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下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的实然与应然
常 凤1，李国平2*
（1．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
摘 要：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体育与医疗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的质参量兼容，拥有共生界面，产生共生利益，可形成非对称性正向共生关系。但我国健康服务主要依托医疗，两者关联度低，形成非对称性连续互惠共生，共生界面的沟通交流仍存在不畅的实然状态，限制体医深度融合发展。本文基于社会共生理论，构筑协同联动、联席会商、利益均衡、政策保障、一体化发展“五维一体”的体医共生机制，提出体医领域应达成理念共识，培育利益共同体，进而提高体育与医疗共生度；转变体育与医疗的共生模式，形成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通过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优化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改善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环境，促进体医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共同发展的共赢应然共生关系。
关键词：健康中国；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
2007年8月，卫生部陈竺部长首次提出“健康中国2020”的理念。2012年8月，卫生部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正式提出“健康中国”这一重大战略思想。2016 年3月，“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发展健康产业等方面对未来15年的健康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纲要》制定具体目标及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提出2030年人均寿命达79岁；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达92.2%；居民健康素养提高到30%，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5.3亿，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30%等（新华社,2016）。此外，《纲要》强调建立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施慢性病的综合防控战略，加强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培育健康文化产业和体育医疗康复产业。研究已表明，健康影响因素中，医疗占8%，遗传占15%，环境占17%，生活方式则占60%（黄彩华,2010），其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膳食、科学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可见，体育与医疗同为人类健康服务，两者均是全民健康的重要支撑，以上目标及具体指标的实现，皆离不开体育与医疗的共同参与。
社会共生论认为，社会共生现象随处可见，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千家万户及各行各业。该现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存在，普遍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医疗、体育等领域（胡守钧,2006; Kapp,1985; Romeril, 1985; Sterling,1995）。而体育与医疗，作为健康服务业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满足人类健康的需要。这恰恰与共生理论的指导思想相似。因此，本文立足社会共生理论，通过判断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关系，观察其实际状态，提出其应然状态、共生机制及实现路径。
1 体育与医疗存在非对称性正向共生关系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指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共生单元之间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关系的形成需具备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共生单元之间建立共生关系，还需存在必要条件：即共生单元至少具备一组质参量兼容，至少生成一个共生界面，同类同代共生单元的同质度或同类但不同代共生单元的亲近度或异类共生单元的关联度大于某一临界值。共生关系实现需具备充分条件包括：共生界面能够顺利地进行利益和信息交换、产生共生利益、信息丰度达到临界丰度以上（袁纯清, 2008）。本文基于以上条件，从体育与医疗形成共生关系的三要素、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判断两者能否形成共生关系。
在新闻摄影过程中，摄影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摄影技术，以切实提升新闻照片质量。[4]具体而言，深入了解摄影器材特征及功能，保障照片的清晰度及曝光质量。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影设备呈现出智能化发展趋势，摄影入门门槛降低，部分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也可拍摄出质量较高的新闻摄影作品，对新闻摄影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184名学生在学习动机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指各维度各题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各维度各题平均分标准差）进行统计，其中每个项目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中等临界值为3分，分值越高代表动机越强。具体结果见表1。
1.1 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
高萌,2017.乾陵遗产地与周边社区共生发展模式及机制研究[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胡守钧,2006），包括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共生行为模式反映共生单元之间或共生关系内部的相互作用，揭示共生单元之间的本质联系，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4种模式。基于体育与医疗这两个共生单元、共生利益和共生作用特征分析发现，体育与医疗作为异类共生单元存在双向关联。具体表现为：体育运动过程中，需要医疗的知识、科技作为基础，进而减少运动损伤、运动性疾病的发生，并进行运动伤病的诊断、治疗；医疗中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康复治疗及预防中，均采用运动疗法（Dobroiu et al.,2018; Kim et al.,2018; Sherman et al.,2018; Torri et al.,2018），两者存在明显的互惠关系，相互渗透、相互激励、相互转化。可见，在共生中存在互惠共生。共生利益特征表现为：两者共生中产生新利益，即改善居民健康水平，但从目前的利益分配情况来看，医疗从健康服务中的获益大于体育，故两者属于非对称性的共生利益分配。从共生作用特征分析发现：体育与医疗存在广谱的进化作用，且在健康人群疾病预防、亚健康人群逆转、疾病治疗等方面存在多向多边交流，但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对称性，导致医疗进化的速度快于体育的发展，呈现非同步性，体现为医疗对体育的影响大于体育对医疗的影响。鉴于以上特征，体育与医疗的共生行为模式为以医疗为主导的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共生组织模式则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该模式反映共生单元之间、共生单元与共生界面之间、共生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结合体育与医疗共生界面、开放、分配、阻尼、进化特征发现，体育与医疗在多方面发生作用，关系比较稳定且具有必然性，共生界面具有内在必然性，较稳定，质多样化且互补，与环境交流阻力大、内部交流阻力小，有较强的共进化等特点，表现为连续共生模式。
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胡守钧,2006）。共生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来实现。可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关系，主要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环境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度日益提高。在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生存质量的要求日益提升，我国当前的环境激励体育与医疗形成共生体，处于正向环境之中，促进共生关系的形成。
综上可见，体育与医疗具备形成共生关系的三要素，且存在非对称性互惠共生的行为模式、连续共生组织模式及正向共生环境。
1.2 必要条件：质参量兼容、共生界面、关联度
体育与医疗作为两个异类共生单元，只有具备某种内在的联系才能构成共生关系，也就是体育与医疗这组共生单元之间至少具有一组质参量兼容，即存在稳定的关联度，两者的质参量可以相互表达（戴素果,2017）。所谓质参量是指反映共生单元内在性质特征的参数，与反映外部特征的参数，即象参量对应。体育作为一种共生单元，具有增强体质、预防疾病、防止并发症、促进人全面发展和健康生活（杨辉,2018），且经济的内在性质，可作为与医疗形成共生关系的共生引力；医疗则具有治疗运动性疾病、运动损伤、延长运动寿命的内在性质，吸引体育与之共生。可见，体育与医疗这两个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兼容，在改善人类健康方面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可以相互表达，且体育/医疗的质参量变化引起医疗/体育中对应的质参量发生同向变化，形成正向共生关系。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媒介或接触介质。共生单元形成共生关系至少能生成一个共生界面，且共生单元可在此界面自主活动，进行正常的利益和信息交换（李龙,2017）。体育与医疗则可通过教育（运动处方师、运动康复师人才培养）、疾病预防（体育养生保健、运动损伤防护）、疾病治疗（运动康复治疗、运动处方）等作为沟通媒介，进行接触与交流，并实现共生利益的转移及信息的传递。因此，为人类健康服务是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可见，体育与医疗，具备共生关系形成所需要的质参量兼容、至少一个共生界面、具有关联度这三个必要条件，为两者共生奠定了基础。
1.3 充分条件：利益与信息交换，产生共生利益，大于临界信息丰度
共生的真正实现，除具备共生三要素及必要条件外，还需在共生界面能够进行利益和信息交换、产生共生利益、信息丰度达到临界丰度以上的充分条件（袁纯清, 2008）。体育与医疗在教育、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等界面可以顺利进行利益和信息的交换，而且在交换过程中，能够提升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能力，且节约成本、减少副作用，产生共生利益。信息丰度是指信息的丰富度，信息丰度越高，越早进入共生体系。体育、医疗均具有较高的信息丰度，这一特质促使两者可形成较稳定的共生关系。可见，体育与医疗具备形成共生关系的充分条件。
因此，体育与医疗具备了形成共生关系的三要素、必要条件和共生条件，两者可建立共生关系。
表1 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
Table 1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ine
2 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的实然
共生理论认为，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共生模式，也是最佳兼容状态或最佳资源配置状态（袁纯清,2008）。现实中，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关系如何？
式中：M表示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矩阵。从式(6)易推导出在分时电价机制下电动汽车代理商在峰、谷、平时段的等效充值需求可以描述为式(7)所示的一个关于分时电价的函数[16]：
2.1 共生度：健康服务主要依托医疗，医疗与体育的关联度低
4.5.2 共同管理
我国体育与医疗以“体医结合”的方式初探式共同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开展小范围的“体医结合”模式，如苏州的“阳光健身卡”模式、上海嘉定社区的“1+1+2”模式、北京海淀区的“体医结合”+“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模式（赵彤,2014）。北京市第一家体育与医疗结合的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建于2004年（马艺华,2004），于2010年倒闭；2005年，太平庄医院健康体质监测中心，成为北京首家可以出具运动处方的医院，但运营艰难；上海徐家汇康健街道卫生社区则进行社区模式的体医结合，但成效一般。现实显示，现有的体医结合缺少固定化的内容，具体工作中呈现出体育与医疗互动的积极性低，两者仍在各自领域进行健康促进。
剖析导致体育与医疗关联度低的现实原因包括：1）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且农业人口多，文化水平较低，导致大部分人民防病意识欠缺。当疾病发生或严重时，中国百姓更相信医学采用的药物、手术等见效明显的治疗手段，而国民体育素养低下，百姓对体育促进健康的认知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居民对体育这一非医疗手段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医疗；2）我国医疗卫生管理模式以疾病为中心，“重治疗、轻预防”“厚医薄体”“重医轻康复”的片面认识较严重，造成医疗系统体医共生的理念陈旧，主动性差；3）体育与医疗关联度主要取决于医疗体系对体育的接收度，医生是促进两者深度融合的关键和核心。然而，我国现有医疗资源有限，医生工作负荷巨大，且缺乏体育相关知识，限制医生推进、实施体医融合；4）体育与医疗的主管部门分别为体育局、卫计委，存在明显的“体育治体”“医学治医”，各自为政的条块式管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成立中国医体整合联盟、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展体医融合推进工作，但全国各省市该项工作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5）体育与医疗关联的推动力离不开“体医复合型人才”，当前我国康复治疗师、运动处方师、运动防护师、健康指导师等人才匮乏。以上因素导致当前我国体育与医疗关联度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2.2 共生模式：非对称性连续互惠共生
《纲要》的颁布，使体育与医疗界均认识到两者融合、共生发展的必要性。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医疗机构的运动医学科或康复科进行运动系统疾病，如骨折、半月板损伤、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网球肘等疾病的运动疗法。脑出血、脑血栓、心脏病也是医疗机构关注的主体。健身机构则以肥胖、增肌人群为主，进行运动健康促进。然而，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高发的慢性病，则需要专业的医疗与体育机构共同指导患者进行科学运动，降低运动风险。当前我国各级医院设立慢性病运动治疗或运动处方门诊的数量较少（表2），难以满足“井喷式”增长的慢性病人群需要。可见，我国健康服务处于“以卫为主，以治疗为中心”向“以体促卫，以预防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医疗在疾病治疗中占优势地位，体育则处于“微弱的”辅助地位，致使两者在共生中，医疗获利高于体育，进而两者非同步化进化，其中医疗快于体育。此外，调查发现，已开展体医融合或运动处方门诊的医院或机构，仅少数初见成效：慢性病患者住院次数减少，医药费用下降（何建军,2004）。然而，访谈及实地考察发现，大部分运动处方门诊虽已开设，但主要任务是协助开展“运动处方师”的培训、开展科学研究，大部分未开展实质性的接诊患者工作。接诊的部分运动处方门诊，就诊人数较少，即使在马拉松等赛前就诊人数较多的时期，每天接诊也仅10人左右。可见，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关系稳定性较差，共生组织模式主要表现为医疗机构独立设置康复医学科，进行疾病的治疗，医疗与体育联合设立了运动处方门诊、康复科、运动专科医院、社区医院与体育科研所合作机构等平台，但未组建全范围的体育与医疗共生体。所以，两者尚未形成一体化的共生模式。
表2 体育与医疗共生发展的实施情况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in Sports and Medicine
注：资料来源媒体报道及官方网站整理，截止时间2018年6月。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包括：1）我国没有《健康促进法》，缺少体育作为非医疗手段的法律保障，当前体医共生的法治环境不够健全；2）运动处方门诊及相关治疗的收费未纳入到医保范围，且缺少统一的收费标准，限制运动处方门诊的设立及就诊人数。同时“运动处方”与“药物处方”的关系未得到有效解决；3）运动处方的出具将使部分院内收费治疗转移到院外运动指导服务，进而导致医疗部门的利益受损，在利益驱动下更多医生倾向于推荐能够为医院自身带来效益的医疗手段，而忽视或弱化体育康复治疗的处方。体育与医疗尚未建立医院内或附属运动指导机构的利益共同体，从而阻碍体医一体化共生模式的形成。
2.3 共生界面：沟通、交流不畅
健康服务市场是体育与医疗进行物质、信息、服务及能量传导的通道。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以市场为媒介进行物质、服务及信息等交换的频率日渐增加，这为体育与医疗的发展创造有利机会。但由于健康服务市场尚处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阶段，体育与医疗界服务理念存在差异，制约体医共生及健康产业的发展。
随着研磨时间增加，颗粒中位径、体积平均径、面积平均径、98%的颗粒直径都逐渐减小。研磨12h、24h和48h相比，颗粒中位径、体积平均径、面积平均径、98%的颗粒直径降低的幅度均较小。研磨到60h后获得的颗粒中位径、体积平均径、面积平均径，98%的颗粒直径下降的幅度明显增大，并与研磨72h后获得颗粒粒度比较接近 （见图1-图4）。
2.3.1 教育界面
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包括通过教育界面进行人才培养。文献资料显示，仅少部分医学院校增设医疗体育等理论课程及传统健身实践课程，如新乡医学院进行医学本科生为期2年的“体医结合”教学改革，开设体育医疗、医务监督、康复医学、体育与健康、运动伤病与防治、体育卫生与保健、医学心理等理论课程，以及健身跑、游泳、素质体能等训练课程，进行体医结合人才的培养，并证实其效果显著。安徽医科大学提出实施“医体融合”体育课程改革的建议，但未进行实践，进而导致能够进行运动建议的医学人才匮乏。另外，体育院校在体医人才培养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该方面，成都体育学院对体育类和医学类本科生进行以体为主、体医渗透、体文结合的培养，发现对体医融合人才培养的效果显著。然而，众多医学及体育院校仍采取传统的“体医分离”教学模式（胡扬, 2018），导致体医融合人才匮乏。由此可见，体育与医疗在教育界面沟通不足。
剖析体育与医疗教育界面沟通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1）我国职业分类中缺少体医融合相关职业，如运动处方师尚未纳入职业分类，进而限制人才培养；2）现有体医融合型师资不足。我国体育院校中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康复专业领域有少数医学专业或获得医师职业证书的教师。医学院校专业课教师则很少具有体育学背景，这一现状限制教育界面人才输出；3）部分省份体育院校培养的运动康复专业人才不能获得在医疗机构从业的康复治疗师资质，严重限制体育与医疗共生教育界面的沟通。
2.3.2 技术界面
体育与医疗可通过指导患者科学运动防治疾病方面进行技术方面的相互沟通。该方面，我国可借鉴美国及新西兰的做法。美国医院对就诊患者进行呼吸、体温、脉搏、血压、体力活动5个生命体征调查（岳建军,2017），由医生出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以电子形式发送至患者居住地附近的私教（通过全球“Exercise is Medicine”专业运动教练资质认证）指导其运动，也可选择在医院的运动治疗中心实施运动处方，医生或护士通过电话、面谈、团体教育等方式鼓励患者积极参与运动，患者则将运动进展报告提交给医疗服务机构。新西兰政府的先进做法是，为国民买单以上费用。真正实现医疗与体育机构的无缝衔接，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共同为人类健康服务。
2017年－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香港赛马会等机构成功举办5期M（medicine）系列和4期E（exercise）系列运动处方师培训，分别针对具有体育学专业背景和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进行技术培训，共800余名学员参与学习。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2019年1月9－18日、2019年1月11－20日、2019年5月24日－6月2日，分别在集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南京体育学院举办第5期、第6期、第7期运动处方师（E）培训班，计划招收100名学员，继续为运动处方培养复合型人才。
培训过程中，学员积极听讲，认真记录，主动与培训师交流，现场气氛活跃。学员反映，通过学习运动处方相关知识与技能，将现代化的可穿戴监测设备与科学运动方案相结合，掌握了制定简易、普适、安全有效运动处方的方法，并表示要将所学知识积极实践，应用到百姓健康指导的工作中去，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可见，我国开始注重社区基层医生运动处方能力的培养，进行体育与医疗技术界面的沟通。但获得运动处方师资质的医生数量有限，且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层全科医生为主，与实际生活中，更多百姓宁愿排号或承担较高医疗费用，也愿意选择到三级或二级医院就诊的情况相悖。这些医院的医生更需要具备出具运动处方的能力，加强体育与医疗在技术共生界面交流与沟通仍任重而道远。
4.3.1 利益补偿
3 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的应然
作为一项复杂工程，体育与医疗的共生需要基础环境、人才培养等诸多因素，这些条件的实现仅靠体育、卫生系统是难易实现的，还需教育、科技、宣传、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通过协同联动机制有助于促进体医共生。
我国在健康问题治理中，过于倚重医疗，而忽略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进而导致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阻塞等慢性病的防治失控，新中国成立以来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闫希军 等,2017）。《纲要》的提出，促使全民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然而我国医疗卫生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健康全民的覆盖仍落在医疗保障体系之上，而有关体力活动缺乏等问题的关注度仍不够。
体医共生发展宗旨是为社会公众健康服务，减轻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医疗负担，提高人民生命质量。所以，激发公民、健康协会、体育协会或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参与度，共同投身支持体医共生发展。
4 体育与医疗共生机制
为实现体育与医疗形成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模式，需要相关机制的支撑。因此，在分析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实然与应然的基础上，构筑体育与医疗共生发展的合理机制（图1），有助于加快体医共生步伐。
4.1 协同联动机制
体育与医疗融合共生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机构开始进行医疗服务方向的调整，将治疗转为预防（董传升 等,2018）。转型后，医疗机构主动向健身行业寻求合作，但初期遭到健身行业的拒绝。90年代初，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双方均认识到各自的优劣势，尝试进行“体医结合”，有效互补双方职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日本实施医院附属健身俱乐部的形式开展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发展已数十年，日本《医疗法》第42条规定：为预防疾病，医疗机构应设置有氧运动设施，且符合厚生劳动省的规定（赵彤,2014）。以上成功案例为我国构建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的应然状态提供了借鉴。
4.1.1 共建平台
以(63,57)RS码为例进行仿真，此时m0=log2(63+1)=6，选取本原多项式为p0(x)=x6+x+1，生成多项式为g0(x)=x6+α59x5+α48x4+α43x3+α55x2+α10x+α21.首先生成1000组码字，将其转化为二进制比特流形式，并加入误比特率为ε=0.005的错误比特，然后按图2所示的流程进行识别.对本原多项式p(x)进行遍历，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当m=6，p(x)=x6+x+1时，所有y1,i值均大于门限T1.因此，选取这一组参数进行后续第二次判定.
中国医体整合联盟、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等组织带头搭建体医多元的“共生共长”开放、公共平台，促进体育部门、医疗系统、高校、社区、健身中心/俱乐部等部门或机构协同联动开展体医结合健康服务。如“海淀区体医融合示范区”“长春市体医融合健康促进示范基地”“安徽省体医融合干预慢病的试点”“泰山体育携手北京大学创建体医融合实践基地”等体医融合平台，协同体育、医疗、高校、企业等多部门资源整合构建共生平台。目前，部分省会城市、直辖市开始构建体医融合平台，但数量有限、未成规模，需有计划的培育、扶植更多共建平台，为体医共生提供更广阔的交流界面。
图1 体育与医疗共生机制
Figure 1. Symbiosis Mechanism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ine
4.1.2 共制规范
This large survey suggested that D3 dissections are not performed for prophylactic purposes. For patients with apparent PAN metastasis, a D3 gastrectomy is usually planned if a few courses of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yield at least a stable disease condition.
平台构建是推广体医共生发展的基础。促进平台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并发挥实质性作用，需要制定相关规则。体育与医疗部门共同制定规范，规定参与部门、人员各自责任，建立健全体医融合平台的管理制度，公开平台公约，明晰权责，通过体医共生单元共同制定规范，保障体医融合平台工作落到实处，良性运行。
4.1.3 共营生态
共生单元的共生共处首先需要解决生态问题。体育与医疗的融合为双方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两者均需要适应生态变化。同时，建设、优化体育与医疗协同工作的生态，逐渐打消人们对体育的偏见、疑虑，激发医疗主动与体育产生“融合效应”。体育与医疗融合共生发展最终落实在实践，需要两者在共处中不断地认知、认同、欣赏对方。体医双方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帮助医疗者不断革新对体育工作原理、优势、缺陷和问题所在的新认知。体育工作者也要不断更新对医疗的认识。两者在相互不断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功能互补、价值匹配，在良性生态环境中实现“1+1＞2”的效果。
753 器官移植患者院内感染病原体分布及其药敏分析 刘 云，钱 颖，黄晓春，万玉香，马 炜，李亚周，朱荣荣，秦 琴
4.2 联席会商机制
体医共生发展的目标是为全生命周期的人类健康服务，该任务的实现不仅涉及体育、卫生部门，还关联宣传、科技、教育等众多部门。所以，体医共生发展离不开联席会商机制。
4.2.1 政府主导
政府是联席会商制度的核心，体医共生发展促进工作应以国务院为主导，统筹相关部门，利用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这一常设机构，或增设体医融合联席会议办公室，经常联席会商体医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案，落实到位。同时，各省、市、县政府应成立联席会商机制，结合地域特征，商讨、共谋体医共生之计。
在我国香港地区运用Eggleston学习经历的经验，可以发现，如果将此专业模式的使用如上述所说用来分析、选取适当及提升原有的学习经历，可很有效地提升学习成效，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使他们学得更好，考得更好。
4.2.2 部门联动
体医共生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施，离不开体育、卫生和教育部门的联动。运动处方的制定、实施、监测、评估，同样需要卫生部门鼓励医生支持，提出运动建议、出具运动处方，体育部门提供场地设施支持，运动指导人员进行专业化的评测，各部门间根据各自优势，发挥所长，联合行动，才能推进体医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进程。
4.2.3 社会参与
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关系应然状态为：体育与医疗处于一种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的彼此依存关系，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形成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保留各自优势的同时，弥补相互的不足，实现共生单元的利益最大化。
4.3 利益均衡机制
根据利益相关理论，任何一个共生体想要取得最大效益，必须满足所有主要利益者的需求，使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史利平,2018）。利益均衡机制可以协调医疗、体育两个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
技术界面的沟通虽然启动，但当前呈现出体育“热”“主动”，而医疗“冷”“被动”的局面。该问题的根源在于：1）对于尊重循证医学的医生，特别是心血管内科和内分泌科的医生对体育的理念和认知较陈旧。我国“体医”健康促进方面的研究不同于国外，国外研究主体多为医疗部门，而我国的研究主体则为体育部门，进而限制临床应用中的推广及医疗界的认同度；2）缺乏医学背景的体育人对高危人群运动风险防范的能力不足，缺乏体育背景的医生对运动技能、运动体会、运动注意事项等技术要点理解、接受、应用、执行需要一个过程，起步阶段制约体医间的技术沟通。
在体育与医疗共生发展中，彼此之间既存在竞争关系，又离不开对方的支持。通常两者发展中，会导致一方利益得不到实现或利益受损。如体医共生发展中，对医生的素养提出新的要求，需投入精力与时间学习体育相关知识、技能。另外，体医共生将分流部分患者到医疗系统外的体育机构进行运动锻炼或康复，进而使医疗系统的近期利益受到影响。这时政府、公益组织、医疗系统内部可以通过利益补偿的方式进行弥补。
4.3.2 利益激励
利益受损主体除通过经济补偿外，也可设立专项基金，对积极倡导体医融合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物质、精神或发展奖励，如融入评优评先、职称评聘、工作考核工作。另外，体医共生发展也离不开体育机构执行运动方案，不断提高硬件设施建设及维护，该投资成本较高、收益较慢，同样需政府予以利益激励或政策扶持。
4.3.3 利益共赢
利益共赢是体医共生体的最终目标，体育与医疗共生单元的共赢是衡量两者共生度的关键要素。这一目标也是他们进行共生的内在动力，可以通过体育场地设施共享、体检与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共享、信息共享、网络共享、人才培训共享等方式，实现双方利益共赢。
4.4 政策保障机制
4.4.1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的诱惑下，踩线，雷同，烂俗等题材片层出不穷，《宝宝不哭》取材王宝强与前妻马蓉的离婚事件，满足网友的恶趣味；僵尸题材影片在院线电影难过审，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僵尸题材影片层出不穷，《僵尸归来》、《阴阳先生》等影片一拥而上，烂俗雷同层出不穷。
我国先后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等政策文件，倡导“体医融合”（郭建军 等,2017）。然而，体医融合实施标准、督导、评估、收费标准、运动处方的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及《健康促进法》等法规仍不健全，需进一步完善，以保障体医实现一体化共生。
右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起源室早的体表12导联心电图特征为，① 完全性左束支阻滞图形；② V1导联主波向下，其r波往往较宽，时限>30 ms；Ⅱ、Ⅲ、aVF导联QRS波呈R型，且高大直立；aVL导联以负向波为主；胸导联一般在V3导联或其后移行。
4.4.2 培育政策实施环境
体医共生发展的政策保障，除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外，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即政策生成、运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一切条件关系的综合。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或制度、国际等环境（李国 等,2012）。培育体医共生政策实施环境主要从以下方面：1）在政策层面努力营造积极、有序、流畅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体育与医疗在共生界面顺利沟通；2）在经济环境中，人、财、物到位；3）在体制环境方面，优化信息有效供给，促进政府、高校、企业的无缝合作；4）国际环境方面，主动借鉴国际先进成功经验，进行改革移植，尽可能孵育良好政策实施环境，促进政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4.5 一体化发展机制
一体化共生是最佳共生模式，其本质是体育与医疗之间建立有利于双方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高萌,2017）。实现一体化共生目标，需要解决体育与医疗融合过程中现存的问题，如认知不同步、技术不同步、政策扶持不同步等，进而促进一体化进程。
4.5.1 共担责任
寺庙园林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僧人慧远在庐山营造东林寺。据慧皎《高僧传》：“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这便是在自然景观环境中设置人工禅林的先驱。
在体育与医疗共生发展的过程中，从决策制定到落实、从示范区/点建设到经营、从治疗方案确定到实施-监测-评价-调整-再评价、从运动风险识别到评估-预防-处理，所有环节均需要双方共同完成、共担责任。
共生度是指体育与医疗这两个共生单元之间质参量变化的关联度，反映两者质参量相互影响的程度。现实证实，仅依靠医疗提供健康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会造成健康服务供给的低效、错乱与不均。因此，需要多元主体为人类健康服务，满足健康、亚健康、疾病群体的不同需求。现阶段，由于我国医疗卫生市场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在转型中的垄断较为严重，造成体育与医疗虽相互结合，但关联度低。我国健康产业围绕“健康”为核心，将医疗卫生、健康养生、营养保健等纳入其范围，但95%来源于医疗服务、器械、医药用品（施芳芳,2017），而欧美国家健康产业则围绕“积极生活方式”为中心，将食品药品、健身、医疗服务、健康保险等纳入健康产业，美国医院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累计为33%，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达50%（方刚 等,2005; 岳建军, 2017）。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服务主要来源于医疗及医药、器械，而营养、养生、健身等占比很低，发展严重不均衡。
共生单元间的合作往往从松散型开始，通过共处中不断加强沟通与交流，推动资本和信息的双向流动，促进深度融合，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转为质变，向紧密型合作发展。这一过程中，双方要统一思想，明确共同目标，共同制定发展规划、纲领，运营中采用统一的标准，实现共同管理。
4.5.3 共谋发展
2.维生素B1在细胞内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辅酶实现。肝脏中的硫胺素在ATP存在时，经酶催化形成具有代谢活性的焦磷酸硫胺素（TPP），参与糖代谢，催化α-酮戊二酸和丙酮酸氧化脱羧基作用。葡萄糖是脑和神经系统的主要能源。当维生素B1缺乏时，α-酮戊二酸氧化脱羧障碍，中间产物丙酮酸和乳酸分解受阻而在组织内大量蓄积，加上能量供应不足，对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害作用，严重时引起皮质坏死而呈现痉挛、抽搐、麻痹等神经症状。糖代谢障碍进而影响脂类代谢，维生素B1缺乏时脂质合成减少，髓鞘完整性被破坏，导致中枢神经和外围神经系统损害，引起多发性神经炎。
体育与医疗的共生发展是可持续的过程，双方不能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应从大局出发，转变“厚医薄体”“重治轻防”的理念，倡导积极生活方式，减少静坐少动，鼓励更多人采用经济、有效的运动手段预防、治疗高发的慢性病，降低国家医疗成本。不断将先进的竞技体育科技、手段、方法转化，应用到全民健康促进中，共同谋划体医共生发展之路，才能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5 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应然的进路分析
5.1 提高体育与医疗共生度：达成理念共识，培育利益共同体
5.1.1 建立大健康理念，形成大卫生、大体育格局的理念共识
提升体育与医疗共生度需要转变观念，将以“疾病为中心”转为“以健康为中心”，建立整体的、全面的包含身体、心理、道德、环境、行为、心灵、智力、社会等范畴的“大健康”理念，形成以人类、民族、国家健康为根本的大健康价值观（闫希军 等,2017）。“大健康”的核心思想为以人类的生存、健康、长寿为宗旨，大健康是无国界的，是高质量的生存、高水平的健康、高质量的长寿（雷顺群,2017）。同时，将体育看成是社会文明、科技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的综合产物，看成人们追求健康、幸福、长寿和自我完善的文化现象，建立“大体育观”（汤敬东,2000）。在大健康观的引领下，注重人类健康的全面性，真正将体育在健康促进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促进医疗主动与体育合作，进而提升体医共生关系的稳定性。
5.1.2 培育体育与医疗的利益共同体
所谓利益共同体是指因为利益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宫秀川 等,2017）。在当今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体育与医疗欲建立稳定的共生关系，两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是前提，也是重要保障。医疗在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同时（峻岭, 2013），医疗功能也扩张到社会的很多方面，与工业、企业、医保、医药等建立庞大的体系，起到繁荣经济的功能（阎惠中,2013）。我国五成以上医院为营利性的私营医院（何建军,2004），这些医院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健康中国背景下，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高涨，预防疾病的意识随之提升。在医疗中融入体育元素，建立医疗与体育共同孵育的疾病防控中心，将疾病端口前移，通过经济、有效的体育手段达到疾病预防的健康促进策略，必然成为今后医疗领域的重要出路。两者的共生，一方面提升医疗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为预防运动性损伤和运动性疾病保驾护航。这样，体育与医疗形成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提升两者的共生度。
现阶段很多机械生产加工企业都缺少系统化的售后服务体系，在农机设备使用频率较高的季节，针对农机故障和农机使用要求，并不能为农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对应用先进机械设备的积极性不足，农业生产依然采用传统模式，阻碍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1]。
5.2 转变体育与医疗的共生模式：一体化对称性连续互惠
当前，体育与医疗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表现为医疗为强势共生单元，体育为弱势共生单元。健康服务利益分配中，医疗占主导，体育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共生模式限制了两者的共进化。实现一体化对称连续互惠共生模式，要求医疗部门转变疾病控制理念，主动与体育部门合作，淡化利益驱动观念，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积极引导居民利用体育工具防治疾病。通过建立全方位交流，形成稳定的主导共生界面和支配介质，利益均衡化等方式转变现有的共生模式，努力构建一体化对称连续互惠共生模式，促进两者发展。
5.3 优化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
近年来，急剧攀升的慢性病已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降低居民慢性病的发病率，我国政府相继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系列有关全民健康促进的政策。由于国家政策取向，特别是健康中国提出将健康问题纳入所有政策之中，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为改善体育与医疗共生界面起到较大的优化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体育与医疗协同机构。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组织的运动处方师培训，医学院校尝试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等，这些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均进一步优化体育与医疗共生界面。
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差异明显，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呈现体育与医疗共生界面交流较畅通，但新疆、西藏、广西等地域则未见体医融合方面的相关报道，这是今后优化共生界面中，必须要面对的基本国情。实现体医共生发展，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级卫生与体育部门政府职能，正确结合国家政策共同形成区域政策，建立将医疗与体育有效无缝连接的政策，优化教育、技术等共生界面。建议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支持医保卡余额购买健身服务，鼓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与运动健身机构联合搭建健康促进平台，医学院校与体育院校联合培养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
5.4 改善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环境：构建共生关系的发展基础
目前，以健康为中心的国家大环境初步形成了体育与医疗共生的正向环境。如2018年4月19日，河北省卫生计生委与省体育局在石家庄签订“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合作框架协议”；2018年4月27日，卫计委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等。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且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国民整体经济水平一般，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食品烟酒（29.3%）、居住（22.4%）、交通通信（13.6%）、教育文化娱乐（11.4%），其次是医疗保健（7.9%）（李楠桦 等, 2018）。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吃、穿、住、用、行等基本开销，其次是教育，而用于医疗保健的比例较低，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有待加强。
为进一步改善体医共生环境，医疗及体育部门需继续通力合作，大力加强全民健康素养宣传，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运动是良医理念，增设各类医院运动处方门诊，鼓励医生带动患者积极参与运动，营造良好的健康环境氛围，使居民认识到运动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引导全民主动采用运动方式预防、治疗疾病。
6 结语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体育与医疗形成非对称性正向共生关系。其实然状态表现为关联度低、非对称性连续互惠共生、共生界面的沟通交流不畅。通过协同联动、联席会商、利益均衡、政策保障、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促进体医领域达成理念共识，孵育利益共同体，提升共生度，优化共生界面，改善共生环境，形成体医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的一种彼此依存关系，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保留各自优势的同时，弥补相互的不足。早日形成体医共赢、体医一家的一体化对称互惠应然共生关系，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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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共生关系的主体，也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础和核心。该主体可以是人或由人构成的组织。社会共生关系就是人的关系，故人自然是主体，可成为共生单元；组织则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可以是正式的、非正式的、常设的、临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医疗的，等等。共生关系的产生依赖于一方拥有另一方需要的资源或同时需要一种资源。体育与医疗均可为对方提供技术资源，同时需要健康促进的自然、社会及技术资源。所以，体育和医疗两个组织可成为共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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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ity and Ideality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ine on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 China Strategy
CHANG Feng1, LI Guoping2*
1.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2.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 Medicine, Beijing 10006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 China strategy, the qualitative parameters of sports and medicine symbiotic units are compatible. The two symbiotic units have symbiotic interface, can produce symbiotic benefits, and can form asymmetric positiv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However, health service mainly depends on medicine in China, the reality state of sports and medicine shows that the correlation is low, the symbiotic model is asymmetric continuous reciprocal symbiosis. The communication of symbiotic interface is still not smooth, which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ymbiosi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five-dimensional symbiotic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linkage, joint consultation, interest balance, policy guarante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nceptual consensus should be reached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edicine, and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should be fostered, so as to improve the symbiosis degree of spo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symbiotic model of spo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should be changed to form an integrated symmetric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tic model; the symbiotic interface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should be optimized throug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y; the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spo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interdependent, co-evolutionary and mutually developing win-w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Keywords:health China; sports and medicin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2018-07-10；
修订日期：2019-05-21
基金项目：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2018Z002)
第一作者简介：常凤(1979-),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健康促进, E-mail: 731013475@qq.com。
*通信作者简介：李国平(1954-),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医学, E-mail: Ligp@263.net。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19)06-0013-09
DOI:10.16469/j.css.201906002
标签：健康中国论文; 体育与医疗论文; 共生关系论文;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论文;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