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影响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文献论文,机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十几年来，关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问题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围绕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框架下进行研究：
一是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出发利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H-O模型），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影响贸易双方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假定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可以在国内无成本地流动。国际贸易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引起的产业间贸易。在这种贸易模式下，贸易自由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1941）定理中，即国际贸易会降低一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价格。这种商品价格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要素价格的变化，从而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通过贸易一个国家充裕要素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所有者从贸易中遭受损失。Samuelson（1948）随后在对H-O理论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著名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不管两国的要素供应量和需求模式如何，两国的工人获得相同的工资、所有土地得到相同的地租。基于这个框架的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加剧了各国工资的不平等，促使发达国家稀缺要素所有者相对收入降低（非技术性工人相对工资的降低），发展中国家丰裕要素所有者相对收入提高（非技术性工人相对收入的上升）。
二是从新贸易理论出发利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研究各国技术性劳动相对工资的上升以及非技术性劳动相对工资降低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经济学者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等假设加入到对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类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之间不断扩张的产业内贸易。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的专业化不完全受要素禀赋决定，所以一国的产品贸易结构及相应的要素结构变化都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新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对于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结论各不相同。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得到的多数结论是，发达国家非技术性工人在贸易中受损。这是因为现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技术革新更多的是趋向于使用技术性工人，加之规模经济效果和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资源的重新分配使非技术性工人的就业和工资都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
三是从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研究异质企业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生产率高的企业的工人的相对收入会提高。随着企业活动国际化的深入，出现了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新新贸易理论以微观的企业为研究主体，来解释最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现象。假定企业是异质的，企业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差异上。Melitz（2003）引入一个垄断竞争的动态产业一般均衡框架，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模型中，理论分析结果显示，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低的企业只服务国内市场，贸易的发生使得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在这个作用机制下，生产率高的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而且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都能提高。这一理论框架构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基于这一框架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是通过贸易成本的降低对企业、产业和国家产生的影响。基于这一框架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增加对技术性劳动的相对需求，使得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本文要打破理论框架的限制，主要从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上梳理相关文献。这些机制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差异、要素专用性和流动性的不同、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垂直专业化和外包带来的中间品贸易、异质性企业的达尔文演进效应以及需求偏好和消费选择等。
二、要素禀赋、要素专用性与收入分配
研究要素禀赋决定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贸易中的收益，主要是在传统的H-O框架下进行的。充分就业下的两产品、两要素的H-O模型所阐述的要素禀赋差异是贸易产生的原因，由此引发的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概括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Jones（1965，1977）将对偶理论引入到经典的两产品、两要素模型中，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得到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会导致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收入相对上升，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相对下降的结论。在随后扩展的多商品、多生产要素模型中，也得到一致的结论。Spilimbergo（2002）认为要素禀赋决定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土地或资本充裕的国家，贸易自由化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而在技术充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Fischer（2001）提出了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均衡模型，要素禀赋决定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土地充裕的国家，贸易使收入不平等增加；劳动充裕的国家，贸易使收入不平等缩小。
也有学者研究要素禀赋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Davis（1996）将H-O模型运用到发展中国家，构建多国家、两要素、三产品的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的影响。他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自由化策略的效果取决于该国在与其生产相同产品组合的国家中的相对要素禀赋情况。这个结论说明了即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处于相对劳动丰裕的地位，只要它在与其生产相同产品组合的国家集中处于资本相对丰裕的地位，那么自由贸易也会导致该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下降。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贸易自由化对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Wood（1995）实证分析表明，贸易对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有很大的影响，是非技术性工人相对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以Leamer（2000）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假定商品的价格不变，认为贸易是引起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较低价格的进口是造成国内低技术工人需求下降并导致工资下降的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很小这一事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价格而不是数量影响工资差距，只要一个国家面临的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价格，世界市场确定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引起国内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不能解释发达国家出现的技术性劳动的相对工资上升，非技术性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下降。Berman et al.（1994）认为一般的最终产品的产业间贸易不能对技术性劳动相对工资的变化做出解释。Lawrence & Slaughter（1993，1994）发现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国际价格竞争不能够解释相对工资的变动。Savvides（1998）实证研究表明，80年代以来，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对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没有什么影响。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不是很明显。Krugman & Lawrence（1993）在两种商品、两种要素、非专业化生产的标准H-O-S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简单的开放经济模型并对美国制造业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最终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变化导致不同产业间的工人工资收入发生了变化，在1960～1990年的30年间，美国的商品价格比服务价格便宜了29.3%，而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更为迅速。Krugman（1995）发现南北贸易引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相对价格下降，下降幅度不足1%，引起的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的下降幅度不足3%，即贸易对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有显著的但非常小的影响。Wei & Wu（2001）利用以地理位置作为工具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国际贸易开放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并不是以前公认的中国近几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充分就业下的李嘉图-维纳模型预测自由贸易对出口部门的特定要素有利，而损害了进口部门的特定要素，对流动要素的福利影响不确定。Neary（1978）分析了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模型下，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素流动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如果资本与劳动要素均不能自由流动，则贸易自由化使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及劳动实际报酬上升，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报酬均下降；如果资本不可流动而劳动可流动，那么贸易自由化使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实际报酬上升，同时劳动的流动性导致劳动报酬在两类行业中实现均等化；如果两种要素都可流动那么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要素将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对劳动的过度需求，劳动实际报酬进一步上升，资本报酬在两行业中实现均等化。Eaton（1987）利用动态特定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论表明，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土地丰裕型国家均衡状态下收入差距小于贸易前；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均衡状态下劳动丰裕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扩大了劳动稀缺国家的收入差距。Deardorff（1994）利用HOV模型研究显示如果贸易中某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比较多，那么这种要素的报酬就会降低。Magee（1977）通过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对在不同的制造业行业，相同类型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对于贸易的政策趋向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实际中的要素流动与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中所描述的并不同，而更加符合特定要素模型所描述的状况，并且行业中劳动力对贸易的态度与该行业所在制造业本身是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竞争型联系密切。
三、市场不完全性与收入分配
在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通常能够加剧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间的工资差距。Magee（1973）以及Schweinberger（1979）认为工资差异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因为贸易导致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Harris & Todaro（1970）和Corden & Findlay（1975）从工资刚性的角度出发假定在普遍存在刚性工资情况下的收入分配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多种分析特定部门刚性工资模型。
在考虑到各国所实行的各项贸易保护政策时，很多学者发现贸易壁垒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Baldwin（1989）将资本存量内生化并建立动态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收入的影响。他的结论表明：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实行贸易保护，可以在短期内增加资本的收入降低工资收入；但在长期中，贸易保护的作用将会由于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消失。Xu（2003）强调要素价格与产品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两国家、两要素、四产品的H-O模型，分析在关税降低的情形下，南方国家的一些可出口的非贸易品转变为贸易品，而没有可进口的非贸易品，这会导致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Beaulieu et al.（2003）建立一个既存在科技产品间产业内贸易又存在科技产品与传统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的南北模型，分析两国科技产品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南北两国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若两国科技产品贸易壁垒都下降，则两国对科技产品的需求都会增加，使两国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升而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收入差距会扩大。
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展不健全，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产生一些扭曲，Krugan（1983）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就业、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并且她还具体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不能尽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改善。她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划分为最低工资限制、产业间工资差异和产业内工资差异三种情况并分别进行了分析。她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劳动力密集程度相对较高；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保护程度越高该国的生产就越可能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中性的贸易政策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向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而增加本国的就业。
工会组织的存在，使得要素市场成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Gaston & Trefler（1995）提出了企业工会工人工资与贸易政策关系的模型，主要研究的是在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时，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工会组织时，工会工人的工资是由工会代表与企业进行谈判而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具有垄断实力，可以从股东手里抽取一部分租金。在比较优势下的国际贸易与工资的模型中，盖斯坦和特勒福勒尔证明，如果工会的谈判力量越强，那么企业的外部利润机会越小，工会工人可选择性的工资越高，则合同工资就越高；但是厂商竞争力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较高的工资，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导致工会工人工资的下降。在战略竞争下的国际贸易与工资的模型中，盖斯坦和特勒福勒尔考虑的是国际贸易为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战略竞争时，贸易自由化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他们证明随着工会谈判力量的加强，工会工人工资水平会有所提高，但同时企业外部利润机会的增加，说明企业谈判力量的加强，工会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降低，另外由于替代工资和关税税率的增减，工资的变化趋势不能确定，既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所以在这种贸易模式下，也不能确定贸易自由化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Gaston & Trefler（1995）应用工会工人工资对贸易和保护的敏感性模型，对美国贸易和保护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和贸易政策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和一些国内因素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进口竞争的影响要大于出口，这解释了工会对自由贸易的反对；非关税壁垒和出口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关税与工资津贴负相关，盖斯坦和特勒福勒尔认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短期内削减关税会导致工资的上升，在美国很有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保护低工资部门。他们通过对工会工人工资对美国贸易和保护的敏感性分析，建立了比较优势和战略竞争下的两个模型。他们将影响工资水平的个人特点和行业特点结合起来，同时影响行业工资津贴的有贸易、贸易政策、工会或企业的谈判力量等，这种方法是可取的，但是由于受到数据资料的限制，仅用一年的行业截面数据，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限制，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能确定贸易自由化对工会工人工资的影响。
在一些寡头市场中进行的国际贸易对双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尽相同。Borjas & Ramey（1993）建立了古诺寡头竞争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工资变动的关系。结论表明：国内的进口竞争会使不完全竞争的产业将其租金从非熟练劳动力转移到国外厂商，进而降低了国内进口竞争产业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并且在生产密集度越高的产业中这种转移幅度越大，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下降的幅度也就越大。Pizer（2000）考察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当竞争者的行为不相同时，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工资的影响是否相同。由于在商品市场上，寡占行业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因此寡占行业的工资较高。皮泽设计了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显示，在古诺竞争的行业，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寡占行业的工资；第二个模型显示，在伯特兰竞争行业中，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寡占行业的工资。古诺竞争更适合于受到能力限制的行业，而伯特兰竞争更适合于边际成本很小的行业，如金融服务业。
四、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
很多学者认为技术密集性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反映的是技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与劳动丰富的国家进行开放型贸易的结果。Lawrence & Slaughter（1993）、Baldwin（1995）、Krugman（2000）认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对发达国家非技能型工人工资的下降及其与技能型工人之间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很小，但技术进步的影响则非常明显。Bhagwati & Dehejia（1994）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的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得到结论：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下降的原因，这种下降更多的是由于技术因素的变动。Jones（1997）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技术变动和生产国际化因素，构建多产品两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在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会带来实际工资的上升，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转移到别国也会促使本国实际工资增加，也即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生产的垂直国际化带动的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平均工资的上升有一定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带来了竞争，使得各国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贸易带来的技术进入，加大了不同部门间的工资差距。Dinopoulos & Segerstrom（1999）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R&D的投入。假设R&D相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Neary（2002）在寡头竞争模型中也指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企业会加大对R&D的投入，引起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上升。Thoenig & Verdier（2003）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他们把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分开，生产部门依据其技术水平向研发部门购买专利。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是：贸易带来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使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增大。Trefler & Zhu（2010）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分析，若存在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各国国内各部门都相同，则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会使北方国家收入差距拉大，而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也有学者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式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Manasse & Turrini（2001）认为出口企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技术进步的推进，产生更多的对技术性工人的需求，从而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也会上升。Yeaple（2005）利用一个同质企业的一般均衡框架，假设这些企业选择异质性的技术，但其选择是确定的。模型分析认为出口企业的一般规模更大，会选择更高级的技术，支付较高的工资，且生产率会更高。Ekholm & Midelfart（2005）以发达国家间贸易模型为基础分析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引起的技术变化与相对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随着贸易的推进、两国关税的降低，新技术企业会进入并且规模会扩大，这对技术性工人的需求会上升从而使技术性工人的相对工资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即贸易通过引起两国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影响国内的收入差距。
还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证实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在各国工资差距的扩大中起重要作用。Hanson & Harrison（1999）对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技术型工人和非技术型工人工资差距加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1984～1990年的数据，在这期间墨西哥技术型工人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增加了13.4%，而非技术型工人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下降了14%。通过分解技术，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相对工资的变化80%是由于行业内相对工资变化引起的。由于贸易自由化是在行业级水平实行，贸易自由化引起的就业和相对工资的变化应该是在行业间发生。行业内相对工资变化是由于行业内部技术工人相对工资的变化引起，从而墨西哥工资差距加大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进步。Xu & Li（2008）用世界银行从中国5大城市抽取的1500个企业的数据来研究中国企业对高技术工人需求上升的原因，他们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我国工资差距的直接效应为负，贸易开放令主导企业采用偏高技术工人的技术，从而提高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
五、垂直专业化、外包与收入分配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垂直专业化所带来的中间品贸易对相对工资差距的扩大也有一定的解释。Feenstra & Hanson（1996）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也可以称作是外包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假设有三种生产要素：非技术型劳动、技术型劳动和资本。每一个行业内都有许多的生产行为，每种产品都使用这三种要素进行生产。把产品创造、生产和分销过程中的许多生产行为按照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分割开来。例如我们把技术密集程度最低的行为称作装配，技术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为称作研究与开发。对发达国家来讲，将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即中间品生产范围缩小。外包生产的中间品比仍在国内进行生产的技术密集程度要低。这样就降低了国内对非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而增加了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而外包接受国增加的生产比原来该国生产的技术密集程度要高。这种生产的逐步转移也逐步增加了业务接受国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两国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都向右移动，这意味着两国技术型劳动的相对工资都会增加。随着更多的生产转移到国外，两国的技术型劳动的相对工资和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都会继续增加。
基于此模型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中间品贸易能够扩大工资差距。Feenstra & Hanson（1997）认为在墨西哥北部边界，外资投向加工装配部门导致了技术密集型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增加了技术型工人和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差距。Feenstra & Hanson（1999，2001）选取了美国435个行业在1972～1990年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间产品贸易对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认为美国厂商国际外包业务的增长是导致美国非熟练工人需求减少和相对工资下降的重要原因。Robertson（2000）研究了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变化的影响。认为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引起对技术型工人需求的增加，使得技术型工人和非技术型工人工资差距的加大。Hsieh & Woo（2005）选取了18个制造业产业和三个时间段的数据，使用类似于Feenstra & Hanson（2001）的回归式研究外包活动对我国香港高技术工人相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包贸易对香港工资差距上升的贡献度为58%。
外包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能够影响不同工人的收入差距。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12）探讨了业务外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强调通过业务外包提升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他们假设存在国内可以生产的两种产品X、Y，其中，每种产品的部分工序必须由技术性工人完成而其他工序可由非技术性工人完成。如果单位产出X对技术性劳动的相对需求大于单位产出Y对技术性劳动的相对需求，则称X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零利润条件下，可解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假定允许本国企业将可由非技术性工人生产的工序，外包到国外生产。同时，在非技术性工人相对充裕的国家生产该工序的成本除了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还有相应的管理和物流成本。但只要业务外包的总成本低于国内生产该工序的成本，国内企业就会选择将非技术性生产工序外包。进一步地，模型按照工序外包的难易（技术含量）程度将产品生产分成多道工序，且工序指数越高，越难外包。对应于是否外包的临界点工序，在给定要素价格下，外包将使该工序的成本下降为初始成本的某一倍数。类似地，通过构建零利润均衡条件可以求得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水平。两种均衡状态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业务外包增加了国内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但不改变国内技术工人的工资，即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过程。另外，模型的扩展分析表明，如果放松“小国”的假设，贸易条件效应将弱化甚至颠覆前面的结论，国内非技术性工人工资可能下降。Mitra & Ranjan（2008）运用搜寻失业模型分析了外包业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给定产业中进行业务外包能够降低该产业的国内失业率，即外包通过提升国内劳动者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
在连续投入模型中，Costinot & Vogel（2010）假定所有产品生产中只使用一种要素——劳动，但各产品生产的技术密集度方面存在差异。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工人的技术能力带来的边际产出越大。每个国家工人的技术能力是外生给定的分布函数，各国的分布函数形式相同，但工人的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工人技术能力和产品技术密集度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每一技术能力的工人选择唯一的产品，在均衡中，高技术工人与高技术密集产品相匹配。据此得出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影响。首先，贸易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但降低与外国的收入差距。其次，他指出外包的本质是跨国界劳动力供给，即如果允许外包，国内的生产者可以雇用国外的工人使用国内更好的技术进行生产，这等价于跨国界增加了本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果是使两国低技术工人工资下降，高技术工人工资上升，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不完全契约理论也被学者用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Karabay & McLaren（2010）在同时存在商品贸易和业务外包的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了不完全契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在不存在破产的情形下，不完全契约使得贸易对工资波动有更大的影响。贸易使出口部门产品价格上升，此时工资争议导致工人离职将给雇主带来较大的损失，因此，雇主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很大，支付固定工资的承诺更为可信。于是，与存在进口竞争的部门不同，贸易降低了出口部门工资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劳动稀缺国家对劳动充裕国家的业务外包使得雇主能更容易找到替代工人，进而降低了他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使其工资承诺不可信。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业务外包的产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
六、异质性企业达尔文进化效应与收入分配①
Melitz（2003）是最早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文献之一，他通过将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引入国际贸易，成功地解释了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得到企业生产与否以及出口与否的生产率水平。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于生产临界点时，企业将停止生产；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生产临界点但低于出口临界点时，企业生产但只服务于国内市场；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出口临界点时，企业才会进入国外市场。虽然这篇文献并没有直接分析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但它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假设为分析企业间工人收入差异提供了一种思路。之后，Bemard et al.（2009）、Egger & Kreickemeier（2010）、Helpman（2010）以及Davis & Harrigan（2011）等在Melitz（2003）模型框架基础上，通过引入效率工资、公平工资以及搜寻摩擦等因素，直接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Bemard et al.（2006）在假定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率、产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形下，研究了一般均衡条件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家及产业的资源再配置，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获得较大的收益，但是这些行业中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稀缺要素的实际报酬受损。Davis & Harrigan（2011）在Melitz模型中引入传统的效率工资假设，并借鉴了Shapiro & Stiglitz（1984）的“监控思想”。他们假设阻止工人偷懒的最小工资依赖于发现偷懒的概率，能以较高的概率发现偷懒的企业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而发现偷懒概率低的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偷懒监控能力的高低导致了企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而对外开放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那些高工资和低生产率的企业将被淘汰，而低工资和高生产率的企业继续从事生产并同时服务于国内外市场。国际贸易的发生，使边际成本较高（工资较高）和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缩小了企业间工资水平的差距，降低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
Egger & Kreickemeier（2009）将Melitz（2003）框架与Akerlof & Yellen（1990）的“公平工资”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包含失业的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公平感是影响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和利润率都较高的企业工作的工人如果不能获得相对于同行其他企业更高的工资，他们将感到不公平，进而挫伤工作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因而为了保障工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必须支付工人感到公平的效率工资。把工人感到公平的保留工资称为“参照工资”，并将其表示为企业生产率、失业率、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敏感程度四个变量的函数。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敏感程度越高，生产率不同的企业间工资差距越大，如果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完全不敏感，工人的保留工资便为市场均衡工资。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没有偏离支付“参照工资”的动机，或者说“参照工资”是企业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类似地，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将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额外的竞争将在三种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一是失业增加，这是生产率提高导致雇用减少和市场需求扩大导致雇用增加相抵后的净效应；二是由“参照工资”上升所导致的雇用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上升；三是用平均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所表示的工资不平等程度扩大。
利用连续的特定要素模型，Anderson（2009）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考虑生产率差异的异质性企业参与贸易，在遭受不同的相对生产率冲击时，所面临的收入分配效应。相对生产率较高的出口部门的技术性工人工资水平较高，而生产率较低的进口竞争部门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低。全球化加剧了每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高收入者的收入，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工资，并且缩小了中产者的比例。部门内的企业面临异质性生产率冲击时，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得到扩张，而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这种力量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表现得更强。如果工人对工资有议价能力，那么高生产率的企业会向技术性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
基于固定出口成本的选择效应，Helpman et al.（2008）认为全球化加剧了贸易双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异质性企业在选用应聘者时会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考核，而工人对这些技术的操作能力是不同的，那么被选择的工人就能获得高收入。Helpman et al.（2011）则在Melitz（2003）框架中加入了一系列传统元素，如搜寻摩擦、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议价、特质性匹配质量以及雇主具备检验并判别工人是否最具生产力的能力等。模型表明，在高生产率的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比在低生产率的小企业工作的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且国际贸易会强化这种效应。原因是来自出口的更大销售额使得高生产率企业有动机更严格地筛选工人，而处于生产临界点的企业其筛选工人的动机下降，对工人筛选严格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之间生产率以及出口能力的差距，而且这是一个循环累积过程。因而，国际贸易将毫无疑问地加剧工资不平等。此外，国际贸易通过增加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社会整体雇佣条件，提高了失业率。因此，贸易还通过提高失业工人的比重加剧收入不平等。
七、需求偏好、消费选择与收入分配
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以及消费选择，都能够通过贸易来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Glazer & Ranjan（2003）从异质性偏好出发，得出贸易导致一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他们认为异质性和偏好的变化缺一不可，一国的技术性劳动者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偏好消费技术密集型产品。当这类人口数量增加时，会有以下三个效应：一是直接效应使其工资下跌；二是产品市场多样性增加；三是对技术密集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提高工资需求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技术劳动者工资的上升，扩大收入不平等。Dalgin et al.（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并认为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了进口国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进口则正好相反。进口国不平等的增加则会扩大他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更加剧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从消费者角度解释贸易对收入分布的影响，Fajgelbaum et al.（2011）建立了包括垂直差异化和水平差异化产品的模型，研究收入分配、产品质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问题。其思路是贸易通过影响不同质量、种类产品的生产，进而影响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的种类数，最终影响消费者真实收入水平。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消费同质产品的消费者的收入和偏好是不同的。两个部门分别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基准部门和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垄断竞争部门。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同的产品种类或相同种类不同质量的产品，两部门均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由外生分布函数决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高收入的消费者消费高质量产品。贸易实施后，两国的企业数量、消费者可获得的产品种类不仅受到标准垄断竞争模型的影响，而且商品的质量构成也受到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笔者研究了除高生产率工人人数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的例子，发现随着高质量产品运输成本下降，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数量增加，进而两国富裕的消费者都受益；但这减少了低质量产品的生产投入，降低了低收入者可以获得的产品多样性，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降低了他们的福利。这篇文献是在假定每个国家的收入分布由外生的劳动生产率分布决定的情形下，贸易并不影响名义收入分布（基准部门的条件），而是通过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差异化商品种类数而影响工人的真实收入分布，进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八、小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打破传统理论框架的限制，从贸易影响收入分配传导机制的视角梳理相关文献。这些能够通过贸易影响要素价格、相对工资和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差异、要素专用性和流动性的不同、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垂直专业化和外包带来的中间品贸易、异质性企业的达尔文演进效应以及需求偏好和消费选择等。在不同的传导机制下，关于贸易对收入分配、要素价格和工资差距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大部分研究还是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技术性工人相对工资的提高、非技术性工人相对工资的降低有一定的影响和解释力。尤其技术进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发展，中间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种贸易现实下，由于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发展，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都会出现对技术性劳动的相对需求，以及技术性劳动相对工资的提高，也即贸易的深化扩大了各国收入不平等。相关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样的效果。
目前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以异质性企业为主体研究的微观国际贸易理论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包括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消费偏好的异质性、产品的异质性等多个方面。这方面文献还不是太多，同时结论还存在一定争议，争议的存在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尤其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下，研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贸易后对企业、产业以及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达尔文进化是指在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贸易使效率最高的企业繁荣成长，出口能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效率较低的企业也出口，并且增加市场份额，但是会遭受利润的损失；效率更低的企业仍保留在该行业中，但是没有出口，只供应国内市场，遭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损失；效率最低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在Helpman（2004）中又进一步提出可以出口的企业中，效率最高的会选择FDI的方式供应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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