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老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郭店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10月，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四方铺乡郭店村一座古墓（现定名郭店1号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这是本世纪末我国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有关研究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
第一，郭店1号墓的葬具为一棺一椁，有墓道。 全部出土物件均无直接的纪年文字。《礼记·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东汉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现据先秦文献有关埋葬制度的记载，确定此墓的墓主属“士”。
第二，郭店1号墓位于纪山古墓群范围。 纪山古墓群地处楚国故都郢北9公里，基本上都是楚墓，而且大部分属战国墓。郭店1号墓出土的器物与在纪山古墓群内发掘的一座楚墓（定名包山1 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大致相仿。包山1号墓为典型的战国中期楚墓。郭店1 号墓与包山1号墓的特征基本相同。据此，确定郭店1号墓为战国中期后段楚墓， 墓主下葬时间断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
第三，郭店1号墓清理出铜、陶、漆木、竹、铁、玉、 骨等质地各异的器物58件，大都十分精巧。其中一只漆木方形耳杯底部刻有“东宫之师”四字。在椁室的头箱出土一批竹简。从整个随葬品看，基本上是典籍同出，礼乐皆备，兵车齐全，十分奢华，既反映墓主身备六艺——礼、乐、射、御、书、算，又表现墓主家族地位的高贵。从那只刻有“东宫之师”的耳杯看，说明墓主与楚王室的密切关系。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工匠之师，另一种是太子之师。东宫是王后与太子居住之地。联系到墓主的地位是“士”，郭店1号墓墓主应是太子太师。
第四，出土竹简804枚。起初，因陪葬时间久远， 全部呈黑褐色。现经特殊的化学处理，还原为本色，竹简上的文字清晰可辨，字形、字体与包山1号楚墓的简文相近，是典型的楚国文字。 这批竹简经逐字考释，补漏残损，断句勘误、分章分篇，现整理成《老子》、《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忠信之道》等16篇，约1万3千字，全部为先秦古籍，大多是久已失佚的古本。此项研究成果已编辑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4 月出版发行。
郭店1号墓考古发现的消息先后在《湖北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等报刊披露后，蜚声海内外，尤其竹简《老子》的发现， 更是创下一项中国历史文物发掘之最——比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的并被当时公认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甲、乙两种抄本帛书《老子》向前推移了100多年。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以下简称郭简《老子》）的出土，得到我国著名考古专家的高度评价，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它的发现，引起国内外文史界和老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极大兴趣。1998年5月， 美国老牌学府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湖北省荆门市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考古研究专家和学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荆门市博物馆馆长刘祖信先生参加会议并作了专题发言。荆门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研讨会主持人、达特茅斯大学校长韩禄伯认为，“郭简是中国的宝贵文化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宝贝”。波士顿一家报纸报道说：“郭简是一项来自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伟大发现，对它的研究，将改写许多研究领域里的历史。”
与此同时，郭简《老子》的研究工作，首先在荆门市紧锣密鼓地进行，数年间，问世了多篇力作，形成了若干学术见解。一是通过郭简《老子》的出土，推算出《老子五千言》形成的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确切时间定位在公元前341年以前。从而推翻了自本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来文史学界某些知名学者提出的《老子》成书在战国晚期之说，使这个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悬案最终画上了完整的句号。二是断定郭简《老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古老的《老子》文本。由魏晋王弼注的并被老学研究者公认为传世本的《老子》（或称《道德经》），原是脱胎于郭简《老子》，并经后人增删而成的文本。三是认为郭简《老子》之所以分三册组成，无上下篇之分，每册体例及简长不一，反映各册抄定时间和抄定者各不相同。
笔者有幸接触过郭简《老子》，对这部绝代奇书的奥秘略识肤表。近日，挑灯夜读此书，有若干心得萦于脑际，现点滴成篇，献丑于众，以求教于方家。
一、郭简《老子》并非《老子》原始文本
依前所言，《老子》原始文本产生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以前。那时，纸尚未发明，记录文字多使用竹简。《老子》原始文本极可能就是竹简本，但不能因此断定郭简《老子》就是《老子》原始文本。现在，要对文本及原始文本的概念作出一个科学的界定。所谓文本，是一种由一位或多位作者为表达某一主题思想而创造的文字记录资料。原始文本（或称祖本）必须是文本作者创造的文字的最初状态，即文本的奠基状态。那么，《老子》原始文本应具备哪些条件呢？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现在，依《史记》的记载以及考古专家对郭店1号墓出土文物鉴定的结果， 《老子》原始文本应符合四个条件：其一，必须是言道德之意；其二，必须分上下篇；其三，必须有五千言或五千言以上；其四，必须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前。
自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最先解释《老子》的两篇著述《解老》、《喻老》问世后，《老子》一书不胫而走，人们纷纷趋之若鹜，竞相传读，或抄或藏，或注或译，出现五花八门的《老子》文本。仅《八史经藉志》著录的就有230部， 其中流行较广的数汉河上公注的《老子道德经》、魏晋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真经注》、明王夫之注的《老子衍》等文本，尤以王弼本影响最甚，几乎成了老子五千言的标准注释本，或号称传世本。两千多年来，如此众多的《老子》文本流传于世，难免出现文字上或注释上的讹错。在未找到原始文本可供勘正的情况下，只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多少年来，人们渴望能发现到《老子》原始文本。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老子》甲、乙两种手抄帛书文本， 当即被文史专家确认为最早的《老子》文本；今天，郭简《老子》的出土，打破了马王堆《老子》文本最早说。现在的问题是，无论马王堆《老子》文本也罢，郭简《老子》文本也罢，都无法证明是《老子》原始文本。马王堆《老子》文本符合原始文本前三个条件，但在形成时间上无法问鼎；郭简《老子》文本在时间上和文意上占据优势，但在其它条件方面相差较大。现在，假定司马迁之言百分之百可靠，那么，是否应该这样界定：马王堆《老子》文本在字数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老子》文本，郭简《老子》文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老子》文本。
在此，本文作出“郭简《老子》并非《老子》原始文本”的结论，丝毫没有贬低郭简《老子》的文物价值。笔者斗胆认为：《老子》原始文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历史上压根儿没有老子这么一个人，更不用说老子活了160多岁或200余岁了。《史记》中的老子，是司马迁信口开河杜撰出来的一个“莫知其所终”的隐居子。但老子著书“五千言”是可信的。然而，《老子五千言》也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的追随者或继承者记录李耳生前言行的一部文献资料而已。所谓“老子”者，只不过是道家学派集体智慧的代名词，参与最后编纂成《老子》这部书的作者，可能有尹喜、老聃、太史儋、老莱子、或李耳之子宗，宗之子注……。总之，《老子》原始文本非老子所创作，也非某一人所为。所以，《老子》文本的定位是：只有最早文本，而没有原始文本。
二、郭简《老子》为何分成三册？
郭简《老子》并非同一整体，而由三册简文组成。册，是编连为同一整体的若干竹简。这里，按照三册简文的简形、简长和编连线距由短到长的顺序，依次称之为《老子（甲）》、《老子（乙）》、《老子（丙）》。
《老子（甲）》使用的竹简，两端切成平头，简长26.3厘米，宽0.5厘米。编成线两道，距离10.6厘米。《老子（乙）》简形与《老子（甲）》相同，简长30.5厘米，宽0.6厘米，两道编连线距离12.7厘米。 《老子（丙）》使用的竹简，两端削成梯形，长32—32.3厘米，宽0.5厘米，编连线两道，距离为12.7厘米。
三册简文长短不同，是它们重要性有差别的标志。东汉王充《论衡·量知》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郑玄《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兼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兼焉。”郑玄注：“策，简也。”可见，长简用于较重要典籍，短简则用于次要之书。郭简《老子》三册简文，三种长度，表明它们的位置各不等同。
郭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总共2190字，其中《老子（甲）》用简28枚，每枚19—24字不等，计610字；《老子（乙）》用简18枚， 每枚22—25字不等，计410字；《老子（丙）》用简40枚，每枚27—32 字不等，计1170字。甲组的文字对应着传世本的五个章，乙组对应着8 个章，丙组对应着20个章。
《老子（甲）》有“太上下智有之”，对应着传世本第17章；“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对应第18章；“执大象，天下往”，对应第35章；“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对应第31章；“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对应第64章。这些被编连在一册的竹简，其文字内容几乎都与无为问题有关，因此它属于治国之类的主题。《老子（乙）》有“治人事天莫若啬”，对应着传世本第59章：“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对应第48章；“绝学无忧”，对应第20章；“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对应第13章；“上士闻道，勤能行于其中”，对应第41章；“闭其门，塞其兑”，对应第52章；“修之身，其德乃真”，对应第54章。可以看出，这些散见于传世本各章的句子，被编连成《老子（乙）》，是因为这些文字绝大部分属于修身主题。同样，《老子（丙）》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寞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对应着传世本第25章。与本章对应的句子还有：“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处一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接下来还有：“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圆圆，各复其根。”对应第16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对应第63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对应第2章。 “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对应第40章。……这些被编连在一册的文字，都与“道”和辩证法有关，同属于宇宙论一类的主题。
同时，在甲组与丙组中都有近似于传世本第64章后半部分的文字，但略有区别。如甲组“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丙组作“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甲组的“学不学”，丙组作“教不教”。乙组和丙组的文字也有类似差异现象，如乙组有“闭其门，塞其兑”句，丙组则作“闭其兑，塞其门”。但乙组与丙组并无重复文字。
通过以上观察，不难看出，郭简《老子》之所以出现三组简册，且每册简长不一，内容不同，各自独立成篇的现象，可能居于三种情况：（一）如前所述，郭店1号墓墓主是“士”，官职是太子太师， 墓主生前出于向太子讲授道家学派思想的需要，蓄意将《老子》文本按不同主题进行重新创作，再编辑所致。（二）在墓主生前的楚国已流传各种不同文本的《老子》或几乎是五千余言的《老子》。郭简《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王室当时收藏到的《老子》文本，或者是墓主收集到的《老子》文本。（三）在古代，记录文字的竹简的规格由政府明令规定，民间不得随意制作或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是以不同单元的诗体形式进行口头传播的。墓主生前既然是“士”的地位，他或他的家族则有获得使用由楚国官方杀青的竹简记录文字的条件，这些早已流传于民间口头的单元诗体《老子》遂由墓主或墓主的先辈用竹简记录下来，于是形成了三册内容各异的《老子》文本。
三、郭简《老子》表明道儒两家学派都主张“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儒两家学派，在滥觞之初已出现思想分歧。现在随着郭简《老子》的面世，使这场令多少专家学者费尽心机去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终于可以停止了。因为研究表明，道儒两家学派的创始人都主张“仁”，说明我国哲学史上最早的两大学术派系于发轫时，彼此的学术思想是相通的，并非泾渭分明，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创始人是孔子，代表孔子学说的著作是《论语》。《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总集，约于战国初期最后编纂成书。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轲。代表孟轲学说的主要著作是记录孟轲言行的《孟子》。《孟子》是孟轲死后由他的弟子编定的。《孟子》约成书于战国晚期。《论语》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政”。“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原来孔子主张的“仁”，就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孔子以“仁”为中心，构建了一个道德标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孝悌、忠怒、中庸，包括温、良、恭、俭、让，包括宽、信、敏、惠、勇，包括刚、智、毅、木、讷，还包括谨慎、耐劳等等，几乎包括中华民族所有传统道德规范。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反映了儒家所理想的“大同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的“仁政”是将“仁”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主张，是他所提出的“仁心”的升华。孟子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仁政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从孔子到孟子，当中一段思想真空，产生了老子和《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言》成了填补这段思想空间的理论宝库。老子贵柔尚慈，将“慈”视为三宝之一，这已为众多老学研究者所共识。然而老子尚仁，却为一般学者所忽视。其实，传世本《老子》第8章已明确指出， 人与人交往要“与善仁”。郭简《老子（甲）》曰：“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与此文对应的传世本《老子》第18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两个文本对比，前者每句话多一“安”字，无“智慧出，有大伪”句。安，作“于是”解。此文义十分明确：若“道”被废弃了，于是方显“仁义”的重要，把“道”与“仁义”提到同等位置。传世本《老子》第19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读郭简《老子》，发现传世本“绝圣弃智”，郭简本却是“绝智弃辩”；传世本“绝仁弃义”，郭简本则是“绝伪弃诈”，两者区别悬殊，面目全非。从郭简《老子》清楚看出，老子不但不反对仁，而是极力提倡仁，“仁”，在郭简《老子》里反复出现，说明仁与仁义在老子的治国思想里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孔孟提倡“中庸”之说。《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就是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传世本《老子》第5 章出现“守中”的思想，“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同本第16章云：“致虚极，守静笃。”郭简《老子（丙）》出现“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之句。更加证实了老子“守中”之说。
老子主张的“守中”与孔孟主张的“中庸”，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由此得出结论：从孔子到老子，再从老子到孟子，他们的思想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道家与儒家学说在碰撞之初，存在着一个共鸣点，这个共鸣点就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