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国际法再审视：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国际法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曾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但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尚有争议存在，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继《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晚清海军兴衰史》等专著之后，戚其章先生近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转换研究视角，另辟蹊径，从国际法角度切入，将甲午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置于法理天平上予以全新的衡量和再审视，力求还历史本初之原貌，不失为积极而有益的探索，读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甲午战争涉及到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自甲午战争后至今，在日本国内曾两度掀起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研究“热”。“这两次‘研究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宣扬‘侵略史观’，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乃至伪造历史，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该书页9-10。有鉴于此，著者抛开涉及甲午战争之一般性战争史实的论述，以详尽的史实为基础，从国际法角度入手，全面剖析考察了甲午战争中围绕着国际法中、日各方是如何理解和具体运作的。特别是在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旅顺大屠杀以及“陆奥外交”的性质等所谓“热点”问题上，力求藉可靠的历史事实予以法理上的公正评判。
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始于鸦片战争。遗憾的是，当时清王朝并未予以重视，自然缺乏对国际法的深刻领悟。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涉，传统的“华夷”观念始终在士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尚未在对外交往中失灵。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总理衙门的设立以及晚清处理对外交涉的日益增多，“华夷”观念才被迫改变，在对外交涉无“法”可循的情况下，士大夫对国际法的认识才逐步有所深入。但与此同时，却也增加了对国际法的依赖性。因而，在实力不济的前提下，国际法在甲午战争中成为其救命稻草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战争中，中国过分依赖国际公法，处处受制于国际公法，处处陷于被动，从而在军事、处交等方面全面溃败。与此相反，日本国内对国际法的重视远比中国早，认识也要深刻得多。甲午战争前，在日本国内对万国公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万国公法看作万国都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可以作为小国对抗西方国家强权政治的武器；一种是把万国公法视为强国侵夺弱国的工具（页5）。正是基于此认识，在围绕甲午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中，日本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处处耍国际公法的伎俩，玩弄清廷于股掌之间，大行其对外扩张之实。
日本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强烈要求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传统。追根溯源，日本最早倡导海外扩张论的鼻祖是日本文禄、庆长之际的丰臣秀吉，继之则有江户时代的熊泽蕃山、山鹿素行和木居宣长，乃至本利多明、佐藤信渊等。著者认为，在日本曾出现的所谓“征韩论”之争，并非是势不两立的角逐，“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和缓征派之争而己”（页29），其本质是宣扬日本必须进行海外扩张。“日本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然性的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经过日本侵略者长期精心策划，完全是蓄谋已久的。”（页166）
海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国内部分学者对“陆奥外交”顶礼膜拜，奉为日本外交史上之楷模。一种观点认为它绝对是和平主义的外交，宗旨是维护和平；另一种观念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外交艺术”，并予以一再称道。著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似乎截然相反，实则殊途而同归。前者是为掩饰“陆奥外交”的强权政治和侵略的本质，后者则是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前言，页9-10）日本著名学者中？明也认为，对“陆奥外交”的肯定评价是有悖历史事实的，是不愿从历史上接受任何人教训的人的主张。进而，著者以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剖析揭露了甲午战争中“陆奥外交”的狡狯手段及其侵略本质，再现出客观的历史事实。从而得出结论：“‘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性质的外交，恰恰相反，它是预谋战争的侵略外交和强权外交。”（页248）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令人信服的。
围绕甲午开战的具体时间，在国内外学者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为这直接牵涉到谁将承担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著者认为，7月23日清晨汉城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和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济远号两说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在法理上确有根据，前者以日本学者中？明为代表，后者以清廷宣战谕旨为代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日本都应当承担甲午开战的责任问题。战争爆发后，日军违反战争法规，为所欲为，肆行无忌。著者援引大量的原始资料，揭露了日军完全置国际法于不顾，在中国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和疯狂掠夺如在旅顺的疯狂屠杀等。日本政府和舆论界一起为其屠杀和掠夺极力予以辩解，以掩饰暴行和回避相应责任。日本践踏国际公法，肆行侵略，理应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
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成为中日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日本对钓鱼岛觊觎良久，乘甲午战胜之机才将其据为己有。著者在掌握充足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全面考察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以及日本是如何通过欺骗、强占等手段窃取钓鱼岛的过程。认为，“大量的文献资料都证明，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谁也无法否认，钓鱼岛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而，从法理上看，日本窃取钓鱼岛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违反国际公法。”（页394）钓鱼岛理应回到中国的怀抱。这是历名的结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著者在占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客观的治学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入手，全面剖析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前后后日本是如何利用国际公法，以国际公法为工具，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同时也剖析了中、英、俄等国在甲午战争中各自所担当的角色，特别是指出了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误和应汲取的教训。事实胜于雄辩，著者得出的结论均是他长期爬梳史料、精心运思的结果。在书中尚可领略其坚持真理、秉持洞见的正义豪情。洋洋34万余言，全书处处体现出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堪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又一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