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老年孔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庄子论文,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0)06-0081-04
一
前人曾指出庄子学说与儒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如唐代韩愈认为：“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流而为庄周，故庄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1](P290)章太炎、郭沫若等认为庄子之学可能出自颜氏之儒[2](P194-197)。其实庄子与儒家的思想体系，未必仅限于田子方、颜回，庄子与孔子本人在思想上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孔子在《庄子》书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形象，《庄子》全书共有21篇的44个章节有孔子出现。仅此足以说明孔子是对庄子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
但是，在《庄子》书的各篇章中，孔子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者对孔子的态度并不始终一致，如加以区分，则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孔子完全是作为庄子所推崇的正面人物出现的，孔子所说的话，也就是庄子所要说的话。庄子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正是通过书中的孔子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而表达出来的。如《人间世》篇孔子与颜回谈论“心斋”，《德充符》篇借仲尼之口论“万物皆一”，及“人莫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大宗师》篇孔子与颜回论“坐忘”，《秋水》篇孔子论“命”与“时”，《达生》篇仲尼论“用志不分，及凝于神”及“外重者内拙”，《山木》篇孔子论“人与天一”，《知北游》篇孔子论“无古至今，无终无始”、“物物者非物”，《外物篇》仲尼论“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让王》篇孔子论“穷通”，等等。这些段落都包含了庄子重要思想的正面表达，而孔子在这里的形象也都是正面的。
第二种情况，孔子是作为诸如长梧子、叔山无趾、子桑户、老聃、太公任、温伯雪子、老莱子、渔父等等隐者或道家高人的陪衬而出现的。在这些章节里，孔子也并没有受到过分的贬损和指责。孔子大抵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样子，对隐者们的言论洗耳恭听，随后发出几句感叹或赞美，或说几句自我贬低的话。
第三种情况，是对孔子的言论和行动明确加以指责。这主要是几段有关孔子与老聃见面的记录，见于《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篇，尤其集中于《天运》篇。如《天地》篇指责孔子“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天道》篇说孔子“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是“乱人之性”，《天运》篇讥讽孔子“取先生己陈刍狗”，是“丑人效颦”。比较特别的是在《盗跖》篇中，孔子被骂得狗血喷头，惨不忍睹。
对孔子在《庄子》书中不同篇章受到不同对待这一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比较普遍的解释是，这说明《庄子》书中的文章并不都是庄子写的，不少学者即认为《庄子》外、杂篇中那些明显“诋訾孔子之徒”的文章大概出自庄子后学中极端派之手。根据《庄子》内篇与外、杂篇或各篇之间思想内容上和文章风格的差异来判断哪些是庄子所作，哪些不是庄子所作，这是一种常见的辩伪方法。这种方法其实预先设定了一些前提，而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无可置疑的。前提之一是已经假定《庄子》书中某些作品，比如“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然后将那些思想内容与内篇不一致的排除掉。前提之二是假定庄子在其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思想始终一贯，没有变化；或者假定《庄子》书中属于孔子的文章只能是庄子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写成的，在这期间庄子思想没有变化。前提之三是假定庄子在写不同的文章时，只能以同样的不变的风格来发表观点。
显然，这些前提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既然对《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究竟何者为庄子所作还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如任继愈先生对《庄子》内外杂篇真伪问题的看法就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完全相左），则考辩者不应当在进行考辩之前就使自己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以此作为考辩的出发点。如果是那样，那就如庄子所说：“使同乎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齐物论》）
其次，《庄子》这部书象其他先秦诸子著作一样，是由后人编订成书的，其中极有可能包括了庄子在其学术生涯中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庄子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思想没有发生过变化。《庄子》书中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寓言》）“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则阳》）何以见得庄子本人的思想不也是“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发生过一些变化？
再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可能是多方面的，他在不同的文章里可能涉及不同的问题，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文章形式，来展开不同的思路。象庄子这样一位思想“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文笔荒唐谬悠、汪洋纵恣的思想家恐怕尤其是如此。因而，仅仅根据各篇之间有无相同的文句、相同思想范畴和观点的表达以及文章风格是否一致，来判断是否庄子所作也是令人怀疑的。应当充分考虑到庄子这样一位天才作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庄子》书中有寓言、重言、卮言等不同的表达方式，既有自己观点的正面表达，也有“正言若反”的曲笔；既有思辩性很强的抽象议论，又有文学性极浓的虚构夸张渲染。这种文风上的多样性在不同篇章中因不同的内容而有变化。因此，仅以内篇中的一两篇作为庄子文章的范本来判断其他各篇的真伪，也是令人疑虑的。
这里且以《盗跖》篇为例说明上述疑虑。《盗跖》篇自宋代苏轼起即被疑为非庄子所作。苏轼认为庄子是“赞助”孔子的，不当对孔子如此贬损。后人多承袭其说，断然否认其为庄子所作。的确，《盗跖》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文风上都与《庄子》书中其他篇有别。本篇对孔子激烈的攻击态度为其他篇所未见。然而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如何，这在《盗跖》篇是否庄子所作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本是无法论断的。现在却以《盗跖》篇对孔子的态度为据来判定《盗跖》篇之真伪，显然有前提与结论循环论证之嫌。即便把《盗跖》篇排除在外，《庄子》其他篇对孔子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有时加以抨击和讥讽，有时进行改造和利用；有时存有几分敬意，有时又拿他开开玩笑。究竟什么是庄子对孔子的标准态度呢？也许庄子就象墨子那样，一方面对孔子和儒家有所不满，主张《非儒》，另一方面又“称於孔子”，以为“是亦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所以我们很难仅以《盗跖》对孔子的态度论定其非庄子所作。诚然，《盗跖》篇攻击孔子的语言辛辣而尖刻，有的地方简直是破口大骂，这种文风为《庄子》其他篇所无。这的确是拿孔子开了一个有点过火的玩笑，但这与庄子那种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还是相符合的。而且我们还应当考虑到这篇作品文体上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一篇寓言小说，那些讽刺辱骂孔子的话都是出自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盗跖之口。盗跖之为人如文中柳下季所说，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这样一个角色把孔子臭骂一通是情理之中，且符合人物性格的。作者在行文时显然会考虑到他写的是盗跖，要符合盗跖的性格，非如此臭骂则不成其为盗跖。因此我们不能把作品中人物的话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话，既不可据此以为庄子对孔子持完全否定态度，也不能据此排除本篇为庄子所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即使在盗跖之骂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寻绎出一些可以与《庄子》其他篇互相印证的思想观点。如《盗跖》篇说孔子“擅生是非”，而《庄子》书中许多地方都批评儒家的“是非”之说。《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与《庄子》其他篇对所谓“至德之世”的描述是一脉相承的。如《应帝王》篇说“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天地》篇说“至德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马蹄》篇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盗跖》篇说“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这与《知北游》所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己”如出一辙。总之我们并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认定《盗跖》篇不是庄子所作。
二
对于《庄子》书中出现的对孔子的不同态度的另一种可能的解说，是认为庄子本人或庄子学派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本来就不是单一的，他们对孔子既有不满和批评，同时也欣赏和吸收了孔子的某些作风和思想。就象墨子既有《非儒》之论，同时与人谈话时也“移于孔子”，认为孔子也有“是亦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
这里再提出一种假说，对这第二种可能的解说加以补充，即庄子对60岁以前的孔子主要是持否定的态度，而对60岁以后的老年孔子则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庄子主要是从老年孔子那里接受了一些影响。下面对这种假说略作申述。
《寓言》篇庄子与惠子的一段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庄子对孔子的看法：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一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在这一段对话里，庄子对孔子是很推崇的，并感叹“吾且不得及彼乎”，说自己达不到孔子的境界。但是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见他认为孔子一生的思想是有变化的，所谓“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活了70多岁，庄子不曰“行年七十而七十化”，而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见孔子60岁以后恐怕是一大变。
据《史记·孔子世家》，60岁前后的孔子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厌倦了长期在外栖栖惶惶四处奔走的生活，发出了“归与”之叹。二是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数日。三是在楚地遇到了楚狂接舆、荷条丈人、长沮、桀溺等隐者。这几件事在《论语》《孟子》中也有印证，时间是在鲁哀公三——六年之间，孔子60-63岁，活动于陈、蔡、楚之间。这几件事可能对孔子晚年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孔子自己尝言“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所谓“耳顺”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是比较按近于庄子那种“顺物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的。
虽然《庄子》书中的孔子故事大多是寓言、重言之类，不足以实据。但这些故事往往虚中有实，真假参半，上面提到的这几件事在《庄子》书中也可以寻出一些蛛丝马迹。“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也许是孔子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穷于陈蔡”时的孔子正是六十出头的年纪。据钱穆考订孔子于鲁哀公二——六年（前493-489）在陈，穷于陈蔡绝粮一事在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这一年63岁[3](P45-47)。《庄子》书中有好几段正面表现孔子形象的文字，就是讲的“穷于陈蔡”时的事。如《山木》篇描写了孔子“穷于陈蔡”时和颜回谈论“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的道理。《让王》篇写了孔子“穷于陈蔡”时与子路、子贡、颜回等谈论“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并赞许孔子为“穷亦乐，通亦乐”的“古之得道者”。
另外在楚地与一些隐者相会，恐怕也是促成孔子思想变化的外因。春秋时的陈、蔡基本上是楚国的附庸国，亦可泛称楚地。《庄子》书中所记载的孔子与隐者相会的故事，也多发生在楚地，如《人世间》篇“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天道》篇“子贡南游于楚”，见到被孔子称为“修浑沌氏之术”的汉阴丈人，《达生》篇“仲尼适楚”见佝偻者承蜩，《徐无鬼》篇“仲尼之楚”，遇到市南宜僚，《则阳》篇“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遇到所谓“陆沉者”，《外物》篇孔子所遇到的老莱子也是楚人。这些寓言化的故事，虽未必确有其事，但却很可能是以孔子在楚地的某些经历为依托而加以附会的。
上面提到《庄子》书中对孔子批评得比较历害的是在关于孔子见老聃的几段文字里。孔子见老聃是否确有其事尚有疑问，其时间当然更难以确考。按照《天运》篇的说法是在孔子51岁时。其他一些材料则似乎可以证明孔子见老聃的时间要更早。《史记·孔子世家》叙此事在孔子30岁之前[4](P1909-1910)，阎若琚考证此事当在孔子34岁时[3](P4-5)。总之，如果确有孔子见老聃这回事，最晚也是在孔子51岁之前，那时的孔子与60岁以后的孔子在庄子看来大概是有所不同的。见老聃时的孔子还没有“闻道”。《天运》篇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及南之沛见老聃。”那时的孔子太热衷于现实事务，太痴迷于推行仁义，所以要受到批评。
而到了晚年，孔子的思想可能有了变化，此时他已经历了“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让王》）的挫折，又经历了与楚地一批隐者们的交往，受到他们的影响。大概在庄子看来，这时的孔子算得“得道”了。对于天命、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已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认识，对社会兴衰变化、个人命运穷通等问题也有了比较通达的看法，这都使他比较接近于后来庄子一派的倾向。所以可以认为，庄子批评否定的是60岁以前的孔子，赞许的是60岁以后的孔子。也许正是老年孔子的某些想法激发了庄子对人的生存、命运、自由等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表面上看孔子是只关注于世俗事务，热心于从政，而庄子则是逍遥避世的隐君子。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孔子对于入世出世的态度也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到了晚年，孔子早先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干劲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逐渐滋长出一种消极避出的想法。他对颜回发出乘桴浮海之叹（《论语·公治长》），又极其赞赏曾暂浴沂风咏的飘逸（论语·先进》）。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又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颜之乐”与庄子所追求的“至乐”虽然在终极意义上还有差距，但在淡泊世俗的功业和利禄这一点上也不无相似之处。孔子说过“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既然庄子认为他所处的是“昏上乱相”当权的无道之世，则选择隐居避世也是符合孔子的逻辑的。在《论语》中我们看到虽然当时有不少隐者嘲笑孔子积极入世的行动，但孔子对这些隐者却持一种相当敬重的态度，这与《庄子》书中孔子与众多隐者们的关系的描写还是有某种联系的。庄子既有一套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超越哲学，又有一套虚己以游世的世俗哲学。对待日常的世俗生活庄子的态度大抵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养生主》），“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达生》）。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对孔子那种“无过无不及”，“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的“时中”立场的变相的发挥。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使得天与人、性与命、名与实、个人与社会、道德与人性等一系列哲学伦理学问题凸现了出来，这都为庄子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逻辑起点。
把60岁以前的孔子与60岁以后的孔子区别开来，有助于我们理解庄子对孔子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庄子》书中对儒家的批判，未必就是针对孔子本人的，也许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的儒家别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到了庄子的时代，儒家已有不同的派别，各派相互之间观点也有差异，如《韩非子·显学》篇所说，是“取舍相反不同”。如果庄子是出自“颜氏之儒”，则庄子也是儒之流。所以庄子思想中有一些与孔子和儒家相通的方面，同时又有激烈批评儒家某些学说的内容，是不奇怪的。
[收稿日期] 200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