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7.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形成新气象，取得了重大成就，推进了理论认识和史学实践的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下几个理论认识尤其具有全局性影响。
（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天才理论创造，为历史学走向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观察研究历史的最好尺度与工具。从整体上看，这一理论是其他任何史学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历史科学有自己的丰富内涵，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律和独特的工作要求、学术规范、研究范围与方法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髓，但不是全部，不能代替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和方法。
1983年，在编写《史学概论》时，白寿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具体运用，是个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讲史学概论，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还必须论述史学的其他方面，还不能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本书的全部任务。”[1](P22)刘大年则明确提出要加强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能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历史科学的基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并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2](P173)这些理论认识为史学理论的独立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与历史作用的怀疑也多了起来。这样的思潮和情绪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许多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事实和理论分析回应了这种质疑。他们指出，唯物史观是目前最高明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主导地位是由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研究特长决定的，也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要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革命性变化，解决了大量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尤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不能因由于“左”倾思想干扰而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抹杀其总体成就。
林甘泉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植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3]瞿林东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1.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整体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开始的；2.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只有唯物史观传入后，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成为可能；3.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解释；4.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4]。上述理论认识，对于在新世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迎接史学的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
“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之前，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方面曾出现过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失误，这些教训在新时期不断被人们反思，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学术界普遍认识到：1.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深入钻研理论内涵、准确理解根本原理，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取己所需；2.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研究的工具与指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代替自己的研究，更不能把个别结论视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3.历史现象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又有其各自的特点，把握好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对历史衍化作出准确解释。所以，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历史、本国现实紧密结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体系； 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要有随着时代节拍不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勇气，这样才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理论体系。
对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戴逸即撰文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5]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6](P310)上述原则与见解均极具科学性，即便是现在也仍然是适用的。
对于发展唯物史观，人们普遍感到了这种必要，但如何着手进行，怎样确定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可以发展的部分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谨慎从事的。蒋大椿和庞卓恒等人的讨论文章为此开了个头，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在这个工作上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中国史学是会因此引起世界瞩目的。
（四）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也就是史学要不要发挥社会功能、怎样发挥社会功能的问题。“四人帮”以历史为工具，大搞影射史学，这个恶例让人们对于史学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理论成果相当多，且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史学研究要在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揭示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提供有益指导，提高人们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服务于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对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孙思白作了较为精辟地分析。他认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阔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7]。朱政惠的有关分析也比较详细，他认为：“任何时代的有影响的史学，没有不和现实政治联系的。”但“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8](P206-207)。
发挥社会功能，是史学安身立命之根本。正确处理好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常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功能，不但会促使史学事业本身获得更大发展，也会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让史学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每个史学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我们的工作就会大大改进。
［收稿日期］200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