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稿
“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以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为视角
殷之光
摘 要： 本文尝试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出发，展现“全球六十年代”的多样性,以此揭示潜藏在“全球治理”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及国际关系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话语的局限性。本文以1967年“六日战争”为起点，从阿拉伯现代民族独立历史叙事的内部展现美苏超级大国沟通与协调机制的问题。本文认为，基于西方中心历史叙事立场建构的“全球治理”话语，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存在诸多弊端。与此相对应，本文将分析视角转向同一时期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基于反帝反殖民诉求而产生的针对西方帝国“全球治理”的“反叛”运动。作为20世纪60年代全球被压迫者反抗的一部分，阿拉伯世界以暴力斗争的形式向美苏主导的治理逻辑发起了挑战。
关 键 词： 阿拉伯民族主义；“全球六十年代”；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国际话语
导言： 全球治理的霸权逻辑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冷战之后才正式受到美国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很快影响了全球学界。但其问题意识的来源与基本理念却并不新鲜。冷战史研究者近来也将全球治理观念中体现的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大国协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保障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从1963年至1968年间，美国约翰逊政府围绕越南问题、“六日战争”以及核军控三个问题与苏联进行的沟通，体现了大国开展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构成了后来冷战“缓和”(d étente )时期国际秩序的框架。[注] Hal Brands, “Progress Unseen: U.S. Arms Control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Détente, 1963-1968,”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30, No. 2, 2006, pp. 253-285。美国约翰逊政府最早对这种协作理性的表述体现在葛拉斯堡罗峰会上。1967年6月25日，美苏领导人会谈结束之后，约翰逊返回华盛顿并发表电视讲话，他提出美苏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磋商的精神”加深了双方了解，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责任重大，因此有必要在国际事务上“保持直接接触”。约翰逊相信，这种“理性”交流的模式足以能让这个“小世界”变得不那么危险。Lyndon B. Johnson, “The President’s Remarks upon Arrival at the White House Following the Glassboro Meetings with Chairman Kosygin,” June 25, 1967;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8320，登录时间：2018年6月5日。这次峰会体现出的大国协调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理念被称为“葛拉斯堡罗精神”(The Spirit of Glassboro)，并成为之后冷战缓和的重要基础。关于葛拉斯堡罗峰会的综述，参见William Conrad Gibb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V :July 1965-January 1968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18-725。同时，这也为后来尼克松政府积极推动美苏合作，正式形成冷战“缓和”局面作了重要铺垫。[注] 关于冷战“缓和”时期的研究汗牛充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在促成美苏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此类研究参见Raymond Garthoff, D 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Keith L. Nelson, The Making of D étente :Soviet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ert Litwak, D 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任何学生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不同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自然个性和爱好也不一样。作为体育老师应当接受学生的这种差异性，并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来适当的调整。让学生可以自由选出自己喜欢的运动内容，如此将有助于学生提高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学生才会主动起来。例如，当进行体育与健康课的室外活动时，老师不妨使用自由学习的办法，也就是由老师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热身运动以确保安全，再根据各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组来做自由运动锻炼，使学生可以增加体育运动热情，逐渐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进行如下施行：
不难看出，这种叙事的基本态度站在了大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将国际格局的演变视为大国协调的结果，是一种由杰出战略家理性设计与精巧外交运作的“大战略”。然而，这种理性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历史叙事掩盖了此类外交策略与思想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弱化了诸如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武装冲突、反抗等事件与行动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类行动不仅推动了诸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注] 罗斯托是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他提出，应当通过逐渐全方面施压的手段来制约或威胁美国的敌人，这种由综合行动形成的威胁要比军事行动更为有效。其观点转引自：William Conard Gibb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I :1961-1964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5。、基辛格等冷战时期重要的国际关系战略家做出相应思考，更在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的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构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冷战历史书写中重新发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性，构成了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从时间上来看，本文聚焦20世纪60年代，并直接呼应目前在全球史影响下对“全球六十年代”(The Global Sixties)的讨论。
本文使用的“全球治理”并非单指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国际协作观念，而是一种从维也纳体系时便开始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通过大国协商、共同制定并维护世界秩序的理性主义理想。[注] 关于“治理世界”观念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与变迁，参见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 London: Allen Lane, 2012。的确，从大国的角度出发，国际秩序是一种“治理”的结果，是知识与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与管理。[注] Alice D. Ba and Matthew J. Hoffmann, ed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 ,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 ,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3-4.今天的冷战史以及国际关系叙事也不断强调这种精英主义世界观。与维也纳体系相比，“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不仅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将视野扩大到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且在理论考察与制度设计中引入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有影响力的个体等行为体。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中叶的联合国，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的主动构建中都占有绝对的中心地位。而20世纪末期出现的全球治理观念则将世界秩序的构成理解为一个多中心的活动。同时，在冷战结束之后涌现出的美国政治学者还表现出使这一理论体系无所不包的野心。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将之表述为“人类所有层面上行为活动的诸种规则体系”，而在这些规则体系内“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所有操控，都能在全球层面上产生影响”。[注]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 Vol. 1, No. 1, Winter 1995, pp. 13-43.
根据笔者在果区的切身体会，2018果季苹果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出现这种现象，有利好的一面，同时也不排除其对苹果产业发展的负面作用，我们应正确对待。
全部进入FAS总体的患者，其人口学资料（年龄、身高、体质量、年龄段、性别）、疾病相关情况（病程、家族史、既往病史、药物过敏史、合并疾病、诊前合并用药情况）与体格检查及其他阳性体征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基线疗效相关性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AS、PPS分析结论一致。两组基线数据结果无统计学差异，显示基线均衡具可比性。FAS分析结论见表1。
21世纪初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理论界开始关注“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以及“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全球治理”的讨论也随之从对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工具理性讨论，转向了对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注]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p. 39-75.这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转向，研究对象从主权国家变为“全球社会”中更为复杂的能动主体。[注] Michael Barnett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Global Society,”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3-84.对国际秩序本身的理解也从一个无政府状态或是帝国想象下的等级秩序，演变成为一个多极、多层的治理网络。[注] Jack Donnelly, “Rethink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From ‘Ordering Principles’ to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Theory , Vol. 1, No. 1, 2009, pp. 49-86.
在这一基本语境下，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注] 阿富汗尼的原名是哲马鲁丁·阿萨德阿巴迪(Jamal al-Din al-Asadabadi, 1838-1897)，作为一名出生在伊朗什叶派背景家庭的知识分子，主要在逊尼派地区活动的阿萨德阿巴迪用了“阿富汗尼”这个化名。 开始宣扬穆斯林大团结的观念。在巴黎，他与埃及教法学家穆罕穆德·阿卜笃(Muhammad Abduh)一起创办了《牢固纽带报》(Al -’Urwah al -Wuthq 
)。[注] 这个概念直接取自《古兰经》的黄牛章第256节。马坚将该短语翻译为“坚实的、决不折断的把柄”。这段经文强调，所有不信恶魔而信真主的人都握住了一个坚实的把柄。 阿富汗尼采用这一刊名的用意十分明显。他强调，穆斯林的部落主义以及宗派主义(asabiyya )是应对欧洲入侵的唯一手段。来自早期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经验则证明，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将分裂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部落整合起来。[注] Muhammad al-Makhzumi Pasha, Khatirat Jamal Al -Din Al -Afghani (The Opinions of Jamal Al -Din Al -Afghani ), Beirut, 1931, p. 257。转引自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 p. 13。阿富汗尼认为，先知穆罕穆德建立起的伊斯兰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心中影响的衰落，这也就导致了阿拉伯人部落主义与宗派主义认同的回潮。对阿富汗尼来说，奥斯曼作为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伊斯兰帝国，其在宗教基础上建立起的庞大认同显然要比“民族”(jinsiyya )认同优越得多。这是因为民族认同是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的天然需求，[注] 在阿语中，
的名词词根
本意指的是同类物的集合。它与英语中表示物种的species，表示类别的category，表示性别的gender，以及表示种族的race等概念类似。另外一个表示类似民族观念的阿拉伯语词汇是
(qawm)，指代同部落的人，与英语中的people概念类似。 而不同的群体之间也会天然地卷入对财富和权力的冲突。因此，民族认同是不稳定的，它随着人群需求的变化而消长。相反，伊斯兰教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共同体。[注] 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 p. 13.
支撑这一理论立场的是关于“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1968年作为这一叙事的原点，被视为一个“奇迹年”(annus mirabilis)[注]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Introduction,” in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eds.,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其全球性的记忆围绕着学生运动、毛主义、毒品与摇滚乐等反文化、性解放以及国家暴力等关键词展开。[注]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eds., 1968 in Europe :A History of Protest and Activism ,1956-1977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这一系列行动被冠以“激进主义”的名头，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抗争与反抗运动的想象。当然，西方世界产生的物质现代化与技术进步使得一个同质化的1968年作为全球记忆成为可能。这种记忆将1968年简化为一场全球性的“学生激进运动”。一份提交于1968年9月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报告认为，“青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种全球现象”，其产生源自于“通讯技术、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会进步”。[注] “Restless Youth,” CIA Report , No. 0613/68, September 1968, National Security File, Files of Walt Rostow, Box 13, Folder: Youth & Student Movements,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as.然而，这种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特性显而易见。1968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性被缩减为一个从“巴黎—伯克利轴心”(Paris-Berkeley axis)衍生出来的网络，这一历史叙事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共谋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变迁都必须围绕着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而展开，其历史记忆也必须透过福柯(Michel Foucault)、萨特(Jean-Paul Sartre)、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西方左翼知识精英来表达。虽然与1968年相关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内部，学生“激进运动”及其所隐喻的个性解放与反抗权威的理想，则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概念的新指向。[注] Daniel Cohn-Bendit, Wir Haben Sie So Geliebt ,Die Revolution , Frankfurt: Athenaeum, 1987, p. 15。另外，2018年5月23日，《雅各宾》(Jacobin )杂志纪念1968年的特辑编者按也直接指出，在自由主义者的评论中，1968年被视为通往“历史终结”道路上一个“短暂的插曲”。参见“May Belongs to Us,” Jacobin , No. 29, May 23, 2018,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5/may-belongs-to-us/，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日。在2018年5月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苏哈拉·哈萨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开宗明义地指出了1968年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性质，强调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注] Sudhir Hazareesingh, “The Fight Continu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May 2, 2018.。但是，这种对“全球六十年代”的叙事无疑消解了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主体性及其在世界秩序构成中的特殊意义。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应当走出传统冷战与20世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窠臼，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关系之外展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动态历史。但是，在这个丰富的全球网络中，不少讨论仍习惯性地将西方历史中的关键事件作为原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讨论固化为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或世界其他地区对西方的“接受”研究。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危险在于，它很可能会遮蔽全球历史动态中不同地区出现的其他事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进而创造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从而阻碍我们进一步探寻这些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复杂的历史关系。
一、 “全球六十年代”及其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全球秩序形成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反抗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在这种多样性下各种力量之间在不同政治现实与任务语境下的分裂与整合。如果跳出西方中心的治理逻辑，便能发现，广大非西方世界内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在此前提下，福柯提到的突尼斯学生游行，更应当被放在一个第三世界漫长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脉络中去理解。1967年6月5日，即“六日战争”爆发当天，《突尼斯视角》(Perspectives Tunisiennes )的领导人之一穆罕穆德·本·詹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组织了一场反对英美支持以色列的游行，并遭逮捕。[注] Burleigh Hendrickson, “March 1968: Practic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from Tunis to Par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 Vol. 44, No. 4, 2012, pp. 755-774。《突尼斯视角》创刊于1963年，是突尼斯左翼学生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与实践小组”(le Groupe D’études et D’action Socialiste en Tunisie)的机关刊物。1964年，该组织将工作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突尼斯，并在突尼斯大学中逐步取得了影响。《突尼斯视角》上的文章倾向展现出一种泛左翼的特点。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托洛斯基主义者基尔伯特·纳彻(Gilbert Naccache)、突尼斯共产党甚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等都在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关于《突尼斯视角》与突尼斯民族独立运动左翼分子之间的关系，参见Abdeljalil Bouguerra, De L ’histoire De La Gauche Tunisienne :Le Mouvement Perspectives ,1963-1975 , Tunis: Ceres, 1993, pp. 52-53。不久，本·詹奈特被判处长达20年的刑期，该判决立刻触发了突尼斯国内的抗议活动。1968年3月15日，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境内展开，抗议主要针对布尔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学生罪犯问题，并要求释放包括本·詹奈特在内的所有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同年5月1日，矿工也加入到抗议活动中。福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议活动。[注] George Katsiaficas, Global Imagination of 1968 ,the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Oakland: PM Press, 2018.
然而，换一种角度来看，大国的决定性色彩便显得不那么明显了。有学者表示，对美苏两国来说这场战争出乎意料。法瓦兹·吉尔格斯(Fawaz Gerges)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未能影响1967年“六日战争”的进程。[注] Fawaz Gerges,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955-1967, London: Routledge, 1994. 如果单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去理解“超级大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简单地将国际秩序的构成视为霸权之间协调的结果，仅关注具有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的“大国”，而忽视“小国”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那么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中的复杂性。
20世纪60年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另一层面。我们无法仅仅把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动态。在这一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社会运动、团体组织以及各种思潮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在“全球六十年代”框架内，诸如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反越战示威、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学生运动等都受到了极大关注。[注] Martin Klimke, 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但是，这类讨论多少都会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中心。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出发，这类讨论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反抗与群众、学生运动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并采用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对抗各类“权威”。[注] Daniel J. Sherman et al ., eds., The Long 1968 :Revisions and New Perspective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7.由此展现出的1968年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被视为一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运动”；另一方面，其政治结果却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叙事内部，成为“社会的觉醒”与“国家的危机”的标志。[注] Vladimir Tismaneanu, “Introduction,” in Vladimir Tismaneanu, ed., Promises of 1968 :Crisis Illusion and Utopia ,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也正是在此视角下，欧洲1968年学生运动所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失败，才被理解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复兴。[注] Agnes Heller, “The Year 1968 and Its Results: An East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Vladimir Tismaneanu, ed., Promises of 1968 :Crisis Illusion and Utopia , pp. 157-166.而美国反越战及黑人民权运动则成为以个人解放和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平权运动的开始。[注] Sharon Egretta Sutton, When Ivory Towers Were Black :A Story About Race in America ’s Cities and Universities ,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5.1968年被作为一场“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义”(humanism)运动融入了西方主流的历史与政治叙事中。[注] Robert Spencer, “Postcolonialism Is a Humanism,” in David Alderson and Robert Spencer, eds., For Humanism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olitics , London: Pluto Press, 2017, pp. 120-162.
2)方案2：选取单片机为控制器传递控制信号，液压马达为动力源，用液压阀驱动液压马达带动拉杆机构实现口径调节，通过蜗轮蜗杆实现旋转调节，且前后位移也是通过滑移小车运动实现。
冷战史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影响。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关心“全球冷战”命题的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了主权国家之外，更多的研究开始讨论个体、组织、活动、文化、观念、思潮乃至运动等对象的“跨国性”，并尝试勾勒一种更为丰富、动态的战后世界格局。对“全球六十年代”的讨论便在此背景下兴起。[注] 关于这一主题最新的讨论，参见Chen Jian et al .,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lobal Sixties :Between Protest and Nation -Building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在此主题下，学者们不但通过多语种史料进一步丰富了对包括越南战争、核军控、苏东剧变等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开始将视角投向民权运动、泛非主义思潮以及“五月风暴”等原本不受冷战史研究重视的话题。
二、 阿拉伯民族运动与“全球六十年代”
福柯曾经对围绕1968年产生的欧洲中心历史叙事作出如下批判：“与其说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如说是1968年3月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诸多事件改变了我。”福柯进一步回忆了他在突尼斯期间目睹的学生运动与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间激烈的冲突。这一经历令福柯意识到，在这种无私且纯粹的“牺牲”面前，一切理论都是次要的问题。[注] Michel Foucault,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 During May ‘68’,” in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eds.,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ambodori , New York: Semiotext, 1991, pp. 136-137.福柯对第三世界的“发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并促使他开始严肃地思考“实践”(praxis)与哲学理论思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问题在第三世界斗争实践中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之间就“六日战争”进行的沟通无疑可以被视为一次全球性的治理行动，它呈现出了之后冷战“缓和”这一宏大叙事背后所蕴藏的“全球治理”秩序观的基本态度。一方面，这种叙事默认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大国所扮演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则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径，所有对这种秩序的反动则被视为是需要被规训的“反叛”。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将这一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治理”行动同他们的“国家理性”区别开来。同时，也正是这种霍布斯式的国家理性主张，使得当时全球治理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政治的色彩。
作为《突尼斯视角》核心人物的本·詹奈特当时还是一名宰图纳大学(Al -Zaytuna University )的学生。在布尔吉巴时期，宰图纳大清真寺及其下属的宰图纳大学被认为是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注] Burleigh Hendrickson, “March 1968: Practic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from Tunis to Paris,” pp. 755-774. 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中东地区的语境中，反帝与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成为连接这些思潮并确立它们“泛左翼”色彩的重要基础。因此，与其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的一部分，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与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线索中理解更为合适。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中，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历史被视为一种西方帝国对“全球秩序”进行塑造的历史。然而，这种叙事逻辑容易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在这种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实践之外，对于秩序的反叛同样也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我们当然可以将此运动视为是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表现，或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分子们发起的暴动。[注]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作为一种全球性风潮的讨论，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第三世界在知识、政治乃至历史叙事方面，都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在这种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区，各种来自被压迫地区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对霸权秩序做出回应。随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霸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技术与物质全球化的进程，在被压迫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变得更为普遍，其社会影响范围也随之加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民族独立运动之间所形成的关联，以及它们在制度、经验、情感等方面进行的实质性交流，不仅构成了“全球六十年代”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在一个更漫长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丰富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精神”的内涵。
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被“学生激进运动”历史叙事所规训的“国际主义”或者是“世界主义”(Globalism)不同，如果将历史叙事重心转向来自亚非世界的国际主义互动，尝试发现其行动上诸多超越种族、阶级、文化与国界的特性，这种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对“不受治理者”(the ungovernable)历史与政治的叙事甚至能够进一步吸纳西方内部“学生运动”，并能呈现出这类“学生运动”中反对不平等、追寻人类解放共同命运的重要面向。当然，我们很难从19世纪初开始涌现于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到任何制度的共性。的确，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纳赛尔政府“仅有理想，却没有意识形态”。[注] Doreen Warriner, L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7, p. 10.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秩序及其未来的精巧设计，而当时的埃及缺少这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纳赛尔政府仅仅是“一群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在纳赛尔少校的感召下，以行动为目标构成的联合体”[注] Ibid. 。这种因为临时战略利益而结合起来的松散政治联盟不仅是埃及政府的特点，更体现了整个亚非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运动的共同特色。
然而，理解这种“不受治理者”的反抗活动及其全球性，必须跳出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在这类反抗的政治行动中，反抗者们不但从实践上挑战了全球的霸权秩序，更在理论层面自觉地对自身传统资源以及各类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梳理与阐释。进入20世纪后，这种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权运动随着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逐渐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情感乃至组织网络。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的概念，这种在“不受治理者”之间形成的“共时感”同样也为世界秩序的现代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注] J. A. Hobson, “The Ethics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 Vol. 17, No. 1, 1906, pp. 16-28.
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并推动一种国际秩序的意图，本身便是一种全球的霸权逻辑，这种霸权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抗争活动的国际性。周恩来在1968年7月23日会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回忆起1965年会见柯西金时的情形，当时柯西金提出“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但这种“什么都想控制住”的心态，结果就是“造成对立”。[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页。 尽管在不同地区，“对立”的结果与内在逻辑各有不同，但从更广泛的全球史角度出发，正是在这种对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间的共时体验。
③对于小规模的供水工程，普遍存在设计欠合理的问题，选用的输、配水管道管径偏大。一般情况下，工程规模越小，这一问题越多。
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理论发展脉络里存在着霸权国家“支配世界”、“治理世界”的想象。[注] 关于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梳理，参见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 London: Allen Lane, 2012。“治理”逻辑将世界秩序视为全球精英团体与阶层之间社会性多极互动的结果，其等级观念反映在阶级层面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支配”逻辑在国际秩序层面则体现了一种19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沙文主义秩序观念。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在这种强权“支配”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影响。“帝国主义”的内在丰富性进而也被简化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能力。在同样的逻辑脉络下，国际关系史学界描绘的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及其对世界的“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20世纪初考茨基式的“超级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命题。[注] 关于这一问题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 .S .World Dominance , London: Pluto Press, 2003。实际上，无论是世界秩序的“构建”还是“支配”叙事都呈现了霸权逻辑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规训，这种高度修整过的历史抽象把复杂的世界秩序变迁历史简化为霸权的更替与精英主义的设计。也正是在这种只重视支配者的历史观下，1968年的历史被缩减为一场西方内部思想的新老交替，成为“个人主义对保守中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及对“美国资本主义与西方军国主义的政治革命”。[注] 关于1968年学生运动在西方社会中的意义，参见Sudhir Hazareesingh, “The Fight Continu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May 2, 2018。在今天的文化与历史记忆中，西方世界内部的1968年运动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想象。
然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却很难从这种浪漫主义的线性叙事中展开。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1968年的标志性仅仅对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产生意义。[注] Arif Dirlik, “The Third World,” in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eds.,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5-317.而1968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则是旧的殖民霸权秩序、资本主义以及新兴的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广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机。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使得第三世界内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转机与新的发展。[注] “Foreword: The Third World in 1968,” in Samantha Christiansen and Zachary A. Scarlett, eds., The Third World in the Global 1960s ,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p. viii.因此，与其将“漫长的六十年代”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段，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加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中去理解，并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寻找其内在逻辑。
三、 历史脉络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20世纪60年代影响集体历史记忆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关键事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1967年的关键性是倒叙的产物。研究者习惯从1968年出现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抗议运动谈起，并将这些抗议活动的原因归结为1967年“六日战争”失败后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幻灭与反思情绪。在这一框架下，1968年的阿拉伯学生抗议运动被视为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主义及其国家的反抗。[注] Elizabeth Suzanne Kassab, Contemporary Arab Thought :Cultural Critiqu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9-254.战争的失败令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属于纳赛尔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将战败视为暂时性的“挫折”(naksa )。[注] 例如，巴勒斯坦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挫折日”，以纪念“六日战争”的失败。关于1967年战败作为阿拉伯国家暂时性“挫折”的讨论，参见Fawaz A. Ger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 Politics,” in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eds., The 1967 Arab -Israeli War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85-313。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唯一原因则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及其在该地区的代表——以色列。[注] Ali Kadri, Arab Development Denied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 by Wars of Encroachment ,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159-180.
另一种思潮则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战败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内在问题，是一场彻底的“溃败”(hazima )。在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看来，与战争胜利相比，战争的失败更能引起人们的深入反思。对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是自身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建立起的宇宙观、秩序观的动摇。[注] 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0, 442.这种打击由于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义带来的阿拉伯民族自信高涨而显得更为痛苦。对诸如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这一代世俗化的但却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1967年战败的屈辱体验更直接成为他们反思乃至批评纳赛尔政府与纳赛尔主义的助燃剂。[注] 转引自Fawaz A. Ger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 Politics,” pp. 290-293。 一些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成长起来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意见。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便认为，1967年的失败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计划、发展以及统一行动方面的无能”[注] Fouad Ajami, “The End of Pan-Arabism,” Foreign Affairs , Vol. 57, No. 2, 1978, p. 355-373.。在阿贾米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否定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响。这种否定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纳赛尔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相应地，这种从文明论逻辑出发对“阿拉伯文化”的彻底否定，也进一步掩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多样性。“阿拉伯”从一个包含了多个部族、多种宗教的地理概念，转变为本质主义的“伊斯兰”的代名词。这既是一个殖民宗主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持这类观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自身关于伊斯兰文化帝国主义叙事的表现。
近年来，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冷战时期形成的叙事逻辑进行反思。亚辛·哈吉·萨利赫(Yassin al-Haj Saleh)强调，无论是“溃败说”还是“挫折说”，实际上都阻碍了阿拉伯人对自身历史的叙述。这种将1967年视为一种阿拉伯世界历史发展断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历史内在的延续性逻辑，更阻碍了人们深入理解1967年战败的原委。[注] 转引自Sune Haugbolle, “The New Arab Left and 1967,”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44, No. 4, 2017, pp. 497-512。事实上，1967年阿拉伯知识分子对纳赛尔主义的批判乃至否定可以放在一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线索中去理解。这种在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背景中生长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融合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反思，也反映了他们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出发，对民族特性、伊斯兰传统、现代化以及社会平等与正义问题进行的追问。[注]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在思想脉络，参见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72。关于伊斯兰文化传统中的社会主义特性的讨论，参见Hamid Enayat, “Islam and Socialism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4, No. 2, 1968, pp. 141-172。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讨论则更应当关注其内部的多样性，乃至其内部矛盾，并避免将其视为一种同质化的、超越地理与历史条件限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注] 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 p. 4.
实际上,角点是通过强度(Ix,Iy,Ixy)的方向导数来进行计算的,见式(1)和式(2)。导数是通过将图像卷积成高斯的相应导数的核来确定常数k,一般假设值为0.04[8-9]。
然而，在欧洲历史之外假设“民族国家”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是危险的。对阿拉伯知识分子而言，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们面对的基本政治语境。[注] Kemal H. Karpat, “Introduction,” in Kemal H. Karpat, ed.,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 New York: Praeger, 1982, pp. xix-xiv.但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天然认同。因此，在面对欧洲霸权秩序兴起的压力与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如何定义并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资源与当下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历史的断裂与延续等议题，基本构成了知识分子在讨论“阿拉伯意识”这一问题时的紧张感，也构成了广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历史的基础。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则必须回到19世纪所谓“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的历史背景中。[注] “阿拉伯觉醒”这一著名表述来自黎巴嫩人乔治·安东尼斯(George Antonius)1938年出版的《阿拉伯觉醒》一书。 19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欧洲霸权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的伊斯兰的批判。在与“先进”的西方知识与技术的比较中，“伊斯兰文明”落后与野蛮的刻板形象逐渐开始形成，而且这种形象很快也成为一种知识而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
如果我们将阿拉伯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治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便能发现一些关键的主题。从19世纪开始，对于“阿拉伯意识”的挖掘始终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民族意识理论兴趣的产生与当时全球性的殖民秩序扩张密不可分。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察家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将19世纪以来左右阿拉伯知识分子思考并推动“民族主义”讨论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在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现代化”的愿望。[注]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这个论断体现了两个关键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首先，它假设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普遍性，并将欧洲历史中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动力推广至非欧洲地区；其次，它又在同样的语境中假设了“现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径与历史发展目标。
1992年 农业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京宣布，“绿色食品”成为质量证明商标。康师傅研发生产出第一包方便面，迅速在中国掀起一场饮食革命。
在面对西方入侵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时，阿富汗尼对伊斯兰共同体建设的叙述则表现出了更深的复杂性。他用阿拉伯传统观念中表示政治集合体的抽象概念“团结”以及表示团体与团体之间冲突与差异性的“民族”来描述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及其政治未来。阿富汗尼承认，相比伊斯兰这种宗教认同来说，民族/部族的认同更为“有效”。这种有效性体现在以下逻辑之中。阿富汗尼认为，西方的文化入侵比其政治与军事入侵更为可怕。他强调“没有文学的人民便没有语言，没有历史的人民则没有荣耀”，只有一个有效的权威才能够保护语言并赋予人民以历史。[注] Ibid., p. 14.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引入阿富汗尼的另一个概念“祖国”(watan )。在一段对印度学生的演讲中，阿富汗尼直接指出，“祖国”是世界上所有律法与准则的根源。与“民族”不同，“祖国”表达的认同关系建立在共同居住的土地基础上，这一概念更关心管理土地的权威。“祖国”作为一种政治权威也是提供教育，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基础。[注] Sayyid Jamal ad-Din al-Afghani, “Lectur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Nikki R. Keddie, ed.,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al ad -Din “Al -Afghani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01-108.与其将这个“祖国”等同于欧洲概念中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如将其理解为以土地为基础产生的权力关系。至此，阿富汗尼设想了一条通往伊斯兰共同体的蓝图，这个未来的共同体超越了狭隘民族认同，而通往这种共同体的途径则是“国族”(wataniyya )认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从一个策略性的手段变成一种寻求统一的普遍性政治理想。阿富汗尼所描绘的从建设(伊斯兰)国族认同到伊斯兰世界认同的蓝图，实际上也是20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关怀。它将阿拉伯传统中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通过对于“国族”政治重要性的分析扩大到对于19世纪以来及未来阿拉伯乃至世界整体秩序的叙述中。
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如何实现复兴并建立整体性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这场漫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作为这场思潮的政治表达，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运动”以及复兴党的出现，都能够在这条线索中寻找到位置。[注] Hamid Enayat, “Islam and Socialism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4, No. 2, 1968, pp. 141-17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战争失败给纳赛尔以及纳赛尔主义带来的冲击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而更应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从寻求跨国政治统一转向主权国家中心的开始。在1965年3月23日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Hasan Mraywed)一行时，毛泽东将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政治任务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488页。 这里从阿拉伯思想内部尝试梳理的基本任务即是如此，也正是在这种根本认同之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所有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共识才成为可能。
四、 结论： 被压迫者的国际秩序
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对霸权主义的各类挑战此起彼伏。在阿拉伯世界，随着埃及在“六日战争”中的失败，纳赛尔主义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复兴与统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战。在这种对纳赛尔主义普遍的失望情绪中，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逐渐获得影响力。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对于游击斗争的热情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即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斗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针对以色列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都存在着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色彩。[注] 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以及之后的内部冲突，特别是它在1962年独立之后内部伊斯兰主义与社会主义倾向的冲突和之后向伊斯兰主义的转向，参见Robert Malley, The Call from Algeria :Third Worldism Revolution and the Turn to Islam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左翼政党的精英主义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地改革方案，伊斯兰主义凭借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也可以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的意义对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影响在于纳赛尔主义的衰落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在“六日战争”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一蹶不振。类似于法农(Frantz Fanon)那样用欧洲语言写作，从社会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出发对殖民主义及其霸权的反思，开始逐渐让位于诸如阿卜杜·阿齐兹·杜里(Abd al-Aziz al-Duri)、阿里·胡斯尼·哈尔布特利(Ali Husni al-Kharbutli)等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工作并使用阿语写作，尝试从伊斯兰思想内部寻找复兴资源的阿拉伯学者。与之相呼应的是以伊斯兰为动员模式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始在阿拉伯地区大规模兴起。
《登徒子好色赋》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并非是它有多文学高艺术价值，也不是它有多么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是它很蹊跷。蹊跷既表现在人物的设置上，又表现在内容的安排上。限于篇幅，这两个问题容另题论述，下面仅就另外几个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随着“六日战争”的影响以及同一时期苏联与美国关系的调和，阿拉伯地区原本紧随苏联步伐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也开始出现了根本性转向。诸如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以及纳伊夫·哈瓦特梅(Nayef Hawatmeh)等在巴勒斯坦地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人也开始强调要摆脱苏联影响，从伊斯兰本土资源与阿拉伯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发展出一套适合自身的斗争策略。[注] 参见Walid Kazziha,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ab World :Habash and His Comarades from Nationalism to Marxism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这类“阿拉伯新左翼”(Arab New Left)思潮强调暴力斗争的重要性，[注] 塔里克·伊斯梅尔将这种“阿拉伯新左翼”定义为“公开且明确表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之心的新兴政党与组织”。参见Tareq Y. Ismael, The Arab Left ,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8。近年来有学者则将之视为对现有状况——特别是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革命——不满的政治团体与旧组织的新表达形式。参见Sune Haugbolle, “The New Arab Left and 1967,”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44, No. 4, 2017, pp. 497-512。因为“革命暴力”是“敌人唯一理解的语言”。[注]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First Political Statement,” Al -Hurriya (Beirut), December 1, 1967, ‘The Palestinian Revolution’ project, trans., 2016. 在“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整体政治环境下，通过游击战争进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来越有群众影响力。这也使得阿拉伯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政党从行动上与伊斯兰主义组织越来越难以区分，而在群众调动方面，两者的差别则更小。这一点从1967年8月法塔赫(Fatah )发行的14本宣传册子中便能略见端倪。其中，既有题为《如何发动人民武装革命》、《革命与通往胜利之路》等充满游击战争意味的小册子，也有直接表达对中国、越南、古巴革命敬意的小册子。[注] 转引自Paul Thomas Chamberlin, The Global Offensiv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ost -Cold War Order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
在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政治语境下，中国对于自身属于“第三世界”的认识无疑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传达了对霸权主义全球秩序的尖锐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在全球“中间地带”的扩张，其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都是“想控制世界”。[注] 这是毛泽东1964年6月18日接见在华工作四年的桑给巴尔专家阿里和夫人时谈到非洲人民的斗争时讲的一番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4页。 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Nagalingam Shanmugathasan)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进行斗争。[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有趣的是，凯杜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在他看来，只有阿拉伯世界超出西方民族主义认同建立联合，可能才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希望。参见Elie Kedouri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60年12月14日，从当代国际法的角度，联合国大会1514号决议正式给予了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斗争的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在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斗争是在第三世界展开的，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当代冷战史叙述所忽略。同时，这一斗争并未随着国际立法行动而结束，相反，人权宣言所传达的平等意义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始的第三世界独立斗争中才真正获得了实质性内涵。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球激进反帝运动则是这个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在暴力革命基础上构成的国际主义思想与组织互动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反帝斗争的基本特点。虽然全球范围内被压迫者的诉求与对世界未来秩序的认识各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全球性的互动，全球各地各阶层中间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寻求国内与国际关系平等秩序的诉求构成了一种富有启发的世界性体验。
在这个全球性的互动中，来自欧洲的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注] 《欧洲北美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载《参考消息》1968年6月6日，第4版。 ，诸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这样身处欧洲但却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领袖们通过声援越南、中国，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动，对西方阵营内部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锐批判。[注] 关于塔里克·阿里对20世纪60年代声援越南活动的回忆，参见Tariq Ali, “That Was the Year That Wa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Vol. 40, No. 10, 2018, pp. 3-10。而来自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则在战略上成功地将美国“钉在桩子上”。[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18-619页。 这种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对全球历史叙事的再诠释，其意义是希望借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从那些被压迫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今天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
在重症哮喘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治疗中，一般采取相应的抗炎、解痉、止咳、平喘治疗都会有较好的治疗效果，缓解现存的临床症状，解除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从而使呼吸衰竭得到改善。然而部分重症哮喘合并呼吸衰竭的患者在进行支气管扩张药物和糖皮质激素抗炎治疗之后，仍然无法环节现如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患者重症哮喘患者往往是因为支气管炎症进行性加重，气道内因慢性炎症出现痰栓，阻塞了呼吸道，导致呼吸困难。
作者简介： 殷之光，博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 EX4 4QH)。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3-0003-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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