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原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内迁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作者第一次就当时全国抗日救亡形势、国共合作形成的大气候、西南地区存在的小环境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出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历史合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东部北部地区的高等院校、文化设施、科研机构及大量文化人内迁到西南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内迁文化。内迁文化的形成和结束在时间段上来讲大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目前对这一文化形态的研究相当薄弱，仅仅是对“桂林文化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等几个与内迁文化相关的问题作较多的探讨，而对内迁文化落脚西南缺乏整体的把握。内迁文化是内迁者在西南这个区域里创造的一种以他们为主体的、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内迁文化是中国东部、北部的各个层次、不同意识、多种流派的文化大综合。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多种文化实现了综合，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内迁文化能够形成并在西南得到发展，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抗日救亡的形势呼唤适应抗战的文化产生。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大片的河山为日寇占领，富饶的矿藏为日寇所盗取，众多的国人遭日寇奸淫掳掠。不仅如此，日寇还大肆推行奴役教育和殖民文化统治，竭力鼓吹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惟神之道”、“建立东亚新秩序”、“东亚圣战”等等，妄图“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的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②历史呼唤中国战时文化的出现，以这种不屈的战时文化，“使国民精神从深坎中表现出来”③，去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营造抗日的精神氛围，支持中国的军事、经济抗战。所以，内迁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抗战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国民政府对内迁的部署和安排，以及对内迁事业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扶持，为内迁文化提供了一些生存的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坚持抗战，自给自救，较快地对沿海工业的内迁作了部署和安排，并着手实施。接着国民政府在1938年后亦对高等学府、文化设施等的内迁作了一些安排和努力，使得东部沿海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得以内迁，北部一些高校能在破坏严重的情况下联合成校，从而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精华。国民政府教育部本着“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建立专门机构收容和遣送战区青年学生到后方入学。1938年起又设置贷金，凡公立学校籍属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可申请，毕业工作后交还（后一律改为公费）。专科以上学生获贷金和公费的学生每年常在5～7万人。④对失业的教师进行登记并分配工作。这些措施保证了内迁学校在战时的正常运作。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对文化管理也予以一定的关注。当时政治部第三厅设立时，蒋介石就“希望有一个在思想界、文化界威望很高的人来主持第三厅”，“借以收揽人心。”⑤后来就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第三厅汇集了众多的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文化人士，因此被时人称之为“人才内阁”或“名流内阁”。第三厅在存在的两年中，通过其合法的地位，广置人才，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宣传活动。第三厅解散后，1940年又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它包容了一大批内迁各界代表人物，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以学术研究形式进行合法斗争，跳出了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圈圈”，极大地推动了抗日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文化组织、宣传及著作出版发行也予以一定限度的支持。国民党宣传部、政治部就曾对抗日读物予以资助出版发行。⑥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写作了多种抗日著作，并得以出版。⑦对一些文艺组织，国民政府也给予财政补贴。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每月得到政府1500元的资助。⑧另外政府还设有中央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用一定专门的经费帮助文艺著作的出版。⑨对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设施，政府也尽力给予维持。这些经费开支在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中是不多的，但却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内迁文化事业提供了一些生存条件。
（三）国共合作这一历史背景，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大气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政治大气候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较宽松的环境。
于国民党政府而言，由于害怕其他势力的增强从而削弱其统治地位，于是就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限制，但它又得顾全作为抗日领导者的面子。因此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极为难地实行一种半开门的策略，如政治部第三厅及以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矛盾心态。第三厅解散后，三厅所属大批无党无派文化人士（内迁人士居多）没有着落，周恩来找到政治部长张治中说，这些人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急忙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田汉等人，说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后就有了这个委员会的产生。⑩而且，国民党作为抗日领导者，需要文化舆论界的支持，这就促使它对文化建设在政策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给抗日的文化以一定限度的扶持。可以说，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政府赢得民众支持的一张牌，同时这张牌又制约它不能偏离这个背景太远，否则人民会脱离它的藩篱走到共产党一边。所以，在整个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一直进行着反共活动，有时甚至走到内战的边缘，但它始终未公开放弃联共抗日的基本国策。这种政治大气候的存在，就为抗日的、民主的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留有一些缝隙。
于共产党而言，它可以利用国共合作所赋予的合法地位，来发起、支持抗日的文化运动。首先，倡导、组织文化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文化知识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现，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它的成立和共产党的倡导、支持密不可分。最早倡议成立“文协”的是共产党员、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他认为在“抗战旗帜下，戏剧界朋友能够精诚团结，为什么作家之间不能够精诚团结呢？”(11)他的倡议得到文艺家们的赞成。阳翰笙就和田汉等人进行筹备。1938年“文协”成立，它也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这不仅表现在阳翰笙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且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极富意义的演说。他说：“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团结起来”了，他希望“文学家应分布于各战场、各内地，更多地接触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化传统”，还要认清“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责任”(12)，这就为“文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得到广大文艺作家的拥护。老舍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恰如田仲济在《回忆老舍》一文中所说，“这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安排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影响。对于持不同立场、观点的学者名人，共产党采取只要有利于抗日就团结的方针。侯外庐曾回忆说：“当时我们这些同志，个个都把唯心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周恩来“平静而中肯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13)共产党这种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使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界人士汇聚在抗日救亡这面大旗下，壮大了抗日文化队伍。其次，共产党利用合法机关和刊物为抗战文化领航。国共合作形成以后，中共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贵阳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共产党员凭借合法外衣，积极接触文化知识界各个阶层、派别人士。周恩来曾写信给在昆明工作的中共人士华岗，要他争取、团结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14)通过细致的工作，使广大的内迁文化知识界人士明辨了是非。并且，中共机关刊物《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在重庆出版发行，这两个刊物及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揭露独裁、不抗日的行径，刊载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文章，指导抗日文化的发展。中共还派共产党员到各报刊杂志社工作，如《大公报》有记者范长江、徐盈，编辑高集；《时事新报》有张友渔任主笔，陈翰伯任国际版主编，甘露任记者等。通过这些人的工作来影响或改变内迁报刊杂志的办刊思想、方针，引导内迁文化的向前发展。第三，关心、支持内迁文化界人士。当时著名学者马寅初曾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统治腐败与黑暗的文章，重庆许多报纸都不敢刊登，周恩来决定由《新华日报》刊登他的文章(15)，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进步文化人士的言论。对于经济困难的内迁人士，中共也予以资助。戏剧大师洪深服毒自杀脱险后，周恩来就派员前往慰问，并在经济上予以援助。(16)对身处险境和遭迫害的进步文化人士，中国共产党也是尽力保护和营救。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中共就设法将一些人士转移到重庆等地。(17)此外，中共还通过组织聚餐、座谈会、祝寿等活动来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中共对进步文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使他们更加坚强地进行斗争，从而推动内迁文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西南几省特殊的省情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小环境。
西南几省（滇、黔、川、西康、桂等）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发挥其优势。于是，西南便被人们当作既是避难所，也是复兴中国的宝地。
西南几省在文化发展方面也比较落后。在高等教育方面，四川公、私立高校仅10余所，广西只有几所，云南只有云南大学。在新闻出版、刊物发行、文化设施等方面，西南几省也相当落后，如桂林在抗战前仅有一家报纸。面对着大量的内迁者以及内地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西南这样落后的文化条件，远远不能适应抗战爆发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向落后的文化区域注入新的文化因子，形成并发展一种新的组合文化有必要也有可能。
西南几省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地盘。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在早年多属资产阶级革命派，李宗仁、龙云、刘湘等就是带有“革命光环”的人物。他们在抗战中表现较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对民主运动也持支持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北部地区大量的高校、科研机构内迁西南时，这几省都予以积极的配合和安置。对广大的文化人士，西南几省也极力延揽。当时广西地方实力派设立“广西建设研究会”，其目的就是“罗致各方面人才，和各个政治派系联系。”(18)研究会在活动过程中就曾包容了当时许多中共党员及省外民主人士，如夏衍、杨东荪、张铁生等是中共党员；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张志让、欧阳予倩等；何香凝、梁濑溟、柳亚子、金仲华等人也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实际上起到了团结各方面人士和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作用。“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同当时广西实力派的政治较为开明是分不开的。在云南，龙云对民主运动亦是同情的。他曾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19)在西康，刘文辉实行一套所谓“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的策略，以确保对西康的控制。刘文辉在政治上的“半开门”表现在他与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联系上。他与民主派人物张澜、冯玉祥、李济深都有交往。四川的实力派人物刘湘、邓锡侯、潘文华等也都采取大致相似的做法。
总之，在西南几省里，由于实力派人物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他们又必须时时防备蒋介石集团对他们的瓦解和消灭，所以他们都愿意以抗日民主力量为增强自己的实力，避免被割裂和吞并。西南实力派在思想上的进步性以及在现实做法上的大体一致性，造成了一种区别于其它地区的较开明的政治氛围，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小环境。
（五）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是内迁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存中国文化的基础，一些高校、文化设施、科研机构和大量的文化人士响应政府号召进行内迁。在内迁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些院校是“一迁再迁，甚至八迁。……虽颠沛流离，而弦歌不绝。”(20)他们在内迁中，有的平均每天要步行65华里，有时甚至达到90或95华里，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21)迁移中，他们“因经济所迫，健康失调，心神不宁者，比比皆是，甚至于丧失生命者，亦时有所闻。”(22)但他们抱着为国报效的意愿，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内迁。
内迁完成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国民党政府腐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内迁人员的生活异常困难。语言学家王力曾辛酸地写道，他那时每逢月底就要到出纳组去打听何时发薪水，“好容易把薪水领到手了，马上开家庭会议讨论支配的方法。”(23)这种窘迫连西南联大两领袖蒋梦麟、梅贻琦也未能幸免。蒋梦麟“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维持生活”；梅贻琦的“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24)，她家里“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莱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25)建筑考古学家梁思成“因肺结核而生命垂危”，他的妻子“也因肺结核而卧病在床。”(26)戏剧大师洪深由于环境所迫，全家服毒自杀，遗书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困难，不如且归去。”郭沫若等闻讯急与医生前往抢救，方才脱险。(27)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无法靠正常的写作来维持生活，只得到一些中学、大学去兼课谋生。(28)
在外人看来，中国内迁文化的创造者正处在一种“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持，以及行动渐次削弱”(29)的境地。即便如此，教授们仍“努力教学”、“献身国家”，“未计较个人身家之利害”。科学家们“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之生存，社会之建设，真是个个都能守着岗位，埋头苦干，无论生活苦到何等地位，仍然按步就班，在那里努力工作。”(30)文艺家们为抗日写作甚至不要稿费。(31)戏剧家们为抗日救亡饿着肚子为民众演出。(32)……他们在极其艰难的背景下，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能促使内迁的人们在抗战时期忍辱负重的内在精神动力，正是那生生不息、绵绵相延数千年的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使他们凝聚在抗日大旗帜下，而他们则创造了内迁文化。
（六）内地民众和内迁者对精神食粮的追求是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片河山被日寇侵占，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当时还未沦陷的西南几省民众来讲，他们需要在精神上得到鼓舞与支持，以迎接历史的挑战。对内迁者而言，庞大的队伍（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大后方的人不下数千万(33)，多数是迁到西南几省的），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内迁者来自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加上他们满怀国破家碎之恨，对抗日救亡文化的追求具有强烈的切身感和紧迫感，从而主宰着内迁文化的主流。
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西南民众及内迁者对抗日文化的追求，我们不妨从内迁文化事业发展的几方面来逆向考察一下。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的出版发行、报刊杂志业在西南呈发展走向。在桂林，报纸从原来的一家发展到13家。其中《救亡日报》开始发行时仅2000份，后增加到1万份，成为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学习时事政治必读的报纸。(34)据不完全统计，桂林抗战期间共有书店、出版社179家，出版发行各类杂志近200种。(35)“有文化街之称的桂西路一带，书店林立，经常站满了读者。”(36)其中尤以生活书店发展迅速，到1940年底，邮购读者达8000户左右。(37)在重庆，报纸突增至20多家，其中《大公报》最高发行量达9.7万份。(38)在重庆的书店、出版发行机构发展到400多家。(39)在成都，创办发行的期刊有近200种之多。(40)在贵阳，它的报纸也达到20多家，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约有15家。(41)在昆明，李公朴创办的北门书屋及北门出版社影响较大。北门出版社在它成立后两年多时间内就出版各种读物近30多种。(42)
就内迁高校发展来看，抗战爆发后，沿海48所高校迁到四川，占战前国统区全部108所高校的44%。(43)迁到成都的中央大学在1938年秋有学生1500人，最高发展到3000多人。(44)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师生共有3000多人。(45)而最后落脚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1937年11月在长沙时共有教师48人，学生1452人。(46)到1940年初，全校学生增至3000人左右，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47)至于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它的学生数达到2500人，较在杭州时增加了两倍多。(48)
再就戏剧事业来看，重庆和桂林是西南几省中的发展典型。抗战期间，重庆上演的戏剧多达250多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1941年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渝演出25场，观众达2.2万人。(49)在桂林，欧阳予倩写的《忠王李秀成》演出23场，观众竟达3万余人。(50)在桂林戏剧运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剧展”，它集中了西南8省戏剧团体30多个，戏剧工作者近1000人，演出剧目近60多个，观众达10万人次，时间持续3个月。(51)这样的观众规模，在当时只有30多万人的桂林来说，可谓盛况空前。
从以上对内迁文化事业的简略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试想，在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辛的特殊时期里，如果没有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及对祖国命运的关注，那么多的报刊杂志、出版发行机构的出路何在？众多的书店前会涌动拥挤的人群？会有万人空巷观看戏剧演出？会有无数莘莘学子的求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和一定社会里的人的精神活动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认为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内迁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本文于1995年6月5日收到。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55页。
②⑥⑦⑧⑨(11)(27)(28)(31)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2、128、46、189、190、2、427、44、295页。
③ 《新华日报》1938年2月25日。
④(2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3、490页。
⑤ 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堡垒》，《新文字史料》1980年第4期。
⑩(35)(37)(38)(40)(41)(42)(44)(45)(48)(49) 肖效钦等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40～241、323、374、286、406、396、386、305、304、398、270页。
(12) 《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新华日报》1938年3月28日。
(13)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2～123页。
(14) 楚图南：《回忆和华岗在一起的日子》，《光明日报》1987年7月7日。
(15) 《抗日战争文化史》第313页；王斌编著：《四川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49页。
(16)(39)(43) 王斌编著：《四川现代史》，第248、285、277页。
(17) 张友渔：《八年烽火忆山城》载于《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8) 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9)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21) 《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22) 《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03页。
(23) 《生活导报》(昆明)，1944年3月26日，第61期。
(24)(26)(29) 费正清著，陈惠勤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71、262、219页。
(25) 《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0) 孙本文：《中国战时学术》，天地出版社1945年5月版，第181页。
(32) 田瑜：《告别桂林》，《广西日报》1944年6月5日。
(33)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3册，第19页。
(34) 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848页。
(36)(50) 《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71、128页。
(46)(47) 傅长禄著：《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吉林文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47、248页。
(51) 魏华龄：《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广西日报》197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