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电影发展行程游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行程论文,战争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以铁与血浇筑了冰冷的青铜雕像，用以回味和纪念。雄视古今的高傲的战神无言地表述着对屈服者的蔑视和对胜利者的礼赞。时至今日，血腥残酷的记忆尚未泯灭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人类兴衰演进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这两大主题。战争的阴影追随着和平，而和平的歌舞却在尽力淡化着战争的存在。
电影面对这一大主题作出过何种反应呢？
在我们的印象里，战争的确具有种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面孔。在人生舞台上，它能体现悲剧的惨淡与辉煌，也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个又一个饱蘸人类痛苦记忆的诸多荒谬行为；同时，它也是培植人类勇敢、自卫、牺牲精神、进取意识、冒险行为的温床，具有一股惊天地、感鬼神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任何一种毁灭都十分自然地带有悲剧的本真意味，而战争就是一出有关毁灭的寓言。应当说，这一切在以往的银幕创作中，均得到了生动而有力的表现。战火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与狂人、勇士与恶棍们的经历，无疑构成了电影，尤其是战争片的天然素材。战争不仅造就了凯撒、拿破伦、巴顿、海明威、沃勒，也造就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经久不衰片种。漫长悠久的人类战争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分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观。电影得益于这一景观，又创造出另一荡人心魄的新世界来。战争电影在不断再现人类历史上一幕幕不幸的悲惨时刻的同时，它还与流行于人世间的自豪感、时局的动荡突变、无法预见自天而降的惨祸、万般无奈的绝望情绪等内容相结缘。好莱坞的战争神话为我们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本文所游历的正是美国战争电影发展的大致行程，一个基本的轨迹。
一、艺术与道具：涂抹的轮廓
电影史告诉我们，“梦幻工厂”好莱坞并非世外桃源。它的运行轨迹基本上附着于一个国家的利益和这个国家民众的趣味。在战争片领域里尤为如此，一旦这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卷入战争，好莱坞的反应绝非超凡脱俗。这一“梦幻工厂”的法律无法保证电影时时沉浸于制造梦幻的甜蜜之中，战火甚至时时会拂去撩拨人心的浪漫情怀。
综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的战争电影，我们发现它的创作一直恪守着一条准则——战争正酣之际，电影服从于战争的最高目的，即，激励国民的斗志，鼓舞军人士气，以使举国上下一心，军民同仇敌忾，投身于爱国行动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指向几乎是固定的，其旨意再也单纯不过，那就是要强调影片的教化作用。在艺术与道具之间，非常时期的现实往往会让电影沦为后者，即便不符合或是违逆了艺术规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电影从未主宰过一个时代，它常常以充当道具的形式来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并非唯独美国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影都记录了自己的国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日本电影在二战期间也推出了一大批强调教化作用，为其行为进行辩护的作品。黑泽明于战时拍摄的《姿三四郎》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很明显是迎合了当时日本的国家利益。有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电影就曾受制于政府与军方的“国策宣传电影”的要求，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类似的情况可谓不胜枚举。
一般说来，这一类影片的目的在于使观众接受一种观念，即，他们为了正义而投入战争，他们在前线的子弟勇武顽强，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残忍凶恶而又卑鄙。当大后方也能隐约听到隆隆炮声时，这种观念是极富于磁性的。
有趣的是，经历了由热而冷的战火洗礼之后，战争电影的发展几乎是十分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出了为数不多但影响较大的影片。如果说开战之初影片大多推崇热血沸腾的狂热情绪，那么，在战争的尾声里，尤其是在战火的余烬中，一般的作品则大多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战争展开一番冷静的反思，让人们理性地面对即将结束或已经结束的战争经历。在这里，几乎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战争影片所推崇的那种甜蜜的浪漫情调。这里潜隐着电影对充当道具的某种反叛？！战争不再仅只是这样或那样的单纯事件，它已具备了一副魔鬼的嘴脸。从讴歌战争到反思和谴责战争，战争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正、反两面的双重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所有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共同主题。
是揭露谴责战争，还是颂扬赞美战争。战争片一直在二者之间摇摆着，有时倾向于前者，有时则迷恋于后者，或者有时二者兼而有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马基雅维利的名言流传至今依然有效；而战争片是社会政治的道具，却也是不易否定的现实。电影在战争的双重性格中摇摆着，也在自己的两个天地——艺术与道具之间踟蹰徘徊着。从一、二次世界大战起，直至美国在越南扮演的战争角色引起广泛的非议，这种摇摆徘徊局面仍在持续之中。到了70年代，超级大国之间展开核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再是神话，世界日渐被笼罩于一片毁灭性威胁之中。可以说这一现实彻底地改变了电影观众对待战争乃至战争电影的看法。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不管战争披上何等美丽的外衣，也不管如何为它定性，即，正义或非正义，它的直接而具体的结果是人类的毁灭性灾难。这一反战主题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共鸣与认同。好莱坞的上帝们向战争电影的道具性发出了挑战，并对其艺术的走向指定了一个方向——反战。颇识时务的好莱坞在这种时候十分热衷于表现战争的另一面，即，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年轻人和亲眼目睹了战争创痕的一代人而言，战争永远不可能是甜蜜的。它几乎以没有个性的个性适应了观众心绪变化，并为其历久不衰的片种调出了时新的颜色。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此时的电影已经摆脱了道具的本色，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它又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具？或者它从来就具有道具与艺术相关联的双重特性？是不是战争的特性决定了它作为载体的本来意义？
我们看到，古老的英雄主义是战争电影十分衷情的题目，它以其诱人的光环在银幕上几起几落，而《最长的一天》（1962）已经为至今不乏热情观众的战场英雄模式作了最后的谢幕，该片对日后类似模式的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也被后人称为表现军队大规模协同作战这一影片类型的殿后之作，是比较地道的好莱坞战争巨片。
战火在银幕上的一度中落与萧条，使为好莱坞从事战争电影创作的人们颇感失望。战争电影真的要失去好莱坞的“绿卡”而被扫地出门吗？既然人们对道具或者纯艺术都不感兴趣了，那么，他们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毫无疑问，70年代是美国战争电影的严寒冬日，只是，到了冬天将逝、春天来临之际，人们才从沉闷的冬眠中清醒过来，从越战经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灵感，使人们再一次看到复活战争电影的一线生机。一些重要的划时代杰作相继问世，《猎鹿人》、《现代启示录》等以其惊人的愤世嫉俗和对战争的冷峻思考，大获成功。可贵的是，它们大多与以往的战争片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并成功地独辟溪径。
美国著名的犹太作家赫尔曼·沃克继畅销书《战争风云》之后，又写了《战争与回忆》，使读者大饱眼福。文字化的战争一直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赫尔曼的盛名可以说与这种读者群的拥戴是分不开的。人类告别神话时代以后，从史诗时代便开始膜拜英雄。从《荷马史诗》到今天依然流传于中国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都使我们感受到文艺的战争主题与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性为战争电影的发展规划出了某种既定的轨道。
二、模式与范型：世纪初掠影
对好莱坞而言，战争主题在其早期的经典名作中就有所涉猎和表现。D.W.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影片，就曾根据有关战役的生动的文字描述，再现了当年战场的奇观。当时的电影还十分的年轻，所以对后世来说，任何一种尝试都具有开先河的意味。美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的创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例。很多后来的战争电影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些早期的开世之作中都能找到某些来头。
回顾一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的作为，是颇为有趣的。当银幕初涉大战的烟火时，好莱坞十分自觉地纳入了一部庞大而有效的宣传机器之中。美国尚未参战，好莱坞已有不少影片开始渲染战争将临的紧张气氛，要求人们做好战前准备或随时伺机报复。一时之间，好莱坞成了兵工厂和战场，到处弥漫着烟火味，枪炮声不绝于耳。战争电影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而且大多打上“急就章”的印记。大明星出任战争片的主角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马利·皮科福特征服了当时的观众，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马利”。由他主演的《小美国人》（1917）曾名噪一时。
由于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使得好莱坞战争电影的格调越发趋于歇斯底里，极力渲染了战争的可怖性。很显然，D.W.格里菲斯执导的影片《世界之心》（1918），通过描绘一位迷人的法国女郎以及围绕她展开的情场游戏，试图淡化和遏制为好莱坞所迷恋的毫无节制的鼓噪战争的疯狂。
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好莱坞对战争片的那股超常热情也便慢慢冷却下来。人们逐渐开始排斥关于战争冲突的话题，不愿意通过银幕重温战争的滋味。直到1925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作——《大阅兵》才得以问世。在金·维多的这部史诗性作品问世之前，好莱坞的战争片还从来没成功地再现过战场的可怖景观，也从未深刻地触及战场上一个个普通人面对生死考验时的真实心态。
往常，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又一幕格里菲斯的翻版，叙述一战时期的故事，无非是已经十分模式化了的陈规老套的浪漫爱情，如何如何地发生于一位美国大兵与温柔的法国女郎之间。美国大兵和法国女郎的爱情，几乎成了一战片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是金·维多并未纠缠于个人恩怨。尽管细腻的情感纠葛为影片增色不少，但他紧紧把握住一点，那就是他拍的是带有浪漫感伤色彩的战争片，而非单纯的战地浪漫曲。这一看似不大的变化，却蕴含着金·维多的不同凡响和标新立异。他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共鸣，一时成为美国最受瞩目的导演。时间证明，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的电影是不朽的。人们至今认为，《大阅兵》不愧为一次大战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功之作。
这部经典作品是值得一说的。
影片一开始，并无什么惊世骇人之处。它基本上遵循了四平八稳的传统叙事套路，不求惊奇，只求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在战时随处可见的日常军旅生活中，走出三个性格迥异的男人——毫无责任感的富家子弟吉姆·阿波森（约翰·吉尔伯特饰）、曾干过酒吧门神的布尔·欧哈拉（唐·奥布莱恩饰）和性格开朗、铆工出身的斯林姆（卡尔·丹尼饰）。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响应“为国参战”的号召，走到了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之后，他们被派往法国的一个小村庄。每次完成作战任务之后，他们便四处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多情的吉姆几乎忘记了在美国家乡还有位姑娘痴情地等着他，他抵挡不住法国女郎玛丽桑达（蕾妮·阿多丽饰）致命的诱惑，堕入情网，并最终尝到了禁果的滋味。这对异国情侣的爱情，有赖于战争提供的机缘。这一非常时期的爱情在当时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吉姆和玛丽恋恋不舍，涕泪伤别。片中“告别”这场戏在电影史上被称为经典性的——玛丽紧紧地抱住吉姆的腿，而车已启动，并把吉姆和他的战友带向出生入死的战场。影片对这段战火中的恋情做了一番十分伤感而又美丽的处理，令人久久难忘。
战火中的浪漫时时会伴随着死亡的阴影，因而其甜蜜本身就是一种苦涩的负重的幸福，总不乏一种沉甸甸的味道。布尔和斯林姆相继阵亡，吉姆也失去了一条腿。他开始质问战争的意义何在（无疑，这里已经不经意地播下了对一战进行反思的种子）。失去的越多，方知得到的弥足珍贵。战地的爱情已突破语言的羁绊，变得牢不可破。回到故乡的吉姆时时牵挂着在一战前线相识的可爱的法国姑娘，最后，他义无返顾地回到了法国。在影片广被后人抄袭模仿的结尾镜头中，吉姆穿梭跛行于田野之中，扑向玛丽的怀抱。
吉姆与玛丽之间的情感戏无疑甜蜜而感人，但是，《大阅兵》的主要成就体现于那无可比拟的战争场面。影片真实地表现了初次接受战火洗礼的年轻士兵的恐惧不安、狼狈不堪的经历。摄影机与行进于丛林中的士兵平行推进，每个士兵手持武器，时刻准备与遭遇的对手交火。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越战片中的某些场面。在另一场战役中，摄影机把镜头一转，使我们看到一排排德军士兵在照明弹燃亮的天空下，幽灵一般阴郁地行进着。接着便有一场令人津津乐道的戏：吉姆跌跌撞撞地潜入一道战壕，无意中遇见一个奄奄一息的德国士兵。尽管那里躺着的是一个敌人，但他还是动了怜悯之心。年轻的德国士兵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他已受了重伤，惨不忍睹，呻吟不已。最后，德国兵嘴里叼着吉姆给他点燃并送到嘴上的烟，默默地告别了人间。
这一场戏的含义不言自明。但是，严格说来，这一经典之作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战电影。尽管吉姆在失去战友时痛不欲生地发问——“谁带来了这场该死的苦难的战争。是人还是上帝？我们有幸活下来，苟且举杯痛饮，可又是谁把地狱捎来的呢？”但是，金·维多对表现理性主题多少有些戒心，他不愿意让观众看过他的电影之后便直奔结论和主题而忘却其它。他试图让战争这一左右过众多人命运的魔手，对观众发挥效力，留给他们可怕的回忆。你只需感觉战争曾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掉许多年轻的生命，它无异于一场疯狂的游戏就够了。金·维多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麦尔斯通的《西线无战事》。金·维多的影片虽然较之后者显得平淡了些，但其开先河的意义不容忽视。
不错，战争是一场真刀真枪的阅兵式，血与火考验着每个军人的意志。金·维多留给我们的是关于它的噩梦，把原本丰富的色彩一笔涂成了一片灰色。结论是一种归宿，但结论有时也很可怕，因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取舍和非此即彼。结论的建构造成一种范式，经典性结论造成一种可供模仿的范式。建构一种结论和打破这种结论同样不易。
一般来说，好莱坞的战争电影也是相当模式化的。一部《大阅兵》问世以后，战争与爱情便结上了缘份。在以后的战争片中，我们几乎找不到漠视爱情作用的例证。美国的电影导演们明白，在痛苦与恐怖的氛围中，爱情是最理想的调和剂，一旦可能，好莱坞会不失时机地把战争当作调料来调制美酒，让人们为这美酒而陶醉。《光荣本色》（1926），由马斯维·安德森与劳伦斯·斯达琳联袂主演。影片对战场严酷性的描述，采取了相当节制的态度，使影片中的战争看起来很有趣。对战争的浪漫化处理，使它基本上等同于一场提供给大孩子们的游戏。每当这种时刻，人们反倒淡忘了战场，而记起自己是漫步在好莱坞了。
早期空战片杰作《双翼》（1927）把浪漫情愫带上了天空。在威廉·维尔曼手下推出的激烈的空战中，洋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情怀。这部影片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战时美国空中英雄的大无畏形象，深受其时代的青睐，而且至今保持着可供后人学习的不朽价值。有美军作战部门和空军的鼎力支持，使得维尔曼得心应手地再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开启了战争片历史中表现空战的先河。后人一说到空战片，一般都首先要提这部20年代摄制的杰作。
经典之作《双翼》的故事围绕两位交情很深的飞行员与他们共同迷恋的姑娘而展开。影片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当飞行员阿兰九死一生地从德军控制的领空作战归来，却不料被自己的好友罗杰故意击中了飞机。濒临死亡的阿兰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际，原谅了无地自容、痛苦不堪的罗杰。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史无前例，令人惊心动魄。影片中那些飞行员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迎接死神挑战的一系列壮举，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贾里·古柏也因这部影片而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
应当看到，《双翼》一片所获得的不俗反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超凡绝伦的空中摄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影片的摄影极其准确地把握了战时独特的气氛，生动而有力地烘托了空战的危险与冒险的快乐。俯冲的急骤，尾追敌机的快感，死里逃生安全返航，尤其是空战中短兵相接的搏战等，均达到了触目惊心的效果。观众无异于随同主人公游历了空战过程。相对而言，令人眼花缭乱的空中混战，最能体现空中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豪情，在银幕效果上又能构成一幅美丽而又可怕的画卷。影片中的这些镜头不是来自特技的以假乱真，而是由摄影师在飞机上直接拍摄下来的。此后，效法该片的影片便纷纷出笼，其中尤以赫沃德·胡戈斯的《地狱天使》（1930）最为有名。
本世纪初的30年间，美国的战争电影经历了一个初步确立表现模式的过程。在今天看来，那些经典之作也许显得稚嫩和粗糙些，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三、老鹰和鸽子：寂寞的行程
相对来说，本世纪前30年是美国战争电影的一个挺热闹的季节。在此之后，战争电影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淡的年月。一直受到战争片青睐的老鹰虽然还在依然故我地飞来飞去，但不再象前些年那样引人注目了。反倒是白色的鸽子衔着橄榄枝穿行于战火烟幕中，深得人们的喜爱。
环球公司隆重推出的《西线无战事》可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把雷马克写于1929年的著名小说搬上银幕，足见环球公司手脚之快。由此，我们也看到，好莱坞战争电影与世界军事文学之间的关系。德国人的小说，转化成了好莱坞的电影语言。
一群德国学生兵满怀天真来到战场，结果，他们发现战场上并无自豪与光荣可言，寻觅到的倒是自我的醒悟、痛苦和死亡。影片主要通过年轻的德军士兵保罗·鲍马尔（路易·艾尔斯饰）的视觉告诉我们，战争吞噬了人性，任何人的胜利对人类而言，都虽胜犹败。杀人总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战争造就了人类的冷漠，和那些稍纵即逝、随人忘却的痛苦。保罗对那些自己的同乡、新来的学生兵说：“我们的身躯是地球，而我们的思想便是粘土。现在，我们整日整夜与死神相伴，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这一十分理性化的词句，倒也道出了德国这一“哲学民族”的独特个性，并非玩什么深沉。
鸽子的翅膀上系上了相当沉重的理性。
以往战场所呼唤的骁勇的猛禽老鹰已经折掉了翅膀，失去了锐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线无战事》作为反战片的代表作，依然不失其慑人魂魄的魅力。影片不顾过多的对话与动作带来的困扰，依然我行我素地通过雄辩的语言表述观点，吐出鸽子的思想。它吸收了《大阅兵》的有益经验，十分注意强调声音在战争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令人惊恐不安的炸弹爆炸声，机关枪的哒哒鸣叫，负伤及濒临死亡者的漫天惨叫，年轻人因恐惧和绝望而发出的种种声音等，不仅没有削弱影片的内涵，而且还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影片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保罗和他来自学府的战友们的战场经历展开故事。这些来自校园的孩子们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战场上男儿世界的奥秘，亲身感受到失去战友的痛苦，明白了真实的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敌军成群结队地压来，有如一群杀气腾腾的前来复仇的魔鬼。摄影机随敌军的行进缓慢地移动，时而切换到学生兵们那惶恐不安、手足无措的面部特写。尔后，便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对这些初尝战地滋味的孩子们来说，唯一的精神支柱便是那位经验丰富、待人宽容实在的老兵卡特金斯基（影片中称为卡特）。路易斯·维尔汉姆的出色表演，把这个内涵丰富的人给演活了。在战场的任何紧急关头，卡特都能分清轻重缓急。当孩子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回已受了致命伤的战友时，他竟说：“算了，他已是具尸体了，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卡特的冷酷受到了孩子们的指责。
保罗·鲍尔马则为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痛苦不堪。他不住地为濒临死亡、走向天国的战友默默地祈祷，直到祈祷完全归于徒劳无效为止。他还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亲眼看见他死去。在这之前，我还完全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在著名的段落中，他与附近一位行将死去的法国兵（雷蒙·格里菲斯饰）一同躺在地上，谛听着伤兵那悲惨的呻吟。他慢慢地靠近那位法国士兵，恳求他原谅自己：“你和我一样都是人，而我却杀害了你。原谅我，伙计。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的要求不过就是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你和我都一样啊。你一定要原谅我，伙计！”他的歇斯底里的呐喊声久久回荡在空旷的原野。使他困惑不解的是，当他返归故里，讲述到战争如何丑恶之时，却受到邻里们的耻笑，人人都耻笑他是不值一提的懦夫。
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战场，保罗再度与稳健老成的卡特同壕作战。从卡特的身上，保罗找到了最后的依托。不幸的是，卡特负伤了。当保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时，他心里已经明白，卡特老伙计已经死了。他默默地呆坐在战壕里。在最后欢庆胜利时，保罗独自一人留在战壕里，倾听着一支不知从何处飘来的舒缓悦耳的口琴曲。此时，他恰巧看见一只蝴蝶在飞，于是，他似乎忘记了一切，不顾危险去捕捉，一位法国狙击兵向他开了火。保罗的手慢慢地无力张开，他就这样死去了。在影片的结尾段落里，我们看到一队士兵有如一群来自地狱的幽灵一般行进着。他们的眼睛里流溢着悲伤和怨恨的神情。影片留给人们极其强烈的印象。
《西线无战事》并未自足于渲染战争给人带来的恐惧和悲伤，也未停留于表现“战争即人类自掘的坟墓”这一反战主题。它不象当时的许多影片那样，一味热衷于让角色发表长篇大论的反战演讲，而是着重于营造一种灰色的、绝望而压抑的气氛。尽管影片中的不少场面催人落泪，但是，导演路易斯·麦尔斯通以理性电影的尺度，牢牢地把握了情感内容的表达。他通过调动摄影机或声音处理的技巧（他在运用声音方面十分在行），细腻地表现了处于疯狂状态的年轻人如何从恶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微妙过程。
反战主题，曾吸引过众多的艺术家，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毕加索就是一个显例。我们不仅会记得他那幅驰名世界的《格尔尼卡》，更不会忘记他画的《和平鸽》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都理解这一语言，而且不时地运用它来作恳切的交谈。无疑，反战主题已构成军事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好莱坞，它也几起几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曲线和传统。
我们看到，强烈的反战情绪在好莱坞一直持续到30年代末期。这时，欧洲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随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相继陷落，有关“第七纵队”的种种不祥说法已经开始在美国各个城市传播。迎合时局，电影再度扮演起为国家利益而进行宣传说教的角色，以使国民心理上有个准备，随时迎接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临战状态极佳的华纳兄弟公司不遗余力地推出了《第69次战斗》（1940）和《约克军士》（1941）等影片，其十分明显的用意在于，鼓动和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人的那种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
当然，即便是这种时刻，电影也没忘记娱乐的天性。或许，这一时期歌舞片的兴盛可以被看成是借“酒”浇愁、歌舞升平之举吧。好莱坞的歌舞片的确给生活于战争阴影与惶恐之中的观众带去一份安慰。人们看到，欧洲正日益滋长着可怕的集权主义，纳粹德国的魔影正在威胁着人们和谐宁静的家庭生活，使人们躲都躲不掉。
客观地说，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象《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佳作，但从总体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好莱坞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作品。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影片，通过对人们面临的破碎山河的生动描绘，获得些许的成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米高梅公司的《大风暴》（1940）。影片生动地表现了希特勒时代的早期，一个德国家庭——罗斯一家的毁灭。父亲（弗兰克·摩根饰）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他被投入了集中营；他的两个不太大的孩子成了狂热的纳粹，剩下的家人如落叶飘零，各奔东西。女儿弗莱娅（玛格丽特·苏拉饰）则走入反纳粹的行列。她与她的恋人马丁（詹姆斯·斯地欧特饰）一道出逃。但不幸的是，当他们即将跨越国界，投向自由之际，弗莱娅中弹倒地，死在马丁的怀中。
弗兰克·博杰兹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导演了这部影片，《大风暴》中无处不洋溢着他的激情。应当说，导演的全身心投入，使得影片在当时得以独树一帜，观众的反响也很热烈。影片有力地揭示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意味着什么。诚然，作品也有它浮华夸张的一面。但是，它毕竟深深地打动了观众。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画面中并不包括那些表现敌人猖狂行径的场面，而只是些出人意料、非常宁静安谧、表现人间爱情与荣誉的段落。麻烦与威胁接踵而至，罗斯教授几次得到劝告，要他早早避难。但他都断然拒绝了。他说：“我从来就瞧不起只为自己或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的懦夫行径，我看重勇气。”影片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观众。
冷眼看战争，是这段时间出现的战争片的一个突出特点。人类渴望着和平鸽在头顶上飞翔，而不希望看到凌厉的老鹰吞噬那美丽而脆弱的生命。对战争电影而言，这种期盼却意味着一种暗淡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