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人口因素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人口论文,因素论文,风险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036－06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0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加到30067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81元增加到2264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分别增长约9.7％和8.3％。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这种快速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几十年内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潜伏着一些可能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的表现就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例如，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效益问题；金融机构的呆账和坏账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腐败现象、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人口因素问题等等。从中短期看的普遍担心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资本和地产市场泡沫化和泡沫经济破灭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及后遗症等问题。
应该说，以上不少问题从1978年改革开放30年来就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我国经济在这一系列问题的不利影响下却仍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从微观经营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等方面不断深化发展的。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2007－2008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在最近10多年来一直呈现收敛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图1 中国改革以来GDP年增长速度的波动情况
但是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波动减小的趋势是否能够持续，实际上从图1可以发现在2007－2008年度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所增加。那么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有可能会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别是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没有可能会一起并发相互作用，并导致国民经济发生突变的风险，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本文主要针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因素：人口因素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人口因素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大致有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人口红利的作用，在过去30年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人口抚养比也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并由此带动了经济增长；其次是这种人口红利，还通过人口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这是因为我国农业部门一直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看作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是人力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中微观技术改进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生物因素和教育因素两方面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贡献。
如果说人口因素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我们关心的问题则是这种因素在未来的作用，特别是其对未来我国经济波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和其它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或中短期因素会有怎样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有没有引起各种不利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加剧，从而导致整体国民经济发生突变的可能。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现象，比如林毅夫等（1994）认为可以用从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解释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现象；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1997）则认为高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些研究则从二元经济结构的改进角度解释我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的现象等，如Johnson（2000）和樊胜根等（2002）。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我们应用Fogel（2006）中的模型对引言中提到的人口因素三方面的影响作相关的理论探讨。
和Fogel（2006）中类似，我们按照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将人均GDP产出分解如下：
同样对方程（3）两边取ln后微分可以得到各个产业相应的生产率增长方程如下：
中国改革30年来刘易斯模式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和这期间的人口转变过程也是紧密相关的。黄宗智（2000）对清朝时期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显示，当时的农业劳动力从事传统纺织业等家庭手工业的过程呈现所谓内卷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此时的经济增长是在单位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Perkins和Yusuf（1984）的研究则显示，在50－70年代即使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这是由于这期间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了。正是改革30年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延缓了边际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有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端倪，比如蔡昉（2006）对我国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预测的假设表明，我国在2010左右可能会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因此在目前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甚至还可能超过人口红利变化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最后，我们考虑人力资本投入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
，这种贡献可能包括生物因素和教育因素两方面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影响。Fogel（1994）将生物因素对人均GDP的增长贡献分解为劳动力人均可用卡路里数值的提高和由于慢性病和死亡率下降导致的热动力效率的提高两个方面。他的工作显示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英国1790－1800年间的人均收入提高了198％。由于缺乏数据，我们这里还不能给出生物因素对我国改革30年来的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数值。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死亡率的变化情况。图5是中国保监会编制的1990－1993和2000－2003生命表显示的这10年间35－70岁男性寿险投保人的死亡率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这期间该年龄段的男性人口死亡率平均下降了0.0028，而Fogel的研究显示同样年龄段的男性英国人在1790－1980年间的死亡率平均下降了0.0087。这说明改革30年间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英国1790－1980年间的下降幅度是相仿的。即使考虑到中英之间劳动力的不同情形，生物因素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增加的贡献也应该是很可观的。
图5 1990－2000年间中国男性死亡率的比较
下面我们再考虑教育因素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影响。图6是1992－2006年间适龄人口的高中和大学毛入学率，表1则是发达国家不同学历人口生产效率的相对比较（Sherman等，2003），显然教育因素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增加应该也有重要的贡献，比如Fogel（2006）的相关研究就显示如果我国高中毛入学率在未来20年达到100％，对经济年增长率可能有大约1.1％的贡献。另外如果再考虑到教育因素并不仅仅限于学历教育，这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应该会更加显著。
但是和人口红利或人口资源配置效应一样，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正面影响在未来也有面临减弱甚至转向的可能。实际上，最近几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一直呈递减的趋势，大学生就业难和毕业后薪酬减小等也有日趋严重的现象。因此，生物因素和教育因素这两方面对我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影响在近几年内也都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
综合上述，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人口红利、人口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未来几十年内，这三方面都将面临关键的转折时期，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还有相互加强，并和其它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或中短期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发生突变风险的可能，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有可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在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仍然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于人口因素的正面影响，那么要在未来几十年仍然保持这种正面影响就需要我们提出创新的思路和对策。
针对人口红利的变化问题，最近有不少学者提出我国也许需要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我们认为即使不考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对我国本来比较紧张的资源和环境等的冲击，由于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减少就业人口比例，长期内还有可能产生黄宗智（2000）所谓的内卷化现象，另外再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改变后理性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变化的影响，这种改革的作用恐怕是令人怀疑的。针对人口因素中后两个方面的影响所能采取的对策也许会更加有操作性和更加有效，我们将在下面的结论部分给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人口红利、人口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投入等三个方面考察了人口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影响，我们利用和推广了新古典增长模型针对人口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影响给出了理论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三个可以具体测算的变量。对这三个变量的实证分析显示：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的这三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未来几十年内，这三方面的贡献都将面临关键的转折时期，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还有相互加强，并和其它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或中短期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发生突变风险的可能，当前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并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保持快速增长，需要我们针对人口因素的影响提出一些创新的思路和对策。
第一，为了应对未来人口资源配置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化的现象，需要针对我国二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户籍制度继续作更深入的改进，使之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的真实国情；另一方面对农民工的收入平等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二，为了应对未来人口红利减小和刘易斯转折点临近造成的资本收益率递减的现象，需要探寻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实现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要把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第三产业，特别是要积极发展包括比如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媒体娱乐等目前我国发展还相对落后的服务行业。
第三，考虑到人口身体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减轻职工的工作压力，努力改变目前社会上个人主义有所盛行的趋势，特别是要培养年轻一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在全社会创造使人舒心、安心和放心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第四，考虑到人口教育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要注意对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培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按照温家宝总理最近针对教育问题讲话中的要求，“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还要在中小学和大学中积极营造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的精神和氛围，为培养钱学森先生那样的世界级人才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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