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态转变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_北京印刷论文

媒介形态转变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_北京印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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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3-0088-03

学术研究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研究什么?为何研究?如何研究?一则因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尤其是现实对象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要求对之进行更为准确、科学的研究;二则因为研究者对事物的认识深化会对前有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出版史的研究也应是如此。一方面我们为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而喜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思考在新出版物形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对出版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作更深入地探讨。

1 出版史的研究对象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出版史就是要叙述出版发展的历史,阐明出版工作和出版物,以及出版家(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及其贡献等)在社会经济变化、思想斗争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②。

1.1 百年出版史的研究阶段

回顾出版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学者们将之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分别研究了不同的内容与对象:前50年为初创阶段,偏重于图书史、印刷史、藏书史,多为考据之作。之后30年为不断发展时期,虽然研究领域及研究视野不够完整,研究目的不够明确,但在图书史研究、图书史资料收集、印刷史研究等方面出现较大突破,新的成果不断出现。近20多年为繁荣期,出版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版史、报刊史、书籍史、编辑家传、编辑史、印刷史、版本史、图书发行史、发行家传、版权史、图书馆史、出版社史等专著及论文集、论文大量出现,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大大拓展,填补了许多空白,纠正不少成说,而且注重出版规律的探究。这些研究,为学者们从理论上确定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们从理论层面就出版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认识。

1.2 日本出版史的研究对象

日本学者弥吉光长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史的研究方法》中,将出版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八个方面:第一,书志及书志性的出版史;第二,出版社史及个人传记;第三,出版团体史;第四,出版司法行政史;第五,出版流通史;第六,著述、编纂史;第七,印刷、装订及纸业史;第八,读书、藏书史。如果将出版物的形成看做是信息制作者通过一定的媒介物将信息传递出去并形成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的话,那么,日本学者所确立的研究内容涉及书籍这种出版物制作的几个不同环节和不同主体。其中第一部分是历史上已形成的书籍出版物的历史描述,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均为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书籍出版主体的历史记载,第五部分是书籍出版物在社会上的传播接受史,第六部分是书籍出版物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编辑史,第七部分涉及出版物成为成品的加工制作史,第八部分是与出版物的阅读对象及信息贮存有关的历史问题。可以说,日本学者将书籍出版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将书籍出版的历史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作为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具体陈述出来,其涉及的信息负载体是书籍,其进行的研究是以书籍这种出版物为核心的。

1.3 我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

本世纪初几年,我国学者将出版史研究范围确定为两个方面四大块,即出版事业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出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两个方面,包括:第一,出版事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基本过程;第二,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出版家、出版机构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第三,历史上重要出版物的内容、类型、品质、数量及其所标志的出版阶段;第四,各时期出版事业的不同外部条件、不同特点及不同成果。具体而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行、典藏保护、流通利用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内容。以上诸多内容,如果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编排,则可出现不同的出版史研究成果体系。以出版物类型分,则有图书史、报刊史、版画史等;按照流程分,则有编辑史、印刷史、装帧史、发行史等;按照出版的时间分,则有出版通史、断代史;按照出版的地域分,则有全国出版史、地域出版史等;按照与出版物的关系分,则有翻译史、稿酬史、著作权史等③。这种认识较前已大为深入,从出版事业的内外部关系将之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中第一与第四是就出版事业的外部关系而言的,第二与第三是就出版事业的内部关系而言的。其研究的内容范围较日本学者时代已大为扩展。如果从信息负载的物质载体来看,不仅涉及纸质型的图书出版,而且还包括纸质的报刊、版画等媒介物在内。

2 出版史研究应尊重历史的共性与个性

目前关于“出版”的概念,存在几种有差异的理解。王振铎先生将之区分为商业史观与文化史观的不同。其中商业史观认为出版是刻板刷墨印纸技术发明以后所出现的图书文本的复制与行销现象,以纸质的书报刊为标志。文化出版史观以文字图像符号编述某种内容意义并示于版媒体的文化现象,以编写大量卜辞并刻制在甲骨片上为标志④。我们以为,认识出版这一概念,必须本着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态度,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看待。

2.1 出版史应超越具体历史阶段

无论在什么时代,出版都是一种社会化的信息传播活动,是出版者将信息内容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形成某种形态的媒介物,并通过此类媒介物将信息内容传递给更多的受众,以实现信息流通和共享的社会活动。因而,我们研究出版史,要从历史的纵向轴上,寻找出版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规律,要超越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对研究者的影响与局限。

2.2 出版史应尊重历史的个性

所谓尊重历史的个性,就是要从历史的某一横断层面,把握出版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的特点。具体说来,有如下数个方面。第一,出版者的性质、出版者的组织方式有差异。这必然造成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活动可以是个体的自我行为,也可以是同人式的团体活动,还可以是高度组织化的出版集团的活动。第二,出版的信息内容往往具有时代特征,反映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差异。如同是儒家经典,《易》《诗》《书》《礼》《春秋》五经是唐前出版的主要内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则是宋以后出版的主要内容,《十三经》在清及以后则更集中。第三,出版的技术手段是有时代差异的。如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制作和复制信息的方式有刻铸型、手抄型、印刷型,还有现代技术下的拷贝复制型。仅印刷复制信息内容的方式,就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机械印刷、数字印刷等技术上的差异。同样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制作的信息负载物也存在质地与技术上的差异,有甲骨、缣帛、竹简、纸质、磁盘、硬盘光盘等。第四,编辑处理信息的手段古今也是有别的,有的编著合一,有的编著分离。第五,不同时代的信息接受者存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这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接受不同的信息内容,且对不同的信息内容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不仅如此,信息接受者还存在出版物信息接受方式的差异,有视觉形态的,有听觉形态的,有视听兼备形态的。就视觉形态而言,可以是直行的上下式阅读,可以是横行的左右式阅读,还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光电屏幕阅读。第六,出版物的推广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推广的地域也有差异。可能在本地推广,也可能在世界范围发行。第七,出版物的存储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异。第八,出版活动的管理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第九,出版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规模、价值、功能存在显著差异,且随时间的推移,其传播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对社会的作用与功能更为突出。所以,出版史的研究就应当抓住不同时代出版活动的主要环节及其主要特征,抓住出版活动不断发展且呈现丰富化的特点来确立不同时代的基本内容与范围。

3 出版史应关注当代数字出版史

既然出版是出版者将信息内容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形成某种形态的媒介物,并通过此类媒介物将信息内容传递给更多受众,以实现信息流通和共享的社会化的信息传播活动,那么,我们研究出版史就必须明晰如下几个问题。

3.1 出版史应关注不同媒介出版史

出版史的研究不应只是纸质书报刊媒介物的出版史研究。出版物的形成是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研究最核心的内容,它关乎出版物形成过程中的出版主体、出版技术、出版物的媒介形态、出版物的读者状况等一系列要素。而出版物的介质形态又是最能体现出版技术及由此带来的读者接受状况的核心要素,所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在世界古代出版史上,最主要的媒介形态就是纸质出版物,与纸质出版物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印刷技术,所以纸质印刷形态的书籍及之后出现的纸质报刊长期以来成为出版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也莫之能外。如果从媒介形态变更的角度来看,则出版史上的媒介形态是多样的。所以,纸质之前的介质形态不应忽视,与纸质介质形态并存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其他形态的媒介物也应得到重视。但从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实际情况看,纸质媒介形态之前的甲骨刻版、帛书、竹简等出版研究较少。纸质媒介形态并存的磁带录音、录像出版研究也相对较少。

3.2 出版史应关注当代出版史

出版史的研究不应只是过往历史的研究。当代出版业的快速变化与发展尤其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出版作为人类传播历史上的一种社会活动,每一次媒介形态的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夜形成的。“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他们从旧媒介形态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⑤。所以,在我们研究过往媒介形态的出版史时,不应忽视当下社会与纸质媒介形态并存的新媒介形态——数字媒介形态的出版及其历史的研究。

长久以来形成的“出版”概念,是与机械印刷联系在一起的书报刊。但到1970年,电脑编辑与排版技术产生了,平面显示器出现了。1975年,数字化的版面设计系统出现了,激光印刷机投入了使用。到1980年,商用个人电脑广泛使用了,数字印刷媒介出现了。之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媒介物广泛出现了,并与纸质出版物形成并存—竞争—超出的局面。

就中国出版业的状况看,近30年来,中国出版业经历了激光照排、数字技术两次大的技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传统出版物开始向数字媒体转变,电信、传媒、网络和出版业之间的产业融合,已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出版业态,成为出版史上新的里程碑[6-7]。我国政府部门正在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产业,把加快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行业的转换,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网络出版物等新业态的数字出版,作为我国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和既定方向。

3.3 出版史应研究数字出版带来的新问题

然而,我国出版史界对近30年来新媒介形态的出版发展史研究较少,已有的一些研究也缺乏组织性、系统性、深入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加强新媒介形态出版史史料的搜集,进行出版历史的勾勒,还应思考如下一些问题:第一,新媒介形态出版物的出版主体与机构如何界定?第二,新媒介出版物的形成过程、方式、流通渠道和传统的差异是什么?第三,新媒介出版物的价值如何判定?第四,新媒介出版物读者心理与传统读者阅读心理的差异?读者阅读形态的转变如何引发信息贮存方式的变化?

以上诸问题是新技术出版形态引发变化最为显著之处,相信对之进行历史性研究,必将推动出版史研究走向深入。

注释:

①刘兰肖.2006年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发行研究,2007(3):45-49

②吴道弘.《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序[J].出版史料,2007(2):95-96

③肖东发,袁逸.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EB/OL].[2003-07-03].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7/01/content_950442.htm

④王振铎.“出版”史论[J].出版发行研究,2006(10):26-29

⑤[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9

⑥邓平.墨香依旧在,数字已然红:数字化与传统出版产业关系浅谈[J].出版广角,2007(11):51-52

⑦李家强.数字时代传统出版角色转变[J].科技与出版,2007(2):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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