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职业价值观的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价值观论文,时期论文,论我国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经济体制的转轨所引起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而是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当前的情形来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转岗和再就业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显得有些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把问题层层剥离之后，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调适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就成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从根本上说，对一些传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调适，就是要为经济体制的转轨提供相应的精神支持和明确的职业价值导向。
一、经济体制转轨与传统职业价值观的冲突及其实质和根源
所谓职业价值观，它是指人们在选择职业和从事特定职业劳动过程中所形成或持有的价值取向。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职业是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产物，它体现的是以社会分工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因而一定的职业就必然表现或规定着相应的社会义务，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个人的职业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完成对一定社会责任的认同和内化，都要体现社会对个人职业角色安排的价值认定；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职业又是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个必需的实践活动领域，离开了它，任何人既无法获得基本生存和发展，更无法展现自身的潜能，因此职业价值观又必然表现着个人的主体精神，表现为个人在职业活动中对自身所希望实现和所能够实现的需要的价值把握。可见，职业价值观内蕴着社会的责任要求和个人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的双重内涵，因而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的因素，这种矛盾乃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在职业活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职业活动中有着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就我国当前的现实而言，这种矛盾在职业价值观上的现实表现是，人们不能在择业和从业的过程中将社会的责任要求和个人的价值实现切实地统一起来，习惯将个人从业和择业看成是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因而使个人的主体精神处于相对萎缩的状态。许多人一旦面临下岗或转岗，便立刻陷入焦躁、彷徨，甚至为无奈、埋怨的情绪所左右。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轨与人们已有职业价值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所反映的实质是，经济体制转轨所需要的择业、从业市场化价值要求与传统职业价值观在从业、择业问题上的非市场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出现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领域诸多矛盾逐渐显现化、激烈化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由于我国进入文明社会是在原始氏族制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等级制度根深蒂固，这种状况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职业活动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常常按照个人的身份等级来划分职业，而不是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来确定职业，如所谓“国有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工（注：《周礼考工记》。）。其次，在宗法社会结构中，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它不仅承担着人口的生产，而且还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孤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导致职业领域非常狭隘。严格地讲，在宗法社会里，从业者并不是以个人的身份从事职业活动，而是以宗法家庭成员的身份出现在职业领域中，这就造成了职业的世袭性和职业技术、规范的私密性。因而子承父业或师徒相传就成了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授业方式。再次，在宗法社会中，由于人口生产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人口增加缺乏必要的制衡因素，因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便过早地潜伏下来。正是上述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价值观表现出如下的特点：（1）等级性。 在从业者的观念中，不同的职业往往代表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和人格尊严的高低贵贱。（2）封闭性。 这种封闭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两方面的要求：对于统治者所代表的国家来说，它要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要“各守其业，各安其分”，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先秦时期《管子》一书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思想，就是其典型表现；而对于广大从业者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必然使他们形成自守求稳的心理，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就是这种心理在价值观上的表现，因而从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为了穿衣吃饭，养家糊口。（3）保守性。职业领域的相对狭小、稳定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 使得人们在职业活动中不能“越雷池半步”，所谓“安分守己”、“世守祖业”，即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应当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职业价值观并非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而是在时代的延续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相对恒久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生产力并没有发生像西方工业革命一样的革命性的飞跃，职业领域长期呈现出简单再生产的状态，因而传统的职业价值观既难以获得转型的内部动力，也缺乏转型的强大外部压力，这就使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文化适应性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是一个既悠久又沉重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彻底打破传统职业价值观的束缚的艰巨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的提高，就业成了劳动者不能被剥夺的权利。从根本上讲，职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压力过大，加之照搬“苏联模式”的影响，自建国以来我们基本上采取一种消极的解决就业矛盾的方式，国家长期以“统包统分”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对就业的压力，如在1949—1953年间，国家便采取了“包下来安排就业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又通过减少城镇人口和城镇职工的方式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包含着减轻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的因素。总体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很难彻底冲破传统职业价值观的束缚。原因在于：首先，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已经获得了较强的文化遗传性，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要彻底消除它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次，计划经济体制又以其自身的特点为传统职业价值观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现实土壤，事实上，统包统分的就业方式必然使个人产生较强的惰性心理。再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不再由一个个宗法家庭组织来承担，而是由国家来统一安排，但是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在对职业活动的影响上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不注重交换或流通，不注重生产的联合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强化了劳动者求稳保守的就业心态。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真正提供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不仅如此，它还催生出了许多新的消极成份，比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乃是一种“高就业、低工资”或“高就业、低效率”的模式，这不可避免导致人浮于事的局面，形成相互推诿和追求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心态。又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安排就业的渠道主要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因而使得职工习惯认为只有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作才算就业，养成了宁进国营企业不进集体企业，宁进国营大企业不进国营小企业，宁进集体大企业不进集体小企业的新的职业等级观念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20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在就业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也非常明显。如在总就业人口中，非农业就业的人口不断扩大，至1997年已超过50%，这是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的重要标志；劳动力通过市场配置而进入职业领域的人数不断增多，到1997年也超过50%；同时就业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逐渐走向完善。这些都为人们职业价值观的更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提供了现实的驱动力。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经济体制转轨把企业改革推向了前台之后，以往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的就业压力和择业矛盾便明朗化了，上述传统职业价值观念的影响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要求的矛盾也以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调适传统职业价值观同经济体制转轨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既是一种挑战，也蕴含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新动力。
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职业价值观的调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传统的职业价值观与经济体制转轨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的焦点，就是择业。解决这一矛盾，除了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社会就业面，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激励鞭策之外，还不能忽视从转变观念入手，使人们尽快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职业价值观，这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一）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革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生产力乃是一种系统结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构成生产力系统的各要素相互之间有机结合而产生一种整体功能。生产力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可表现为量和质两种态势。就量的方面而言，它意味着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在数量上保持均衡，如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之间保持着恰当的比例关系；质的方面则是指生产者的素质同生产工具的性能和生产资料的属性之间能够相互适应，如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能够高效率地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对精细的生产资料进行加工。当然，在生产力的结构中，量与质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量的均衡是建立在一定的质的要求之上的，而质的和谐也意味遵循着量的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在生产力诸要素的内在结构中，劳动者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也是影响生产力要素在结构上能否实现量的均衡与质的和谐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然涉及到其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均衡和谐，必然牵涉到劳动者自身及其观念的调整。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一问题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我们面临着消解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统包统分就业机制所形成的深刻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工资，高就业”或“低效率，高就业”的模式，在企业中制造了一大批“冗员”。所谓“冗员”包含着两种涵义：其一是人员在数量上的过分堆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就是其形象写照；其二是从业人员在素质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这也是人员过多沉积对个人潜力产生巨大阻碍的必然结果。据统计，目前我国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水平是，农村平均为5年，在城镇平均为8年。在劳动人口中，大专以上水平的只占2%，城镇企业1.4亿职工中，技术工人只占一半，在7000万工人中，中级技工占35%，高级以上技工仅占3.5%。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机制造成的生产力结构的量的失衡和质的失调都使得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因为人浮于事必然造成效率低下；人员素质差则使得一些人无力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只能是打着折扣从事着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
可见，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要完成解放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就必然完成生产者自身解放的任务。从冗员堆积的岗位上下岗分流是一种解放方式，而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以胜任新的工作也是一种解放方式。这样，思想的解放、职业价值观的转换，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在当前，受传统平均主义、大锅饭、重稳定保守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已经现实地阻碍着生产者完成自身的调整，影响着生产力结构实现量与质的均衡和谐，所以，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必须冲破传统的职业价值观这层坚硬的思想外壳的束缚，这是深化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还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这也必然对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发起相应的挑战。所谓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所包括的各种产业及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目前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而作为科技革命时代必然结果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方兴未艾，而且后两种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乃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从总体看，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调整的方向是与此相适应的，如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结构分别是70.5%、17.3%、12.2%，到1995年则分别变为52.2%、23.0%和24.8%。而目前的调整方向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鼓励和引导发展第三产业”（注：江泽民：《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即是不同产业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调整，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引发生产者就业结构的调整。具体说，原来在第一、二产业工作的人员必将大量地向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转移，而正在兴起的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更亟待人们去开拓、开发。
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所造成的就业结构的调整有众多不同的理论视角。从观念的层面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生产者转换职业价值观的必然性，也造成了一种生产者通过职业活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把社会的义务要求与个人的价值选择统一起来的现实可能性，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就业方式多元化了，择业成为职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从业而不注重择业的传统职业价值观已经不合时宜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生产者的行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因而试图把就业看成是个人人生中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认为一旦就业就像进了“保险箱”的观念也必然被打破；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求旧的产业领域经过人员的流动可以保持比较适度的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又要求进入新的产业领域的生产者必须完成自己的素质提高和再造，方可为新的职业所容纳，这无疑是一种完成个人与社会互动、实现二者的和谐的有利契机。然而上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不是自发发生的，它取决于多种因素。目前，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都非常重视。自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提出，职业价值观的转变乃是缓解目前就业压力的关键。1997年欧盟在卢森堡召开了专门研究就业问题的特别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观念更新的思路。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者素质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劳动分工增强了人本身的自然力，促进了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发达，人的社会属性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制又使不断扩大的社会联系成为一种支配个人的强制力量，束缚着个人的发展，使得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成为一种形式，进而个人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来调整自己，以增强自己在产业领域中的可雇佣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职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带来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现实性，推动个人价值实现与对社会的奉献在职业活动中和谐统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机器或技术的进步最终是否会剥夺工人的饭碗，社会制度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念作出必要的调适，也正是为了减少经济体制转轨对就业所造成的冲击，减轻劳动者的压力，使挑战转化为新的进步的契机。
（三）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迫切任务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同样提出了变革传统职业价值观念的要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的保障和支持，其中就业体制或机制的改变，从业者劳动观念和劳动方式的改变，都是非常关键的方面。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成为一个权利主体，因而它必须享有一定的自由调配生产者数量和质量的权利，这样统包统分的就业模式就必然被打破；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成为一个利益主体，这是社会利益关系的一次巨大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边界不明，利益主体身份不清的格局，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利益主体就必须来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同样也不能任意占有、破坏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需要，这在实际上就要求企业既不允许吃国家的大锅饭，也不允许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同时还应看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还意味着职业价值观念必然发生合理性转化，因为价值的合理性总是要以利益的合理差分为条件的。实践证明，利益关系不明、界限不清，无法产生合理的社会评价机制，只会形成无责任规定、无义务约束、更无法诉诸于个人自律精神发挥的模糊含混的社会价值系统；现代企业制度则要求企业贯彻责权对等的原则，即企业既为利益主体，同时也为责任主体，而企业的责任并非抽象的象征物，它实际上总是要转化为企业的从业者的责任，所以人浮于事的劳动态度，敷衍塞责的工作作风，懒散拖沓的职业行为，都是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仍然要实行“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协调人际关系，做好人的工作作为根本。这样，努力对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念作出合理调适，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了。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从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性要求出发来看当前的职业价值观的调适，其本质乃是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化的价值要求和反映，乃是合理人才市场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条件，因此自觉形成人才发展和流动的意识，以服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成为人们择业和就业的优先性原则。所以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职业价值观的转换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职业价值观转换的必然性已经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它已经具备了由必然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诸多客观条件。例如，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企业已经具有了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条件；社会支持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过去职工只是单一依赖单位，今天则已经形成了由社会支持、企业支持、社区支持、亲缘支持等多种支持力量来帮助人们转变观念；所有制结构的完善和调整更使得人们的就业渠道日趋宽广、多样化等等。所以，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推动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实现合乎时代潮流的转换。
三、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职业价值观调适的基本方向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职业价值观调适的价值方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应当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职业价值观才能适应择业、就业的市场化要求，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精神才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进行全面的思考：首先，要有现实针对性。所谓现实针对性，一是要针对人们的思想实际，主要是要对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职业价值观念进行疏导；二是要充分考虑体制转轨的过程性。对职业价值观的调适不能过于理想化，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三是要多方地创造条件。能够通过各种鼓励支持的手段或方式来为人们观念的转变创造良好条件，而不能完全流于形式，更不能通过斥责、埋怨等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做观念的转变工作。其次，要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性，职业价值观的调适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持一致，必须与当前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保持一致。再次，要具有层次性，因为职业价值观的调整是一个关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针对着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因此，在观念调适上要处理好“实然”和“应然”的矛盾，提出具有层次递进性、切合实际的导向性要求。依据这些前提条件，当前我们应当努力从以下几方面引导和推动人们的职业价值观的转换。
1.从消极依赖型向积极进取型转换
依赖型的职业价值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就形成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又获得了赖以延续和新生的土壤，它的根本特征即是把个人的就业问题完全看成是纯自然的、甚至是先定的事情，是个人不能也不需自己解决的问题。这样，本来应该体现个人与社会之间互动的职业活动就被依赖型的职业价值观念所异化，其结果是，被依赖型职业价值观念所支配的从业者往往将职业活动变为一种缺乏主体性的活动方式，工作中缺乏主动性、进取心、责任感，习惯于“等”、“靠”、“要”，形成较强的惰性心理。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人们必须抛弃依赖型的职业价值观，形成积极进取的职业价值观。所谓积极进取型的职业价值观，就是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无论在择业还是从业问题上都能把个人对社会的需要、可能和机遇的认识，同对自我的需要、可能和发展的认识结合起来，不只是考虑别人要我做什么，同时也考虑到我可以做什么，什么是我能做得最好的，真正使自己成为职业活动的主体，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市场经济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要求职业活动真正成为属于劳动者自己的活动，成为真正体现他们自己独特个性或发展自己独特个性的活动，这就要求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自主择业，自觉从业，注重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相结合的意识。据有关调查表明，目前下岗职工中有两种心态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是对下岗毫无思想准备，对就业从来没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所以一旦下岗成为现实，心中的失落感非常明显，似乎自己完全被社会抛弃了，完全失去了生活和工作上的依靠；另一种则是重新上岗的愿望非常明显，但是对重新上岗的认识仅仅是看作被重新安排上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再就业仍然只是寄托在原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或者是国家政策的转变上。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城市中仍然有半数的下岗职工在等待着由政府和企业来安排工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开着私车领取救济金的现象。这说明当前依赖型的职业价值观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实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赖型的职业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失去了其进一步衍生的社会土壤，更无法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保护伞，相反，只有弘扬自己的主体精神，积极进取，努力认识社会的需要，善于把握市场的信息，广开渠道，把择业和从业的过程如实地看作是一个进取、创业、开拓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自己扼住命运的咽喉，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也是许多下岗职工在重新获得就业机会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实际经历所充分证明了的。
2.从单纯的生活生存型向注重素质成就型转换
所谓单纯的生存生活型职业价值观，是指人们择业、从业只是为了“穿衣吃饭，养家糊口”，把能够过上轻松闲适的生活作为其最高的价值取向。这种职业价值观固然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那种人们把职业仅仅看成是社会的安排，是单位组织的事情的心态紧密相联的。有关调查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选择职业所考虑的因素按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收入高”、“条件舒适”、“个人有发展前途”、“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名声好、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离家近”等等，这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在就业问题上是把日常感性需求的满足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而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活动也是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社会途径这一深刻含义缺乏自觉。显然，这是同劳动力市场化的要求相矛盾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较高素质的、确有成就的人更容易为市场所接纳，而完全注重个人过好生活，能够轻松闲适的人是没有市场的。职业价值观的这种转变要求在我国是非常现实的。我国就业人口压力大是客观现实，但其中一些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目前，许多企业既面临着“冗员”的困扰，又受人才缺乏的困扰，这种双重困扰说明，并非社会的就业场所人员已彻底饱和了，而是较高素质的人员仍然非常缺乏。在现实当中，不少下岗职工通过各种学习、培训渠道提高素质之后，都获得了重新上岗的机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使人类最终地摆脱了过去那种“动物式”的生存条件的束缚，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方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职业行为应该超越过去那种“人在世上走，为的身和口”的历史局限，真正成为创造性的活动，成为服务社会，实现自我的舞台。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确立成就取向的职业价值观。为此，人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当认真权衡，去争取获得必要的职业空间，因为缺乏足够的职业活动空间是无法提高自己的素质的，也是无法取得应有的成就的。而事实上，职业作为生产力发展或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人自己创造的，职业活动的空间和就业渠道也是靠人自己开拓的。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高素质和强烈成就取向的人，才能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职业活动的空间、更新的就业渠道。因此，确立素质成就型的职业价值观就成了现代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风貌。然而，现在不少人在选择职业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观念的束缚，如有的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把留在大城市和外资企业作为首选目标，而不考虑自己素质和能力提高的真正需要，不考虑自己是否真正学有所用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不能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对从业者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的，也是有悖于现代人的精神风貌的。
3.从等级认同型向平等认同型转换
等级认同的职业价值观念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是阶级矛盾和社会差别在人们职业活动中的反映，它把人们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作为对一个人进行身份、地位、价值、尊严评价的重要根据。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职业等级划分的阶级对立的性质已经消除了，但是社会差别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客观上迎合了这种差别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体制，又催生出了某种新的职业等级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问题的视角主要是对城镇人口而言的，人们对就业选择的价值重心则是按照先国营后集体、先大集体后小集体的顺序安排的，就业的岗位也是本着先机关行政单位然后再是其他单位来安排的，这实际上就把一些社会差别因素作为职业分界的重要因素，因而必然形成新的职业等级认同心理：从事脑力劳动的就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行政机关工作的转而去从事企业劳动就认为是“位子下放”，在国营单位工作的转到集体单位工作就认为是“掉价”，更无法想象让一个工人转而干农民的活也叫就业。这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很难对“职业分工只意味着所从事的劳动不同”产生真正的心理认同。有关调查也显示，当前人们的职业等级心理还比较突出，有许多下岗职工尽管在私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中获得了较丰厚的收入，有了较为满意的工作，但是仍然觉得自己的工作不那么体面，仍然对原来的单位有强烈的“回归心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必然要求人们对职业活动形成平等认同的价值观念，使许多受到扭曲的观念得到重新匡正。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光荣豪迈的事业，任何职业劳动只要是符合社会的需要，能够成为发展和完善劳动者自身的有效途径，就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劳动者的绩效作为评价其职业行为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要求并非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评价效果论，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和谐发展所作出的合理归纳。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到，从事不同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只是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上的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差别，应当允许人们依据利益实现上的最大量原则来选择就业渠道，但是这决不涉及到个人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的高低。显然，目前许多下岗职工的“位子”降不下、面子拉不下的心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他们实现顺利转岗的因素，必须对这种心态进行调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
4. 从只重功利型向义利统一型转换
如前所述，职业既然体现着社会要求和个人需要的双重内涵，那么就不能否认职业活动对个人的功利价值或手段意义，应该肯定它是个人谋取自己生存发展乃至获得养家糊口的生活条件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在“显性”意义上仍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作为人的乐生需要还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因而在职业价值观的调适过程中，就必须不仅承认职业活动对人们的功利价值或手段意义，而且要帮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合理的功利需求。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价值观的调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当努力体现其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精神和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要求。所以，当前职业价值观的调适就不仅要解决职业活动的功利价值、手段意义实现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解决职业活动的道义价值、目的意义的实现问题，即不仅要使人们认识到职业劳动是一种生存手段、具有“为我”的意义，而且还必须让人们懂得职业劳动对个人的目的性存在和“为他”的道义性要求，使广大劳动者能真正从手段与目的相统一、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相统一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就业需求和职业活动。职业劳动作为一种目的性存在，意味着人们只有通过职业活动才能够获得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现实途径，离开了它个人就无法获得社会角色的规定，因此，应该从人生的目的性追求的意义上来创造和珍惜就业机会，把握就业机会；职业劳动的“为他性”道义要求是指评价职业活动的道德价值的尺度应该是一种社会的尺度，尽管应当允许、鼓励个人去追求自己的合理功利要求，承认职业活动的“为我”特征，但是更应当鼓励人们超越个人利益的狭窄视域，积极地为他人、为社会而劳动。应当高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的精神。只有这样，个人的职业活动才不致于陷入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之中。因此，职业价值观的调适要在搞清社会主义道德的广泛性和先进性，层次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努力使人们逐渐认识并实际地体验到职业活动的这一价值真谛：“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当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所揭示的职业价值观调适的四个方面的客观要求，并不是一种不分主次的并列的结构，而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发展系列，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但又必须显示出有先有后、有低有高的逻辑递进的有序性。在当前，努力实现前两种转换，但又加强后两者的导向，使之能够既有序发展又能整体推进，显得十分重要，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虽然职业价值观念的调适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对劳动力市场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但是我们并不主张把就业问题完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而是希望人们对自己与职业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并把经济体制转轨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机遇，使劳动者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要生产出自身的全面性，使其思想观念不是停留在某种已经陈旧了的、僵化的东西上，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以便在市场经济的新的发展阶段上，让广大劳动者能够自觉地“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语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劳动者个人职业价值观的自觉转换，每个人都将获得充分展现自身价值、谱写人生华彩乐章的职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