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追求——毛泽东、邓小平理想人格观及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理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渗透进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他们的理想人格观可能是其中最富深远意义的理论之一。本文的目的是在总结概括毛泽东、邓小平的理想人格观的同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理论的同异，以及其中蕴藏的发展轨迹。
一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共产党人不仅为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也同时提出了塑造全新理想人格的理论，代表人物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共产主义实践型的理想人格观，主要形成发展于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整风时期走向成熟。作为共产党这样一个先锋队组织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来说，毛泽东对于理想人格的论述着重围绕共产党员的人格要求来展开。主要说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人民服务是理想人格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在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首先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性质和面临的伟大任务所要求的。作为一个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政党，必然要求其成员不以个人的私利为重，而以社稷民众的福祉为唯一的考量标准。毛泽东赞扬白求恩就是因为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这个精神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下引此书1-4卷，同此版本））
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演化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被总结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观点具体展开为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和一切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永恒地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才能使共产党不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也才能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良好的工作作风，思想上不断进步，工作智慧的源泉才能不枯竭。
为人民谋福利，不仅指要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为人民服务表现于实际工作的一切方面。坚持为人民服务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而不能只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二是理想人格要既具远见卓识，又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中，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变中保持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完成中国革命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必须对革命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毛泽东看来，远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是赤旗的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卓识，实际上说的是要掌握理论。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从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的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毛泽东把它拿过来，对其作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而这一理论成果的获得浸透了中国革命遭遇挫折的教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有两种表现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纠正这两种偏向，必须使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819页。）
三是理想人格应有英勇的革命气慨和高尚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是在非常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的，因而，首先，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气魄和责任感。他自取名“子任”，表达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决心，并曾与肖三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就能不问代价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他还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0页。）共产党员还需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标准，一般说来，一个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它来思考和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化为现实的行动，并具有英勇的革命气概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在革命斗争生活中成就了理想人格的人。应当说，这样的理想人格既提出了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并以其与实践生活的紧密相连而令人倍感鲜活。
成人之道是理想人格观的一个重要层面，讨论的是如何造就完善的人格，如何使理想人格不是作为仅供人憧憬的玄远目标。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在延安整风期间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他所倡导的成人之道，而且广泛地在现实中进行推行，并被证明为是行之有效的。毛泽东所倡导的成人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在学习和实践中，放下包袱，开动脑筋，求得智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不断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
首先，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求进步。中国革命无现成经验可照搬，唯有在学习和实践中寻找到前进的方向和成功的法宝。我们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要学习，要有远见卓识、要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学习，我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也需要学习。要学习一切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包括学习张思德、雷锋这样的模范人物。学习的目的是要去实践，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实践也是学习。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实践，我们能够增长知识，并且能够变革现实，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因而这又不只是一个求知的过程，还能够使人获得智慧，使人格得到升华。在革命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不断成长，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既是革命斗争中的经验积累，也直接超越了传统哲学片面倚重道德践履的虚妄。
其次，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提高觉悟，克服盲目性，这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要条件之一，毛泽东认为，这可以通过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来达到，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和学习运动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所谓包袱，指的是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所谓机器，指的是头脑、思想，开动机器就是要善于使用头脑、思想。“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我们就会在革命的道路上和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
再次，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把错误比作灰尘：“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经常要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打扫和洗涤，经常如此，就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把批评作为成人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就突出了一个集体的作用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讲个人的静心修养，讲心斋讲得多，讲集体的作用较少。突出集体的作用应当算作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型理想人格观主要形成发展于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延安整风时期，建国后，毛泽东又作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新的论述，制定了新的培养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被丢弃了。
二
相比毛泽东而言，邓小平对于理想人格的看法更少学理性的探讨，而更直接地体现在由社会发展问题而引发的思考和解决中。“文革”之后，培养人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与以正确的组织路线选拔接班人从而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指出：“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同时，随着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实施，邓小平又清醒地提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0-221页。）
这样一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就使得邓小平一方面提到了对各个层面的人的要求，一方面重点强调了对干部和人才素质的关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的残局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邓小平充满睿智地指出，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新的时代需要新型的人才，这种人才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观以新的涵义。可以看出，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有着紧密的理论承继性，同时，又在总结中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观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指出，“四有”当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理想、信念是人格得以挺立的重要支柱，我们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追求曾经鼓舞了无数战斗牺牲的革命志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坚定与否是步向理想人格的首要阶梯，尤其是对于青年来说，一定要教育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千万不能让他们成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同时，共产主义理想不是虚幻的，邓小平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下意义，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远大目际的实现牢牢地建基于现实的行动之上。从根本上说，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成就理想人格的主体就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对于理想的强调，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得到充分的凸现，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此中的善作为广义的“好”的价值范畴，仍以伦理道德的充盈卓越为核心。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著文张扬共产主义道德风貌，要求人们向先进人物学习，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作为理想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十年“文革”的洗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肆虐冲击，使得社会道德面貌令人担忧，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遭到冷落，改革开放中的道德建设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指出，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新时期的理想人格应是德才兼备的。“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他告诫要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同时，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和作风。尤其是对于青年人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学校教育，通过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净化、道德升华。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面目模糊的时期，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的思想有着更为警醒的意义。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说，邓小平同志对有道德的强调与规范使得他的理想人格观在渗透时代色彩的同时，与西方社会普遍崇尚的个人主义、狭隘的价值实现观凸现出质上的对峙。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自觉地把德性的提升和个体意愿的实现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有的放矢地摈弃了独断论的色彩，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是很有意义的。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因而，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就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有文化”也就成为当代理想人格修养指向之一。这也特别突出地体现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干部“四化”方针之中。“有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绝非孤零零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狭义的“技术”，例如，学习历史就很重要，邓小平就要求要了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当代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有识之士寻求出路的历史，了解中国人从“东亚病夫”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认清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邓小平对“有文化”的深入阐发摒弃了那种对知识、文化的轻视甚或“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论调，既明确了时代要求，又超越了那种对“智”的不着实际的空洞强调。
还有一个“有”就是要“有纪律”。纪律往往就是对当然之则的尊重与遵循。就造就理想人格的主体来说，“有纪律”反映出意志力的坚定和执着。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纪律的严明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应该说，“有纪律”这一要求的提出并不仅仅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组织纪律性的简单延续，而且针对“文革”后的社会状况而言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而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邓小平更高度重视法治社会的建立，强调政治上的民主和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这不仅不会限制、制约个体的发展，反而为独立人格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更广阔的空间。
从“四有”的规范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所强调的人的培养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基本要求，“四有”的核心就是一方面政治要过硬，另一方面要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这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他看来，具备了“四有”素质的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就是能够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针贯彻好的人。因其立足时代实际，切合时代发展，使得这样的理想人格追求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而真正成为平常人通过艰苦的努力能够达到、能够成就的。基于此，邓小平指出，要把我们的人民教育成“四有”新人，把我们的干部教育成“四有”新人，把我们的青年教育成“四有”新人。
邓小平同志不仅对理想人格在新时期的涵义作了界定，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同样对成人之道——培养途径问题十分关注。从基本理念上来说，邓小平认为，要培养出合格的人才，首先需要通过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内涵要求的深刻认识，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尊重人才，重视使用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指出，培养“四有”新人，要重视学校教育。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校教育发展很快，教师的待遇、地位也不断提高，学校真正成为培养造就理想人格的重要基地。
邓小平还强调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个多世纪以前，经典作家就指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不仅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办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办法。这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其后期实践中却走样变形。诚如下文将提及的，由于邓小平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这样的一种强调同时又带有纠偏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追求的理想人格决不是只会做官样文章、清谈玄机的儒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那些会干、能干、善干的实践家。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邓小平还特别针对被“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局面，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要通过改革制度和机制来加快培养人的问题。他强调，要打破传统的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和条条框框提拔年轻干部，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不仅需要全党高度重视，需要老同志思想要通，积极主动，要摈弃求全责备的观念，善于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还需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造就人才的制度和机制。
三
对理想人格的关注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理想人格问题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经久不衰的论题，特别是儒家，非常注重培养、造就理想的人格，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的孔子学说中，就很强调这一点。孔子用“圣人”、“君子”来指称理想人格。他说他自己不是“圣人”，他也没有见过“圣人”，但他认为“君子”是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的。他的这种思想导致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理想人格的两种致思趋向。一种就是对“圣人”型理想人格的向往，一种就是平民化的理想人格。
在孔子的思想中，“圣人”和“君子”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仅仅局限于“君子”的目标，那么有可能陷于浅尝辄止、不思进取，而如果仅仅着眼于“圣人”，又有太过虚玄、无关实际的危险。正是通过“圣人”和“君子”这对貌似相抵、实则相援的规范，而使得理想人格既不是廉价商品，又不是无可成就的。但是，孔子学说中的这种内在紧张，隐含着被断章取义、从而相互分裂的可能性，而儒家思想的实际发展恰恰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并且，“圣人”型理想人格的观念渐趋上风，只尚玄谈空议论、百无一用的所谓“醇儒”一类人物向理想人格观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自近代以来，理想人格的问题尤显突出和紧迫。从千年帝国春梦中觉醒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惊心图景，促使他们将目光投向改天换地的新人。理想人格的平民化思潮遂起，自龚自珍呼唤的“人材”到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渴求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理想人格逐渐走向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平民化。
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看，毛泽东、邓小平的理想人格观都是对近代以来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承继，有着共同的平民化理想人格致思趋向，凸现出理论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既表现在他们的理想人格观都具有相当意义上的社会普适性，也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事求是”这样一些共同的理念上，还表现在他们的理论具有一些内在的共同特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而摒弃不切实际的玄思妙想。特别是由于他们都面临着紧迫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改造的重大任务，需要唤起、组织广大的民众为完成这样的任务而奋斗。这可以看作是他们提出平民化理想人格观的主、客观方面的根源。
其次，由于他们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观切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也由于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理想人格观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造就出了一大批甘于、勇于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土。邓小平对平民化理想人格的新界定和对培养“四有”新人途径的认识也充满着时代气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学校、社会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他们也在用他们的实践成就着新时代的理想人格。
再次，他们的理想人格观都对社会价值系统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在毛泽东创立革命理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时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失范、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而共产党人的为祖国、为国家的前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高风亮节使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美好希望得以寄托，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得以挺立。而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的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也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流行泛滥起到了有效的扭转作用，并为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提供了指南。
毛泽东、邓小平的理想人格观具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同时，由于社会背景、时代要求、个人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理论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同，这里着重从发展的轨迹加以分析。
一是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倡导平民化的理想人格，但二者的旨趣仍有分别，邓小平理想人格观对于平民化的张扬尤甚。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他在早年更多地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深得杨昌济先生的教诲，而杨先生对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是十分尊崇的，这使得毛泽东早年较为倚重精神力量，形成过圣人史观和圣人型理想人格观。在他的《讲堂录》和《伦理学批注》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欲求根本解决应从“改变人的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就需要“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改换全国之思想。”所谓“大气量人”，也就是“圣人”。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抛弃了圣人型的理想人格观，但这种思想的印痕却象一抹迷雾，仍在他的脑海中飘荡。在现实的斗争和运动中，毛泽东逐渐把眼光投向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精神中枢”——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这就使得他将构建理想人格的着眼点着重放在共产党员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上，对于理想人格的称谓也由传统的“圣人”、“君子”一变而为对“好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要求。这既是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也内在地隐含平民化不够彻底的理论缺憾，尤其是在对“理想人格”内涵的具体界定中，超越性的一面还是十分明显的。邓小平早年留学欧洲，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毛泽东有所不同，这固然使得邓小平理想人格理论与传统哲学接续的线索相对淡漠，但也使得邓小平的理想人格理论避免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框框较少，在他的理论中德性主体的涵盖面更具普遍性，“四有”的要求也更加普遍化。
二是由于社会背景和时代任务的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理想人格的具体要求上体现出各自的特色，而邓小平理想人格观中对于“智”的强调有益于弥补毛泽东理想人格观中的不足。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时期是战争时期，他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进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建设一个新中国。因而，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应该是能适应这个要求，为这项工作所适合的人格，能够勇于为民族解放和胜利献身、认清革命道路和形势、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革命气概就成为他所倡导的理想人格的重要表征。而邓小平的理想人格观形成和发展时期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突出地重视理想人格的政治思想素质，而对理想人格的“智”的一面，或者说知识含量的一面重视不足，特别是到了其思想和实践的晚期，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失误；邓小平则突出强调理想人格中知识、文化、技术方面的比重，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理论的预见性。
三是邓小平理想人格观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对毛泽东在成人之道方面的片面性作了纠正。正如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指出，毛泽东“轻视学校教育，因为他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主课，使教育服从政治，于是学校教育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注：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这既阻断了成人之道的一条重要路径，又直接导致了“文革”后我国学校教育的较为落后的局面。而对学校教育在理想人格的成就方面的重要作用恰恰是邓小平强调的一个重点，这不论是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还是理想人格的塑造本身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四是邓小平对于集体和个体的辩证认识，弥补了毛泽东理想人格观在这一问题上的缺陷。在培养理想人格的途径上，毛泽东很强调集体帮助的作用，但是对集体帮助的过分重视，却也易于产生问题的另一面即个性自由和发展的忽视，尽管毛泽东也强调“……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但他对个性的自由解放、主观创造性的努力这方面实际上的有所忽视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对此也作了纠正，他强调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我们的社会有着集体帮助的好传统，这对个人的成长起着良好的作用。在培养、造就理想人格的过程中，集体帮助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从个体方面来说，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锻练自己、培养自己。邓小平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
邓小平所强调的不能以“四有”的共同要求抹杀个性自由和个性的丰富多彩，这一点特别地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而有了非常充足的实践基础。作为现代社会中人的社会活动的核心内容，经济活动与人的自由的获得和全面发展的实现具有密切的关联。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时写道：“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由邓小平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个人对劳动生产自主权的拥有，使人们能够自主地选择从事劳动生产的地域、职业，自主地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与他人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劳动生产中自主地建立和形成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给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有力地促进了个人的平等意识，激发了个人尽力地发挥创造能力，推动个体不断拓展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更是直接发挥着调节作用，帮助个人从自愿原则出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发挥自身的积极性。
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世纪伟人，他们都在准确把握时代特点的同时，富有创见地提出了反映时代精神的理想人格观，他们的理论既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点，但都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实际生活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小平的理论更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当前，我们更要在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使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个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色焕发出新的光彩，造就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
收稿日期：200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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