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革命与体制革命——学习邓小平同志“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理论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中国论文,体制论文,同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制度革命”，即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而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其本质是一次“体制革命”，即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不合理体制。
不少的同志以为，体制改革仅仅是制度的形式改变，仅仅是社会改良，是一种量变。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个很长时间里，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都认为，只要进行一次制度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人民的幸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实践告诉人们，在私有制条件下，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采用某种体制，可以变得非常野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实行另一种体制，也可以比较文明，如新加坡。而同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某一种体制，可以运行得较曲折，如苏联和1957至1976年时期的中国等；实行另一种体制，也可以变得生机勃勃，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一种社会形态在建立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以后，仍然有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社会深层的体制结构的任务。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如果仅仅有制度层面的革命，而没有体制层面的改革或革命，其制度必然走向僵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历史的进程表明，基本制度、所有制结构是社会的初级本质，而社会体制则是社会的二级本质。如果借用自然科学术语，可以说基本制度是社会的“分子”结构，而体制则是社会的“原子”结构。在自然界，不但分子结构的区别可以形成事物的本质区别，原子结构的区别也会形成事物的本质区别。如在元素周期表中处于同位的普通氢气和制造氢弹的重氢，无放射性的铀238和制造原子弹的铀235等，就有本质的不同。
并非所有的体制改革都可以称之为体制革命，体制层面的非根本性改革，如苏联赫鲁晓夫、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英国撒切尔夫人领导的私有化（民营化）改革，都不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因而仅属于体制的改良。而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是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换；在政治体制上，是高度集权向民主法制的根本转换。因而，是体制层面的质变，即体制层面的真正革命。
二
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曾产生很大影响。所谓苏联模式，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并不充分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由斯大林确立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
列宁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生产力条件，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列宁与第二国际领袖，与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对此并无争论。列宁多次指出：在1918年，德国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不具备政治条件，而俄国则具备政治条件，但不具备物质条件（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550—551页）。问题在于：处在世界大战中的俄国资产阶级，国内出现政治统治危机，俄国的无产阶级是否应利用这种政治危机，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赶上发达国家呢？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而第二国际、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成熟，必然造成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管理上的某些不成熟。面对着国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和武力干涉，刚刚成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经济、政治上不得不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和工人阶级素质全面提高后，这种情况才会逐步改善。这种被迫实行的集权体制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是必须的，但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经济政策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的经济改革。十月革命后，内战很快爆发，俄国被迫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中心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这种体制在战时的有效性，使列宁等俄共领导人曾产生了否定商品经济，“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的想法。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很快发现，企图用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错误的，于是开始大胆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应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对内搞活经济，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允许农民的余粮进入市场；允许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把国营大中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兴办合营企业。可惜的是，列宁的过早逝世，使得新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完善。
列宁逝世后苏共二三十年代的党内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这个中心而展开的。最后，手握实权的斯大林击败了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确立了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地位。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初级形式。
②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严格限制，不能对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
③强调一国可以脱离资本主义建立的现代文明而封闭地建成社会主义，建立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立的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④优先发展重工业，扩大工农剪刀差，让农民多交“贡款”，通过剥夺农民积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
⑤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是“直接凭借暴力”。不注重民主与法制建设。把党内路线斗争看成巩固发展的动力，强调“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⑥强调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模式的一元性与凝固性，否定了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①—⑥引文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157、282、267、84、648页）。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了争夺时间，准备战争，苏联模式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二战之后，苏联仍不求改革，其模式就日益成为阻碍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第一，苏联模式在工农关系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能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原则，用行政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强迫集体化。结果集体化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政治上高度集权，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国家优秀的政治、管理精英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和打击。从而阻碍了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误将许多优秀的党的干部、红军将领、科学家、知识分子等投入监狱、集中营或处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严重践踏。毛泽东同志曾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第三，苏联模式经济上的致命弱点，是对市场经济的拒绝。实践已充分证明，在当代仅仅用计划经济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信息的畅通，动力的多元与有效，决策的科学。计划经济最后只会变为长官意志经济，频频造成资源配置的重大失误，造成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第四，苏联模式的最大理论失误，是没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所谓没搞清楚，就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阶段。苏联模式的封闭性，对市场经济的拒绝，对世界统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割裂。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这种体制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随着生产的现代化而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世界性联系日益紧密的人类文明潮流。
苏联模式的这些弊病，在凡是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严重地反复再现，从而说明这些弊病，不仅仅是某领导人的个人错误，而是一种体制上的严重缺陷。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初的《论十大关系》中，已对苏联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不正常的工农关系，农、轻、重比例失调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对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有重大的意义。但总的看来，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制度革命的层次上，而未达到体制革命的层次。从而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国过去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是把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偏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就宣告了苏联模式在中国再也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
三
在人类历史上，新的社会形态刚诞生时，早期的体制往往都是暂时性的和不成熟的。如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出现倚重暴力，不施仁政的秦王朝；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初期，法国出现实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专政等。由于新兴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够强大，其统治往往就采取了较多的暴力手段。然而正如秦王朝的覆灭不等于封建制度的灭亡，雅各宾派被推翻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被埋葬一样，苏联模式的失败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人类文明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将在新的模式中获得新生。
作为中国人民儿子和中国共产党优秀代表的邓小平同志，当然更深刻、更敏锐地感受到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病。如果说，60年代前期邓小平同志的探索，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和主持制订工业60条等，主要表现在对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方法的怀疑，以及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的研究上，那么，经历了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反思，邓小平同志的探索，已经由表及里，深入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如何抛弃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上了。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引导下开展的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正是由此使全党全国人民跳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误区，开始踏上了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的第二次革命征程。
指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要点是：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摈弃了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列主义、特别是把苏联模式教条化、僵化的错误。
②“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性质原理的权威。摈弃了囿于“苏联模式”，主要从生产关系（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不科学的理论。
③“社会主义改革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予盾的主要手段。摈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把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手段的理论和实践。
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实行全方位的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循环。摈弃了在“苏联模式”影响下，认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谬误和一国可以封闭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
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基本路线的要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摈弃对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式公有制形式的迷信。
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坚决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摈弃按“苏联模式”搞高度集权，树立个人崇拜，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是因为哲学上唯物史观和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同样基于哲学上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突破性发展，是第二次革命的两大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的实践真正走出“苏联模式”的误区而获得新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纳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发展。
因此，我们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不应是第一次革命的问题，而是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即体制改革的问题、运行机制的问题等。必须教育党员干部，不仅仅要有第一次革命的制度意识，而且要树立第二次革命的体制意识，即不要什么都仅从姓“资”姓“社”的制度教条出发看问题。既继承第一次革命的优良传统，又树立起与第二次革命相适应的价值观、伦理观、义利观、人才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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