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关”和“渝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榆关和渝关，分别是隋唐时代两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作为人工建筑实体，两者的位置不同，相距达1000公里以上。作为地名，其专名的字形有明显区别，一个是“木”字旁，一个是“水”字旁。两个地名似乎不应混淆，但实际上因两者读音相同，且均为关隘，现在一些人已经将它们混为一谈了。长时期以来，人们将山海关视为隋唐时代的“榆关”，或称“渝关”，将三者指为同一地方，这就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和矛盾。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两个历史地名作一辨析，以正视听。
一、榆关故址在今内蒙古境内
隋唐时代的榆关，是“榆林关”的简称。换言之，榆关的全名叫“榆林关”。其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境、黄河西岸的城坡村。
榆林关，创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三月，即《隋书·文帝纪》所载“城榆关”。同年，在关城内置阳寿县（后改称金河县）和油云县，并设立榆关总管府。可见，当时的榆林关即是军事要塞，又是军事重镇。榆林关扼守黄河上的津渡，是抗御突厥南下袭扰的重要据点。开皇五年(585)，于榆关城设立云州，遂改榆关总管府为云州总管府。直到开皇三十年(600)，云州和云州总管府从榆林关向东迁往大利城（今和林格尔北），榆林关作为军事要塞才改属胜州。隋末唐初一度弃废，贞观十三年(639)重建榆林关。
榆关的地理位置，隋唐史籍的记载是明确的。《隋书》载：榆林郡金河县，开皇三年置于榆关城内，初名阳寿县。开皇十八年，改为金河县。二十年，云州总管府迁往黄河以东的大利城，金河、油云二县俱废。仁寿二年(602)，复置金河县，仍治于榆关城。据此，榆关曾是隋代云州总管府、云州、阳寿县（金河县）和油云县的驻地。《新唐书》则记载了榆林关与榆林郡的相对方位。即胜州榆林郡榆林县“有隋故榆林宫，东有榆林关，贞观十三年置”。隋唐时胜州曾一度改称榆林郡，治榆林县，故治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驻地的古城。榆林关位于今十二连城乡驻地的东方。而《元和郡县图志》叙述得更清楚，成为判定榆关位置的主要依据。该书称：“胜州，……隋文帝开皇三年於此（按此指胜州之境）置榆林关，七年又置榆林县，属云州。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置胜州，立嘉名也。炀帝大业三年（原文作五，误），以胜州为榆林郡，领榆林、富昌、金河三县。”其中，金河县即在榆关城内。“隋榆林宫，在州城内，大业二年置，因榆林郡为名。榆林关，在县东三十里，东北临河，秦退匈奴之处，隋开皇三年於此置榆林关。”显然，隋榆林宫故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驻地的古城之内。榆林关则座落在胜州城东30里许，且关城东北下临黄河，按照里程和地形，恰在今城坡村古城的位置。从实际地形来看，今城坡村古城正处在黄河向南转弯的凸岸顶端，跟历史记载“东北临河”完全相符。古城东半部已被黄河冲刷坍毁，仅存西部。今城坡村位于十二连城乡驻地东偏南，两地直线距离约10公里，而《元和郡县图志》所谓“三十里”系指隋唐时的实际路程，与今里距大体符合。城坡村古城也处在古今黄河津渡之上，北隔黄河与今托克托县城相望。1963年，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十二连城乡驻地的古城和城坡村古城进行了实地调查，依据当地出土的唐代开元十九年(731)的墓志铭，确认前者为隋唐胜州（即榆林郡）治城故址。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已将该古城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胜州故城的确定，为榆关地望的判认提供了考古学的依据。可以肯定：今城坡村古城就是隋唐时代“榆关”所在地。古城内发现大量的隋唐素面砖瓦，也是有力的证据。
关隘是控制交通大路的咽喉所在。榆关座落在黄河津渡一侧，曾经是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它北衔穿越大青山的孔道——白道谷（今什尔登隘口），南通夏、银、绥、延、鄜诸州，乃至于京师长安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隋文帝杨坚就称榆关是皇朝的“北门”，始终选派久经沙场的将军镇守这个要塞。例如开皇四年四月，委任50岁的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同年底更名为云州总管）。贺娄子干晓习边事，镇守榆关，威名远扬。隋文帝曾下诏褒奖：“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赐之。”贺娄子干后因母丧离职，但“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很快召他回到榆林关。之后，杜彦、段文振等重要将领先后赴榆关担任云州总管。开皇二十年，云州总管府迁离后，榆林关降为军事要塞，改属胜州。值得一提的是：大业三年，隋炀帝率领着大队人马自京师北巡，来到榆林郡城（今十二连城乡驻地的古城），逗留数日后经榆关渡过黄河，溯金河（今大黑河）而上，出白道（今什尔登隘口），赴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所在的碛口（今二连浩特西南），并在此会见草原各族上层人物。于此可见榆关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唐贞观十三年，又重修榆林关城，续用之。
二、渝关故址在今河北省境内
隋唐时代的渝关，也是一座著名的关隘，但它的全名叫“临渝关”。换言之，渝关是“临渝关”的简称。其故址位于今河北省抚宁县东部的榆关镇（按：榆应作渝）附近。
关于临渝关的地理位置，隋唐史籍的记载也是清楚的。今抚宁县之地，汉至北朝曾设立临渝县。隋开皇初，废县为临渝镇。《隋书》载：北平郡卢龙县境，“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宫，有碣石”。此临渝宫是大业中为隋炀帝亲征辽东而建造的行宫，就在临渝关城。关官，即指主管临渝关的官员。《旧唐书》云：唐武德二年，改隋北平郡为平州，领临渝、肥如二县，治临渝。同年，平州治所由临渝迁至肥如县，并改肥如为卢龙县（今卢龙），增设抚宁县。武德七年，废临渝、抚宁二县。到了贞观十五年，复于故临渝县城置临渝县，过了5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改临渝县为石城县。《新唐书》则云：平州北平郡石城县境“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综上可知，临渝关在唐代平州临渝县（即石城县）境，相当今河北省抚宁县一带。临渝关即渝关，隋唐时于关城建立军事防守单位——渝关守捉使。所谓“营州柳城郡西（南）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即指临渝关城。故址在今抚宁县东部。
渝关的确切地点，据《畿辅通志》的记载，“永平府抚宁县，渝河在县东二十里，源出口外古瑞州，由宏量寺南流入戴家河，至莲峰山西入海。”又曰：“临渝山，在县东二十里，一名马头坡。峰峦崛起，高千余仞，下临渝河，间为关隘。汉以此名县，隋临渝宫亦以此名。”这就表明了临渝县、临渝宫、临渝镇、临渝关的得名来历，“渝”字作三点水旁，缘于渝河。据此，古临渝关位于今河北抚宁县东部渝河（即戴家河）西岸的临渝山一带，“旧为关隘”就是明证。取名“临渝关”盖因关城下临渝水而来。简称“渝关”。汉临渝县、隋临渝宫也当在此地。该志又云：“沙河，发源猩猩峪，由渝关镇西入戴家河。”这表明今榆关镇原本写作“渝关镇”，后因转传而误。
渝河，即今戴家河，南流至今秦皇岛市西南、北戴河附近入海。这就是隋唐时代的渝水。渝河、渝关镇、临渝山均在今抚宁县东10公里处。依据历史记载，隋唐渝关故址就在此地，当即今渝关镇和临渝山之间。
临渝关跟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隋开皇二年(582)五月未，突厥可汗沙钵略与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兵南侵，越过长城寇抄平州之境，攻陷临渝镇。临渝镇即临渝关。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总领水陆诸军讨伐高丽，“……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大业十年春三月，隋炀帝亲征辽东，先于“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新御戎服，祃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这活动是在临渝关举行的。唐贞观十九年九月，太宗李世民自辽东前线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丙辰，行抵临渝关。皇太子李治自定州来关城迎谒。戊午，太宗次汉武台，刻石记功。
事实表明：隋唐时代的渝关，指的是临渝关，是中原通向辽东大道上的咽喉之地。渝，并不作‘榆’。渝关和榆关，两者相距2000多里，并不相混。临渝关、临渝镇、临渝宫实乃一地，位于唐代石城县境，即今抚宁县东10公里的渝关镇一带。
三、所谓山海关别称榆关是误传
前面业已辨明榆关和渝关的地理位置，可以肯定山海关跟榆关相距1000多公里，跟渝关也在40公里之遥，并不重合。所谓山海关即隋唐“榆关”之说毫无历史根据。山海关城西距抚宁县城约50公里，距隋唐临渝关（即渝关）故址约40公里，因此说山海关别称“渝关”“临渝关”，勉强说得过去，但须辨清字形，切莫用“榆”字。
这个错用地名的现象缘何而来呢？若追本溯源的话，这个误说实始于北宋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之时。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就以“榆关”代替“渝关”，但此错误早就被胡三省指出了，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时，渝关已在辽朝境界，因政局的变动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入清之后，一些封建文人更是推波逐澜，使误说进一步流传。如清代纂修的《畿辅通志》的文字部分，正确地写作“渝河、渝关、临渝山”等；却在抚宁县图上错误地标作“榆关镇、东榆河、临榆山、榆关驿”等，惟有“渝河”的写法跟文字部分相同。这种同一地名在同一志书中存在两种写法，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和矛盾，使读者莫衷一是。尤其是该志叙及山海关时，直呼之为“古榆关也，一名临榆关”，并将隋“开皇三年三月，城榆关”也附会到山海关上，这就大错而特错了。有了这个错误的说法，乾隆二年(1737)分乐亭、抚宁二县之地增设新县时，就定名为“临榆县”，治山海关城。影响至今，误说仍在流传。1979年和1982年出版的新版《辞海》，仍沿袭过去的误说，致使许多人相信不疑，一些书、报、刊依旧传播误说，在社会上引起了误解与混乱。山海关并非隋唐时代的真正“榆关”，应予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山海关虽然勉强可以跟隋唐时代的“渝关”即“临渝关”相联系，但也不可误写，就是说“渝关”绝不可写作“榆关”，“临渝关”也绝不能改成“临榆关”。应该注意区别，正确地使用历史地名。严格地说，山海关和“渝关”并无直接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