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曾国藩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宣教地图中，湖南是一个让他们心悸、充满着矛盾的省份。一方面，湖南人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发挥了带头作用①，彰显了湖南人与时俱进、务实求新的革命性格，另一方面，身处相对封闭滞后环境中的湖南士绅们又往往被传教士归于最保守排外之列。确实，湖南的知识精英“思想文化上深受王船山学说的影响，对外来侵略势力具有特殊、顽强的抵抗力，曾被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1]374从19世纪60年代初长沙、衡州等地士绅刊布的《湖南阖省共檄》，到稍后由“天下第一伤心人”崔暕刊布的《辟邪纪实》，再到曾引发长江流域风起云涌、持续数年的反教浪潮的周汉反洋教揭帖，[1]375，[2]346在在皆令基督教会和试图息事宁人的清廷如坐针毡。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地”，两个一向以儒教传家的著名家族——湘乡曾氏家族和衡山聂氏家族——中却出了几个“数典忘祖”之辈，在急剧变迁的历史大势中，选择了皈依基督教。
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②这是不争之事实，亦是众所周知之常识。姑不论他，单就与本文论题相关之处而言，一个家族中的某一重要人物对于某种宗教之态度，往往会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但是，这种承平时期的常态在社会因动荡而发生巨变之时，也会出现变数。这是因为，相对稳定的家族这一结构性的实在与国家这个大系统一样，会由于自身在某一时期的功能萎缩或短缺而面临着变迁的压力，变迁的内容可能包含其赖以维系其社会声望的象征符号。本文将主要以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之间的纠葛互动为例(聂氏家族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将另文专述)，探讨以下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对基督教颇为反感的曾国藩的晚辈由儒入耶？曾氏家族中的基督徒们赋予了基督教以什么样的功能角色和意义？
一、基督宗教与曾国藩的荣辱
晚清湘乡曾国藩(1811-1872)既是理学名臣，又是咸、同中兴第一臣。就前一身份而言，他不仅对理学情有独钟，精心钻研求索，而且试图在其仕宦生涯尤其是常年的军事实践中一以贯之地践履之，更以无微不至的家训传承纲常名教。就后一身份而言，他获得中兴名臣的美誉，与其大有功于镇压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密切相关。因此，他对基督宗教似乎注定不可能有好感。在为镇压自称“替天讨胡”的太平天国而撰写的《讨粤匪檄》(写于1854年2月)中，曾国藩将基督宗教与儒家纲常名教置于不共戴天之位，呼吁为保卫名教而战：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3]1579
此处称太平天国崇拜天主教，将天主教与新教或耶稣教混为一谈，是为不知。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为名教而战的卫道姿态与振臂一呼，确实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号召力，既动员了大量学人士子和乡民参与镇压叛乱，更为镇压叛乱者灌注了所谓忠义血性，鼓舞了其士气。湘军的崛起与太平天国的陨落为曾国藩本人和其他士大夫梦想中的所谓中兴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再说上文提到的曾国藩对基督教的无知，日后却因他本人无可回避地与基督教势力的亲身交涉而得到改进。而这种知识上的增益却是以黎民百姓的生命和巨额赔偿为代价的。据清末名重一时的来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的记载，在山西发生“丁戊奇荒”(1877-1878)时，李氏带着募捐而来的两千两白银，拜见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希望参与赈灾活动，发放这笔义款；后者却百般阻挠。当李提摩太向他询问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放这笔救济款时，他闪烁着狡黠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作为新教浸礼会传教士的李提摩太遵嘱去寻求那位天主教主教的合作，自然是碰了钉子。李氏将曾国荃对传教士的这种近乎刁难的举动归因于其兄长曾国藩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因为后者曾经将其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这两派相互仇视，往往会互相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2]108
曾国藩能区分天主教和新教，并知道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盖源于他受命处理天津教案的亲身经历。原来，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地方匪徒拐卖人口案，嫌犯供称此案牵涉法国教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天津知县刘杰于五月二十三日(阳历6月21日)带同匪犯武兰珍到位于望海楼的教堂对质，结果证实武犯所供不确，无从指证。教堂中的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好了相关事项的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互殴。丰大业忽然要求崇厚派兵镇压，交涉时丰大业神气凶悍，出言不逊，一怒之下，竟向崇厚开枪，幸而未击中崇厚。后者见外面民情汹涌，担心激成事变，劝告丰大业不要出去，丰大业却飞奔而出。此时刘杰亦劝阻丰大业，后者又向刘杰开枪，打伤刘杰家人。围观民众群情激奋，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③又杀死一些修女、神父和中国信徒，并放火焚烧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此为至当时为止杀死外人最多(20人)之教案。事发后，英、美、法、德和意等7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海面示威。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抱病受命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迫于列强压力，为了息事宁人，深知此案“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的曾国藩，④只好委曲求全，最后竟然判处民众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军，更判天津知府刘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⑤清政府还被迫赔款46万两白银，10月，又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弱国无外交，而忍辱求和的当事者曾国藩则成了国人舆论的焦点，他查办的结果引起举国上下无比愤慨，其在京同乡将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所有这一切都令颇具反省精神的曾国藩“内咎神明，外惭清议”。⑥1872年3月，在处理教案后期即已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南京郁郁而终。
查相关档案，尚未发现李提摩太提到的曾国藩主张利用天主教与新教之矛盾的奏疏。倒是发现有的封疆大吏如江苏巡抚丁日昌甚觉新教“安分守己，与民无争，尚无他虞”，而天主教则因“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莠良，广收徒众，以多为能”，⑦其结果是不断引发民教纠纷。这是后话，暂且不论。无论如何，曾国藩一生的最大荣辱似乎都与基督宗教脱不了干系。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的镇压为其赢得了巨大的荣宠，而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则使其清誉蒙受巨大打击，有责其偏护洋人者[3]271，更有骂其卖国求荣者，曾氏因此而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正所谓成亦基督宗教，败亦基督宗教。不过，基督宗教在其荣辱沉浮中基本上都是其搏击的对象，是其无可逃避的对立面。如此看来，对基督教否定性的态度乃至仇恨似乎该理所当然地通过曾国藩而渗入到曾氏家族的血脉之中。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巨变，却使得这种家族性态度传承大打折扣，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二、从孔门弟子到基督徒：曾国藩后裔的改宗
曾家的第一批基督徒是曾宝荪和曾季融，前者是曾国藩幼子曾纪鸿之长子广钧的女儿，即曾国藩之曾孙女，后者则是曾纪鸿第四子广钟，即曾国藩之孙子。
曾宝荪(1893-1978)之所以能将心灵开放给基督教，得益于秉承曾氏家族“以学为本”之祖训的祖母郭氏、维新开明的父亲曾广钧、与时俱进的七叔曾季融(字广钟，1875-1923)等人为其营造的宽松氛围，当然，基督教教内人士的直接影响和规导也至关重要。
曾宝荪的祖母郭筠是曾纪鸿的原配夫人，郭氏之父郭沛霖(1809-1859)系湖北蕲水人，与曾国藩同年成进士，1859年，在与太平军激战中殉节。郭氏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1865年嫁到曾家后还在曾国藩的指导下熟读了《十三经注疏》和《御批通鉴》等书[4]2；她还是一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女诗人，其书斋名为“艺芳馆”。郭氏思想开明，非常重视对孙辈的教育，而且不分男女，一视同仁。曾宝荪自四岁起，即在郭氏督导下按部就班地读书，其后又在塾师的督教下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在随家辗转于北京、南京、长沙、湘乡及上海等地的过程中，求知欲颇为旺盛的曾宝荪在祖母的管教下养成了好学深思的习惯。
1894年，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因而也最信新式教育之功效的七叔(曾季融)带曾宝荪进入上海晏摩氏女校(浸信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4]19，从而结束了家塾生活；随后又进入上海西门务本女学校、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校里，曾宝荪各科成绩都有明显进步。该校有位陈伯原先生不愿看到这位“天资甚高”的高足毕业后去当小学老师，便劝曾宝荪转入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办的冯氏高等女学校，陈氏已受聘担任该校的数学和理化老师。曾宝荪在征得七叔的大力支持和父亲与祖母的同意后，于1909年初考入了这所教会学校。由于学习刻苦用功，曾宝荪在该校颇受器重，也很受尊敬，做了室长，得过奖金。也正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曾宝荪经历了人生的转折点：受洗入教、获得留学英国的机会。
据曾宝荪晚年回忆，她最初对基督教虽然佩服其办事的精神，却认为基督教的传教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大有出入，因而不能接受基督教。她信奉基督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和人物对其皈依基督教起到了推动作用。1910年春季，也就是曾宝荪进入冯氏女校的第二年第一学期，她的一位同窗的英文练习本被人撕掉了好多页数，教师查问后无人承担责任，于是有人要求校长巴路义女士(Louise Barnes)宣布，到午饭时，若还没有学生承认，全部学生都要受罚。校方果然罚每人从下午4点起抄书1小时，到5点，有位英国教员走进大讲堂(全校学生都聚集在此)，要求学生排队出去，在花园中再走动一小时，然后进餐厅吃饭。颇具叛逆性格的曾宝荪站起来，愤愤不平地拒绝出去，有六七位同学起而效尤。曾宝荪便因此被视为不良学生，自诩为反叛领袖的她还出了一张小报，名曰“竹头木屑”，专讲学校不平之事，并对国事发表革命性看法。校长大为惶恐，与教师商量处置办法，有人主张开除曾宝荪学籍。那位介绍曾宝荪进入该校的陈先生极力反对，并致函其七叔季融，进行协商。笃信新式教育的曾季融便力劝已经离校回家的曾宝荪返校，曾宝荪和受其影响的其他七位同学一并返校，校长巴路义将曾宝荪独自留在房内，泪流满面地对曾宝荪说：“我晓得你并不反对学校，只是魔鬼在你心中害你。”完后要求曾宝荪与她一同跪下祷告。曾宝荪见其词句恳切，并无怨言，十分感动，于是诚心答应一切改良，也不再出小报了。这件事使曾宝荪体会到基督徒的爱心，并因此而公开表示有慕道之心。此外，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对祖国国势衰弱之因的探寻，使得曾宝荪觉得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
如果说巴路义女士的爱心所体现出的基督教之力行精神还只是让曾宝荪的灵性开放给基督教，那么，另外一位基督徒的行为则使曾宝荪在改宗的旅途上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禅宗顿悟的灵性体验，从而使得她决志认信基督教。此人即冯氏女校的临时英语代课教师司徒女士(Miss Stuart)，她的父母原本在四川传道，义和团运动中，其父母兄弟在家中被民众杀害，自己虽侥幸逃命，但因伤致残，成了跛子。本来她因为这种不共戴天之仇而痛恨中国人，但据说在一次大会上她受了圣灵的感动，尽弃前嫌，转而服务中国人。曾宝荪正是看到司徒女士的这种行为之后，决意信教的。
曾宝荪最终认信基督教，并非没有经历内心的挣扎，压力主要来自家族性的儒教传统。在列举信教不易的原因时，曾宝荪写道：
“第一，我家是数千年的儒教家庭，由宗圣夫子起到文正公，我祖父，我父亲辈都是孔门弟子。第二，我祖母的父亲蕲水郭沛霖公是在扬州受太平军攻城殉节的，她老人家更是儒教的信徒，释道尚且不信，何况耶教。第三，我们的亲友，没有一个‘信洋教’的，出了一个女孩信耶稣教，简直是贻笑乡里。”[4]24-28
这里，曾宝荪只记得因祖母之父的殉节而招致的与基督教之间的家仇，似乎忘了其曾祖父曾国藩因委曲求全处理天津教案而遭受的屈辱。不过，从她列举的三条原因来看，可见家族性的儒教信仰传统令其在认信基督教之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如果置身于一个对传统信仰做孤臣孽子状的保守家庭里，其认信之旅很有可能就此终结。有趣的是，当她写信征求祖母与父亲的允许时，她诉说了内心的苦闷，称基督徒的爱心与力行表明耶教与儒教并不冲突，而且基督教可以振兴我国的颓风，因此，她想做个基督徒自救救人。她得到的回应是：祖母不很热心，父亲则很愿意考虑。她父亲还提到明末基督徒徐光启开学利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曾广钧还要求曾宝荪先读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几本浅近的佛教书。曾广钧此举意在将属灵归属的多种可能性展现给曾宝荪，实际上有试探之意。等曾宝荪遵嘱读完这些书籍之后，她仍毅然在1911年的圣诞节那天在杭州圣公会受洗入教。[4]28
入教次年，巴路义女士有回国一年的假期，希望能带曾宝荪出国深造，在七叔曾季融及表叔聂云台(曾国藩之满女曾纪芬的儿子，名其杰)的大力支持下，曾宝荪得以成行。在英国，曾宝荪经过在两所中学将近一年的学习备考，于1913年考入伦敦大学的西田书院。彼时的曾宝荪想得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出路，不是将来赚大钱，而是深信科学救国，希望将来用科学服务国家。因此，她选的是生物学为主科，数学为副科，也选了化学和生理学等课程。由于学习刻苦用功，曾宝荪于1916年7月获得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是当时中国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人。当时一战正酣，曾宝荪毕业后难以回国，于是便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彼时，这两所大学不允许对女性授予学位，她只能在那里听课进修。她离开英国的时间是1917年10月。
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宝荪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与知识的增益可谓比翼齐飞。在访友问道时，一位英国基督徒说：“我们为人行事模仿耶稣，就是基督徒。”这种不重严格信守教条，但非常注重力行基督教精神的态度，对曾宝荪日后的宗教生活影响甚大。[4]37而巴路义女士为了遵守先前与曾氏家族达成的共识，竟然放弃再在杭州工作五年即可得到的养老金，转而决定伴随曾宝荪完成留学生涯，此举更使曾宝荪觉得“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爱心，最好的基督徒舍己救人的榜样”，因而下定决心“做主的工作”[4]43。她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听取一些宗教领袖的讲座，思想视野得到拓展，对基督教与社会问题更加关注，并且深深感到，社会改良非有基督教精神不可。她还积极参加当时在学生基督徒中很流行的志愿者运动，并以英语传道，宣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工作和贡献；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宣讲世界文明诸国要合作：科学越发达，杀人的工具也越精致和厉害，假如人类不能秉承耶稣的爱心和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的精神，人类将要自杀，文化消灭也必然会发生。她还多次拜访从中国回英国休假的李提摩太，很赞同后者提出的成立国联以解决国际纠纷的主张[4]60。
留学期间，曾宝荪即开始筹划在故乡湖南长沙创办女校，并得到了英国师友在资金和师资方面的帮助。1918年2月辗转上海、湘乡等地回到长沙后，曾宝荪在父亲曾广钧、七叔曾广钟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筹办女校。9月，以其祖母书斋之名命名的艺芳女校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曾宝荪任校长，其堂弟约农(曾在伦敦大学留学，与曾宝荪同船回国)任教务长，巴路义为英语教员，还有其他教员五人。学校定位为大学预科，并开办英算专修班。艺芳女校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这确保了其独立性。从1918年到1949年，曾宝荪一直主持艺芳女校。由于这32年间，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艺芳女校经历了三次停办三次复校的曲折。但曾宝荪愈挫愈奋，没有屈服于困难，将她的青春(终身未婚)、心血和财产大多奉献给了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如果说她以自己亲身的奋斗历程为基督教的博爱和奉献精神做了不错的注释，也许并非溢美之词。她的事业也得到了社会、民国政府和教会的高度评价，她当选过国大代表，两次代表中国教会出席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又受邀在国内12个大城市就文化教育与基督教的关系，做过巡回演讲。由于出席这些会议对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而言可谓兹事体大，不妨略作介绍。1928年春，曾宝荪在复活节期间出席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宣教会会议，中国代表团有约20人，主席为余日章，代表团成员有赵紫宸、诚静诒、韦卓民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教会的重要领袖，研究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史的学者对他们可谓耳熟能详。在圣城参加宗教活动和会议——由早已在中国闻名遐迩的穆德(Dr.Mott)博士主持，令曾宝荪更深刻地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心之必要。1938年圣诞节期间，曾宝荪出席了在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基督教大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同行的有赵紫宸、刘廷芳、诚静诒等人。参加这两次会议使曾宝荪体悟到两点，第一是物质文明不能离开宗教道德，第二是宗教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以前传教的都不免看异教为大敌，而近来则看出极端的唯物哲学才是宗教的大敌[4]87-89。
1949年后，曾宝荪在香港暂居，并于1951年移居台湾。除担任一些闲职外，主要致力于曾氏家藏手稿与抄件的整理、保护和出版，因为这些包含着中国近代史真实记录的文献，都是国家之宝。曾宝荪与曾约农为此所做的安排颇得学界好评。1978年7月27日，曾宝荪逝世于台湾。
曾宝荪认信基督教的那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年，那年发生了双十革命(武昌首义)，当时她所在的浙江很快便响应革命，其七叔曾季融带领曾宝荪等家眷到上海暂避。这一剧烈的重大变迁给晚清史上相当重要的曾氏家族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地位等诸多方面的负面变化，即曾宝荪所说的“家庭境况已大受革命影响”[4]29，曾季融此时因此而感觉到种种沉闷，乃开始与曾宝荪谈论宗教，尤其是谈论基督教，并渐渐有了信心。等曾宝荪回到杭州复学后，大约是年阴历十月，曾季融在上海受洗入教。如果按这一说法，则曾氏家族的第一名基督徒应该是曾季融。关于曾季融受洗入教的具体时间，曾宝荪的回忆有两种说法，一是上述辛亥年阴历十月说，一是“革命那年圣诞日”说。[4]28，181查万年历，辛亥年的圣诞节为阴历十一月初六，阴历十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是阳历12月19日。因此，阴历十月说与“革命那年圣诞日”说在时间上略有出入，如果以“革命那年圣诞日”说为准——按照教会对施洗时间的安排传统，在重大节日为认信者施洗的可能性更大——则曾季融和曾宝荪叔侄二人是曾氏家族第一批基督徒。
曾季融是曾国藩次子纪泽的第五子，少时颇有世家习气，养尊处优，风流倜傥。承祖、父之荫，以正一品荫生特用少同知。甲午战争期间，因长兄曾广钧先期出关援朝抗日，曾广钟也率忠、恕两营出关接应，中日讲和后撤回。不久，曾广钟以候补道员分发浙江，在杭州、余姚等地做官多年，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不得不退出政界。据曾宝荪的回忆，隐退的曾季融信教颇为虔诚，在受洗前就已经坚决戒绝鸦片。受洗后，立志要创建一个自立的耶稣教会。1918年，在与曾宝荪和曾约农商量后，想在长沙浏阳门城外购买一块地皮。虽然这里交通极为不便，是长沙县极为贫困的区域，但曾季融坚持要在这里与贫苦的人做工，于是便买了下来。在曾纪芬母子及其他亲戚朋友合力捐助下，1921年开始动工兴建教堂，但曾季融在教堂竣工前就已经去世。曾宝荪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曾季融，亲切地称之为七叔，乃在于她佩服曾季融是曾氏家族中讲新教育之先锋，并且“由一个花花公子一变而成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由极图享受者一变而成一个极耐劳的工作者”。[4]181如果假以天年，曾季融所创建的自立教会也许会有所建树。关于曾季融的信教经历及其宗教活动的其他史料，目前尚不多见。有趣的是，我们在李提摩太的记载中见到了曾季融宗教活动的蛛丝马迹。1914年6月，李提摩太赴正遭受着严重水灾的长沙活动。在做完关于教育的演讲之后，
“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指聂其杰)的表弟，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李提摩太——作者注)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2]349
李提摩太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其描述对象应该就是曾季融。唯一有出入的是，此时的曾季融已经年近四十，看来，在李提摩太眼里，自幼养尊处优的曾季融要比一般中国人显得年轻；当然，他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此外，据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曾季融(广钟)于1916年由诚静诒提议，被选为长沙自立教会领导人。[5]472又据报载，曾季融曾于1921年1月4日在上海参加基督教会欢迎聂云台回国的聚会，并主持祷告。⑧
曾氏家族的第二批基督徒应该是曾纪芬和聂其杰母子俩。曾纪芬(1852-1935)系曾国藩满女(幼女)，自幼受到父兄姊姊们的百般护爱，尝遵父命从塾师邓寅皆读书，又遵父命学做女红，18岁(1870年)时由曾国荃做媒与湖南衡山人聂缉椝订婚，1875年成婚。曾纪芬深得父制家法，勤俭持家，习苦耐劳，且对新事物保持开放态度，如尝从大嫂曾纪泽夫人学织毛衣(其大嫂在欧洲学得此种时尚)，又命两子聂其昌、其杰从传教士傅兰雅夫人学习英语。据她本人晚年自述，她是在1915年受洗入教的。“民国四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而她信仰基督教则要归因于上面提到的那位虔诚的基督徒曾季融。“先是庚戌(1910)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回湘后常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4]49，[6]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侄儿曾季融的热心传道固然是姑母曾纪芬了解基督教之重要管道，而辛亥革命却再次成为曾氏家族成员认信基督教的重要背景。当然，曾纪芬对基督教的信仰和理解有其自身的特色，此即强调开悟，注重从人心世风等道德教化的角度赋予基督教以意义和功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纪芬一向信佛，她对基督教的信仰具有佛化特色。在由曾纪芬本人口授、聂其杰拟稿的《老太太覆美友贾太太书》中，她对此种佛化特色之由来作了交代：“吾母为佛教信徒，礼佛甚虔。予亦自幼受其影响。予出阁后，因子女多病，亦引动佛教之信仰。盖佛教专言唯心感应之理，而夙业所致之魔障痛苦，亦能藉至诚大善之心力以消之，如戒杀、放生、持斋、礼佛、布施、救苦之类是也。予遵而行之几四十年……近年虽颇信造物神之说，实仍赖此因果感应之教义，植其根基。”⑨从曾纪芬的自述可以看出，佛教并未像一般基督徒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中国人认信基督教的障碍，相反，佛教中的因果感应之教义，为其对基督教的信仰(颇信造物神之说)培植了根基。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需要指出并引起关注。第一，当曾纪芬的这封信函发表时(登载此函《聂氏家言旬刊》第五辑出版于1928年秋)，其子聂其杰已经背弃基督教多年，转而信佛，并且通过每周一次的家庭佛学会，在聂家营造了一种浓厚的辟耶弘法的佛教氛围。在见于《聂氏家言选刊》上的家庭佛学会记录中，曾纪芬每次都是出席者之一。虽然她是背教者聂其杰的重点劝化对象，但她却在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中坚守着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当然，由于其信仰具有佛化特色，她所坚守的可能是一种亦佛亦耶的折中信仰；然而，也许正是由于她的信仰亦耶亦佛，使得她在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中丝毫不觉得其宗教生活有任何滞碍，这是值得比较宗教学家和宗教对话理论家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独特的案例。第二，如曾宝荪所述，曾家是数千年的儒教家庭，不信释道，但我们在曾纪芬的自述中，却赫然发现其母欧阳夫人笃信佛教。关于这一点，曾宝荪也有说明：“我家祖训，不信僧道……却有几点例外。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这几天全家上下都吃斋，听说是文正夫人所许的愿。”[4]由此可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即使是在貌似最正统的儒教家族中，正统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仍然有其生存空间。这是因为，正统儒教中的一些宗教设置如祖先崇拜主要是用来提升作为一个整体的家族集团之利益的，而对个体性的终极问题(如死后归宿、个体的不幸与苦难、个体对各种不确定性或无常的担忧或焦虑等)则较少给予切实深入的关注，这便为佛教、道教等宗教留下了充分的空间。[7]有趣的是，查阅一下曾国藩的日记，我们发现这位正统儒教家庭的一家之长在余日不多的病愁之中，虽然家中可能无礼佛之室，却有延僧读经之举。例如，同治九年十月初七日的日记就写道：“夜，曹镜初陪圣性和尚来一谈，所送《楞严经指掌疏》，余偶一翻阅，仍无所解。”⑩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延僧读经的时间是夜晚，而非光天化日之下，而且，他对佛学的悟性似乎乏善可陈。
曾纪芬认信基督教后，行事颇注意贯彻基督教精神。民国七年(1918年)元旦，年逾花甲的曾纪芬(67岁)主持制订了聂家析产办法。其中一项尤其引人注目：“余家先世素好施与，中丞公(指聂缉椝——引者注)在日，每年捐助善举，为数甚巨。余近奉基督教，稔知博爱之道，首重济困扶危，谨遵《圣经》逢十献一规律，提出一成，作为慈善经费，日后永远不得处分，每年收入子金提作教会以及各公益水灾旱灾疫捐款，母金不得已不可提用，庶几先人好善懿德可以垂诸久远。”[4]5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曾纪芬将基督教的博爱之道与聂家乐善好施的家风熔冶于一炉，丝毫不觉得有任何阻滞。而曾纪芬自述中关于聂缉椝“每年捐助善举，为数甚巨”之说绝非虚言，据李提摩太记载，1894年，张之洞曾向致力于传播西洋科学与宗教的广学会捐资白银一千两，“一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六百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一千元的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2]203，(11)这里的聂道台毫无疑问即是曾任上海道台的聂缉椝，他的善举表明，他对西教可能不像其洋务派老丈人曾国藩那样敬而远之，反而是积极支持广学会在中国从事的事业。稍早，曾纪芬还做主将上海培开尔路的聂家地亩捐出，由工部局(相当于租界的自治市政府)，援西例名之曰聂中丞公学，[4]51该校后改名缉椝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上海市东中学。又据报载，曾纪芬曾于1921年在上海捐地建堂，“但求归荣上主”。(12)凡此，皆说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在曾纪芬的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与其侄儿曾季融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尽管意义可能略有不同。
与曾纪芬同时受洗的聂其杰则是一位背教者，由于他留下的辟耶弘法的著述甚多，且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曾氏家族成员，对于其言行，笔者当另文专述。
曾氏家族与曾宝荪同辈(昭字辈)的还有另外两位基督徒：曾约农(昭檆)和曾昭权。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首先要感谢他们的表叔——背教者聂其杰(云台)的记载，在《记与曾宝荪表姪谈话》(署名云台)一文中，聂其杰写道：“葆荪表姪女及约农、威谋两表姪，牺牲其资产，并舍弃家庭幸福，竭其身心之力以办学校，其志趣之高尚，品性之纯洁，为社会所罕见。然沾沾于西教，且以之教其学生，予深惜之。”(13)在该文中，聂其杰还将文正先训(儒教传统)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希望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权等曾氏后裔善述文正先训以推行孔道，(14)颇有责备这些晚辈数典忘祖之意。
曾约农(1893-1986)系曾纪鸿之孙，曾广铨(曾纪泽抚子)长子，在北京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远赴英国伦敦(其父任驻英使馆参赞)，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之久。1909年再赴伦敦入中学，毕业后考入伦敦大学，主修矿冶，1916年毕业，获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次年底与曾宝荪同船回国。1918年初，曾约农与曾宝荪二人回到湖南老家富厚堂，据曾宝荪回忆，那时曾约农尚未信教，因而在老家神堂叩头上香如常，曾宝荪则持守教规，侍立一旁。[4]69此后，曾约农一直鼎力协助曾宝荪办教育，在艺芳女校三次被封三次复校的艰难过程中，他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原来，还是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宝荪和曾约农就已“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约定互相努力，互相帮助，以求达到这目的”。[4]53曾约农很诚笃地坚守了这一约定，终身未婚，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1951年定居台湾后，受聘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1955年，曾约农担任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此事颇有意味。据曾宝荪记载，当时代杂志的创办人鲁斯(Mr.H.Luce)先生的姐姐穆尔夫人(Mrs.Moore)捐款要开办东海大学时，苦于无适当之校长，于是由校董会(曾宝荪是校董会成员之一)邀集了几位与中国教会学校有关，同时也是基督徒的人士与穆尔夫人相见，意在由她挑选适当的校长人选。与会人士每人就基督教高等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曾约农与任何教会都没有关系，曾宝荪也没有推荐，而且曾约农是未受洗的基督徒，但他的政策意见却受到了穆尔夫人的嘉许，受邀担任东海大学的开办校长，[4]138而且不负众望，大有作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曾宝荪再次提及曾约农尚未受洗，但认定他是基督徒。有论者根据曾宝荪关于曾约农是“未受洗的基督徒”这一说法，断定曾约农不是基督徒，[8]210自然是出于误解。这是因为，全世界都有既未受洗，又无任何教会归属的人士，他们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认信和践履，使得他们被认定为基督徒，而且他们也自认为基督徒。再回观一下聂其杰批评曾约农等人“沾沾于西教，且以之教其学生”，可知他的基督徒身份不仅得到了与他情同手足的基督徒曾宝荪的认可，还得到了反教人士的认可。前些年在华人学术界关于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曾约农基督徒身份的鉴别。[9]此外，在贝德士所辑《中国基督徒名录》中，列入了曾约农。[5]466由于该名录是多方核实查对的结果，应可采信。而据林景渊记载，晚年的曾约农经常在台湾参加教会的证道活动，[10]更可见其信仰之诚笃。
聂其杰提到的另一位“沾沾于西教”的曾昭权(1894-1976)，字威谋，系曾广钟长子。他是第一批用庚子赔款留美的学生，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曾任北平电灯公司西山新厂主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8]238关于他作为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与事工，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非常有限，此处仅据其表叔聂其杰的记载认定他为基督徒。
曾国藩后裔大多秉承耕读传统，以学为本，出国留学者甚众。昭字辈之后的宪字辈，也是人才辈出，其中是否还有基督徒，笔者日后当予以持续关注。本文的论述仅止于昭字辈，盖因他们离曾国藩在时间上更近，于家学传统有更切近与深刻之体悟，因而对于今人研究一些中国基督徒由儒入耶的皈依历程及其宗教生活之样态与质素，也许更有意义。
三、结语
从曾国藩夫人欧阳氏的许愿吃斋，到曾国藩本人晚年的延僧读经，在在皆表明，即使是在延续了上千年的正统的儒教家族里，由于儒教本身对一些终极性问题的关注不够充分和深刻，它也不得不对正统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而家族成员最终选择何种宗教归属，则往往与社会变迁及其个人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我们注意到，曾氏家族的第一批基督徒中的曾宝荪在回顾自己与其七叔曾季融的皈依历程时，非常自觉地将辛亥革命视作其从孔门弟子改宗基督教的重要背景。确实，民国的建立、共和观念的传播以及载在约法中的信仰自由原则，不仅使得儒教丧失了其作为正统国教的制度性基础，更使得曾家显赫一时的政治、经济地位丧失了其赖以依存的砥柱。我们诚然不能以流俗的补偿论的眼光断定曾宝荪、曾季融等人归信基督教，是像当时的“吃教者”一样试图从基督教那里寻求庇护与福利，但辛亥革命作为千古巨变，确实使得曾宝荪痛感家庭境况大受影响，也使得曾季融在新旧鼎革之际感到种种沉闷(或失落)——他在这样一个大世家中享尽尊荣，指望他为革命高唱赞歌是一种不合情理的奢望——更使第二批基督徒曾纪芬等深感“世事日非”。凡此，皆为他们思考宗教问题营造了一种很多人在皈依历程中都会经历的生命危机。危机即契机。当基督徒们认信的生命窄门向曾宝荪招手时，其父辈的态度，尤其是其父亲曾广钧的态度——在家长制大行其道的传统家族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种契机的开启提供了方便之门。据曾宝荪的回忆，曾广钧极其维新，他对曾宝荪的三大帮助令她终生感念不已：一是不许缠足，二是不为其幼时订婚，三是允许她入基督教和出洋留学。[4]178，13作为长兄的曾广钧能有此种开放的心态，对其兄弟曾季融的皈依基督教未必不是一种推助性的力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曾广钧“少赋异质，有神童之称”，[11]他本人在信仰方面很可能是佛教徒，因为其表弟聂其杰称之为环天居士(曾广钧著有《环天室诗集》)，并与他讨论学佛修炼之法，(15)但他认为基督教“以因信得义(今译因信称义——引者注)为教纲，亦似有其妙用与优点”，以致遭到背教者聂其杰的猛烈抨击。(16)由此可见，曾广钧的开放心态绝非传统儒家的无可无不可，而是一种有原则的健康心态。曾宝荪之所以能够不止于慕道，作为儒教家庭一家之长的曾广钧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传教士和基督徒如巴路义女士和司徒女士的积极作为及其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践履或力行，虽然可能是曾宝荪人生际遇中遭遇的偶然事件，却是她迈出皈依历程的最后一步的关键助力。而受曾宝荪影响的长辈曾季融又热心传教，(17)进一步影响了曾纪芬，从而在一个正统的儒教家族里，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自晚辈至长辈)的家族性的传播基督教的效应。显然，此种效应肯定不符合曾国藩当初对其家族的精神传统的设想。(18)
不过，曾国藩洋务自强的梦想却灌注在其后人的血脉之中。我们注意到，曾国藩后人出国留学者甚众，但所学大多为自然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鸿鹄之志，这种大志与其先祖曾国藩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洋务梦并无本质差异。所不同的是，曾氏后裔并不将西学与西教对立起来，反而相信西教可以振兴中国颓风(曾宝荪)，或救中国人心于陷溺与迷惑(曾纪芬)。换言之，在这些归信基督教的曾氏后裔的心目中，西学与西教的结合才可以救中国，换言之，他们赋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国的功能角色。此种救国方案的效力今人自可疑之，但它至少表明，曾氏后裔归信基督教的主要动机力量可能不是个体的救赎，而是民族国家的救赎，尽管他们中有人将救人救己并列为归信基督教之鹄的，但基督徒那种希冀从地狱之火或永罚中得到拯救的传统宗教目的，显然不是他们归信基督教的根本动机。他们的目的是统摄西方之知识、科学与宗教，服务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趣的是，当曾国藩的外孙、背教者聂其杰探求家族性的保富法时，通过对崛起于同治、光绪朝的几大家族的比较，他断定：“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12]聂其杰看问题的视角是动荡社会中家族性的保富法，其说在上海曾轰动一时，所见大抵不差。但曾国藩曾孙辈“以学术服务社会”中的学术，是西学与西教的统一体，这或许正是背教者聂其杰不愿彰显的事实。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总结他1914年夏天长沙之行的收获时，曾不无得意地写道：“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历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中国人的两个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是他们的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2]349-350根据上下文，这里的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中国人指的是曾国藩，而“两个孙子”则指的是曾季融和聂其杰，由于西方人在亲属称呼上内外不分(如uncle既可指叔叔，也可指舅舅)，故李提摩太统称曾季融与聂其杰为曾国藩孙子。羞于以使徒自况的李提摩太在此借用曾国藩的孙子之口，赞其作为如使徒。使徒所作为何？无非是救人身心，引导世人悔改、归信基督。当初谆谆告诫子辈“勤学自励，讲求孝弟”的曾国藩，或许绝不会想到自己的孙辈、曾孙辈竟然会有人追随基督的使徒。然而世事沧桑，家族性的儒教传统确实就这样在基督教的挑战性传播面前出现了传承危机，而背教者聂其杰最终回归的竟然也不是正统儒教，而是佛教，或者至少是亦儒亦佛。由此看来，研究曾国藩后人在信仰方面的选择，至少有助于今人理性地反思儒教的得失长短。
注释：
①据考证，湖南湘乡曾国藩最早提出了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洋务派主张，参见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6页。
②对这一问题的一般层面的讨论，可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415～416页。
③参见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70年6月23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迅赴天津与崇厚持平办理该处教案事上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78～779页。
④同上书，第784页。
⑤对天津知府、知县的这一判决，是在法国人的要求与自己的良知之间折中的结果，实属不得已，事后曾国藩可谓朝奏夕悔。他在同治九年六月廿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因洋人来文，欲将府、县抵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760页。
⑥《曾胡谈荟》，载《国闻周报》，第6卷，第38页。另参见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页。
⑦见前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910～911页。
⑧《申报》，民国十年一月四日，“基督教会欢迎聂云台纪”。
⑨《聂氏家言选刊》，第五辑，第181～182页，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83，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以下凡引用该书者，不再注明原刊之期号与页码，只注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83之阿拉伯数字页码。
⑩见前揭《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790页。
(11)数量相对较少的那次捐款数目是银洋100元，彼时聂缉椝任山东布政司，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3页。
(12)《申报》，民国十年一月四日，“基督教会欢迎聂云台纪”。
(13)见前揭《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83，第405页。
(14)同上书，第408页。
(15)见前揭《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83，第378页。
(16)同上书，第343页。
(17)曾宝荪明言曾季融思考宗教问题是受了自己的影响，见《曾宝荪回忆录》，第181页。
(18)曾国藩在赴天津处理教案之前(1870年4月)，担心教案会激成大变，邂逅及难，乃遗“将赴天津示二子书”，训谕二子不忮不求，勤学自励，讲求孝弟。凡此，皆未脱传统儒教之大端。参前揭《足本曾文正全集》卷一，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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