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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人民音乐家聂耳离开我们已经有61年了。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神州大地上唱响了60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国家尊严的标志，同时，作为反法西斯的一首战歌，早已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将永远鼓舞着人们去为争取和平、幸福、自由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聂耳研究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之后，现在已进入了成熟时期。回顾过去走过的历程，认真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找出当前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提出和制定新的研究目标，对继承和发扬聂耳的革命音乐传统和进一步繁荣我国的音乐创作，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与同志们一起共同探讨。
（一）
现已查到的聂耳创作的各种音乐作品共计42首，其中有39首是1933年至1935年完成的。由于他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创作了这样多的作品，所以他还没有出国到日本之前，已经蜚声上海影坛和乐坛。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逝世后，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在各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及反响。特别是上海和云南的许多报纸，都作了显著的报道。8月，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聂耳先生追悼大会”。当时，场内外的群众多达数千人。刚从法国回到祖国的冼星海也赶来参加。会上，聂耳生前的好友孙师毅、吕骥等人介绍了聂耳的生平和创作。
同年12月，日本东京“聂耳纪念会”用汉文出版了一册《聂耳纪念集》。书中收集了承箕等人撰写的《聂耳传记》和数篇纪念、评论文章。其中还包括了郭沫若的《悼聂耳》和日本进步戏剧家秋田雨雀纪念聂耳的短诗等。这是聂耳逝世以后出现的第一本纪念文集。正如文集的“编后”所说：“这不是什么个人的纪念册，是一块历史的碑记。”它的出版，对促进聂耳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期“聂耳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报上刊载了当时正在武汉领导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和张曙等人撰写的文章。张曙在《聂耳作品的历史性》一文中指出：“倘若聂耳先生的歌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吼声，不能代表千百万被压迫者反抗的呼声，那么他的歌早已就无人过问了。”冼星海在《聂耳，中国新音乐的创造者》一文中写道：“聂耳先生能摆脱旧社会音乐的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一个伟大的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向你致最诚恳的敬礼》、《在抗战中纪念聂耳》、《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几个时期》等文章，在这些论述当中都谈了对聂耳的评价问题，充分肯定了聂耳的创作道路。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音乐家麦新通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写了《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麦新高度概括总结了聂耳的音乐创作，其特点主要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民众化大众化的创作方向”。当时正值我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初创时期，也是聂耳研究的早期阶段，该文可算在聂耳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继麦新的文章发表后，对于聂耳创作的研究，逐步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从1935年至1948年，是聂耳研究的萌芽时期。这十多年里，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昆明和玉溪也分别多次举办过纪念聂耳的各种活动。1948年春，玉溪中学的音乐教师陆修伯（又名鲁橹）在学校里组建了“聂耳合唱团”，吸收进步师生80余人参加，为推进本地民主解放运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这段时间，由于我国正处于革命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加之解放区的物质条件非常有限，音乐理论队伍也比较薄弱，所以在聂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自然显得不足，特别是对他的创作方法及创作特征，都还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探讨。后来随着历史的前进，聂耳研究也不断向前发展。
（二）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至1966年的“文革”之前这16年，是聂耳研究的形成时期。因为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把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从此也确立了聂耳在历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发展，音乐研究机构的建立，音乐人才的培养成长，为聂耳研究工作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1955年在聂耳逝世二十周年时，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开始建立聂耳陈列室。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别到昆明、上海等地系统地搜集整理有关聂耳的资料。从1963年6月至1964年8月，先后内部铅印了《聂耳专辑》一套3本。这套书的编辑是黄翔鹏和齐毓怡同志。第一册是聂耳的文字著作和音乐作品，第二册是聂耳的日记，第三册是聂耳的书信和各种报刊上发表的纪念聂耳的文章。这套资料计55万字，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为聂耳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前提，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个时期，在整理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洪遒和孙慎两人还分别写出了《聂耳年表初稿》和《聂耳年谱初稿》。同时，王震亚发表了《研究聂耳扎记》，李焕之发表了《聂耳的道路》，王树发表了《聂耳的歌曲与民间音乐》等文章，对聂耳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特征，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较为突出的是李业道撰写的研究论文《聂耳的创造》。文章包括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形式的创造者、劳动呼号和艺术创造等三部分，全文约3万余字。作者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聂耳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总结。他指出：“聂耳的作品不是个人天才的产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是党的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产物。”“聂耳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他很好地吸收了民间音乐，而且在于他吸收民间音乐之后的新的创造。为了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他创造了符合群众前进步伐的明快有力的节奏；创造了象炮弹一样向敌人猛轰的冲击性的旋律进行；创造了坚决勇敢的示威呼喊；创造了刚毅有力的团结号召。”[①]
1949年至1965年，我国的音乐团体和音乐领导机构，每当聂耳诞辰和逝世周年之际，都组织了一些传统的纪念活动，这对宣传聂耳的功绩，提高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总的来看，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对于聂耳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当时各种音乐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90%以上是纪念性的，而真正属于学术性质的论文是很少见的。“很多人不敢从技术理论的角度对聂耳的创作进行探讨，更不敢对某些问题展开争鸣。加之有关聂耳的原始资料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给聂耳研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此外，音乐领导部门在组织、领导方面缺少统一安排和规划，因而导致许多音乐工作者的研究处于自发状态，选择范围狭窄。”[②]这些实际情况，确实影响了对聂耳研究的深入发展。
1966年以后，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文艺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聂耳研究也被迫中断，从而出现了空白时期。
（三）
1976年至1995年，是聂耳研究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聂耳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性的突破。
粉碎“四人帮”以后，聂耳研究也重新得到了恢复。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了发扬，学术空气也逐步活跃起来。
1980年，我国音乐界全国性学术组织“聂耳、冼星海学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对聂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学会成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2年8月，“聂耳、冼星海学会”编了《纪念聂耳诞辰七十周年文集》一本，内部铅印出书，共汇集了纪念文章、回忆录、音乐专论等58篇，可算研究聂耳的专著之一。
1985年11月，受文化部、中国音协的委托，由“聂耳、冼星海学会”筹办的“中国首届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会上老中青学者八方云集，收到论文70多篇，会后汇编成内部铅印《论聂冼》一书。这部书，是研究两位音乐家的最新成果。
1985年10月，《聂耳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从事聂耳研究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国音乐界很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该书分上下两卷，附录音带两盘。上卷为音乐篇，下卷为文字篇，全书计70万字。它首次全面、系统、科学地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研究聂耳的各种史料。
1982年2月和1985年7月，云南省也先后两次在昆明隆重举办了“聂耳音乐周”的大型活动，对宣传聂耳、繁荣我省音乐创作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第二届“聂耳音乐周”期间，云南省“聂耳、冼星海学会”于1985年7月19日宣告成立。
此外，在这一阶段中，纪念聂耳的有关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发展。1980年5月13日，在聂耳逝世45周年前夕，昆明西山聂耳墓举行了搬迁仪式，从高峣村后的荒草丛中把聂耳的骨灰盒迁到了太华寺与龙门之间松柏覆盖的山坡上。墓地四季常青，显得庄严大方。
为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1985年7月17日，玉溪市人民政府为聂耳建立了铜塑像。紧接着，1987年7月17日，聂耳公园和聂耳纪念馆也同时落成对外开放。1992年2月22日，座落在玉溪市州城镇北门街3号的聂耳故居，经过修缮以后，又竣工开放。这些纪念建筑深得民心，已经成了对当地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从1976年至1995年，也是全国出版有关聂耳的专著与专刊最多的时间。到目前为止，笔者先后搜集到有关聂耳的专著、专刊、作品、画册等共34本（含内部资料在内），其中，有24本是这20年内编印的。
1987年9月，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汪毓和著的《聂耳评传》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玉溪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这些年来，由云南人自己撰写的关于聂耳的书，已正式出版了5本：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著的《少年时代的聂耳》，1981年由新蕾出版社出版；崎松编著的《聂耳与国歌》、《永生的海燕——纪念聂耳诗抄》，1990年和1993年分别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谷应著的长篇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1985年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懿之著的《聂耳传》，1992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都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995年12月4日，由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办，中国文联等单位承办的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纪念音乐会，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与万人同唱《义勇军进行曲》。江泽民为这次音乐会题词：“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赞美祖国”。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唱国歌向前进》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也发表了《高唱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的评论员文章。两报评论员的文章都高度评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聂耳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20年来，不仅是聂耳研究的发展时期，同时也可以说是聂耳研究的黄金时期。向延生的文章《〈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前前后后》在国内填补了一些研究的空白。
这段时期对聂耳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多四少”。即纪念文章和史料性的文稿多，研究性的文章少；零星的和微观的研究较多，系统的、宏观的研究较少；单篇的、简要的研究文章较多，大型的、较有质量的专著还没有；对聂耳的作品在国内的影响研究较多，在国际上的影响研究很少。
（四）
回顾聂耳研究60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研究工作是随着我国和世界的政治、历史、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随着我国和世界的政治、历史的前进而前进的。今后，对聂耳的研究，也必将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历史、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条客观规律。
由于近20年来在聂耳研究的发展时期，我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果，因此，有的同志认为《聂耳全集》已经出版了，研究聂耳的论文集也有了，聂耳的照片集《画册》也出版了，聂耳的40多首音乐作品都有人写过文章了，聂耳的电影、小说、戏剧也都有了，似乎对聂耳的研究也就到顶了，结束了。笔者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客观地、冷静地分析聂耳研究方面还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不断探索新情况，推出新成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伟业之一。笔者认为，继聂耳研究的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之后，今后必将进入到一个成熟时期。如果我们把近20年的发展时期比做聂耳研究的“开花”时期，那么，今后则应是聂耳研究的“结果”时期。因为我们前面研究过的60年历程，是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极左思潮影响的特殊年代和国家的财力物力都并不富裕的特殊年代里过来的。现在，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可能拿出足够的大量资金来投入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包括聂耳的研究在内。除了经济基础外，还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历史的检验，人们对于聂耳和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才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此，展望未来的聂耳研究工作，我们充满了信心。
“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会世世代代永镌亿万人的心田、溶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③]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聂耳的音乐作品，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其影响就不仅仅限于国内了。在前苏联、美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已被看成为“中国人民的刚毅精神的象征。”[④]现在，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扩大，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早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总而言之，聂耳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远没有“到顶”，更没有“结束”。古人讲：“试玉要烧三年满，辨材须待七年期。”[⑤]过去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研究工作的成熟时期后，仍须要解决好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不断提高认识，大家奋力攻关，保障必要的经费开支等问题，这样才能使聂耳的研究结出丰硕的果实，产生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和专著，进一步把聂耳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聂耳和他的作品，并从中受到教育与鼓舞。云南是聂耳的故乡，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力争取得更大的成果，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李业道：《聂耳的创作》第1、29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② 冯伯阳、吕金藻、韩同觉：《聂耳研究述评》。见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编《论聂冼》一书第345页。1985年12月内部铅印。
③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高唱国歌向前进》。1995年12月5日第一版。
④ 美国《生活杂志》评语，转引自《论聂冼》第342页。
⑤ 白居易：《故言》（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