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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4-0071-08
伪科学与反科学常常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简单的必然联系。人们可以持反科学的见解，但并不搞伪科学。同样，人们可以搞伪科学，但并不反科学。当然，既搞伪科学也反科学的也大有人在。
许多人并不同意人文学界隐约或者直接表现出来的“反科学”观念，特别是正统的科学家，当然也包括持朴素见解的民众。可是，当我们为某某贴上“反科学”的标签时，是否仔细考虑过，我们所指的“反科学”是否明确，能否给出清晰的定义。
视几百年以来的近代科学为儿戏，把它斥为与巫术、宗教等同的信念，甚至主张把它轻松地抛弃，自然是一种容易理解的“反科学”，也是容易打倒的“反科学”。问题是，谁持有这样的见解？许多学者被反对派斥为“反科学”，如部分科学家、社会学家，但他们从来不承认这一指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这些学者敢于挑战权威却在此时胆小怕事、不敢明确宣称自己的观点吗？是他们有所忌讳、担心受到嘲笑或者感受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吗？也许有这种成份。但是，还有多种别的可能。
什么叫反科学(anti-science)？这里并不想给出一个试图使人们接受的定义，但希望通过分析这个词或词组的用法，揭示其语义学上的问题，以及背后的观念差异。就字面意义而言，“反”就是“反对”之意，“反科学”就是“反对科学”，包括反对科学的研究、科学的主张、科学的解释、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应用等等。但这种字面意思用处不大。
1.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某A反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某B，B能否指责A是反科学（或者倒过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牵涉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之纠葛时。可以假设这种情况：B持一种错误的科学命题，A批判B，但B是科学界的权威，B可能指责A反对自己就是反对科学。在这种情况下，B是科学的化身、真理的象征。这正如过去某人反对某领导的错误，就被某领导指责为反对领导，甚至反党、反人民。苏联的李森科也类似。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科学”。
如果细致化一点，我们可以分析反对的“内容”。如果内容只涉及科学以外的事情，如某人的出身问题、“作风”问题（即男女问题），所说的“反科学”便是强加上的，有整人的嫌疑。如果内容确实涉及到科学本身，如科学命题、科学理论或者科学决策、科学规划，所说的“反科学”也会存在争议。可能双方都认为自己更加正确，更代表真理，而对方被贴上“反科学”的标记。较常见的情况是，某一方取胜，势均力敌的情况也有。事后看来，即经过长时期的检验，所贴标记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这些情况，历史上都实际发生过，不难找到例证。
2.如果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某A单枪匹马，与共同体主流学者的科学见解相佐，他们交锋的结果有可能是，A被贴上“反科学”的标记。这只是有可能，通常的情况只是A的观点不被认可而已。事情可能稍稍不同，A不是单兵作战，他有少数志同道合、观点相似的同盟，共同面对反对他们的科学共同体多数派。当然，最终的结果有两种，或者A及其同盟错了，或者多数派错了。真理与持有者的比例并不直接相关，尤其在真理被发现之初。在科学与伪科学问题上如果采取全民公决的“民主”形式判断好坏，就某一问题而言很可能真科学敌不过伪科学。
以上都是针对科学共同体内部人员而言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当前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反科学”。不过，现实中的确发生过这种事情。更准确的称谓可能是“伪科学”或者“赝科学”，英文都是一个词pseudo-science。也就是说，人们在这种境况下，多少混淆了“反科学”与“伪科学”。
3.如果其中的一方来自科学共同体以外，比如他（她）是一位江湖人士，确切的例子如沈昌“大师”，当他的观点与主流科学界的看法相冲突时，或者当他对当代科学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时，他有可能被指责为“反科学”。沈昌虽然也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据说他是江苏农学院植保专业毕业的（1982年1月），但其理论却十分江湖气，如“疾病是寄生物”，“所有疾病有生命，而且有生命力，也有使命”。[1](P28)“疾病的本质是意识”，“意识是阴性物质”。“人为什么生病？因为做了坏事”，“疾病的原因就是完成自然规律对你的惩罚”。[1](P29)沈昌声称，利用他的“想象的技术”，想生孩子，一想就生了。“疾病的根本是：在无意识、负意识的有意识调控之下，使人体脊柱从原来的正位转化为错位，由此引起人体脊柱结构的一系列错位。”[2](P277)
沈昌及其代言人陈文轩、尹一之并没有只讲这些含糊的话，还模仿人文学者的惯用句型述说对科学的不满：“迷信细分起来，有宗教的迷信、哲学的迷信、经验的迷信、科学的迷信、迷信的迷信。当前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是迷信的迷信和科学的迷信。迷信的迷信对人类的危害显而易见，这种迷信往往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有市场，对文化层次低的人们有诱惑力。……科学的迷信对人类的危害要大得多，揭露起来也困难得多。人类面临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调、人口素质下降、各种疾病猖獗，谁之罪？恰恰是科学的迷信造成的！”[1](P7)这些颇有后现代的味道。
陈文轩接着说：“只有破除科学的迷信，我们才能真正相信自己，把握自己。”按这种说法，道路是惟一的，必须抛弃梁启超所说的沙漠中旅人远远望见的“大黑影”——科学先生，因为科学已经破产了。
沈昌是“沈昌特功”的创始人，“人体科技”的发明者，他出版的带功带子与图书上都印着“沈昌人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听起来比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高一个层次。沈昌声称继承并发展了“人体科学”。当年某学会理事长张某认为，某某先生“提出人体科学，沈昌提出人体科技，一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的，一个是从实践的角度提的，加起来就很全面了，指明了人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2](P1)。
个别科学家，如何与时常为妇女“抓乳腺瘤”、贩卖“信息茶”的江湖人士沈昌联系到了一起？
回到我们的主题，沈昌“大师”的言行是否是反科学呢？如果是，根据是什么？如果不是，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再接着演绎？
若按前者计，它是一种反科学，那么同情沈昌观点的、给出稍稍不同表述的，算不算反科学？如果都可以算的话，与沈昌为伍的科学家，包括大学者，在其中的角色是怎样的？一个科学家同时也可以是伪科学家或者反科学家吗？
有多种回答。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可以说，科学家，包括大科学家可以同时是伪科学家（如华莱士、里歇、克鲁克斯、约瑟夫孙），也同时可以是反科学家。甚至令普通人更难以接受的是，还可以说“伪科学、反科学都是科学”，因为被称作科学家的一些人所做的东西都可以笼统称之为“科学”。也许这是一个再糟糕不过、再没用不过的定义或者描述了。其实不然，它倒有一定的好处：可以降低科学的神性，展现人性的复杂性，揭示坚持理性思维的艰难性。假如科学是真理的化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科学就是真理，那么，即使人们主观上始终努力想与科学保持一致，“一日三省吾身”，客观上也做不到，照样犯错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一再证明科学从来没有达到过绝对真理。所以说，搞伪科学未必出于不良的动机，搞反科学则更少出于不良的动机；前者可能还有钱要赚，后者想赚钱却没门，最多从书生那里得到几声底气不足的喝彩。
4.如果说沈昌还不够专业，还不能代表外部对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换成与“索克尔／《社会文本》事件”有关的人文学者，或者其他后现代学者、激进女性主义者、激进的 SSK学者，他们对当代强大的科学的不信任和批判是否算作反科学呢？
如果说沈昌的反科学只是一种低级的没文化的反科学，后者的反科学是否是一种有文化的高级的反科学呢？如果低级的没有什么道理，高级的就有许多道理呢？
一般说来，高级的被称作反科学的一派，代表着人文学术，与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不同，分属于斯诺(C.P.Snow)所讲的“两种文化”。[3]如果都是高雅的文化，两者事实上处于分治和分歧状态，未来是否要建设统一的“一种文化”呢？回答同样是多样的。
在“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中，（注：在最近的“科学大战”中，柯林斯对两种文化的评论见Harry Collins & Trevor Pinch,The Gol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反科学”似乎是一个贬义词，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贬义词呢？是否还有“反人文”的说法？某些科学家是否存在“反人文”或者无视人文的倾向？更大的问题是，科学工作者是否在科学立项和具体科学研究中要考虑外部约束，如伦理问题，是否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1999)所述的原则行事？如果科学工作者不那样做，他们是否是“反人文”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承认“反科学”或者“反人文”，那又怎么样？首先是，“反科学”与“反人文”是否本身就具有价值含义，比如它或它们是贬义的吗？是否可能还具有褒义呢？如果有，意味着什么？
如果它们都只具有贬义，那么如何对待“反科学”和“反人文”？有人说，要有伦理或者法律约束，前者实际上约束力十分有限，后者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条文。如果着手起草相关的法律条文，是否意味着对科学家自由的限制？限制自由是否违反《人权宣言》？
5.如果有人声称科学是万能的或者潜在万能的，那么反对这种观点的，应当叫做“反对科学主义”。许多人敢于明确说，他就赞成这种“反对科学主义”。在这里，“反对科学主义”是个中性词或者褒义词。
应当注意的是，“反科学”、“反科学主义”和“反对科学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在现实中把它们简称为“反科学”是不够准确的。（注：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关于反科学主义有一描述，可参见Jeseph Ben-David,Science,Scientism,and Anti-Scientism,In Scientific Grow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反对科学主义”未必蕴含“反科学”。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赞成尽可能发展和使用科学，但反对用它处理一切事务。“反科学主义”则有两种解释：“反对科学＋主义”(anti-science+ism)；“反对＋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前者近似于“反科学”，后者则近似于“反对科学主义”。
当年“科玄论战”时，张君劢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4](P38)这番极端的二分法遭到丁文江等科学派的反对。（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文化的讨论可参考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张君劢错就错在试图划出一条严格的边界，以阻止科学的扩散，这是不明智的，没有人能够阻止科学应用于更大的范围。如果张先生退一步，允许科学的扩散，反问一句：科学是否事实上解决了人生观的所有问题，或如胡适建议的，请“一班拥护科学的人”拿出来“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他会变得主动些。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科学不能扩散（却不断有证据支持科学可以扩散），但也没有证据表明科学的扩散可以事实上取代或者消灭其他“落后的”、“不严格的”非科学努力。没有做到就声称它能够做到或者已经做到了，显然是有弱点的。在这种意义上，强科学主义不能令人满意，反对强科学主义自然有道理。但是如果所持的科学主义较弱，事情就复杂了。现实中，我们多少都是科学主义者，大概是较弱的一种。我就见识过一种讨厌科学的人文大学者，刚刚骂过科学主义，不一会就不小心说出要“科学地办事”、“提出科学的证据”。其实这很正常，反对科学并不意味着不能利用科学。
6.许多非西方文化都接纳了近代科学，但并非接受了与科学有关的一切，特别是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如其他非基督教国家，他们也研究、发展和使用科学，但并不接受科学的形而上观念（特别是与基督教有关的科学起源背景），他们仍然持有传统的宗教观念。对于这些宗教国家的教民，在器物层面，他们拥护科学，但在观念层面，他们回避或者反对科学。在更高的层面上他们持有神论的观念，与相信自然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我们的理解）格格不入，但是在全世界科学与宗教似乎就是这样并行不悖地存在着。
在这些国家中，对科学有着矛盾的态度。“反科学”也有了更复杂的含义，不是简单的好与坏的问题。
7.世界上并非只有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多数人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科学和人文都知道一点点，按照学者的标准，他们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都不高。美国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和《科学与工程指标（2000年）》第八章都显示，美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不够高；中国2001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也表明每100个成人中只有“一个半男人”和“接近一个女人”有基本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如何测度，现在还没有标准。估计按某个指标，如果有的话，测试出来也不会很高。
在这种局面下，所谓的“文化”，不管是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拥有、掌握的东西。
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普通公众，特别是文化程度颇低的公众，他们怀疑科学或者怀疑人文学术，有什么不妥吗？他们表现出来的“反科学”情绪有什么不应当吗？科学的确日新月异，即使科学共同体，试图了解其知识、把握其发展方向都十分困难，公众更是显得困难。对于力大无比的“怪物”（SSK学者柯林斯把科学作“勾勒姆”隐喻），不了解其所以然，怀疑甚至反对它，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退一步，即使公众表现出的反科学情绪（只占一小部分，多数公民只有相信科学的份。但因为他们无法区分真科学与假科学，所以他们自称的“相信科学”要打折扣，他们相信的科学中可能有许多是伪科学的东西。这正如许多人自称相信上帝，只图个吉利、保个平安，他们信上帝却不了解宗教典籍和历史）是不妥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么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公众何以缺少科学知识、不了解科学的运作（按照OECD 2000年的定义，科学素养有三个维度：核心科学概念、科学过程和科学与境（situations，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而科学素养低下？显然是他们缺少教育，缺少教育很少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近些年的中国，社会财富被不公正地分配着，极少数人占有了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财产。在中国广大农民无法接受良好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他们及其后代自然有较低的文化素养。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似乎无法彻底改变。
当考虑到这些背景，“愚昧”的公众表现出“反科学”的情绪和言辞，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如沈昌“大师”），那么看不出有何理由指责他们。相反，他们对科学的不理解或者不信任，责任在于文明人利用了先天优势，对财富的占有和对知识的占有。这使得文明人、社会的上层人物应承担责任去普及科学、传播文化。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所述：“由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团体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结构上的不平衡，受惠于科学的情况也不均衡。科学知识已成为生产财富的关键因素，因此，其分布也已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穷者（无论是穷人还是穷国）与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的财富较少，而且还在于他们大多数被排斥在创造和分享科学知识之外。”[5](P2)
8.如果不算曲解的话，“反科学”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反思科学”(reflecting on science)，这是哲学工作者或者其他人文学者要做的事情。显然，不能将这种反思科学的努力当成一种单纯破坏性的消极因素加以指责。按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不同层面。百姓的常识对应于感性认识；近代经验科学的探索对应于知性认识；除此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理性认识，一种辩证反思的活动。这里的“理性”不同于我们平时说的“理性”，它主要指哲学层面的反思、批判活动。
在相当一批人文学者看来，即使不持通常意义上反科学的态度，他们也坚持认为科学不具有最高解释权威，即科学不承担上帝的职责，当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担此“圣职”。他们同时认为科学是世俗事物之一，它虽然重要，却无法有效全面反思自身，它可以部分反思自身。对科学的评判，经常需要缓引科学之外的根据，这些科学之外的根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有可能相当一部分被内化成科学自身的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所有事物都可以内化为科学处理的范围之内。至少现实状况是，相当多东西不属于科学处理的，是它当前无能为力的。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原则，科学有必要与其他事物和谐共处，必须与其他子文化进行平等对话，虽然这似乎降低了科学的身份，但同时其他子文化也可能有类似感觉良好的、“自大”的考虑。
哈佛大学的名教授霍尔顿(Gerald James Holton)出版过一部文集《科学与反科学》，第六章为“反科学现象”，分析了当今世界种种反科学现象，有不少洞见，却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他把种种反科学都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一再表明，对科学以及科学世界观的不满，可以转变成为同更为险恶得多的运动相联系的愤怒”[6](P187)。“对反科学信念的分析也许最终会导致确认一种处理对立观点的战略，这些对立观点周期性地试图把它们自己从明显无害的层次提高到实现政治上巨大野心的层次。”[6](P183)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反科学之危害比报复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似乎更大些。
反科学现象值得重视，却没必要危言耸听。
9.与其他文化相比，科学无疑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对世界的操控能力。如果说“反科学”与伦理或者政治确有联系的话，倒是可以读读《科学的终结》作者霍根(John Horgan)的描述“费耶阿本德的达达主义式的辩术，揭示出一个极其严肃的论点：人类对绝对真理的强求，不论听起来多么崇高，往往以专制而告终。”[7](P70)当世界上许多事情“以科学的名义”实施之时，如纳粹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当泛滥的定语“科学的”到处贴之时，科学的权力与比附于科学的权力共同作用于民众和其他子文化，这当然是有危害的。
霍根是这样精辟分析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的：“费耶阿本德之所以抨击科学，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科学与占星术一样无法拥有真理；恰恰相反，他抨击科学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威力，并对此深怀恐惧；他反对科学的必然性，更多的是出于道德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认识论的原因。”[7](P70)
到过云南的都不难明白，云南的多样性（植物、动物和民族文化）是建立在相对封闭基础上的，如田松博士所讲，道路、电、现代教育和旅游开发曾使并将继续使这些多样性不断被破坏，科学对于这些地区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与原始的自然观或者宇宙论相比固然更真实，但当它取代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敬畏自然的有神论体系时，人们也变得空前胆大，对山川草木采取破坏性开发，特别是当外界给出某种诱惑时，如“红豆杉事件”。[8]
当然，这不是暗示只有拒绝科学这样的一种论断才是合理的，所强调的只是要慎重行事，要反思科技的本性和潜能。美国的阿米什(Amish)人较少使用现代科技，甚至不用交流电，他们也依然幸福地生活着。[9](P179-185)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科学技术，并非多多益善、越快越好。阿米什人规避现代技术、拒斥现代教育，并且赢得了最高法院的官司，多数美国人也认可了他们的行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温和的“反科学”是可以接受的呢？如果我们喜欢千篇一律、全世界都一个样，单纯推进科技发展和传播有助于达到这一差别不大的“平衡态”，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多样性。多样性在现代社会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我们怎能完全牺牲多样性呢。
10.真正的“反对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为何有那么少的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对科学”的？“反对科学”直接就蕴含着矛盾吗？持“反对科学”观点者就应当受到歧视、或受到正常对待、或受到优待吗？
应当承认，全面回答这些问题很难。我们只能提醒人们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反对科学意味着什么、自洽的反对科学者如何行动？
11.最后我愿意谈谈“反科学”的资本或者资格问题。胡适1923年底说过：
“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4](P12-13)
到了近期，胡适的思想也有回应，如李醒民老师认为，反科学只能是“超前的精神高消费”。
胡适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玩“反科学”。胡适的话过去快80年了，仍然基本上是正确的，准确概括了中国的国情。所以李醒民老师的认识是正常的、中肯的。不过，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一点一点壮大，中学和高等院校有了更多的科学与工程教育，特别是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科学技术成了主流话语。这与胡适当年的社会语境有很大差别。那时候的鬼神、迷信大概还不会打着科学的旗号，现在的“水变油”、长生不老丹、美容养颜霜无不贴着科学的标签或者声称比科学还厉害。虽说科学文化并未在中国真正扎根，但人人都知道“科学”两字是可以利用的，一旦贴上“科学”的标签，任何东西都仿佛借上了佛光、神力。这不能不归功于科学的发达，也不能不归功于科学的欠发达。没有一定程度的发达，如果认识不到科学的作用，科学不能成为“科教兴国”国策的一部分。如果科学真的很发达了，也不至于百姓和官员分不清基本的真假科学，不至于支持低劣的江湖骗术（暂不考虑主动参与欺骗的情况），如某报领导还请沈昌发“神功”做“无中生有”瞬间长新发试验。（注：时间为1991年10月27日，见尹一之书彩页。）
现在我们有了较发达的交通，虽说一些城市交通仍然很糟糕；现在我们有了许多实业，有了成套的工业体系，能发射“长征”火箭、把“神舟三号”飞船送上太空并又能收回来，虽说中国企业的R&D投入几乎等于零，而在美国企业投入的R&D部分却占全国R&D总投入的一半以上。有一点胡适看得特别准确，即“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这相当于讲中国虽然接受了器物层面的西方科学，却没有来得及考虑西方科学的文化基础和形而上观念。要说接受西方科技，从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了，但仅仅是把科技当作工具而已。这倒符合传统的思路“科学的政治化和理论的技术化倾向”[10](P196)。
仅凭这一条，科学并没有深入民心，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份。当民众对科学没有理性认识之时，提倡反科学的确不合时宜。假如科学对中国的确有什么危害的话，现在提倡反科学所造成的危害会更大。
龚育之先生曾指出，从明末，西方科学就输入中国，但影响不大，鸦片战争以后，“被打败了的、陷入民族危亡的中国人，看到了打败他们的西方的科学。先是在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上，然后进到船坚炮利的声光化电的知识层面上。再后，才深入到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后面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层面上，这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了”[11](P2)。应当说在这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我们顾不上思想文化层面了，或者说用唯物主义加政治表态简单地取代了科学本身拥有的文化内容。到了20世纪末，有关中国的科学传播，才能明确提出“四科”的内容：“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12](P5)这好像是极普通的句子，其内容却从来没有认真实施过。现在虽然提出来了，何时能够渗透到科学家、工程师、媒体和民众内心，不得而知。
不过，如今科学技术的舆论地位的确提高了，达到令人羡慕、嫉妒甚至少数人“仇视”的程度。科学技术已成为主流话语，成为“口头禅”，科学技术就有被大量误用和冒用的机会。多少事情是“以科学的名义”做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科学家想当然以为自己更代表科学，自己的一言一行更接近科学。任何决策最终都要以“科学论证”的形式加以实施，而不管是真的论证还是做做样子。但是一旦得到经科学论证的许可证，这种沾到了“光焰万丈的科学”的光的政策、项目就完全合法化了，免于被怀疑。科学家，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这类事情，他们往往并非出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考虑，而是出于自身、小集体、地区的利益，轻易地发放了“科技认证”。如今满地的鬼项目，或大或小，都是“以科学的名义”确立的。如巨大的水利项目。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一些科技权威振臂高呼上某个项目如何如何科学与必要时，而我们又明显感受到他们不过是从一个狭窄的领域或者部分考虑，甚至不排除私利混杂其中，我们做何感想。这时要求对科学是外行或者半外行的人文学者努力区分真科学与假科学，去反对那些假科学而支持真科学，就有些过分。在他们眼中，你们搞的都是科学，或者统统都是伪科学（特别是考虑到有些大科学家既搞科学也搞伪科学）。反你们的科学，或者反你们的伪科学有什么区别？如有意见，就好好传播科学、普及科学，就好好自律。
有一点，倒是值得指出，当前中国人文学者鼓吹反科学，自身的确由于科学素养太差而坚强不起来，他们学西方人文学者，却忘记学习人家礼实的自然科学、数学功底及其每个学术领域都需要的论证的功夫和品德。不过，在西方，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也在下降，否则也不会有索克尔(Alan Sokal)事件。[13](P355-366)如何能够缩小“两种文化”的鸿沟？短期内似乎没有希望。长远看，大概需要改革全球的教育体系，分科之学有综合的必要了。
科学内部与内部，外部与内部，有文化的与没文化的，搞具体研究的与杞人忧天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一旦接触科学都有可能衍生出“反科学”问题来，仅有少数可以确认为通常所意指的那种“反科学”。如果说有什么共性的话，多数人身上的“反科学”标签差不多都是别人贴上去的。重要的不是谁是反科学主义者，而是人们何以被称作反科学，这迫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考察科学的社会运作、它的功能及可能的约束。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看一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东西有好处，暂时不会中毒，就算中毒了影响也不大。
在当前情况下，“反科学”的确是一个贬义词，个别人不可能改变它的含义，培根说“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14](P21)（注：译文同时参照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没有必要赞成通常意指的那种“反科学”，中国非常需要科学和科学文化。但也不必要未加分析就批判“反科学”，中国非常需要宽容和理解，保持思想多样性和观念的张力有好处。我们要当心的是，仅仅打倒那种最粗俗的、一看就错的“反科学”，然后就坦然地宣布所有含有“反”“科”“学”三个字的东西都已经通过严格的论证有效地批驳了，如果有谁胆敢声称这三个字，就是人民之公敌。
小结：以上语义分析，但愿不要只给人们一种片面的印象：反科学总是有道理。其实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学术反科学是极少数，甚至难以举出典型的例子，更多的是与伪科学结成联盟的庸俗的反科学。此外人文学界还存在一种因为不懂科学（两种文化分裂造成的）、对科学恐惧而引发的反科学。这两种反科学都有一定的危害，其中前者危害更大，它直接影响的是社会大众，而后者的危害局限于知识界。
收稿日期：2002-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