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的新视角：体制外被动退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体制论文,时期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2-0051-05
一般对国有经济退出问题的探讨都是从体制内的角度出发，而这种体制内的主动退出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造成其退出成本的增大，同时退出在转轨期面临层层的壁垒[1]，使这一退出方式难以发生或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寻求另外的退出途径，以实现同样的目标，在此不妨从体制外探寻一条退出的通道。
一、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界定
体制外被动退出是指退出行为不是国有经济的主体主动进行的，而是由于在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国有经济，使得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国有经济相对地逐渐减少，相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而国有经济的不增长或很小幅度的增长，对国有经济来说也是一种退出，而且这种退出是被动的。
从体制变迁的角度讲，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明显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所谓“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体制外被动退出即不以国有经济为着眼点，而是通过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在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这种渐进的演进过程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且整个经济系统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将中国经济的转轨与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中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的拉动。转型国家国有经济退出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应使非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不是在非国有经济还未成长起来，就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中国过去20多年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来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到1998年，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和80％的经济增长[2]。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创立和发展了许多新企业，而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市场化。
二、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内生决定性
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的变化，即国有经济的退出过程是由国有经济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在此，我们先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进行分解，将其目标向量分解为公目标和私目标。公目标即国家的目标，也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诸如提供公共产品，保持经济的稳定，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等以弥补“市场失灵”；私目标即国有企业主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即其退出的过程是随着其目标函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其目标向量和国家的目标向量完全一致，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就保证了其所处的垄断地位不会被动摇和在所有制结构中的绝对比重；而当其目标向量发生变化，即除了公目标以外，还存在着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目标，则其垄断地位就会动摇，受到来自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得其在效率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
国有经济 处于垄断地位，在所有制结构中是一个均衡值 其目标为公目标
处于竞争之中，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趋于减少（退出） 其目标不完全为公目标
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完全为公目标，即其目标向量与社会目标完全一致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边际成本为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便不会动摇[3]。
设一行业中有n家私有企业，m家国有企业，市场需求的反函数为：
若x[，i]＞0，（5）式与（6）式不可能同时满足，如果社会选择
，则国有企业j可以通过增加产量使价格下降最终达到（4）式的极大化，而非国有企业惟一可以采用的对策是缩减自己的产量x[，i]以维持市场高价；如果国有企业一直增加产量x[，j]，则会迫使私有企业的产量x[，i]趋于零，这说明在（5）式成立时，国有企业会有背离行为使均衡难以成立。反之，若（6）式成立，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则非国有的私人企业i无论生产多少，其利润只能为零。这时，私有企业无法通过改变产量来使国有企业就范。因私人企业的产量惟一能改变的方向只是减少，但任何减少私人企业产量的行为都可由国有企业同样幅度的产量上升所抵消，最后非国有企业会由于P=MC而无利可图，进而全部被逼出。而在x[，i]（i∈｛1，2，…n｝）时，（5）式与（6）式相同，说明该均衡定义满足[4]。
这一结论说明，若边际成本是一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利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函数逼迫全部的非国有企业退出，社会福利极大化既是目的，又成为一种与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有力手段。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与政府的目标向量完全一致，即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在非竞争性领域保证其垄断地位是完全可能的[5]。
在转轨时期，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发生变化，即其不仅追求公目标，而且还追求私目标，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也会随着国有企业这种目标函数的变化而变化。纵观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目标向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国有企业改革最早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让利”会鼓励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追求利润，而“放权”又允许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按市场竞争形势对非国有企业的策略做出反应，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按演进方式逐渐地进入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寡头博弈的格局。在国有与非国有竞争的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在体制、技术设备、社会成本、权力的空间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得其和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效率低下且明显缺乏竞争力，并不断呈现出收缩的态势。非国有经济的大量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为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在工业企业资产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加快、所进入行业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还体现在其对整个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和同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步性。
由此可见，国有经济的退出是由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完全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可保证其在经营的领域中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使得理性的非国有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无法进入。而在转轨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由完全追求公目标转化为公、私目标兼顾，其垄断地位被打破，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其逐渐退出。
三、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动态演进性
国有经济体制外的被动退出过程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
为了便于分析，在此将转轨时期的经济类型划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GNP之间的比重定义为“所有制结构”，用J表示，即所有制结构J＝S/N。用J[，0]＝S[，0]/N[，0]表示改革初始状态的所有制结构[2]。
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J到底怎样决定的？其表现为一均衡值，还是处于不断变动中？若是变动的，则所有制结构J又呈现出如何的变动趋势？在此，我们用g[s]代表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则在时间t期的所有制结构为
当g[s]＜g[n]时，无论初始状态J[，0]如何，J[，t]会趋于零，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经济高，国有经济在所有制中将趋于零，J趋于零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在绝对数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而比重缩小，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就是非竞争性领域。在现实中，即使g[s]＜g[n]，J也不会趋于零。我们认为，非竞争领域也应是一个动态的区间，由于资本的社会化、技术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动态的区间呈现出不断收缩的趋势。可见，国有经济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于其增长率小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而逐渐退出。所有制结构J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体现了这种退出方式的渐进性。同时g[s]＜g[n]，由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来说逐渐减少，即由于体制外非国有经济的增加，不触及或很少触及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通过这一渐进的过程，使国有部门的比重逐渐减小，这种退出是“无声无息”进行的，避免了体制内主动退出所面临的壁垒和带来的阵痛，在改革的同时也保证了稳定。
当g[s]＞g[n]时，J会趋于∞，即国有经济的比重愈来愈大，几乎覆盖所有领域。如我们上述分析国有经济退出的内生决定时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和政府的目标函数完全一致，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但转轨之际国有经济的目标向量已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产生的条件已不存在，同时国有部门的全方位介入所造成的“供给不足”、“商品短缺”、“排队”等现象是我们所不愿再看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国有部门中各种阻滞改革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继续生存，就势必会利用自己对资源的垄断地位——所有制垄断，通过强制手段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来的收入用各种形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这种人为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是对效率的抹杀，显然和我们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若不退出，不仅会占有大量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低效率的配置，甚至浪费，还要投入新的资源，这样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着比较大的机会成本，致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
四、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绩效分析
我们认为，转轨时期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路径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相对于体制内主动退出更具有可行性，相对而言是一条最优路径。
（1）体制外被动退出是一种卡尔多改进，从而保证了这种退出的可行性。体制外的被动退出尽量不去触动原有的利益既得者，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这一退出路径的着眼点不是去思考玫草原有的旧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之外怎样发展新体制，即不是直接改革国有经济，而是设法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可避免和国有经济利益既得者的正面冲突，从而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改革的产物，而同时它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其发展的初衷是和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能力提供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并通过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对在国有经济改革中受损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6]。
（2）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渐进性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所有制结构J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体现了这种退出方式的渐进性。国有经济的退出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样可以保证改革的稳定性。从国家来说，由于国有经济的退出和非国有经济的增加是同步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而减少，相反还是一种收入的增加。这是由于一些低效的、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逐渐退出，国家对这些国有企业所做的无任何经济收益的投入减少，节约的资源投在效率更高的地方，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劳动力在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和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体制外退出的渐进性适应了这种观念转变的长期性，从而也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
（3）体制外被动退出和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保证了其和改革目标的一致性。从我国改革的历程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非国有经济也就发达，而发达的非国有经济会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的进程。经济转轨就是要使资源配置从以计划配置为主转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具有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特征；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改革的产物，而同时它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其发展的初衷是和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运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特点，更能适应市场的竞争。国有经济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外退出与市场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与我们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致的。
（4）体制外被动退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保证了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这一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差异。国有经济的退出使得要素从原有的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发挥其应有的潜能，资源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为了追逐更高的效率。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过程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
五、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机制设计
改革的实践证明：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更适宜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中，一些领域的国有经济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并呈现出不断收缩的态势，国有经济的体制外退出正是顺应这一趋势。体制外的被动退出相对于体制内的主动退出更具有可行性，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何顺应这一自发演进的退出方式，成为解决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问题的关键。目前，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所有制和社会制度关系认识上的误区。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要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的退出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化，顺应这一变化的趋势，就必须对原有的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不是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而是相反，社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执政党的性质和价值观决定的[7]。所有制结构的确定应以资源的最优配置为依据。
（1）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为发展非国有经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要进一步消除对非国有经济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真正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对待。通过建立商会、协会等，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国家有关机构建立起正常的联系。通过宣传，使人们明白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转换成本和收益，特别是在短期内看来成本大于收益时更应大力宣传，使人们认识时滞的存在，从而消除“短视”。要使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劳动者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使各种所有制的经营者、工人都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权利等。
（2）积极引导和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国家宏观管理和政策调控对不同的所有制应一视同仁，为其提供公平、平等竞争的条件。①对现行的以所有制为依据的倾斜政策要进行清理，极少数需要保留的，也应从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应简单地以所有制类型为依据。②应将非国有经济中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在立项审批、市场准入、采购能源和原材料、进入国际市场、股票发行上市、贷款、税收、关税政策、人才引进、企业人员评定职称、产品评质定级、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统一条件，平等对待。③给予非国有经济切实有力的支持，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鼓励他们向资产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经营国际化方向发展。
（3）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各种所有制的财产予以保护，强化对各类经济的依法管理。规定各种所有制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制定公正、公平的竞争规则，规范各种所有制的经济行为，使他们对自身的利益追求理性化，政府真正起到裁判的作用，维护好竞争秩序。通过管理，使非国有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约束下从事经营活动。协调好各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加强他们之间的配合，搞好对非国有经济的综合管理。
（4）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继续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出口型企业，加强外资导向目录的制定和调整，引导外资向我国需要的产业方向投资。加大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鼓励外商投资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业，防止环境污染的新技术、新产品项目。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对中西部国有骨干企业合资项目的外方股权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开放程度、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项目，可以适当放宽，并在利用国外贷款、国内配套资金、贴息贷款、财政返还和外汇平衡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银行、保险、零售商业、外贸吸收外商投资试点，依法维护合资企业中中方的权益，支持内资企业增强竞争力。
总之，通过国有经济体制外退出机制的设计，消除退出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必须消除人为的所有制垄断，为各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发展、转换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它们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公正、公平地竞争，在市场规则内自由地发展，将各种要素的潜能充分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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