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记忆与族群身份认同
——以田冲苗寨为个案*
王雪梅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对移民群体而言，历史记忆是建构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通过湘西凤凰县千工坪镇田冲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以不同的族群认同要素来表述族群身份，有可能会产生张力和矛盾。从族群认同的主客位关系来看，确如郝瑞所言地域社会群体族群身份的界分，不仅是“我者”与“他者”的区分，还有国家在场的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移民；历史记忆；族群认同；国家在场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移民大潮，现今各地都有诸如靖康南迁、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等关于历史移民的传说。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的田冲苗寨中也有关于历史移民的记忆与传说，这些移民记忆是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这些移民记忆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身份认知产生了张力，对历史移民的追忆使其族群身份的表述与其周边村寨有所不同。
一、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
首先，就族群的定义而言，学界还没达成一致观点，但从不同学者的表述来看，大致认为“族群是那种自己认定或别人认定的具有共同世系和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1]。同时，在族群理论的相关研究中，族群认同一直是核心论题之一。在西方学界对族群认同的讨论中，主要有原生论/根基论和工具论/情境论两种取向。巴斯的《族群与边界》采用“边界”的概念对族群定义从客观理解转变成主观建构，从对客观的文化特征的强调转移到对族群主体的信念、自我感知与自我定义上来[2]。“行动者出于互动的目的,以族群身份给自己和他人分类,他们在这种社会组织的意义上构成族群”[3]，关凯也曾强调，族群认同的两个来源，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外部认同，即外群体成员对族群成员社会差异的感知。郝瑞则将社会定义或者他者外部认同进一步细分，提出任何地方社会系统中参与界定族群的力量总是由被界定的族群本身、在地方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群体和国家三部分构成[4]。
其次，许多学者都讨论了历史记忆对族群身份认同之间的重要关系。王明珂将历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中呈现历史形态与流变的部分，人们可以藉由历史记忆来追溯其共同起源与流变，来诠释当前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他强调，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由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两个因素在“时间”中延续和变迁。这种历史记忆所记忆的历史通常强调一个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这种“口述历史”让我们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历史记忆，这些边缘历史记忆及其述事的荒谬、不实，或其反映典范历史述事的荒谬、不实，都形成一种“异例”。关注历史记忆的意义在于，深入分析这些述事与“异例”并将之“情境化”，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与“他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述事和人类社会文化背景(情境)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5]。还有学者深入探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记忆受族群社会所依赖，凝结着族群所特有的情感联系，并由所属的族群及其成员所分享和共有，通过回忆、叙述或重构等手段来强化、变更族群边界及认同的部分记忆。历史记忆与结构性失忆相伴相生，它们与“史实”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历史心性指向，并根据不同时期族群的情势需要和利益目标，将夹杂着客观的或主观的、真实的或虚拟的过去被反复记忆、失忆和重构，这个过程本身也在建构族群历史。藉着历史与记忆的互相作用，族群追溯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不论是以血缘或虚拟血缘关系所凝聚的族群，还是经融合、分裂、移民所形成的族群，其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变化、族群的认同与变迁，都需要借着历史记忆与失忆来重组族群的共同过去，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状态。族群认同是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之上的个体对族群共同体的情感依附和归属认知，族群以共同族源记忆来凝聚认同，而认同变迁又由改变族源记忆来完成。族群认同的边界首先是基于族源记忆的差异而萌生，并造成客观文化、认同意识有别的连锁主观判定。族源历史记忆透露族群认同的边界，且不论族源记载是否有着“史实”根据，至少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族群成员都比较一致地选择了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共同模塑了该族群的边界与情感特质。族群历史记忆是实现族群认同及其变迁的工具，族群的形成与变迁和族群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资源竞争密切相关，当资源环境发生变化或出现人群迁徙的情况时，族群间原有的资源占有、分配关系将随之发生变化，促成族群边界内外新的资源竞争、甚至斗争，族群流变常常由此展开。移民情境中，一旦宣称为新的族群，即表示他(们)与原族群发生结构性失忆，新的族群流变记忆将他们与一些共有这些记忆的人群聚合起来，族群交往使得历史记忆变得多元，而族群边界也由此变动，在同一地域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民族文化。就这样，族群边界的结合与分裂，族群认同及其变迁，藉着历史记忆的利己性构建，使得当前族群状态变得合乎所以然[6]。本文即从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镇田冲村为例，分析当地人群关于移民迁徙的历史记忆，讨论其历史记忆与当下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并回应郝瑞所强调的国家力量在族群认同中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
二、田冲苗寨的移民记忆与族群身份认知
(一)田冲村概况
田冲村，位于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镇西部，地处沱江上游的低山丘陵区，临近长潭岗水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注] ①资料来源：凤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fhzf.gov.cn/zjfh/fhgk/201706/t20170601_695710.html，引用日期2018-07-30. 。该村距镇政府8公里，东接豹子洞村、塘公坨村，西邻麻冲镇，南接都里镇，北靠山江镇，由田冲和下田冲两个自然村寨组成，辖5个村民小组，共160户，708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田冲村隶属崇礼镇，为镇公所所在，彼时该村两岔河集市异常繁华，方圆百里的麻冲、山江、千工坪、吉信、廖家桥、都里等镇皆来赶场。后因匪患横行招致大灾，后虽有复业终还是萧条。1953年，凤凰县建立新镇，田冲村隶属第三区(区政府驻总兵营)田冲镇，1956年撤区并镇，田冲村隶属叭固办事处千工坪镇，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田冲村隶属千工坪公社，1982年后，田冲村隶属山江片区千工坪镇，行政区划几经更迭。2016年并村政策实施后，与豹子洞村合并为新崇礼村，采用了民国时期乡公所的名字。上、下田冲的村民住宅都是依丘陵而建，基本分布在半山腰以下，较为集中，耕地则分散在丘陵缓坡和小块河谷平地，全村耕地面积1019亩，山林面积2113亩，以烟叶生产为主，兼有水稻、玉米。[注] ①资料来源：凤凰县党建网千工坪镇门户网站，http://www.fhdjw.hn.cn/a/cunwugongkai/20171213/3775.html，引用日期：2018-07-30. 上、下田冲均为苗寨，还保有不少传统民居，属于传统的土坯木房结构。上、下田冲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打工地点主要集中于浙江一带，村中主要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上田冲包括第一、二、三小组，下田冲包括第四、五小组，两个自然村之间的距离步行约需20分钟。
1.1.1 样品。咖啡生豆分别采自保山市、普洱市、临沧市3个市的咖啡种植基地，品种均为卡蒂姆。焙炒咖啡豆：取搜集到的咖啡生豆的50%，进行烘焙；烘焙条件：中焙，烘焙时间10 min，温度200 ℃，色度值58。
(二)移民记忆与族群身份认知
田冲村的主体姓氏为张、彭、滕，这三姓村民中流传着关于祖上迁徙移民的传说。据村民讲，张姓先祖是朝廷派来镇西的将军，负责镇守苗疆，其子孙就留在麻阳县定居，后人有一支脉搬到了田冲，自麻阳县迁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七代人。当地村民称张姓占本村人数的九成，都是同一个支脉的族亲，不仅是田冲村，整个千工坪镇范围内的张姓均与他们是同宗，祖上都是麻阳迁来的，甚至在湖南乃至贵州的一些地方，不少张姓都是麻阳张氏的后裔。在访谈中村民提到一个说法，即大概在乾隆年间一支族人先是从麻阳迁到了离田冲村大概三十公里铜板村(音译)，数代之后又迁到了田冲。在访谈中，村民大多都提到一个关于先祖迁徙过程中在田冲落脚的故事。据说，张氏先祖本来是想迁到“骆驼津”(音译)这个地方居住。在迁徙过程中路过田冲这个地方时，遇见马氏滕和古塘两个寨子的人在互相打斗，马氏滕在田冲东南方向一公里左右，古塘在田冲的东北方向两公里处。张氏先祖遇上双方争斗，便进行劝解，据说马氏滕的祖辈也是从麻阳迁过来的，和张氏先祖的口音方言相似，所以劝解有效。劝解好以后，古塘和马氏滕两个寨子提出，总归都是要找地方定居，不如就让张氏先祖留在这个地方，分给他们田土和山地。田冲所在的这片地方，以前是古塘和马氏滕的交界地带，张氏族人定居以后，古塘村和马氏滕村将这一片地方分给了田冲，田冲村将古塘村和马氏滕村相互隔开，作为二者的缓冲带。还有村民提到，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做田冲，正是因为张氏先祖来到这里时遇见双方争斗，在田地里互相冲杀打斗，这个词是来源于汉语，当时从麻阳迁出来的张氏先祖说的是汉语，而非苗语。田冲这个地方在苗语中称为“班德若”，意为李子，因为当地多有李子树，盛产李子。在访谈中，调查小组还搜集到了关于张氏先祖在田冲村落脚的另一个版本，缘由类似，都是在前往另一个地方时途径田冲，遇到古塘和马氏滕的村民，原本古塘和马氏滕一带土匪猖獗，而张氏先祖是武将之后，功夫很好，所以被古塘和马氏滕的村民要求就定居在此，帮助两个村子防范盗匪。
一个有意思的要点在于，同出麻阳一脉的新晃张氏与田冲张氏，一支成为侗族，一支成为苗族，而从江西迁来的，一般认为应该是汉族，那问题在于，同为麻阳张氏后裔，为何分化成苗族和侗族，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而且，就湘西一带而言，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等在民国时期的调查中都指出，本地苗族以龙、吴、廖、石、麻为主要姓氏[8]，道光年间的《苗防备览》中则明确指出，“苗姓龙、吴、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杨、施、彭、张诸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9]。这里提示了一个信息，即龙、吴、廖、石、麻为真苗五姓，其余姓氏多是从外部迁入，属于“变苗”。进而一个问题在于，以田冲的个案为例，在民族识别时，千工坪镇和附近的山江镇整片被认定为苗区，而仍然保有关于移民的历史记忆的村民，是不是也认同自己属于苗族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地村民的回答呈现出一种矛盾和张力。首先，从姓氏和对祖先移民迁徙历史的追述来看，村民确认当年迁居到麻阳的先祖是汉人，自己是镇西将军的后裔，认定张姓是汉姓而非苗姓，并强调这是周边地区居民群体的一致看法。田冲张和平老人提到，张姓人去到周边地区以及到凤凰县时，凡是说到自己姓张，对方都会说“你姓张，你是汉人，不是苗人”；另一个张姓老人于1971年参军入伍，在广西和广东地区当了六年的高炮兵，据他说在当时征兵报名时，一个地方领导看到了他填写的报名表，特意提醒他“你是不是写错了，你姓张，怎么民族这一栏写苗族啊”。从姓氏的延续上来看，当地人依然认为张姓应该是汉族，从有关于移民的历史记忆来看，当地村民认为祖上是汉人移民，虽然住在了苗区，但自己本身依然是汉人，血统是不会变的。其次，从语言流变上来看，当地人判定族别的一个简单标准就是日常使用的语言，“说苗话就是苗族”。当地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村民，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苗语，除了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会讲汉语普通话的并不多。从这一点上看，村民有理由认定自己的苗族身份，但也有村民将语言追溯到祖辈，在张氏先祖迁到田冲时，“田冲”这一地名即是来源于汉语，继而认定先辈迁来此地定居时还是说汉话，只不过在苗区待得时间长了才改说苗话，这样一来，又为自己的汉人身份寻找到了一种合法性。第三，从居住地域上来讲，当地村民认为，之所以明明应该是汉人的张姓被认定为苗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居住在苗区，政府认定这里是苗区，自然就认定了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都是苗族人，而并不区分祖先迁徙的历史和姓氏的差别。
关于张氏，民间有“天下张氏出清河”的说法，清河张氏是张姓中最具名望的支脉，甚至有人将“清河堂”作为张氏总堂号，各地的张氏在修谱时多少都会将自己与清河堂牵上关系。而从江西迁往湖南一带，又与南方普遍所讲的“江西填湖广”相叠合。在《湖南氏族迁徙源流》中，收录了两条关于麻阳羊古脑张氏的记载：
田冲村张姓村民的历史记忆中是汉人，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典型的苗族。这也说明，一个汉人移民群体，在与地域社会内其他群体互动的几百年里，已经充分地融入到了地域文化中，在社区文化的濡化影响之下，完成了文化的融合与族群身份表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在场的介入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而社会生活的融合，则是通过移民群体在地方区域社会内互动逐渐完成的。
选取两套告警频繁的SGSN进行所有Gn接口镜像抓包：对CE1和CE2相同时间段的数据包进行echo包统计发现：SGSN1和SGSN2之间的gtp echo消息都可以一对一对应。再看设备间业务地址的ping包，也是没有丢包的。针对第一种可能产生告警的情况，对于承载网丢包的问题可以排除。
两则记载中都提到了张雄飞于元泰定年间迁到辰溪石马湾，再迁到羊古脑。另外，该书还记载了一则有关张雄飞的张氏分支：
新晃侗族张氏 源出江南，始居江西丰城县。至雄飞公于元泰定初官麻阳副将而定居，后迁邵阳，继徙辰溪。至十世福义公于明永乐三年从泸溪迁沅州之旧州(又名旧周，今李树)，子寿星，孙乔海、乔禹、乔德、乔贵，分居高寨、岑转坡、田家寨、禾滩等地。
从图1 B可以看出，TXG经氧化制备的GO在3405cm-1出现了羟基O-H的振动吸收峰、在1727cm-1出现了羰基C=O伸缩振动吸收峰、在1225cm-1出现了环氧基C-O的伸缩振动峰等，这初步说明经过氧化后的产物表面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如羟基、羧基和环氧基等，TXG成功被氧化；由图1 C可以看出，GO所含羟基、羰基、环氧基等基团的红外吸收峰几乎消失，这说明GO被成功还原制备了rGO。
田冲村与麻阳县不远，据说从麻阳迁出以后还一直与麻阳的张氏族人保持联系，这一支脉的起源地就在麻阳县羊古脑村，当地有祖墓和祠堂，田冲村民在接受访谈时提到，本村曾有人到过羊古脑并见过祖墓，祖墓上写的祖先名为“张雄飞”。村中老人讲，在麻阳“羊古脑”还有张氏宗祠，以前每当有重大事件要开祠堂议事的时候，羊古脑的族中头人会开具类似于通知信的凭书，村民称为“开本子”，派人送到田冲村，告诉村民在某月某日到麻阳县羊古脑祠堂，要商议或者宣布重要内容。田冲村会派一个代表前往麻阳县羊古脑的祠堂参加会议，一般要有文化、能写字、辈分高的人，据说上一次开祠堂议事是在民国时期，约为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田冲村曾有一个代表去参加过麻阳的宗族会议，距今已经有三代人了。
这样想着，陈大勇抬头睁开了双眼。他现在跪在地板上，手举得老高，他说：在下国军八十六师警卫连长陈大勇，不知各位好汉是哪条道上的？
麻阳绿溪口乡羊股脑张氏 始祖世杰公，宋朝范阳人(今河北定兴县)。其次子正心少从父军，宋亡而义不仕元，遂更名惟忠，遁届邵州老鸦田。惟忠次子雄飞于元泰定三年( 1326 )辞官卜居辰溪县石马湾，再徙居羊股脑。后裔散居绿溪口、黄桑、岩门等地[7]。
虽然现在没有人主持祠堂议事，但田冲村和麻阳县羊古脑之间还保有一些联系。上世纪90年代，麻阳县羊古脑组织了“湖南麻阳县羊古脑续修谱牒理事总会”和“家史编写组”，编写了《张氏古贤》一书，搜集收录了154位有史可考的张姓名人，如张挥、张良、张仲景、张衡、张僧繇、张角、张飞、张骞、张九龄乃至张献忠、张天师都予以收录。虽然这本书在编写时不论籍贯不论族源，将所有张姓名人都收录进来，但是，田冲村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老人许多都不太识字，他们也并不清楚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对他们而言，这本书无异于家谱，因为这是麻阳县羊古脑的理事会赠送给田冲村张姓村民的。麻阳羊古脑编的这本书将自己与山东清河张氏连在一起，称自己为清河张氏后裔，还收录了百忍歌。在访谈中，有村民提及说在麻阳之前更远的先祖从山东前往江西，又从江西迁来湖南。
全面执行《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通则》、《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全面落实好管理制度，参照技术规范与操作规程开展操作，实验室内废弃物处理参照规范管理，保证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与技术人员的安全。另外，提升仪器使用效能。基层兽医实验室还需要做好日常监测与诊断工作，实现与上级业务部门对接，全面利用好相关的实验仪器，发挥好基层兽医实验室诊断疾病效用[4]。
三、国家在场与地方化行动
从族群身份认同的要素上来看，如前文所述，世系历史与文化特征应该是族群认同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宗教、习俗、服饰和地域等要素，并且，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历史记忆为其提供合法性，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成为认同本身的组成部分。反观田冲村张姓村民们的族群身份认同，主要以三个要素为尺度，一是姓氏，二是语言，三是地域。其中，以姓氏为认同的要素，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对共同祖先的确认以及共同历史遭遇、历史记忆的肯定。一般来讲，族群身份认同的各个要素之间应该能够互证，在历史记忆、语言、宗教、习俗、服饰等不同方面能够共同确证群体的族群从属。但是，田冲张姓村民的族群认同中，历史记忆、语言和地域三者之间形成了张力和冲突，不仅无法互证，而且相互矛盾。
从族群身份认同的层次上来讲，亦如前文所述，族群身份的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界定，就田冲村的村民而言，对祖先移民迁徙的历史记忆、对姓氏的认定以及对语言的部分确证，都是村民居于主位的自我认同，而外部其他群体对“张姓”的判别，认定张姓应属汉人而非苗人，是村民居于客位的“被界分”，这是一种来自外部的他者界定。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更强有力的界定，即来自国家的识别认定。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并不可能深入到每个村庄，也不可能区分各个姓氏，更不可能追溯每个群体的历史源流，更为简洁和有效的方式是根据某些类型性的文化特征将某一地域内的群体划定为特定族群，并且对某些群体进行归类、合并。郝瑞曾不无正确地指出，从国家进行民族识别的出发点来看，上世纪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上对族群进行细致的辨别，而是基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需要[4]。如是，在族群身份的界定与认同方面，国家作为强有力的第三方介入进来，带有强制意味地将田冲所在的区域认定为苗区，区域内的群体，不分姓氏、不分源流，一齐被划入到带有政治性意味的“少数民族”范畴中，被界定为“苗族”，在湘西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后，被划为苗族的人们自然地从法理上获得了地方自治权利。随着时间推移，“苗族”逐渐成为这一原本为汉人的群体的身份标签。另一方面，由于苗族与汉族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甚至少数民族往往还能有一部分优惠政策，这样一来，“苗族”作为一种外部附加的印象标签逐渐内化为当地居民的族群身份认知。提及千工坪镇，当地人的回应是：这边都是苗寨。原本的移民迁徙历史记忆中的汉人身份认同被弱化，当然也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族群身份认同，当移民迁徙的历史记忆被重复表述时，作为汉人后裔的族群感又重新萌发出来。但是，基于结构性的力量，“苗族”成为该地域内群体身份的正式标签，被记录到象征国家对公民权利承认的身份证上，无人可撼动也无人去撼动。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国家在场的重要影响。郝瑞所提出的，任何地方社会系统中参与界定族群的力量总是由被界定的族群本身、在地方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群体和国家三部分构成[4]，这一论断在田冲张姓的族群身份界定与认同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麻阳张氏 原籍江西丰城县桥渡江。始祖万选公任湖广长沙府太守，任满后居湘潭。其长子监举有孙四：登明、登财、登逵、登秀。登明之五世孙居岩门屯里；登财之三世孙雄飞于元泰定间自江西迁辰溪石马湾，后定居麻阳羊古脑五溪桥；登财之次子提督生谷胜，字觐远，于明洪武三年(1369)迁居麻阳落业，生二子，长文通迁白泥田，次文蔚移居岩门，三文辅仍居旧县。提督之三子谷月之次子文琳之长房宗孝居黄双林，二房宗玉居毛坪。
在张氏先祖迁居田冲的故事中，无论是调解两个寨子的矛盾，还是帮助两个寨子防范盗匪，古塘和马氏滕两个寨子除了将一部分耕地和山林分给张氏先祖以外，还与其结下干亲，麻姓与张姓互为兄弟，但互相不通婚，这一习俗沿袭至今。从移民迁徙的过程看，土地是生活的核心，它不仅是一种生存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的象征。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从土地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10]。古塘人分出田地给张氏祖先内涵着潜在的定居意义和合法化的地方认同。移民在异地获得稳定的生活首先得拥有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土地。民族地区移民需要通过“模拟血缘关系”对他者血亲身份进行地方化改造，这是模糊主客关系进入当地社会特殊的民俗手段，也是移民确认 “合法身份”，获得地方社会认同的重要策略[11]。古塘麻氏与张氏结下干亲，把不同宗姓的社交往来关系增进为兄弟般亲缘关系，使得张氏通过认干亲获得了合理的身份，更容易融入民族社区，是移民群体建立社会关系的最便捷的手段之一。
乡村社区中移民群体与原生群体通过追溯族群的共同源流与历史流变区分社区人群各层次，以此分别“我们”与“他们”。同时修谱获得镇西大将军后代的身份和调解苗寨矛盾、保卫乡里的移民故事，使张氏移民在当地苗人社区获得了合法化的社会身份与地位，重新整合当地社会生活秩序。民族地区移民最大的挑战就是身份的构建。它包括主客观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自己身份的主观认同也需要外在于群体的客观的社会性建构。移民传说的流传成为移民集体记忆的多维侧面。传说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但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世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的讲述者记忆的历史，它也就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但是传说文本的目是构建一个合法的身份进入苗人社区。移民传说的流传逐渐成为田冲张氏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还是出于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
有学者研究探讨移民群体族群性表述方式的变迁，指出“各移民群体在移出地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特定的族群性表述方式，这些固化的表述在迁徙过程中印记到了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当中，落业初期迫于需要传统的族群性呈现出集体失忆状态，但在扎根移入地后，留存在移民群体中的历史记忆在现代背景下被重新表述，形成了历史移民族群性的现代表述方式”[12]。具体而言，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就是指把先民在原居地族群特性及迁徙过程的遭遇等与迁徙相关的信息留存在群体记忆中，经由代际传承，在特定背景下重新被后人表述。与之相对的是集体记忆断裂和重构特殊形态的集体失忆，具体到历史移民群体的集体失忆是指移民群体后裔对于本群体祖先过去迁徙历史的漠视与淡忘，对于祖居地族群性的记忆和了解逐渐减少。在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田野个案的探讨中，以生存资源为视角，发现作为移民群体，官坝苗族移民群体在落业初期，迫于生活需要，不得不对原籍身份的族群性暂时性集体失忆，最大限度地消释当地人对非本族群的排斥，通过联姻等方式赢得当地主要族群的认可，并与结伴而行的其他族群强化地缘关系，来逐步增强本族群在迁入地资源竞争的实力，作者还指出这种历史记忆表述的曲折过程在现今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在武陵多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性[12]。但是，从田冲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另一种情况，即不是移民群体进入土著群体的社区，而是新移民群体进入到旧移民群体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新移民群体不仅不会暂时性集体失忆，反而会强化与原籍地的联系。田冲张姓从麻阳县迁来，据说当时还有麻阳县口音，而马氏滕是早于田冲张姓迁入的“麻阳人”，二者在移民源流上具有一致性，访谈中曾经有村民提到说，正是因为与先前移入民相似的口音才让张氏先祖能够在两个寨子之间有立足的基点。移民异地自我认同的实践途径就是续修家谱。家谱的主要功能是慎终追远、明辨辈序、团结族人。田冲村的张氏家族通过参与麻阳祠堂修谱活动，加强移民地与原籍地的文化交流，主客衔接了历史认同和文化身份，虽然是强化与原籍地的联系，但实际上加快了地方化进程。
四、结语
本文以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镇田冲张姓村民为个案，再讨论族群身份认同与移民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从族群身份界定与移民历史记忆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入手，来回应郝瑞所强调的国家对于地方社会辨别社会群体类型会发挥重要作用。在田冲村，张姓村民这一群体对祖先移民迁徙有着大同小异的传说，成为构建起移民迁徙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在村民的历史记忆中，祖先来自于汉地，说汉话，是朝廷委派镇守苗疆的将军，作为族裔自然应该是汉人，历史记忆为村民的汉人身份认同提供了天然合法性，地域社会内其他群体对于姓氏的判别同样佐证并支持了他们的这一身份认同。但是从语言和地域要素上来讲，村民又应当归属到苗人的行列，不同的族群认同要素之间产生了张力和矛盾，将这种张力和矛盾直接表象化的影响因素就是国家的在场，国家权力对族群界分具有强制意味的介入，让村民获得了一个与自我认同、他者群体界定所不相一致的身份标签，并使这个标签逐渐内化为群体的自我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田冲从一个汉人村庄，转化为一个苗族村寨。
天很快亮起来。修车铺始终没有开门，街上人群开始密集，人们一副精神模样，左小龙疲惫不堪，眼看怀里的泥巴还长睡不醒，只得再等。新到来的一天是一个阴天，因为阳光丝毫没有要洒下的摸样，风把春天吹得像秋天一样，连嫩绿的叶子都落下几片，老天就像打了很厚的粉底。左小龙本来很想嘘嘘，泥巴的脑袋又压在他的膀胱位置，让他更加难受，但他见泥巴睡的投入，实在不忍心叫醒，而且觉得把泥巴叫醒后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嘘嘘”显得自己毫无英雄气概，思前想后，一筹莫展。
重新反思这个过程，族群认同与社会生活可以并不完全一致，个体的族群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的日常呈现之间可以有所差异。即便村民们一直保有对祖先移民迁徙的历史记忆，保有对汉人的族群身份认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一系列的地方行动，比如结干亲、通婚、强化地域关联等方式，逐渐的融入苗族社区，在生活方式上完成地方化、民族化的转变。即便村民的历史记忆中还是有汉人身份认同，在社会生活方面，田冲已然成为一个苗族村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移民群体在区域社会中的地方化行动，可以达成融入地方社会群体生活的目的，而这一过程可能并不会影响对历史记忆的传承。换言之，历史记忆与文化表征都不一定是使族群身份表述产生张力与矛盾的根本因素，其要害在于结构性因素——国家力量的在场。
参考文献
[1]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5(5):53-61.
[2] 李静,温梦煜.从社会分类视角看族群认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66-71.
[3] Barth,Fredrik.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M].Little,Brown,1969:13.
[4]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5]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
[6] 江杰英.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26-30.
[7] 湖南图书馆.湖南氏族迁徙源流[M].长沙: 岳麓书社,2010:1214.
[8]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310-311;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67-168.
[9] 严如熤.苗防备览·风俗考上：卷八[M].道光二十三年(1843).
[10]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61.
[11] 卫才华.山西移入民的民俗变迁与地方社会[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131-133.
[12] 谭志满.苗族历史移民族群性表述方式的变迁——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50-54.
Immigrant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Miao Village in Tianchong
WANG Xue-mei
(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062,Shaanxi ,China )
Abstract ： For immigrants,historical memory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construct ethnic identity.In the case study of Tianchong Village,Qianggongping Town,Fenghuang County,western Hunan Province,it can be found that different elements of ethnic identity to express ethnic identity may produce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of ethnic identity,it is true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of regional social groups is not on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 and "the other",but also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presence of state forces.
Key words ： immigration;historical memory;ethnic identity;the national present
*收稿日期 ：2018-09-29
作者简介 ：王雪梅(1995- )，女，四川内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当代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89(2019)01-0016-06
责任编辑 ：陈 潘
责任校对 ：陈 潘
标签：移民论文; 历史记忆论文; 族群认同论文; 国家在场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