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张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静庐(1898—1969)是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家。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他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热情参与者，有小说、新诗和话剧剧本问世，陆续出版文学作品集《我与她——夫妻》、《单恋集》、《薄倖集》和中篇小说《革命外史》。
《我与她——夫妻》是张静庐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最初出版于1922年，1928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重印，集中所收13篇短篇小说，大多是张静庐在1920—1922年间从事“新潮社”活动期间的作品。上海“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是迄今发现上海组建最早的新文学社团。张静庐是该社的首要创办者和该社社刊《新的小说》首任主编，提出新文学宜采用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张静庐参与“新潮社”活动期间的主要小说作品是《我与她》。这篇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一对由父母包办结合的夫妇，在人前矫作“相敬如宾”，私下却相对无语，在生活上彼此关心，却没有真挚情爱的生活情景，以及这对青年夫妇貌合神离，内心凄苦幽怨的精神状态。当时有评论说：“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小说至斯，我叹观止。《新潮》罗家伦作《是爱情还是痛苦》，还须输他一着。”①然而，这样较为出色的作品，在《我与她——夫妻》小说集中不算多。
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是张静庐参与“新潮社”活动期间文学创作主要关注所在，控诉包办婚姻给人生造成的不幸，渴望在彼此爱恋和相互了解基础上建立男女婚姻的幸福，是张静庐这期间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此同时，他也有表现当时的社会司法制度与执法者畏富欺贫、反映学徒艰辛生活境况、讲述爱国学生请愿反被拘禁等其他社会现象的小说作品。张静庐此时的小说，一方面主要以个人生活的实际经历和眼见耳闻的社会现象作为写作素材，尽量再现生活本来面貌；另一方面注意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寄托作家本人的情绪和理想，显示了对自己所提文学主张的努力尝试。就基本情况而言，张静庐在“新潮社”期间的小说，思想意识显然融入当时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潮流，而艺术技巧上则难免稚拙平涩，作品的结构比较简单，描写比较粗糙，时常直露讲明主题等等。
张静庐在创办“新潮社”之前的人生经历和在“新潮社”活动期间的情况，包括他在这一期间的小说创作情况，拙文《上海“新潮社”及其文学活动》(载《中国学术》总第二十六辑，201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关心的读者请参阅该文。
“新潮社”于1922年年中停止活动。此后，张静庐主要入上海《商报》工作五年，先后担任该报的交际书记、本埠新闻编辑。他在这期间写作的小说，曾在《商报》文艺副刊《商余》发表，1924年则以这些小说为主辑为《单恋集》出版。
《单恋集》内含三辑。第一辑“单恋”收小说五篇，《旅馆之一夜》写一位章姓青年住进旅馆，对面房间是一位女青年，章经常从门隙中窥望对门，发现女青年也不时张望自己，四目相对，女青年即腼腆回避；章以为女青年有意于己，便在房内放声吟诵种种情诗，及见女青年梳妆打扮、执笔写信，又将信交给茶房，叮嘱茶房“将信交给他”，更以为自己的感觉确切，自己的行为已经打动女青年，并因此心情激动；茶房迟迟未将女信交章，章以为茶房偷懒忘事，先故意在茶房面前走来走去，见茶房没有反应，再招呼茶房来房间，直接问女青年留信转交事，茶房说，女青年原定与其丈夫在此会合，现已移居别处，她丈夫随后才到，信是留给她丈夫的；章听后心里一凉，又问信中写什么，茶房说不便相告，章不死心，诡称要看女青年的字写得好不好，茶房将信出示，章见信中告其丈夫，因对面房间的男房客“举止轻佻，行动离奇”，决定另觅他处投宿。另四篇也都写青年男子的单相思，而故事情节有所不同。这几篇小说，冷静客观地描写单相思者的自作多情心理和举动，以及所得到的冷漠或羞辱报应，其中全无作者情绪的介入和评论，结构紧凑精致，文笔简洁而蕴含幽默，反映出小说写作技巧的明显进步。徐卓呆为《单恋集》所作序文中说：“恋爱小说，确是‘情’的小说中最难做的小说了——我就不会做恋爱小说——。但往往千篇一律，成一种时装的才子佳人卿卿我我之旧小说了”；“吾友张静庐，独于‘情’的小说中，最难做的恋爱小说上，避去旧腔调，另辟一径，专描写单方面的恋爱，不是难上加难么。然而张君竟在这一类的创作上成功了。他已把这创作数篇，汇刊成书，题曰单恋，可以使恋爱小说界，出现一颗彗星了。”②
当时的新文学小说(包括不少通俗文学小说)普遍热衷表现个性解放、男女恋爱自由的要求，用徐卓呆的话说，“近来把‘情’字为主体的小说，出现得不少，尤其是恋爱小说，最占多数”③。张静庐同中有异，别具慧眼注意到人生社会中的单恋现象，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尽管他的作品对于单恋现象嘲讽多于同情，然而，如果仅仅视这些作品是对于社会上“单恋”现象的打趣调侃，难免忽略了它们毕竟在客观上提出男女自由恋爱还是应该以双方产生感情为基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即使单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也是对于片面理解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要求的善意提醒。
第二辑“弃妇及其他”收小说七篇。这些小说反映了比男青年单相思广阔的社会生活景象：《弃妇》写一位女青年自由恋爱被对方欺骗，怀孕后被抛弃的凄惨经历。《离婚之一幕》，写一对青年夫妇因第三者插足而离婚时“走不可、留不得”，藕断丝连般的复杂感情纠葛。《电灯与笑》写一对恩爱夫妻的夜晚调情逗笑。《楼下之趣剧》和《刘师母之自杀政策》都写妻子设计欺骗丈夫后与人偷情，都写丈夫的憨厚愚钝，而两篇的区别在于，前一篇突出了偷情妻子的狡黠，后一篇刻画了偷情妻子的阴毒。《阿娥的嫁人问题》写一位青年女子为全家生计做了四年妓女，想从良婚嫁，其母不允，要她再做五年，因为那时她的妹妹方才长大；小说表现的与其说是生计逼迫下女青年母亲的自私和狠毒，毋宁说是穷苦人家的善良与无奈。《战地归鸿》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先写“我”的同学汤天柱从上海到香港找到“我”，说将赴广西从军，“我”置酒饯行，随后是汤天柱入伍后陆续给“我”写来的十封信，这些信分别讲述汤天柱从军五个月间的经历，最后一信表示“非人的生活，我再也不能过下去”。小说通过汤的书信，揭露了军阀部队的种种黑暗、腐败情况，谴责了军阀部队和军阀战争对于平民百姓的劫掠奸杀，也反映了军阀部队士兵谋生与作恶交织的生活状况，良知与愚昧交融的精神状态。严独鹤在为《单恋集》所作《序》中说：“老友静庐，擅小说家言，而不以小说家名。弱冠橐笔，北走燕鲁，南游闽粤，执业报界，见闻淹博，时以感触所至，演为小说。昔太史公常游名山大川，故为文有奇气，吾于静庐亦云。”④其中肯定了张静庐小说创作以真实生活为依据的特点。
第三辑“意剧”中的两个剧本《归梦》和《兵士之家》，都是张静庐在“新潮社”期间的作品，因非小说，在此姑且不论。
1925年张静庐又出版《薄倖集》。张静庐说：“斯集凡上下两卷，上卷为《薄倖记》，下卷为《碎玉记》及其他；仅万余言，盖记吾少年情史之一片断。不敢言文，聊以志感而已。”⑤
《薄倖记》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余”在青少年时代与一位名叫“英英”的姑娘的交往：“余”偶然结识一位同学的妹妹的女友英英，随后交往中“余”和英英彼此滋生爱意；英英家贫，随其伯父一家生活，其伯父已将她许配人家，故不许英英与“余”继续来往，英英也被送到其夫家；“余”一位亲戚的商铺开在英英夫家附近，“余”看望亲戚时正巧遇到英英，想同英英在一起谈谈话，英英担心“谣言杀人”予以拒绝，“余”以为英英薄情愤而离去；没过几天，乡间果然纷传英英与“余”相见等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谣言，以致英英遭到夫家责打，只能返回其伯父家卧床疗伤；伯父全家都责怪“余”无事生非，唯有英英不置一词，“余”得知后非常内疚，后悔自己误怪了英英。《薄倖记》以简洁委婉的笔致，描写了英英的秀丽容颜和纯真善良性情，倾诉了作者对于早年恋情的深沉纪念，也蕴含一种苦涩悠远的哀凉情绪。有人披露：“据静庐自言，英英确有其人，是记盖静庐情史之鳞爪耳!”⑥
下卷含《碎玉记》和《记余氏女》、《记云情》、《记晓峰》、《记秦生妻》、《记阿采》、《记陆春影》、《记沈霞》八篇。
《碎玉记》有两个版本，早先的版本收入1920年出版的《红叶集》中。《红叶集》是上海“新潮社”三位主要成员张静庐、王无为、王靖的小说作品合集，集内收入每人一篇小说，张静庐的作品即《碎玉记》。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予”在北京办报期间与一位年轻姑娘的爱情故事。故事大意是：十九岁的我(即“予”)受聘在北京办报，一天闲游陶然亭，遇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交谈时知道她名“碧痕”，也是南方人。第二天我到碧痕家拜访，知道姑娘的父亲是京城小官，而碧痕的父亲见我才貌双全，便邀请我担任碧痕弟弟的家庭教师。此后我和碧痕接触渐多，由相互友好到彼此爱恋。不久，报纸停刊，我离京返回江南家乡，行前赠送碧痕一块玉佩作为定情信物，并说三个月后返京迎娶。但我一到家，即由父母包办结婚，因为父亲身患重病，想用我的结婚“冲喜”。然而，拖了一段时间父亲还是病逝，又过一时我有了孩子。可是我与妻子性情不合，在一次冲突后我离家到上海谋事。在上海我遇到相识的山东枣商罗某，他告诉我碧痕因父亲病逝，家道衰落，已改名玉卿，在济南沦为娼妓。
《薄倖集》中的《碎玉记》，对《红叶集》中的版本有所修改：包括将先前版本中“予”的姓名“张惺夫”，改为“镇海张生”；对先前版本中有关我在北京受聘办报的经历精简；对碧痕家庭情况的介绍予以压缩，且删去其有弟弟的情节，改为其父请我教授碧痕；将我由京返乡、“冲喜”结婚、与妻冲突等情节删除，改为我返乡不久“张勋复辟”事发，导致我同碧痕失去联系；我到上海见到山东枣商后的情节也有变动，枣商不仅告诉我碧痕在济南沦落的消息，还带给我先前我送给碧痕的玉佩，我于是到济南烟花场所寻找碧痕，那里人有说碧痕已死，有说她迁往东昌，我再由济南往东昌，在过黄河的渡船上，我饮酒捧玉痛哭，叩舷作歌，这时玉佩崩断，我视为碧痕果然已死的凶兆，“遂沉玉于黄河”。
修改后的《碎玉记》，故事更为完整，结构更显紧凑，文笔更为精炼，也更切合“碎玉”主题。《碎玉记》的修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张静庐创作小说艺术技巧的长进。而《薄倖集》中的《碎玉记》，也可视为张静庐在这时期最好的作品。
在《薄倖集》的《碎玉记》篇后，张静庐还有一段附言：
吾尝作《碎玉记》，未竟而辍，朋辈有知其事者，索观全稿，无以应；后复应汪君北平之约，作《碎玉后记》，刊《市场公报》，仅数千言，适吾有香港之行，又中断。人事卒卒，于今五载，饥寒驱我，忘情久矣。矧七年来，人海沧桑，又安知往日之钟情于吾者，不已移爱于人!使碧痕而今日犹在，则其视生，或亦将等于陌路萧郎，不复值其一顾盼矣。吾尝谓天下最神秘而不可方物者，其惟女子之心乎?《碎玉别记》之作，盖所以完却一重香火缘耳。情云乎哉!
这段附言，透露了《碎玉记》故事与张静庐实际经历的关系，说明了历时数年写作、修改这篇小说的一些情况，还流露了他对于男女情爱的思想。这些，对读者了解张静庐的小说作品、创作旨趣和他的人生态度，都有助益。
《记余氏女》等则分别记述七位女性的人生经历，揭示当时社会青年女性真实的爱情或婚姻悲剧，也由此展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历史状况。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段，不少作家(至少在上海文坛)喜欢在作品(包括译作)中间针对有些内容穿插自己的评论或解释，往往在作品末尾“附言”说明写作原委或抒发感慨等等。《记余氏女》等七篇作品之后，也都有张静庐的附言。
《记余氏女》记一位漂亮聪明的余氏女性，初因家贫而为童养媳，十六岁时成婚，其丈夫以教读为业，晚间常教其识字写信，丈夫死后余氏女被卖到上海一家妓院，后来被一位教员赎身，不久教员又死，余氏女只得以为人缝纫养活自己和儿子。世人都说余氏女的丈夫是受到她的蛊惑而死，但余氏女认为，丈夫的死全由于他们的天命，而她自己的悲惨遭遇，则由于自己的识字，她说：“苟当时不识字者，则其为祸或不致如是之烈：文字足以贾祸，吾愿天下姊妹不读书。”张静庐在这篇作品后的“附言”，先说这位“余氏女”是他的一位邻居，“故识之”，然后说：该女“虽艳如桃李，而操若冰霜，非能惑人也。乃夫死而姑竟指为所蛊，色之害也；社会之不齿，非关于色，斥其不应以淫词惑其夫也，是才杀之矣!呜呼，生不幸而为女子，色既足以杀身，才又足以造罪。落花无主，啼笑皆非，如余女者，亦大可哀矣!”作者借此对愚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表示由衷同情，又对愚昧社会给妇女生活尤其是妇女精神造成的深重伤害予以痛彻的谴责。其他六“记”的女主人公，有寡妇、有艺人、有妓女，有被继父逼迫为娼的姑娘，有被丈夫误解的妻子，有被无赖骗婚的教师，命运各个凄惨悲凉。所记诸人诸事，都是作者的亲见亲闻。
《记余氏女》诸篇，篇幅短小，文辞简练，使用浅白的文言，或者说有文言韵味的白话，以叙述为主，少描写渲染，文笔与格式均有效仿《聊斋》的风味。当时，有人读过张静庐的《碎玉记》后说：“近时文言小说不多见，静庐却一反其以往之作品，而作兹古朴之文言小说，其进步欤?退步欤?”⑦在提倡白话文已经多年的1925年，对于张静庐写作“文言小说”是否符合时尚提出疑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文言文”，“白话文”毕竟属于一种写作工具、表达方式，最根本的还是写作的内容，表达的思想情感。据此而言，《碎玉记》没有背离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和思想文化要求，却显示了张静庐作为小说作家，记录社会生活，提炼概括素材，研磨简练文笔的努力。
张静庐写作《单恋集》、《薄倖集》，依然着重以作家的实际生活经历和现实社会见闻作为小说创作素材，依然注重对于小说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展示，但主要是以冷静的笔调，对社会生活现象做如实再现，融入作家本人的主观情绪和理想少了，换而言之，张静庐这时期的小说，更多采用写实方法，“结合”浪漫成分明显少了。
《单恋集》、《薄倖集》依然关注两性爱情与婚姻，依然渴望真爱，谴责虚伪，同情受害者，在思想意识方面与《我与她——夫妻》大体一脉传承。《单恋集》、《薄倖集》中的作品，精心选择和剪裁创作素材，巧妙编织故事结构，细腻描写和生动讲述中蕴含的幽默意味，还有文字语言的简练蕴藉，都表明在艺术技巧方面比之《我与她——夫妻》明显进步。
1926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合作领导的推翻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革命从广东开始，到这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方向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江西方向攻破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防线，进军浙江。这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担任总司令的蒋介石迁驻江西南昌。就在1926年底，张静庐和好友沈松泉有过一次南昌之行，沈松泉不久返沪，张静庐则待到1927年4月回归上海。《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张静庐谈到他在南昌的一些经历：
十五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去观光。后来又开办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
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个月，在南昌大旅社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江西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汉(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⑧
这段回忆文字中，“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总司令部”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即蒋介石；“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张静庐在《商报》任职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在张静庐、沈松泉到南昌不久，陈、潘也应蒋介石邀请到南昌，且一度旅居江西大旅社。此外，张静庐在1927年4月1日所写的一篇文字中，还谈到他“旅赣凡四阅月，从事新闻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⑨。
沈松泉在《怀念张静庐先生》⑩中，对于当年与张静庐同往南昌之行也有回忆，说两人“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又一起拜会过郭沫若(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说因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在上海即熟识，“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等等。
张静庐于1927年4月中下旬返回上海，不久便出版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这是一本议论财经问题的小册子。在这年的10月间，他写成《革命外史》，于1928年2月初出版了这部中篇小说。
《革命外史》出版时的作者署名为“翁仲”。“翁仲”是中国古代安置于宫殿、陵墓前的铸铜或石刻人像，含辟邪、守护之义。“翁仲”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化名，但长期以来，它是谁的化名少有人知。张静庐的回忆录《在出版界二十年》和其他回忆文章中，均未道及《革命外史》。是沈松泉在《怀念张静庐先生》中披露《革命外史》是张静庐的作品，世人由此得知“翁仲”是张静庐的化名。
《革命外史》共有十二节，其中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27年最初的二三个月之间，人物和情节都与北伐革命期间的国民党员、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政权有关。由于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著述鲜见提及《革命外史》，为便于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内容有较多了解，将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介绍如下，其中摘录一些小说中的原文。
第一节，写1927年初，北伐革命取得占领武汉、南昌的胜利后，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西部，浙江N县的民众翘首以盼，当地一位大佬假借加入革命党，扬言报复仇家，吓得仇家惶惶不安；当地商会一位会董则靠给革命军团长送钱财、烟土和自己的姨太太，经团长推荐出任新县长，他在就职典礼时，面对孙中山画像，不知其为何人，只说“这位我很面熟，记不起在哪里会过的”。
第二节，写新县长同留任的旧县署师爷，合谋敲诈地方富绅的钱财，以获得新县署和县党部的经费，以及新县长与县党部几位部长靠封官许愿笼络地方富绅。
第三、第四节，写革命党县党部的三位年轻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妇女部长)，经营革命事业期间的相互调情嬉闹，其中的妇女部长在参加当地妇女大会时，主张妇女解放就要“打倒一切男子”、“实行性交自由”，吓得会场周围看热闹的男子逃之夭夭；三位部长对商店学徒要求提高薪水借故推托，虚与应付，一听说军阀部队将至，连夜化装逃离。
第五、第六节，写一位早先军阀部队的营长，看革命军得势便率部参加革命军，升任团长，待军阀得势又归顺军阀，再胜任旅长；新县长有心与其亲近，结果被讹去一笔钱财，而这笔钱财又是新县长向当地各商家“摊派”筹集。军阀旅长率部由N县转移到M县，重施故伎，又有所得。
第七节，写革命军进占M县城，民众欢迎如醉如狂，县党部、县政府重新成立，因为需要利用当地的商会会长，尽管他也曾为军阀部队筹集钱财，还是让他担任新政权的财政局长，而革命军的司法长则出任公安局长。“这时候，县政府的委员，和县党部的部长，都穿了武装，腰下挂着手枪，在大街上直冲，老百姓见了都远远地躲避”。
第八节，写新建立的县政权中的工程局长嫖娼时手枪走火，致土娼死于非命，县法院院长和县公安局长联手袒护，由工程局长“送”土娼的母亲“五十元作为丧敛之费”了事。公安局吴局长与法院沈院长一起吸食鸦片烟，一边聊天，其中谈到国民革命军部分军官的情况——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都是喜欢的；惟有黄埔里出来的，新军官，才是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地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有的，那时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一首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书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在这节的末尾，写法院院长在上海读书时的一位同学章煌竹，因为南昌有成为革命后新政权首都的传说，他打算往“江西去看看未来新都的气象”，想在那里找份职业，向法院院长辞行，并托其介绍几位在南昌的熟人以便有所帮助。还写了革命军在湖北靠连唬带骗向地方各家银行“筹集”革命经费，谋划者因此在新政权中屡屡升官。
第九节，写章煌竹到南昌后住进当地最大的旅社“江西大旅社”，这家旅社早先生意冷清，“从革命军占领了南昌后，总司令行营设在那里，广东到武汉去的一批中央要人，也逗留在那里，因此这旅社的生意就大好了”；“这住客当中，谋事的接洽军政党务的占了一半，现在军官和机关官吏开房间叫私娼玩姑娘求肉的安慰的也占了一半”。章煌竹在这里遇到从上海来的熟人，有差一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张芝先、有《民国日报》主笔郑道正，以及张、郑的朋友中央特派员赵奇杰。这三人也住进江西大旅社，郑道正还与章煌竹同住一间。大年夜，四人酒足饭饱，再一起找妓院玩闹。
第十节，写章煌竹拜访总司令部卫士大队姜队长。两人是多年老友，章煌竹请姜队长相助谋求职位——
姜队长摇摇头道：“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哪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成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晤谈未久，传来革命军有部队因欠发军饷哗变的消息，姜队长中断会客，率队出营捕捉哗变官兵，并以此为由夜入民营商店，士兵顺手偷盗商店物品，店家不敢举报。几天后姜队长到旅社回访章煌竹，告诉他那天捉住三个乱兵枪毙了，“第二天总司令从庐山赶回来，发了一个月的饷，就太平了”。
第十一节，写章煌竹、张芝先和郑道正听说革命军已经到达石湖荡，攻占上海指日可待，便有心返回上海，同时议论未来上海市党部的组成人员，郑道正透露了刚刚得知的高层关于委任东南政治分会委员及“武汉方面”与“老总”存在政治分歧的消息。还写了章煌竹另一位担任军部副官长的朋友，借参加革命步步高升后的骄狂与享乐。
第十二节，写章煌竹由姜队长介绍获得职位。其中写到国民党新政权内部官员矛盾重重，互不买账，江西省政府成立后任命新的财政厅长，即将卸任的旧财政委员会主任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章煌竹因此获任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另一位浙江人姜罗，则被委任为距离南昌市最近的市汊口统税局监察员。姜罗赴任前打听到即将就任的市汊口统税局局长情况——
原来是江西有名办税的邓武耀，从九万六千元投标十二万二千元得到的，出面的局长叫黄锦若，是邓武耀的内侄。邓武耀是江西的老民党，民国成立，他穷不惯，去依附军阀，在蔡督军时代弄到一个湖口局，是江西头一个肥缺，又是委办的，到了方督理时代，他仍旧做着局长，先后七个月，刮到八十多万，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了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新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化了十几万。革命军占领了南昌，他怕有人说他不是，就搬到上海住，将风庐让给他的夫人；他的夫人也是老民党，一向服膺三民主义的，和丈夫不对劲；虽然住丈夫的屋，吃丈夫的饭，用丈夫的钱，主义却始终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国民党员。革命军克服了南昌，她的资格自然更高一级，可惜年纪大了，只得继承丈夫的老事业，包办几处税局给孩子们玩玩。一共投得三个局，这是第一个，二等三级。
小说写到姜罗赴市汊口统税局上任结束。
《革命外史》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和讲述北伐革命高潮期间号称“革命政党”的国民党及其统辖的国民革命军、各级“革命政权”、“党部”和形形色色“革命者”的种种丑陋情景，诸如以革命的名义巧取豪夺、贪污索贿、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等等，也可说集中描写了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之际“革命营垒”中的腐败景象。
张静庐的小说创作，一向以个人生活经历和社会见闻为素材，《革命外史》的写作也不例外。这部小说印行时，张静庐特意写了《自序》，其中首先就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着些有趣味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的几卷通俗的小说”，可表明这一点。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中明显包含有张静庐本人在当时的部分经历，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小说写到的种种事件，也多有现实依据，例如驻扎南昌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因欠发军饷在1926年除夕夜哗变，国民党军政要员多为浙江籍，许多国民党大员借革命捞取个人好处等等，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史事、史实。陈布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到南昌后多次蒙蒋介石“约谈”，并由蒋和陈果夫介绍加入国民党，还应蒋的邀请“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11)。《革命外史》中对于西花厅的描写，以及张芝先同章煌竹谈到“高层”对于筹建未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人选的考虑，显然也都不是凭空杜撰。
除了个人的亲历、亲见、亲闻，还有张静庐对于“革命高潮”中投机、腐败事件的多方留心收集。在《革命后的江西财政·弁言》里，张静庐说，他为了编写这本小册子，曾利用记者职务，“为编制新闻通信便利起见，凡有关于整理金融之文件，多所抄录”，又借助统税监察之职，在税局得到参考文件多种，还有平时的留心观察和探询。《革命外史》中“有趣味故事”的有些来源，想必亦然。
当然，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物和事件，都不会简单复制到《革命外史》中，作者显然对种种素材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包括改编、剪裁、重新组合和添加想像、虚构等。诸如小说中的“章煌竹”和“姜罗”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张静庐的化身，两位艺术人物的经历，都带有张静庐的经历；张静庐从上海到南昌，小说中写“章煌竹”从浙江到南昌；张静庐获任“市汊口统税局监察”，小说中获得这一职位的是“浙江人姜罗”；张静庐获任得之于陈布雷的推荐，小说中章煌竹职位得之于“总司令卫士队姜队长”的举荐；张静庐和沈松泉在南昌目睹一些群众大会，小说中写妇女大会发生在浙江；沈松泉说他和张静庐在南昌拜会过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小说中写“章煌竹”打算拜会“葛主任”以及有关这位主任的一些传闻；尽管陈布雷、潘公展初到南昌时尚未加入国民党，两人并不是“差一票的中央候补委员”、“《民国日报》主笔”，但小说中的“张芝先”、“郑道正”，多少分别以陈、潘两人为原型。种种艺术改编或者说艺术虚构，将生活中的真实演化为小说的艺术情节，从而使得《革命外史》不是某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作品，是对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某类历史现象的典型概括。
历史再现性小说，除了具备一般小说的艺术要求，还需要具备两个独特要素，一是应当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故事的支撑骨架和灵魂，再一是需要以合理想像与情节编织作为故事的血肉；两个要素与一般性艺术要求巧妙融和，方构成历史小说的艺术生命和认知价值。张静庐巧妙地将现实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艺术改造，用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和一批形象的艺术人物，连贯和展现一批历史事件和历史景象。《革命外史》就具备上述艺术要求和独特要素，并比较出色地做到这些艺术要求和独特要素的融通化合。也正是具备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合理的艺术想像，又使得《革命外史》不仅是一部可供“消闲”的文艺作品，还在不小程度上，也是一部特定历史景象的真切记录。
由于《革命外史》中“有趣味的故事”，依据现实生活，再现了历史真实，所以张静庐一度“顾虑”小说出版后会被“党国”要人和党控舆论加害。他在《自序》中又说：“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过了一段时间，社会政治局势有所变化，“现在呢，党国的要人们，都在那里叹气，说革命的空气消沉了，革命的精神丧失了，各级党部多为腐化分子投机分子所把持，土豪劣绅并没有打倒，却都摇身一变而为三民主义的信徒，遂使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这样的言论，载之于报章，列之于议案，随地随时，都可以见到听到。党国的要人，既可以这样的著书立论，贫贱的小子，难道就不好做小说卖钱，所以大胆的将它付印。但是，上海的书局老板究竟是惊弓之鸟，虽然已有这样的护身符，到底还是怕党权的干涉，【没】有勇气接受；结果，还是自己化钱，自己排印，自己发行，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革命外史》对于“革命营垒”中的种种腐败景象的真实描写，是这部小说没能及时出版的主要原因，也迫使张静庐在小说出版时采用“翁仲”化名。
从《革命外史》的艺术结构方面考察，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小说先后描写了三十多位人物，但没有一位人物贯穿作品的始终；然而，尽管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主角，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重要人物，又都与北伐革命、“革命党”、“革命军”、“革命政权”和“革命者”有关，且前后勾连融通。换而言之，《革命外史》的各节故事，情节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贯通，俨然一部由几个短篇小说连接合成的中篇小说。这点可以说是小说艺术结构方面的一个独特之处。
其二，小说写到“姜罗”获得“市汊口统税局监察员”任命并走马上任，却戛然而止；按照《革命外史》的通篇做法推测，“姜罗”是以后故事的主角，以后的故事情节将是这位“姜罗”到任后的经历见闻。小说出版时内封面的标题是“革命外史(1)”，也表明作者原本还有后续《革命外史》的打算。这点显示付诸出版的《革命外史》，是一部未完作品。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半途而止，或者说存在一定的艺术残缺，显然也与它的内容与主题、与中国社会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于作者当时的忧心忡忡不无关联。
张静庐在《自序》中还宣称，他写作和出版《革命外史》，意在“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也与革命的前程没有什么相干”。即使当时他的确是这样想的，在客观上，这部小说还是集中揭露了国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在特定历史期间的一系列腐败现象，还是蕴含了对于这些腐败现象的鄙视与厌恶。而这些腐败丑恶现象，又形象地反映出，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固然具有特定的历史进步性，其革命队伍中固然不乏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真诚信徒，但无论在当时国民党的革命者、革命政权，乃至革命事业中，也的确历史性地存在着浓重的封建主义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大相径庭，也是种种腐败恶疾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民党政权败居台湾之后，蒋介石在195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革命军自从北伐成功以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12)。蒋介石的上述言谈，也从另一面证实张静庐《革命外史》的记述具有历史真实性。尽管蒋介石在这里只说的国民党军队，而实际上同样的封建传承，也存在当时国民党的队伍、政权和整个事业中。
在国民党借助北伐革命的胜利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最勇敢地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行径的新文学作家是郭沫若，他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震惊当时，然而这是一篇政治性檄文，不是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革命外史》是最早关注并集中揭露国民党夺取政权和初掌政权时已经染患严重腐败恶疾、暴露封建性因素的一部文艺作品。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巧妙化合，依据历史真实的“有趣味”故事情节，流畅朴实且蕴含幽默的文笔，共同构成了《革命外史》非同一般的特殊魅力和特殊价值。而这些特殊魅力和特殊价值，又使得《革命外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革命外史》中文版本出版后次年，小说的日文版本《支那革命外史》在日本问世，作者仍署“翁仲”，翻译者署名“东洋鬼”，出版者是日本“同文社”，时间是1929年6月。这也使得国民党从事“革命”的腐败景象，走出国门，展现于世界。
从《我与他——夫妻》到《单恋集》、《薄倖集》，再到《革命外史》，显示了张静庐小说的创作取材、表现主题，由关注男女婚姻、恋爱心理、民生苦乐，向关注社会历史重大事件转换，也表现出张静庐驾驭小说写作艺术技巧的发展和提高。张静庐的文学写作始于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初期开始新文学创作，1920年代后期《革命外史》问世后，张静庐似乎再没写作小说，至少目前未见到他另有文学作品集印行。这位跻身中国新文学运动早期行列的作家，在他的文学技艺趋于成熟时停止文学创作，多少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张静庐的小说，纵然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难以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比肩并列，但它们的特殊魅力和特殊价值，无疑不应被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所遗漏，也不会一直被忽略。
2010·8初稿
2012·3·3改定
注释：
①见1920年6月《新的小说》第一卷第四期载《我与她——夫妻》后之《碧痕读评》。
②③徐卓呆：《序》，载《单恋集》，中国文会，民国十三年四月出版。
④载《单恋集》。
⑤张静庐：《薄倖记·自序》，载《薄倖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民国十四年九月出版。
⑥王玄庐：《薄倖记序》，载《薄倖集》。
⑦吴希夷：《薄倖集序》，载《薄倖集》。
⑧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出版。
⑨见张静庐《弁文》，载《革命后的江西财政》，光华书局，民国十六年五月出版。
⑩此文载上海《出版史料》1990年第三期。
(11)见《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
(12)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之说明》，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