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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025-07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一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重温这些历史经验，对于继承毛泽东开创的事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学习马列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是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在此之前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过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和科学著作，通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可见，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分不开的。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中国社会，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最初的理论成果。然而，这些理论成果，以及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却遭到当时党内同样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责难和排斥。这种现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困惑。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遭受责难和排斥的日子里，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到马列著作中寻找答案。他想方设法搜集到《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著作，从1932年秋到1934年秋扎扎实实下功夫读了两年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读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通过这番读书，他不仅提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斗争策略，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写出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正是这种读书和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有力地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从马列著作中汲取营养。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了《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毛泽东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毛泽东反复阅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还组织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毛泽东不但自己读马列著作，还推荐给别人读。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并多次开列书目。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P533)在延安整风中他又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在党的七大上他特别推荐至少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五本书。后来他觉得五本似乎不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开列了十二本必读书目。他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学习马列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4]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5](P200-201)1963年，他亲自部署规定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三十本马、恩、列、斯著作，为方便阅读，还特别关照印大字本。即使在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多次强调，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希望各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列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学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的人，曾经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毛泽东当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又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这不仅是指学习马列主义要有明确的目的，即带着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到马列著作中寻找答案，主要是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而且还指要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二、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是与他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那些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因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虽然也想应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在现实斗争中却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这一点又与他们不深入实际，不注重调查研究有关。无论何人，如果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不能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对理论作出相应的调整、补充、解释和发挥，那么他就不可能将理论，即使是非常高明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因此，毛泽东当年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切中要害的。
毛泽东正是通过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发言权。早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反驳党内党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至2月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这番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说明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而且还提出了党领导农民运动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从农村收集的材料，除了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在战争中损失以外，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还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水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两个初期的土地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十余份。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这些材料汇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字数达20余万。
毛泽东不但自己做调查研究，还要求红军政治部和根据地各级政府都来做调查研究。1931年，毛泽东下达了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其中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用以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以便更具体地解决当时在分配土地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通知中说：“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7]
1941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8]决定要求，除中央及各地要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外，还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机关及全体同志都来注重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做过两次比较系统的调查。一次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看了176篇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有些材料反复看，还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最后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全书写了序言。另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他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34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同他们讨论，向他们做调查，最后得出关于十大关系的结论。
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调查研究，就其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程度而言是不如以前的。这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着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事业。以往的经验已成为历史，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已有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从主观上看，毛泽东本人在体力上和精力上都不如以前了。因此，他了解下情主要采取看材料、听汇报等间接方式，像以前在湖南、江西那样亲自深入到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围绕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的直接的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少去做了。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不深入导致的决策失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分暴露出来。
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的时候，毛泽东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他说：“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9](P253)他还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9](P260)为了补过，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1961年成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强调调查研究最多也抓得最紧的一年。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9](P233-234)他还说：“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9](P234)这次会议后，他首先把自己的秘书派出去，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搞调查研究，然后再到广州市做工业方面的调查研究。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说，有些干部“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9](P250-251)。他重申：“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9](P251）。这一年他在多次会议以及给许多同志的信中都反复强调要开展调查研究。
“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9](P262)这是毛泽东总结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结论。
三、集中全党智慧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着伟大的革命斗争。党在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缺乏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在斗争中犯过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使革命遭受惨重失败。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些错误，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10](P1480)正是这些错误、挫折和失败作为反面教员，有力地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有效地促进着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认同。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5](P230-231)。这一规律同样适合毛泽东思想。离开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离开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就不可能有作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不只是他个人的著作，也吸收了他的战友们的思想和智慧。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中不少重要思想，而“九月来信”是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并由周恩来审定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是根据朱德和其他同志的战术思想概括出来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的《论政策》等文章，采纳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在白区开展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曾经设想有三种成分，1948年9月张闻天根据东北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东北的经济构成主要有五种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采取了五种经济成分的提法。
毛泽东的战友们还参与了他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党的重大决策的提出和研究。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中，自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那时起，党的重大决策的提出往往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例如，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研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吸取意见修改定稿。[11](P451-452)
毛泽东本人也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1956年9月，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5](P128）1958年1月，他在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的前言中说：“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5](P344-345)1964年3月，他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还说：《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1](P449)
总之，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着丰富的原材料。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提炼、概括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成果又通过毛泽东的战友们的理论阐释和实际贯彻得到进一步说明、补充、完善和展开。这既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过程；又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过程。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12](P172)
四、进行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力所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极富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攻占中心城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相继失败。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毛泽东果断决定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由此踏上开辟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这是实践中的创新。
实践的需要推动着理论的创新。为了回答革命队伍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责难与怀疑，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冲击，毛泽东到井冈山不久就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所阐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检验，在抗日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被全党所接受。这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提出，要实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3]。这是从思想路线上要求创新。
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他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12](P126-127)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马列著作中所没有的。在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已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也近20年。在如此丰厚的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甚至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仍然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他曾经回忆说，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起初是不明确的。“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5](P15)即使如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仍未停止。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只是说明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还没有提到具体纲领。把一般纲领具体化的工作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完成的。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根据把国内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新认识，对以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作了重要补充。
填补空白是创新，为原有理论增添新内容也是创新。列宁曾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自己最优秀的阶级基础，不得不以大批农民来充实自己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如何实现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这些问题显然是列宁不曾遇到的。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思想；他创造的全党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总结历史经验，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延安整风；他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作风”；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的“两个务必”，都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列宁的建党理论谱写了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他成功地实现了列宁曾经设想但未能实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在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中，最根本的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喻为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参天大树，那么上述诸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曾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9](P109)40多年过去了，这段话所倡导的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它们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指引着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200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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