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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所谓中央权威，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能够政令畅通；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
一、维护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
1.权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个重要问题。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不允许任何党员有违反党的决议的言论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 页）恩格斯在《论权威》一书中说得更为明确：权威是指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它以服从为前提；权威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需要有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7页）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为了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4 页）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强调权威重要性的理论阐述。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威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断，给+权威问题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更加深刻具体的科学内涵。
2、坚持民主集中制，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保证。真正最大的权威是科学真理权威和组织制度权威有机结合的权威，而民主集中制就是一种使两者达到有机结合的有效制度，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活动规则。就其民主与集中关系原则而言，民主就是人民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这种广泛的高度的民主性保证了中央政策的科学性；集中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的集中性又保证了组织制度的权威性。就党内权力关系原则而言，在无产阶级政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价值规范中，集体主义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党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整体利益被置于局部利益之上。因此，党的组织比党员个人、党的上级组织比下级组织享有更多的权力：而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权利相应地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执政党的地位而言，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担负着政治组织和行动的双重角色，因此，党和国家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行政性领必须是十分强有力的。可见，全部问题可归结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其必然从组织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则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则是维护中央权威和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凝固化形式的体现就是党的各种纪律，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取从中央”。在“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列宁全集》第7卷第356页）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五千五百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如果人人各行其是，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党就要人心涣散、四分五裂、就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那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3、维护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的权威，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关键所在。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4 页）这些人往往是无产阶级中“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全集》第4卷第277页）所以，中央权威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它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等四个不同的层次。但中央权威又是领导集体中核心的权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在各级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中，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书记毕竟是“班长”，是“领班人”，是“核心”；他处于重要的地位，负有更大的责任。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独立地正确地处理党和国家的事务。有了这个“核心”，才能使中央领导集体更稳定、更坚强、更团结，更易于解决重大问题；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的继承发展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往开来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我们党历来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对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领班人”的领袖地位的尊重、维护和服从都是绝对必要的。他并不是神坛上的偶像，而是全党团结和巩固的象征，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象征。因此，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江泽民同志的“核心”权威，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的根本大计、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关键所在，也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
二、维护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保证
1、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护中央权威，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党的中央组织代表全党执行着多数人的意志，其职责履行得如何，关系到全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局；党的地方组织是党的一级重要组织，其职责履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在本地区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也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局。因此，维护中央的权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关系到全党能不能在纵向上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的问题，能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问题，能不能使我们党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原则问题。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讲话》）这就是说，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首先需要强化中央组织职权的贯彻落实，需要维护中央的权威。这是因为，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建设道路，就必须确定我们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这一切只有在中央的领导下，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办到。由此可见，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央权威的尊重和维护，本质上是表现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所以，维护中央权威，是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272页）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言行的最高准则，也是各级政府、群众组织和全体公民言行的最高准则。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在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在贯彻落实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下，在贯彻落实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下，在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的前提下，提倡各级党的地方组织和政府，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据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制定发展措施，坚决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些削弱和损害中央权威的做法。那些貌似代表人民利益、关心人民利益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保护主义，不仅对整体利益有害，而且还会因小失大，给局部利益带来损失；不仅损害党的权威，贻害国家，而且从根本上损害人民的最高利益。
2、维护中央权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护。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它深切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摆脱贫困、过富裕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最好体现和归宿。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先富是共富的前提和动力，共富是先富的目的和归宿。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搞平均主义、同步发展、同等富裕、同时富裕，是有悖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有两层含义：就社会成员之间而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的漫长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每个不同职业、行业、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又必然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应该肯定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由于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既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正确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保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而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依靠中央的权威。就地区经济而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大家知道，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很大，加之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因而经济发展始终存在着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较好的经济基础，地域优势和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已率先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使本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经济扩大差距，直接涉及到地区利益关系。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必须调动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不发达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另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给国家多交税，国家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多投资欠发达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把帮助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义务，更主要的是按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地区间的技术、经济的扩散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当然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必须依靠中央的权威。对此，邓小平同志早有预见，他指出：“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互相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三、维护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
1、维护中央权威，既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更是17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党自建立以来，之所以能由弱变强、以小胜多，当之无愧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是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全党都能够维护中央的权威，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但面临的起点是：经济落后，资源有限，国家必须得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资源，并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市场发育不完备，各种法律、法规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可能靠市场和体制驱动来实现，只能靠政府权威性的政策来推动；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还必须同时关注并努力解决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完成以后才看手注意的各项任务。这种形势和状况决定于中央政权必须更具有权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就社会经济领域来讲，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2页）因此，从现代化的进程一开始，我们党就把树立中央的权威当作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基本的任务来抓。也正因为如此，17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靠的是中央权威。
2、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更要有权威：首先，今后15年改革的战略目标是，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要巩固、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改革方式已经由过去的自下而上的自发推进、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向自上而下统一协调和组织实施的有计划推进、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制度创新的转变；改革的进程已经由过去的“单项推进”、“分批操作”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三个转变”意味着今后的改革将是一场新的革命。一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改革将会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引起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因而秩序紊乱，心态失衡、行为失范的现象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改革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操作更复杂了。这些特点决定了在12亿人口的大国搞改革，需要精心的总体设计，需要全国一盘棋，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需要运用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保障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其次，我国要建立起规范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扩大我国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合作，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范围，有步骤地开放国内市场；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和调整关税结构：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等等。因此，要长期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同样需要中央的权威。再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必然要求国家计划、政策的指导，必然要求政府从宏观上对市场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与管理，并通过这种宏观调控与管理，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市场的偏差。比如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抑制通货膨胀；消灭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价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等等，都需要适用宏观调控手段去解决。因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得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其实质就是中央调控。因此，“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同上）必须加强中央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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