄岭峻曾试图厘清两个概念的此疆彼界，但其分析并不客观。⑧ 1933年10月，马寅初就把苏联计划经济称作“统制经济”，并认为德国、意大利的经济政策与之同属一类：“统制经济，亦称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源于苏俄之五年计划，成绩卓著”，其目的是通过调节（coordination）生产与分配，实现经济平衡（equilibrium）。欲达此目的，“非必如苏俄之共产主义而后能”，意、德诸国相继施行。⑨ 作为与自由经济对立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属于国家经济干预论范畴。时人所言“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具有明确的国家经济干预内容，同时包含对自由经济的否定性认识，既包括对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的计划经济的推崇，也包括对自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关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权时于1934年8月就认为，“统制经济”就是“干涉经济”，与“自由经济”对立。其盛行起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至霹雳一声，一九二九年美国交易所风潮发出世界经济恐慌到临的警号，此后数年间，各国民生，无不日益疾苦，于是补救之方，遂舍‘统制’‘干涉’莫属。”苏联实行统制经济最严厉，“多少受了欧战期间各交战国纷纷采行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而成功的一种暗示与刺激”。另外，意大利和德国对农工商金融业的统制、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和法国实行的外汇外贸管制、日本在本国和中国东北实行的经济统制，都属统制经济。⑩
不过，从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出现新变化——国际上，苏联国力进一步壮大，德国法西斯主义全面兴起；在国内，资源委员会开始创办国营重工业体系——时人所言的两个概念内涵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果说30年代初所谓“统制经济”主要指政府控制私营经济的话，那么，随着资源委员会国营重工业的建立，开始包含更多政府控制国营经济内容；随着以国家控制私营经济为特征的德国四年计划的实施，也随着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力的扩展，德国越来越成为“统制经济”样板，苏联则更多被视作“计划经济”样板。所以，一些论者开始从理论上对两个概念作严格界定：“统制经济”以德国经济模式为样板，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由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严格控制；“计划经济”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参照，以全部经济领域的国营或集体经营为基础，由政府对国营或集体经济进行计划性管理。据孙大权研究，从1934—1935年开始，“张素民、诸青来、吴德培、陈长蘅等学者已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计划经济。”(11) 但是，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的区别进行严密的理论分析，大约是在抗战时期。宋则行以苏联、德国两种经济模式为标准对两个概念的划分，较具代表性。宋则行1939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到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做出口贸易管理工作，1941年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3年留所任助理研究员。(12) 1939年9月，刚到财政部工作的宋则行强调，“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政府通过整体经济领域的国营制度控制全部生产；商品价格由政府决定，价格机制不受供求关系的支配，不能左右生产；通过对外贸易国营和统制，实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制度”。这种“计划经济”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下才能实现。(13) 1942年8月，已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宋则行又辨析说，“计划经济”是一种与“自由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制度：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以私营经济为基础，以追求个人利润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导向；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以公营经济为基础，以寻求社会福利为目的，以中央政府的集中计划为主导。德国“统制经济”“在本质上不过是对自由经济制度的一种修正和一种强制的干涉政策”，依然以自由经济和“私有、私营及利润目的”为基础，与“计划经济”有严格区别。(14) 宋则行对计划经济的“苏联式”界定，在大家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理解异常纷乱的世风下，无疑具有提示意义。此外，吴半农、翁文灏、朱伯康等亦把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德国式统制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范畴。吴半农在抗战时期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部，是一位国营经济专家。(15) 他提醒大家说，“如果苏联的五年计划是以公有公营为基础，则德国的四年计划可以说是以严密统制私人经济为基础。这二者的区别是很值得注意的。”(16) 1942年1月和7月，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把世界经济体制分为三大类：苏联式“完全国营的计划经济”、德国式“由政府完全管制的全面经济”或“统制经济”、英美等国“以自由竞争为主体而由政府偶施局部指导管制”的经济或“民主经济”。(17) 朱伯康先后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1944年8月，已执教中央大学的朱伯康也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实行的统制经济，所有权仍归私人，只是经营方针、生产内容等由政府统制；苏联计划经济则以完全国营为基础。(18)
计划经济指苏联经济模式，统制经济则以德国经济模式为参照，区别似乎很清晰。不过，这种严格界定只是部分论者的一家之言。在更多人眼中，两个概念似乎区别不大。这导致大家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出现多重歧异。在各种歧异中，首先是“战时经济统制”与“统制经济”的混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推行一系列战时经济统制措施。正如高叔康于1948年1月所言，“统制政策，就是以人为的力量，控制经济的自然现象，使经济为战争而完成经济的任务”，包括金融统制、外汇统制、贸易统制、物价统制四个方面。(19) 抗战初期大家所言“统制经济”有两重含义——“战时经济统制”和以德国四年计划为参照的“统制经济”。实际上，德国“统制经济”主要指在平时经济中政府对私营经济的“统制”，与“战时经济统制”并非一事。但在抗战初期许多论者眼中，两者并无太大区别。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大钧即把“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直接相联系，“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在战时本属不可分离，盖后者本为实施前者必不可少之手段。”(20) 1939年1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方显廷更直截了当地把“战时经济统制”说成“统制经济”，认为抗战以来中国经济政策就是“统制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实施。(21)“统制经济”与“战时经济统制”确有着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共同点，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便造成大家强烈的“统制经济”心理。由对“战时经济统制”的重视，到对“统制经济”的宣扬，再到对“计划经济”的提倡，是抗战初期知识界的大致思维理路。
可是，全面抗战之初，“计划经济”与“战时经济统制”之间界限同样含混。就在抗战初期各界“战时经济统制”思潮日益浓厚的情势下，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了“计划经济”原则。此纲领是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各项方针政策的系统表述，所言“计划经济”自然具有浓厚的“战时经济统制”意涵：“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统制银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实施物品平价制度。(22) 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宣言也宣示：“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施行计划经济。”(23) 《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宣言》的“计划经济”宣示，进一步掀起国统区计划经济论说高潮。1939年6月，高叔康将此宣示称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标出划时代的意义”。(24) 就一定程度而言，抗战初期国统区的计划经济论说，即是在此一宣示下展开的，并受此影响含有较多“战时经济统制”意谓。黄卓战前任燕京大学教授期间曾深入研究国际社会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国民党临时全代会一闭幕，他便于1938年4月提醒大家，《抗战建国纲领》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很值得注意。他所言“计画经济”就主要指战时对国营与民营经济的统制。只是他设想的中央计划机关类似于苏联的计划委员会，其任务有三项：办理全国经济普查，搜集并编制国内外各种经济统计与参考资料；编制经济计划；监督经济计划的实施。(25)
显然，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抗战防御阶段，由于浓厚的战时经济统制氛围，时人所言“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所指实多为“战时经济统制”，只是在一些场合也指苏德经济模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则出现某些微妙变化，开始较多指苏德经济模式。此时人们表达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诉求，主要就西南、西北大后方经济建设而言。1938年11月，清华大学教授陈岱孙呼吁，西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一定要采取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政策。”(26) 1939年5月，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也表示，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战后中国的经济复兴，“恐怕不能不采取一种计划经济。”(27) 虽然战略相持阶段的大后方经济建设与战略防御阶段的经济维持均属战时经济，但两者有所不同。由于战事相对稳定，战略相持阶段的大后方经济建设可以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从长计议，具有某些平时经济特点。所以，就大后方经济建设而言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就具有一些新含义，作为平时经济的苏德经济模式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分。1938年11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时任经济部秘书的吴景超就特别指出苏、德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的经验，固然要用作参考，就是德国在四年计划中的努力，也有供我们仿效之处。”(28) 不过，直到1940年上半年以前，时人所言“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战时经济统制”成分依然浓厚。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希豪鼓吹的“战时计画经济”，又称“战时经济的独裁”，就类似于“战时经济统制”。他提议设立“战时经济建设总局”，由蒋介石兼任总裁，行政院长任副总裁，财政、经济、交通三部部长为其辅佐。(29) 同年4月，黄卓也强调抗战时期中国还不能建立完全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只能实行“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发展”。他提出联合中央各部中的金融、工业、矿业、农业、贸易与运输等经济统制机构，成立“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显然，这种“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发展”同样包含浓厚的“战时经济统制”成分。(30)
随着1939年4月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的成立以及1940年12月中国工程师学会第九届年会的召开，国统区知识界开始注意战后建设问题。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知识界又展开一场规模颇大的战后建设问题讨论。(31) 所以，1940年春夏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论说视角出现明显转变，由战时经济转向战后建设。经济部主任秘书，抗战中后期接替吴景超主编《新经济》半月刊的齐植璐就于1942年底坚定地表示，“战后新中国的远景，已有许多人加以描画：它应该只有一个体型——‘计划经济’；一个鹄的——‘工业化’。”(32) 如果说此前时人所言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主要指“战时经济统制”的话，那么，此后就更强调学习和借鉴作为平时经济的苏德两国经济体制。1940年关于设立国家经济计划机构问题的讨论，即表现出明确的引进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模式的意向。1940年5月，重庆《大公报》社评提出，“我国今后的建设计画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新问题，应设立一个负责规划战后建设的“经济设计院”。不过，社评的设想只是经济建设人才储备、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经济参谋机关，“与美国罗斯福总统之所谓‘脑力托辣斯’（Brain Trust）者，仿佛相同。”(33) 读了《大公报》建议，一直关心此问题的黄卓很快谈了自己的想法，以为“经济设计院”应成为全国经济计划的制定机关，设立调查、研究、计划三个处。(34) 几个月后，1940年10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经济、政治计划机构——中央设计局便成立了。(35) 1940年12月，沈怡对该局的工作提出设想，认为应成为一个与苏联全国计划委员会类似的机构，专门负责编制、实施经济计划。(36) 显然，随着讨论视角向战后建设的转变，时人所言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苏联计划经济成分。但是，此后又出现了新情况，1942年3月《国家总动员法》公布，5月国家总动员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措施全面强化。(37) 显然，即便到抗战中后期，大家也在关心着战时经济统制问题。而战时经济统制与德国式统制经济更类似，由此，人们对德国统制经济模式的重视持续到抗战后期。
所以，一直到抗战中后期，人们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理解，依然呈现出苏联式计划经济、德国式统制经济与战时经济统制三种成分交相辉映的思想态势。在1942年7月《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上，霍宝树、吴景超、罗敦伟就表达出各不相同的理解。中国银行总经理霍宝树所言的计划经济，是指在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基础上，既借鉴苏联式计划经济，又参考德国式统制经济，由政府严格统制国营企业，同时对私营企业进行监督与指导，“德苏两国的技术上的经验，似很可供我国参考。”(38) 吴景超将中国战后经济体制称为“管制经济”，认为已经实行的“管制经济”包括四个方面：生产管制、投资管制、分配管制和物价管制，战后“不但不能取消，还要设法加强”。这种“管制经济”与国民政府实施的“战时经济统制”有更多连续性。(39) 陆军大学教授罗敦伟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两个名词“可以互相应用，用不着去强别异同”。他所言“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是以国防经济为导向，更类似于“战时统制”，强调由政府掌握全国经济力量以及一切人力、物力的调度权和分配权，社会生产与战争相配合。(40) 1942年10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桑予白将国家控制经济的若干概念完全分立起来：统制与放任，属于企业管制权问题；计划与自由，属于企业指导权问题；国营与民营，属于企业经营权问题；国有与民有，属于企业所有权问题。他设想，将统制与放任、计划与非计划、国营与民营、国有与民有这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因地、因时制宜地分别施用到不同的经济部门。(41) 桑氏看法的核心在于统制与计划、自由与放任、国营与民营的并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纯粹的计划或统制经济模式，成为从理论上否定国家经济干预论，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先声。
二、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背后的“苏德热”
在国统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后面，存在着浓重的“苏德热”。苏联、德国经济模式，是其时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的特定言说背景。中国知识界认可、推崇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体制的直接导因，在于对苏德经济模式的追慕。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1928年至1932年苏联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事件反差强烈，剧烈冲击中国知识界心理。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给予中国知识界巨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30年代中国社会的“苏联热”。张太原认为，把苏联作为中国的学习目标和榜样，成为30年代中国人的“世风”和“普遍呼声”。(42) 黄岭峻认为，“30年代中国思想界得知西方的经济危机与苏联的五年计划后，尽管对社会主义的意见不尽一致，但对于计划经济，则是羡慕与起仿效之心的多，反对与露厌恶之态的少。”(43) 张太原、黄岭峻等关注重点在于七七事变前的30年代。实事上，中国知识界的此种思想态势，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得到全面强化。1938年11月创刊的《新经济》半月刊即标明，“近代欧洲有两种新发展的国家，皆足为我们借镜”，一个是苏联，一个是德国。(44) 1939年2月，谢诒徵也说，苏联计划经济握着世界新的希望，“给了世界一种领导，一种榜样”。(45)
抗战之初笼罩在国统区的中苏、中德友好舆论氛围是中国知识界崇尚苏德经济模式的重要思想环境。其背后则是中苏、中德间的密切关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世界诸大国中，只有苏联向中国抗战提供了明确的政治和物资援助。中国各界在感激苏联物资援助的同时，又进而冀盼苏联军事援华。1938年9月，《大公报》就反复发表社评说，“我们愿苏联人民记忆中国民族受惠必报的美德，而且相信中国民族在有援助其友人必要时力量之伟大。”(46) 德国虽与日本、意大利属同一阵营，但在七七事变至淞沪会战期间，却在中日间保持中立。这是30年代中期以后中德两国密切的军事、经济关系使然。1936年3月，德国为了从中国进口钨、锡、锑等战略物资，与中国签订一份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金马克信用贷款，中国用这笔贷款向德国购买军火、兵工厂及工业设备，以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中国通过该协议从德国购得大量军事装备，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的资金和设备也大部分来自德国。(47) 直到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德国单方面中止履行双边军火和贷款合同后，中德间的密切关系才发生转变。即便在德国即将调整对华政策前夕，中国各界仍对德国抱着莫大期待。1937年10月，汉口《大公报》社评即申明，中国对于德意集团向来是分开看的，近年国际上盛行的“反法西斯集团的口号”，并非目前中国的国策。中国希望德国“继续同情援助中国”。(48)
在抗战前期国统区知识界眼中，无论是苏联经济模式，还是德国经济模式，其中最亮的闪光点在于，两者均是当时世上最成功的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建设模式。这一点，恰恰切合了中国抗战的经济需要。由于战争形势的严峻，中国经济建设应以国防为中心成为压倒性意见。由注重国防建设到倾慕苏德经验，便成为自然的思维逻辑。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作为中国使团秘书长1937年4、5月间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与随行的当时任行政院秘书的吴景超于当年6月至8月访问了德国和苏联。对德苏两国的访问使吴景超有了一个大觉悟——在经济建设目标问题上，国防建设要比改善人民生活重要得多。一年后，1938年7月，他反思说，过去若干年来，自己说明工业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注意点一直放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程度的关系。而去年他发现苏德两国工业化的目标“并非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为国防力量的增进”。所以，中国工业化也要以增强国防力量为目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我觉得这种态度，有提倡的必要。”(49) 1939年3月，方显廷也对吴景超所言苏联“在西北利亚一带居住的人民，可以没有鞋袜可穿，但苏联的飞机，却可从莫斯科绕过北极而达美国旧金山之南。莫斯科的房子可以不够住，但等到阅兵的一天，莫斯科的红场上，坦克车却是成群结队的”，深有同感。(50) 吴景超与方显廷的看法，也是当时大部分人的主张。吴半农于1940年7月观察到，斯大林所说苏联一五计划的六项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两项目标：一是加强国防能力，二是把苏联变成世界上技术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德国四年计划也是以“军备经济”为重心。两国都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51) 吴景超赞同说，我国经济建设应首重国防工业，吴半农“征引苏德两国为例，重申此旨，甚望国人本此共信，相与努力焉”。(52)1940年9月，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说得更直白：建国工作的最核心任务是增强国防实力，“大概我国战后的经济建设，必须循苏德过去数年所走之路。”(53)
苏德两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也是大家特别看重的制度优势。在时人看来，苏联十月革命之前本是落后国家，可是通过1928－1932年、1933－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迅速实现工业化；德国也经过四年计划在30年代走出一战后的经济衰退，迅速复兴为军事、经济强国。对于正在战争中艰苦度日，热切盼望通过工业化实现强国之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一点难道不是最值得学习的吗？1937年6月至8月，翁文灏访问苏联时就大为兴奋。他看到，尽管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还不富裕，但他们节衣缩食致力于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54) 几年后，翁文灏于1942年3月又申明，苏联和德国经验的最大功用就是集中全国力量快速进行经济建设，“我们不走大规模的、高速度的建设之路，国家就不能存在。”(55) 立法院长孙科在1938年10月10日双十节感言中也感慨：“苏联的十月革命比我们的辛亥革命还迟了六年，而现代的苏联已成功为世界上一等的富强国家。我们中华民国，成立了二十七年，到现在还是在抗战建国的口号之下度我们艰苦的历程。”(56) 陈祖东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水电专家，当时任资源委员会所属一个电厂水力勘测队队长。他于1939年5、6月间考察了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顿河区、南北高加索、黑海、乌克兰等地。他回国后写的《苏联纪行》于1939年9月至11月在重庆《中央日报》连载，很快又于12月由正中书局印行单行本，在大后方引起巨大反响。他感叹说，“讲到中国建国应取的途径与方法，以中国目前的环境为立足点，遍顾世界各国之盛衰兴亡，要在建国的题目上求一个榜样，当以苏联为比较最相近了。”因为中国与苏联都是要将一个贫穷落后的老大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富强的国家。(57)
陈伯庄在抗战时期是立法委员，1940年中央设计局成立后任经济组设计委员，并一度担任副秘书长。(58) 他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介绍，在国统区较具代表性。其了解不是来自间接书面材料，而是由亲身考察所得，深度和客观性比其他论者高得多。1939年5月至7月，时任立法委员的陈伯庄随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孙科嘱托他对苏联经济制度作了近三个月的考察。回国不久，他向立法院写了一份考察报告。但这份报告迟至1943年3月才以《苏联经济制度》为题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陈伯庄向国人全面介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他表示，苏联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完全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计划经济有两个显著优点：一是“鹄的鲜明，行动统一”，具有严格计划性，各生产部门必须限期按计划“达到所预定之纲领数额”；二是激发起人们高度的生产热情，“人人皆兴奋于鲜明鹄的之下，范围于统一行动之中”。他重点指明，公有制，即工业的国营和农业的集体经营，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础。苏联国家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瓦加博士、经济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萨布洛夫、计划经济学院教授岳茀都告诉他，“一切生产工具，必为国家所有，然后能实行计划经济。”他深入介绍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运行原理：生产资金、生产原料的配给以及各企业的产量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亦即生产要素配置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实现。他强调说，此种经济运行方式大大优于自由经济，计划经济通过政府计划来实现各生产部门间、生产与资金储蓄间的平衡，就可以“庶几而达”，而自由经济依照市场价格机制的结果必定是“永远不达”。(59)
1943年3月《苏联经济制度》公开出版后，“引起国内人士的很大注意，并博得许多好评”。(60)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治称道此书“是一极佳的有系统有机体的论苏联计划经济的书”，“作者正好像介绍我们一部新设计的机器，指出它所用的原动力是什么，效率如何，它是如何构造的，工作时是如何管理的，和旧式机器的异同点何在，优点何在。”不过，丁文治同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苏联虽不是通过物质刺激，却采用另一种方式，即通过党政职务提升等方式激发人们的权力欲望，来激励人们工作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欲望较重于物质欲望，“将来有一日苏联真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地步时，权力欲望之成为社会动力会更加明显。”(61) 陈伯庄完全不能接受丁文治的说法，于1945年2月反驳说，苏联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不是人们的“权力欲望”，而是人们一种“富有宗教性”的“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他反问道，如果把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说成是人们的权力欲望，苏联不就“成了青面獠牙摩拳擦掌每个人要骑上别人背上的大集团”了吗？如果苏联是这样一个“大集团”，是不可能建设的，更不能打退“青面獠牙的希特拉”！(62)
如果说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话，那么，依附于国民党阵营的另一群知识分子则更多关注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个中原因也许不一而足。但无论如何，国统区知识界对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现象，这几乎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的一种风尚。除陈伯庄外，不少论者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作了方方面面的客观介绍。徐宗士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后来在中央设计局任职，他于1943年1月介绍的苏联工业管理体制既涉及苏联最高经济会议、各种工业人民委员会等各级经济行政管理机构，也涉及各工业“组合”、工业托拉斯、工厂组织等企业管理体制。(63) 同时，徐士亮在介绍苏联国家银行制度时重点说明，苏联信用政策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有本质区别，苏联国家银行向生产单位发放贷款，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依照国家计划进行，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银行贷款。(64) 经济计划的编制程序是苏联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谭炳训和魏普泽先后于1944年1月和1945年1月作了详细介绍。他们都把此种编制程序描绘为四个阶段：苏联政府先提出五年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国家设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依据“主要目标”制定具体的“限制与方法”，即各项经济建设的具体纲要；国家设计局把各项经济建设纲要下达到各基层工业企业和农场，各基层单位据此制定本单位的发展计划，并上交到国家设计局；国家设计局据此再行修订经济发展纲要，最终编制为正式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还要经“劳工与国防议会”、“人民委员会议”、苏共中央批准。(65) 在中央设计局工作的魏普泽把此种编制过程形容为一个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过程，认为其“成功的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66)
从上述材料来看，似乎国统区知识界介绍苏联的热情高于德国。虽然当时知识界文存大多没有明讲，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德国1937年11月后倒向日本，最终于1938年初对华禁运军火，承认伪“满洲国”，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德国与中国日益分属不同的国际阵线，中国知识界对德国的视线日趋模糊。但就经济体制而言，国统区知识界对德国模式依然重视。大部分论者还是对苏联和德国模式持等量齐观态度。(67) 他们把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两个概念几乎视同一物即可为证。抗战中期乃至后期，许多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论者对德国还是采取极权政治与统制经济区别对待的态度，批判其极权政治和侵略本质，但仍认为其统制经济模式有相当可取之处。
三、由苏德模式到美国道路：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
从20世纪30年代以迄抗战时期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盛，以及苏联、德国经济模式的巨大影响，反映出此时期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极度式微。而且，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也受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严重排挤。在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中，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吴景超等疏离于本身具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社会实践层面倾向独裁政治。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团结抗战的氛围中，一批自由主义学者在加入政府的同时，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思想联系益加密切。如果从世界自由主义走势分析，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低落亦与20世纪初至二战后期自由主义的衰落大体一致。不仅如此，抗战中后期国统区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也与二战末期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相符合。
即使在抗战中期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思潮居优势情势下，从1940年10月开始，李卓敏、蒋廷黻、宋则行等人就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但他们只是提出中国条件尚不具备，如果将来条件具备，还是可以实行的，并非从自由经济理念出发进行反思。1940年10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卓敏提出，实行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须有“贤明的果断的政府和组织严密的国家”，像中国这种政治机构不健全、组织不严密的国家，假如把一切经济发展的责任都放在政府手里，其结果一定不好。(68) 不久，1941年1月，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也表示，苏联、德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实行统制经济，是因为他们一是具备“极健全的、严密的行政机构”，二是具备能让政府把持的经济“关卡”，这种经济“关卡”只存在于高度资本化、工业化的经济中。中国根本无此条件，“当今要图不在统制，而在扶助自由经济”。(69) 1942年8月，已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宋则行认为，“严格纯粹”的计划经济只能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远景”，因为它必须以全面国有国营为基础。中国近期只能走一条逐渐接近这个“远景”的“近路”：从若干基本“锁钥工业”着手“扩展国营事业”。(70)
1941年3月至1943年初，陈振汉、桑予白从价值层面触及到“计划”与“统制”的合理性问题。陈振汉1939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71) 1941年3月，刚从美国回来的陈振汉提出，无论是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时代，还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时代，任何时期和国家均不存在纯粹的“统制”或“放任”政策，两种政策一直同时存在。两种政策是否一定导致国家富强，不能一概而论。17至18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实行“保护统制”政策，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法国却工商业落后。19世纪，德国经济政策与英国自由经济相反，却促成工商业迅猛发展。如此，陈振汉把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效果都“模糊化”了。(72) 桑予白则表现出与统制、计划相疏离的思想态势。1942年10月，他赋予自由与统制相对性含义：从中古到现代，从英美到苏德，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既有“自由”，也有“统制”：上级的个人、团体、政府规定下级的个人、团体、政府的行动规范是统制；下级的个人、团体、政府在某种规范内有选择权力，就是自由。(73) 1943年1月，他又质问“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说，在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有的计划社会里”，缺少物质的“引诱与启发”，“各尽所能”如何能实现？个人行动全在社会计划之内，个人缺少行动自由，是否会阻碍个人天资的发展？个人需求不表现于经济的有效需求，生产与分配不由价格决定，如何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使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74) 陈振汉、桑予白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理论性疑问自然比此前李卓敏、蒋廷黻、宋则行诸人提出的实际可行性来得深刻，只是他们还未正面否定国家经济干预论。
大家明确否定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始于1943年3月《当代评论》社“战后经济建设问题座谈会”。《当代评论》由西南联大伍启元、钱端升、杨西孟等主办，与会人员囊括不少云南、四川两地的经济学、社会学重量级人物，如清华大学伍启元、戴世光、李树青，北京大学赵逎抟、杨西孟，南开大学鲍觉民、滕茂桐，云南大学费孝通、沈来秋，武汉大学刘秉麟，中央大学褚葆一，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悍震，社会部参事李俊龙，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吴大业、陈振汉，国民经济研究所刘鸿万，以及吴景超、吴半农等。伍启元综合与会者意见，把战后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有计划的干涉主义”：“既不是指普通所说的干涉主义，也不是指苏联方式或德国方式的计划经济，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经济制度”，既要采取苏联对国营经济的计划，也要采取德国对私营经济的统制，将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均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之中。(75) 显然，与时人所言“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相较，所谓“有计划的干涉主义”仍有新瓶装旧酒意味。但是，以“有计划的干涉主义”代替“计划经济”概念，确也从名词概念上否定了“计划经济”，在人人谈“计划经济”氛围中具有观念转换意义。
会后，曾经与会的云南大学教授沈来秋很快于1943年4月明确提出，战后中国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是强制的，政治组织必须强力集权，而中国实行地方自治，政府手段缓和；计划经济是全体的，必须严密计划全国经济所有环节，需要大批监察人员，而中国战后“经济衰竭，民生凋敝”，不可能拿出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监察；计划经济是排他的，必须与世界经济隔绝，而中国战后工业化必须借助友邦的人力和物力。(76) 沈来秋此论招致陈伯庄猛烈批评。同年8月，陈伯庄表示，“中国正在兴高采烈的谈战后的计划经济的时候”，此论是“infant terrible”（小儿科），真使大家感觉“无瘾”。(77) 不过，就在陈伯庄指责沈来秋的时候，陈振汉则从理论上正面质疑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陈振汉分析，国人之所以视计划经济为“法宝”，乃是出于一种非常功利的动机——对苏德重工业和国防建设成就的仰慕，“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完成英国一百五十年的进步，德国在七八年内不特恢复了第一次大战与凡尔赛和约的创伤，而且更增强了国力与军备。”所以，他要揭破这个“神话”——两国建设成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他指出，苏联经济建设的成绩，并不是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而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从外国引进“新的重要的生产技术”；二是地大物博，拥有千里沃野，自然资源丰富。他提醒大家应客观认识苏联经济成果，一方面，苏联一五计划并非“从平地建筑楼台”，俄国经济十月革命时比现在中国远为进步，另一方面，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不如我们所耳闻与所想象的大”，俄国1913年人均国民收入已达20.1英镑，1934年却只有19.6英镑。至于德国，促进该国30年代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合理化”的生产设备、充足的物资人力，并非四年计划。(78) 同年10月，陈振汉又明讲，战后中国毫无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他分析，计划经济论者除了羡慕苏德成就外，还基于三方面考虑：中国重工业需要政府国营，厘定计划，限期完成；重工业建设短期不能获利，必须由政府赔钱经营；集中发展重工业会增加就业人数和社会购买力，造成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政府必须全面统制经济。对于前两点，他承认战后中国重工业国营的必要，但认为重工业国营并不等于计划经济，这种设厂计划和生产计划是一切事业所内具的，并非国营经济所独具。至于第三点，他以为中国战后集中发展重工业并不会导致物价急剧上涨。而且，中国“历来吏治的腐败，恐怕是全面计划的最大障碍”；制定计划需要重叠庞大的机构，“真是谈何容易”。(79)
陈振汉质疑计划经济后，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认识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思想潮流的背后，是知识界的另一个思想走向——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疏离与对美国自由经济模式的认同。1944年初以后，一些论者一改此前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单纯、片面称颂，转而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甚而表现出某种批评眼光。1944年1月，谭炳训提醒大家应充分注意苏联一五计划的“失败之点”，“以免蹈其覆辙”，苏联当时唱出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口号忘记了“真实达到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头脑过热。(80) 同年7月，杨桂和也批评说，苏联经济计划的制定手续繁杂，存在严重浪费，也有“官僚统计式”的不切合实际问题。(81)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宁嘉风也于1944年10月指出了苏联工业建设的两个缺陷——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过高。(82) 大家在挑剔苏联计划经济缺点的同时，对美国自由经济越发表现出兴趣。1943年以后，吴景超、吴大业、谷春帆等纷纷赴美考察，思想大多转变，由倾向苏德模式转向认同美国模式。1943年3、4月至1944年底，吴景超通过近两年的考察，对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印象强烈。他不由得感叹，抗战初期他曾把苏联和德国视作经济高速增长的榜样，而现在看来，美国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榜样。1943年12月，他在美国惊叹道：美国工业生产从1899年到1937年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1939年至1943年短短3年中，美国工业生产又增加了一倍以上。(83) 回国后，他又于1945年1月赞叹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最近数年的进展，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84)，他赴美前本以为战争期间美国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比不上他1923年至1928年在美国留学时的水平，但出乎意料，美国现在是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愈战愈强，愈战愈富，那就是美国。”(8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吴大业也于1944年11月“从遥远的美国”(86) 提醒大家，私有财产、自由竞争这两个英美自由经济理论的主要假定，在中国战时经济中并未改变，对于中国战时经济的分析，还是要以“欧美已有的经济学”为基础。(87) 任职于邮政总局的谷春帆于1944年通过考察美国重新认识到美国自由经济体制的价值。回国后，他于1945年2月专门为美国经济自由的真实性辩解，指出“美国的自由经济，是存在的，真实的”，美国人民仍有职业选择自由，独占大王对于普通人的自由根本不发生社会关系；托拉斯的垄断是凭藉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的来源是生产效率高、产品物美价廉、经营得法等条件，算不得特权，也不算妨碍自由；大垄断企业并不能包办美国一切经济活动，大部分产业还是小工厂、小商店、小农场。(88) 1945年3月，曾参与创办《战国策》杂志的何永佶提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功罪，“近二十年来，诅咒资本主义之作风，甚为时髦，许多人都忘记她的功劳了”，资本主义的最大功劳就是“她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使社会上的东西比人多”。他描述了一幅完美的以“自由竞赛市场”（A free competitive market）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图景。(89) 这种自由经济图景，在抗战时期久为人们所疏远。
但是，在一些人质疑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合理性的时候，另一些人仍在坚持计划经济立场。时人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的价值判断，呈现出严重的分歧与对立态势。1944年4月，罗敦伟表示，战后中国要实践的民生主义“自然是计划经济的”，一些人“展开民生主义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抑自由经济的争论”，“是实在不必要的”。(90) 吴半农1944年在美国考察期间对美国浓烈的自由经济风气深感费解。他不禁要问，“这一实力雄厚，举足轻重，执着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国家，他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到底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他要揭破美国所谓“经济自由”、“企业自由”的虚假性，指明：“美国的经济发展即是一部自由竞争的衰落史，一部独占垄断的长成史，而美国的政府又一直在行使着干涉主义的政策。战时固然如是，平时亦何独不然。”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统制”是一个基本事实。(91) 吴半农对美国自由经济的全然否定，与谷春帆的辩解形成强烈反差。陈伯庄直到抗战末期仍固守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1945年2月，他表示，人类社会必然会由“资本主义”演化到“社会主义”，也许一两百年后，包括英美在内的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所言“社会主义”基本以苏联经济为参照，“直到现在为止，只有苏联达到社会主义的境地。”(92)
1944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就在国统区知识界一方坚持、另一方反思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的情势下，国民党当局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先后公布了两个方针落差极大的文件——1944年12月底最高国防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导致时人极度迷惘和无所适从。
1944年12月公布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将战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定位为“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自由经济”色彩。(93) 此原则由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主持起草，体现的亦是何廉的意见。1944年夏，何廉主持成立由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嘉璈、交通部副部长卢作孚、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徐堪等参加的委员会。翁文灏倾向于政府经营工业，张嘉璈和卢作孚赞成私营企业。何廉则主张两者不可偏废，应该在国营与民营并存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并将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蒋廷黻支持何廉的看法。(94) 1945年新年伊始，知识界围绕此原则展开热烈讨论。时人最关心的是：“有计划的自由经济”的内涵何如，尤其是“自由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利弊？尽管意见纷呈，但不外分属倾向自由经济和倾向计划经济两类，前者认为经济自由可以激发国内实业界的“企业精神”，吸引国外投资，促进抗战和工业化，后者认为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泥沼。(95) 重庆《大公报》、甘乃光、高叔康等倾向自由经济。1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只有实行经济的自由和开放政策，才能充分发动民间资本，大量招徕外资，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96) 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甘乃光于1月29日强调，自由经济是中国战后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计划经济只是对自由经济的规范和限制。他为“自由经济”辩护说，“一谈到自由经济，人们容易引起一大堆资本主义罪恶的联想。其实，英美这种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最自然的过程。”中国为了造成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就必须用自由经济方法打破半封建的区域落后的经济现状。(97) 高叔康认为“自由经济”是经济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至若谓该原则具有资本主义的浓厚色彩，因此而否定该原则，这是不恰当之论。”(98) 孙科、曹立瀛、简贯三、齐植璐等倾向计划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于1月13日告诫大家，苏联最要紧的计划经济原则还是应采用的，“不要因为并采英美的办法，为无计画的进行”。(99) 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曹立瀛强烈质疑说，“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与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并无二致，依然存在竞争、榨取、垄断、专制、阶级和不均，“徒使资本家得恃计划为护符”。(100) 原河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时任立法委员的筒贯三提出，在实行“高热阶段”的计划经济之前，先实行“微温阶段”的计划经济，以兼采英美自由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之长。(101) 齐植璐把“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理解为“计划为体，自由为用”，强调计划是“本”，自由只是实现计划的“手段”，“经济自由”必须置于国家总计划的指导和规定之内。(102) 即使在今天看来，把“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放在一起也颇有蹊跷之处，难怪时人对“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颇多歧异，“主张计划经济者说它是自由主义的化名，服膺自由主义者又说它是计划经济的伪装。”(103)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制定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大大淡化自由经济色彩，再次把战后中国经济体制描绘为“计划经济”。(104) 时人对什么是“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还未搞明白，如何理解国民党六全大会宣示的“计划经济”的新问题又来了，真是莫名其妙！5月29日《大公报》社评持疑虑甚至是批评态度，提醒政府所定计划不能过于苛细，以致束缚了外资和私人资本的发展。(105) 倾向自由经济的谷春帆不同意将民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认为如果民营企业受政府支配无经营自由，“民营”就成了“民资”。(106) 与《大公报》、谷春帆等的疑虑相反，李紫翔、齐植璐等持赞赏态度。时在经济部统计处任职的李紫翔不但认可其中体现的“计划性”和“统制性”，进而担心怎样贯彻实施，并提出应使国民大众“成为这种制度的积极的推动者”。(107) 齐植璐对强化计划经济原则颇感欣慰，认为“计划决定一切”应是战后工业建设的基本原则。(108)
透过1945年上半年围绕《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展开的争论，可以真切观察到知识界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多歧与困惑的思想态势。一方面，共识已不存在，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坚持与反对并存，另一方面，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含义又缺乏一致理解。这两种思想歧异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大家认识的纷杂。
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对于经济体制的选择，有着国际间英美自由经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相激荡的大背景。他们力图从诸种相激荡的经济模式中，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道路。但是，他们这种选择表现出极大游移与彷徨。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基本概念理解的极度歧异。这种理解的居无定所，正表明他们一方面想引进苏联和德国经验，另一方面又不想完全照搬的矛盾心态。其次，虽然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前期）知识界盛行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思潮，但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张完全意义上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德国式统制经济体制。再次，自1943年后，一部分论者开始以自由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的弊端，但是，还有相当多的论者持坚定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立场。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而言，试图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间折中取法的结果，却是一种无所适从。
注释：
① 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4页；黄岭峻：《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②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44页。
③ 章清：《1940年代：自由主义由背景走向前台——兼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北京，2007年8月17－20日，第239页。
④ 潘光旦于1946年9月即注意到：“英美与苏联的政治在思想上的冲突，自来讨论的作家很多：……自本年（一九四五年）起，这方面的讨论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三四月间美国出版的哈埃克教授（Friedrich A.Hayek）所著《到奴役的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⑤ 《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11月由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陈之迈、何廉、陶希圣等在重庆创办。围绕该刊，在国统区形成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以讨论工业化、经济体制等问题为主旨的作者群体（参见阎书钦：《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学者从政潮流与〈新经济〉半月刊的创办》，《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26－37页）。
⑥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44－247页。
⑦ 黄卓：《我们需要一个中央经济计划机关》，《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9年4月16日），第281－283页。
⑧ 黄岭峻提出，知识界使用“统制经济”一词，始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现代化问题讨论。最初，“统制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代名词”或“附属物”。1935年诸青来将两个概念彻底分开以后，“统制经济”成为“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对“以全盘干预为特色的计划经济”和“以放任自流为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调和折衷（参见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第62－67页）。
⑨ 马寅初：《统制经济问题》，《马寅初全集》（6），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9－460页。
⑩ 李权时：《统制经济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5－7页。
(11)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53页。
(12) 参见杨玉生：《不断探索的经济学家——宋则行传略》，《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5），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5－187页。
(13) 宋则行：《经济机构与计划经济》，《新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9年9月16日），第138－142页。
(14) 宋则行：《经济建设的远景与近路》，《新经济》半月刊第7卷第10期（1942年8月16日），第193－198页。
(15) 参见吴半农：《国营事业论·序》，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第1页。
(16) 《国营事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之地位》（原名《我国经济建设之途径》，1941年3月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吴半农：《国营事业论》，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第27、31页。
(17) 翁文灏：《经建方向与共同责任》，《新经济》半月刊第6卷第7期（1942年1月1日），第136－139页；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的前瞻》，《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18) 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62—64页。
(19) 高叔康：《十年来之经济政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辑，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A20－26页。
(20) 刘大钧：《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自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
(21) 方显廷：《一年来之经济（上）》、《一年来之经济（下）》，《大公报》（重庆）1939年1月4、6日。
(22) 《抗战建国纲领》，《大公报》（汉口）1938年4月3日。
(23)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宣言》，《大公报》（汉口）1938年4月3日。
(24) 高叔康：《战时经济建设》，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页。
(25) 黄卓：《如何准备实行计画经济》，《大公报》（汉口）1938年4月24日。
(26) 陈岱孙：《计划后方经济建设方针拟议》，《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1月16日），第6－9页。
(27) 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新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39年5月16日），第2－6页。
(28) 吴景超：《实用经济（书评）》，《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1月16日），第24－25页。
(29) 陈希豪：《战时计画经济的中央机关设置问题》，《大公报》（重庆）：1939年2月7日。
(30) 黄卓：《我们需要一个中央经济计划机关》，《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9年4月16日），第281－283页。
(31) 参见阎书钦：《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59－75页。
(32) 齐植璐：《战后经济建设计划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6期（1942年12月16日），第106－110页。
(33) 社评：《设立经济设计院之建议》，《大公报》（重庆）1940年5月27日。
(34) 黄卓：《论经济设计院》，《大公报》（重庆）1940年6月8日。
(35) 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传记文学》第27卷第4期（1975年10月1日），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第41－43页。
(36) 沈怡：《中国工业化之几个基本问题》，《大公报》（重庆）1940年12月14日。
(37) 依据该法案，统制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重要经济物资，统制方式也益加严格（参见《国家总动员法》，《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375－377页）。
(38) 霍宝树：《经济建设刍议》，《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13页。
(39) 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17－18页。
(40) 罗敦伟：《国防经济建设的道路》，《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40、44－46页。
(41) 桑予白：《试论经济政策》，《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2期（1942年10月16日），第37－39页。
(42) 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61－64页。
(43) 黄岭峻：《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170页；又见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0－161页。
(44) 《新经济的使命》，《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1月16日），第1－2页。
(45) 谢诒徵：《新生活与合理化》，《大公报》（重庆）1939年2月19日。
(46) 社评：《中苏友好的前途》，《大公报》（汉口）1938年9月6日。
(47) 参见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8－30、285－286页。
(48) 社评：《中国与德义》，《大公报》（汉口）1937年10月23日。
(49)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自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页。
(50)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之筹集与运用》，《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3月1日），第204－209页。
(51) 吴半农：《我国经济建设之目标问题》，《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40年7月1日），第18－23页。
(52) 《编辑后记》，《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40年7月1日），第28页。
(53) 钱端升：《我们的任务——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钱端升：《建国途径》，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第5－6页。
(54) 翁心鹤、翁心钧整理：《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近代史资料》总8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6－78页。
(55) 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之轮廓》，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重庆：资源委员会秘书处，1943年，第26－27、37－38页。
(56) 孙科：《二十七年痛苦经验中的教训——二十七年双十节》，《大公报》（汉口）1938年10月10日。
(57) 陈祖东：《从电力水力说到苏联建国与中国建国》，《新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9年8月1日），第87－91页。
(58) 参见胡适：《陈伯庄（卅年存稿）序》、陈伯庄：《自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3辑；陈伯庄：《卅年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影印本，第1页。
(59) 陈伯庄：《苏联经济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4、11－16页。
(60) 《编辑后记》，《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7期（1945年2月1日），第183页。
(61) 丁文治：《苏联经济制度（书评）》，《新经济》半月刊第9卷第1期（1943年5月1日），第22－25页。
(62) 陈伯庄：《苏联经济制度——答丁文治、陈志让两先生》，《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7期（1945年2月1日），第154－158页。
(63) 徐宗士：《苏联之工业组织与管理》，《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3期（1943年1月），第163－173页。
(64) 徐士亮：《苏联之国家银行制度》，《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3期（1943年1月），第173－186页。
(65) 谭炳训：《苏联第一五年计划之研究》，《经济建设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1月），第147－148页；魏普泽：《苏联计划经济及其设计制度》，《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5期（1945年1月1日），第126－129页。
(66) 魏普泽：《苏联计划经济及其设计制度》，《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5期（1945年1月1日），第126－129页。
(67) 陈伯庄是少数例外之一。1942年4月，他把德国法西斯经济体制称为冒牌社会主义，批评德国纳粹党“阴媚资本”，剥削民众（参见陈伯庄：《战后的世界经济有办法吗？》，《新经济》半月刊第7卷第1期（1942年4月1日），第17－19页）。
(68) 李卓敏：《论战后经济建设》，《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40年10月1日），第106－108页。
(69) 泉清：《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8期（1941年1月1日），第164－169页。泉清为蒋廷黻笔名。据陈之迈回忆，因胡适赠诗中有“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两句，“后来廷黻发表文字偶然用‘泉清’为笔名。”（参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1966年3月1日），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第6页）
(70) 宋则行：《经济建设的远景与近路》，《新经济》半月刊第7卷第10期（1942年8月16日），第193－198页。
(71) 参见金寄时：《在经济研究中重视人的研究——陈振汉传略》，《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5），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87页。
(72) 陈振汉：《战时经济的统制与放任》，《新经济》半月刊第4卷第12期（1941年3月16日），第269－273页。
(73) 桑予白：《论经济自由与经济统制》，《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104－106页。
(74) 桑予白：《从马克斯的恐慌论与凯因斯的就业论到我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3期（1943年1月），第158－162页。
(75) 《战后经济建设问题座谈会》，《当代评论》第3卷第15、16期合刊（1943年3月28日），第3－10页。
(76) 沈来秋：《中国战后计划经济之不可能》，《东方杂志》第39卷第3号（1943年4月15日），第32－34页。
(77) 陈伯庄：《起马的计划经济》，《东方杂志》第39卷第11号（1943年8月15日），第20－21页。
(78) 陈振汉：《经济政策在苏德建设中之地位——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问题之一》，《东方杂志》第39卷第11号（1943年8月15日），第21－28页。
(79) 陈振汉：《中国战后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东方杂志》第39卷第15号（1943年10月15日），第14－17页。
(80) 谭炳训：《苏联第一五年计划之研究》，《经济建设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1月），第145－147、150－157页。
(81) 杨桂和：《苏联工业的特征——介绍美国新社会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1期（1944年7月），第217－219、220－221页。
(82) 宁嘉风：《苏联经济阵线（书评）》，《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2期（1944年10月），第215－216、218页。
(83) 似彭：《美国工业的进展（书评）》，《新经济》半月刊第10卷第4期（1943年12月16日），第84－86页。似彭为吴景超笔名。齐植璐在《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12期发表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书评中称，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曾由吴景超先生为文详介于本刊”，而《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3期发表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书评署名“似彭”。
(84) 吴景超：《美国工业的突飞猛进》，《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5期（1945年1月1日），第108－111页。
(85) 吴景超：《美国的战时经济——一月二十二日在四联总处及资源委员会纪念周讲》，《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23日。
(86) 《编辑后记》，《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3期（1944年11月16日），第79页。
(87) 吴大业：《论战时经济行为的研究》，《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3期（1944年11月16日），第54－56页。
(88) 谷春帆：《自由经济与“自由”——旅美观感之五》，《大公报》（重庆）1945年2月1日。
(89) 何永佶：《资本主义之功罪》（星期论文），《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4日。
(90) 罗敦伟：《中国经济复员总检讨》，《经济建设季刊》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第4－5页。
(91) 吴半农：《美国经济走向那里去》，《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期（1944年10月16日），第2－6页。
(92) 陈伯庄：《苏联经济制度——答丁文治、陈志让两先生》，《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7期（1945年2月1日），第154－158页。
(93)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249页。
(94) 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41－247页。
(95) 简贯三：《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91－293页。
(96) 社评：《论中国新工业政策》，《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8日。
(97) 《甘乃光谈经建原则，中心思想为计划的自由经济，设计局草拟第一次五年计划》，《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29日。
(98) 高叔康：《论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86－288页。
(99) 孙科：《我国战后第一期经建原则——十三日为中国国际经济协会讲》，《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8日。
(100) 曹立瀛：《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平议》，《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88－291页。
(101) 简贯三：《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91－293页。
(102) 齐植璐：《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经济体制——论所谓“计划自由经济”》，《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99－307页。
(103) 齐植璐：《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经济体制——论所谓“计划自由经济”》，《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12期（1945年7月1日），第299－307页。
(104) 《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250页。
(105) 社评：《关于工业建设纲领》，《大公报》（重庆）1945年5月29日。
(106) 谷春帆：《经济计画的比较》，《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20－24页。
(107) 李紫翔：《从工业化途径论工业建设纲领》，《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46页。
(108) 齐植璐：《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析论》，《经济建设季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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