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其人及胡适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述评论文,人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开拓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文分离，即书面的文言文与民众的口头语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明清以来，科举制以八股文、试帖诗取士，文言诗文完全脱离民众的口语，成为少数文人所垄断的僵死的东西，把广大民众拒斥于文化和文学的大门之外。二是独尊诗文，贬斥小说与戏曲。在封建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方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而把白话小说与戏曲视为“小道”，“君子不为也”（注：《论语·子张》。），贬斥于正统文学殿堂之外。以至于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金瓶梅》，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用一个别名“兰陵笑笑生”，关于作者的考证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正因为如此，文学面临着不实行改革便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困境。晚清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改良，搞“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也有人办白话报，写白话文章，这些都有积极的前进的意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导；但他们都仍在文言诗文的故国里徘徊，不能突破文言诗文的顽固堡垒。这项改革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肩上。
首先出马承担这项历史任务的便是胡适。1915年9月，正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便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中最初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6年秋天，他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实行的八项主张。陈独秀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称赞胡适的主张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希望他将此八项主张“衍为一文”。于是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又登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便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篇正式宣言。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及许多关于文学革命的通讯。《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傅斯年等都撰文响应，并逐步展开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从1918年起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许多卓越的白话小说，其他许多作者的新诗、白话小说、白话散文也相继涌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胡适号召文学革命的中心内容，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用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并由此出发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不仅以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想大力提倡白话文，鼓吹写实主义，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内容与形式、文学的发展等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新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如新诗、小说、戏剧、传记和其他通俗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材料、结构、描写的手段与方法等等，也都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与探讨。胡适所介绍宣传的一系列文学见解与理论，在当时中国文坛及思想界大都是前所未闻的新的现代的见解，发挥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胡适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新文学，而且努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作新文学的拓荒者。比如胡适创作出版中国诗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古老的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早期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创作发表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现代白话散文剧本（话剧）《终身大事》。突破传统戏剧与戏曲的观念和模式，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注：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第4卷第1号。）；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的传记与自传，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范本；他重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新局面，并建立起支配“红学”研究达数十年之久的“新红学”派。
胡适的上述种种成绩，虽然也难免有不足和缺点，但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开现代风气的开拓性的贡献，对于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因而获得“中国文化革命之父”的美誉，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开拓大师的地位。
对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和开拓者的地位，当年即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肯定评价。如《新青年》同人陈独秀等，都确认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鲁迅则到1927年仍明确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廖仲恺则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士说：“我辈对于先生眩，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注：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年在北京曾多次向胡适请教，在回忆青年生活时说，他那时就“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注：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反映与评价，说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充当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是当年公认的历史事实。
二、从学术“论胡”到政治“批胡”的曲折之路
胡适因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在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虽然往往毁誉参半，却毕竟是盛名长久不衰。连境外的许多大学也相继赠送他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在中国以至世界上，大约都是罕见的。但是，对胡适的研究却走了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而重返学术“研胡”的曲折道路。
从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时候起，便有关于他的评论文字。1916年10月，陈独秀评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可以视为对胡氏评论研究的滥觞。1918年1月，钱玄同所作《〈尝试集〉序》，是第一篇正式评论文字。他从言文一致的角度，肯定《尝试集》“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同时也如实指出其中仍有旧诗词“句调”、“字数”的限制，和“未能脱尽文言窠臼”的缺点。1918年8月，蔡元培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给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有“四种特长”；并肯定胡适既治西洋哲学史又兼治“汉学”这种中西兼治的治学方法。序文印在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首，可以说是评论胡适学术事业的最早一篇论文。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与赞扬，不仅是对胡适个人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文化界新思想新成果的极大支持。接着便有缪风鳞、梁启超先后于1920年和1922年发表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文章，也多有肯定和讨论。以后对胡适的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著作的批评讨论文字比较多，而文学方面，则1935年8月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中，对胡适作了真正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朱氏在中国清末的诗界革命和外国文学影响的背景下，论述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运动，梳理其进程，分析其得失，肯定“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尝试集》是“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并论及胡适关于新诗的创作主张，指出他的《谈新诗》一文在那时“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利玉律了”。
关于胡适的生平传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先是他的自传《四十自述》，1930年动笔，陆续在《新月》刊载，至1933年6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共6章，只写出家世、童年至赴美留学前(1891-1910)的一段生活，基本上是“严谨的历史叙述”，甚至不加饰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在上海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文字也自然流畅，间有生动传神的叙写，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半部自传。而他人为胡适作传记，竟是由一位美国的中学生开始的。胡适留学康南尔大学时的老同学、老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m)先生的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Eurmam)，5岁时就认识胡适，1938年17岁时正在中学读书，便写了一本《胡适小传》（手抄稿）。从封面及目录看，分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共4节。胡适知道有这部书稿，还亲笔在书稿前面写有英文题辞：“我们之所以为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因为这些对于世界某一方面总会有影响，而这个影响又必在其他方面发生效果，如此辗转推进，在时间和空间上，永无穷尽。胡适。”（据陈之迈译文）在一次酒会中，胡适还说安·厄尔曼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小传虽未印行，却是一件极富人情味的纪念品，只是后来寄给陈之迈并移交给台北胡适纪念馆保存的手稿影印件只有前二节了。1941年12月萍社出版的胡不归（传楷）的《胡适之传》，才是正式的第一本胡适传记。分上下两卷，上卷18章，每章一题，叙胡适的生平事业；下卷为“50岁年表”，其中有胡适的著作分年月日列的表，颇有参考价值。1943年10月，胡适在纽约收到作者寄赠的书和信，说此书是为他做50岁生日的，觉得“其意可感”，但也认为此传“断制与材料多不能满意”，故曾作长信与作者讨论。然而这本《胡适之传》大约是胡适逝世前唯一的一本胡适传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50年代初，随着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化，经三年内战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胡适因拥蒋反共而逃亡美国，对胡适的研究也便停顿，而代之以政治的论争与批判。共产党由批判胡适的拥蒋反共，逐步发展到50年代中期“胡适思想批判”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数以千计，仅收集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便有八大册，计二百余万字；批判的内容也由政治批判扩展到哲学、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几乎都是政治上彻底批判，学术上一概否定，并给胡适加上“卖国”、“反革命”、“敌人”等许多吓人的帽子。从此，胡适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被禁毁，胡适也成为一个“反动人物”而被挞伐，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在国民党政权盘踞的台湾岛内情形却复杂得多。胡适一向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幻想，他的拥蒋完全出于希望蒋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幻想。而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也需要借重胡适这位“民主自由的象征”，来装饰独裁统治的门面；然而胡适的那套自由主义，特别是反对“一党专政”和争取“言论自由”两条，又使国民党政权绝对无法容忍，因而发起过一次又一次“围剿”胡适“毒素思想”的运动。
与大陆稍有不同的是，台湾在围剿胡适思想的同时，还出版了胡适的一些著作，也有少量的研究文字。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53年重排《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的问世。胡适在这部合印本的《自序》里说，他自己“删去了一小部分的文字”，为的是“稍稍节省排印费”。那么，删去了些什么呢？到底为什么要删呢？《文存》第二集卷3全删了，其中所收《努力周报》的“这一周”短评67则全部删了，因为有批评孙中山的文字；《自序》说《文存》第4集“删去了十几篇”，其实只删了1篇，就是那篇著名的《〈人权论集〉序》。胡适当年在大陆“谈人权”曾经开罪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以至于《新月》杂志与《人权论集》都遭查禁，胡适也被通缉，并被迫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也显示出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胆气和力量，博得各方人士称赞，声誉大增。
在大陆与台湾政治压力之下，两岸学者自然都不可能对胡适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
三、重返学术“研胡”，取得可喜成果
重新展开对胡适的研究，在台湾是胡适去世以后的60年代，在大陆则是70年代末。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他的门生故旧甚至论敌，发表有大量的纪念与缅怀的文字，当年即出版了《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学生书局1966年版）。研究他的论文著作也逐步面世。较为重要的有：杨承彬的《胡适哲学思想》冶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周策纵的《论胡适之的诗》（《传记文学》1977年第11期）、李敖的《胡适研究》（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等。而余英时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传记文学》1984年第11期），为台湾学人和旅美华裔学人在台湾刊行的论著中见解最为深刻的一篇。余氏以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为背景，论述胡适如何填补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段空白，并从大众文化与学术文化两个层面打开思想缺口，形成一次范式性(Paradigm)的变革，从而论定“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台湾的胡适研究，主要的收获还在胡适生平资料的整理与传记写作方面。最早的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传》（1963年），包举一生而文字简约。陆续刊印的还有韦政通、谭慧生、吴相湘等人的胡适传记，都各有优长。但这些传记及许多论胡文字，多流露党派意识与政治偏见，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李敖所撰《胡适评传》（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亦庄亦谐，颇为生动。原规划十大册，可惜只出一本便不见下文。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嫌。流传较广影响也颇大的当推旅美学人唐德刚的《胡适杂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是胡适晚年蛰居纽约的安徽小同乡，又兼胡适口述自传的记录员，交往颇多，无话不谈，故能“给胡先生留了一个最忠实的晚年写照”；作者又往往“借题发挥”，指出胡适以科学方法治史，但在赫胥黎与杜威以后未能跟进，主要是由于胡氏对经济学这门“行为科学”的知识缺乏所致，颇有见地。他笔下的胡适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加上“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的文笔，使它成为一部“津津有味的好书”。唐德刚中文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也是影响相当广泛的胡氏传记，可惜也只是“半部书”。
胡适生平与著述资料整理方面，有杨亮工的《胡适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1963年第3期）、胡颂平的《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同上）和《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1969年版）、徐高阮编的《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袁同礼编的《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等。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10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收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研究胡适和写作胡适传记提供了许多方便。《胡适手稿》10函30册（文华出版社1966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远流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的出版，对于研究胡适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大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文章，陆续发表的有：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易竹贤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1980年第1期）、魏同贤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的地位》（《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期）、蓝棣之的《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尝试集〉和他的诗论》（《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舒羌的《“文白之争”温故录》（《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胡曲园的《评胡适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兼论历史人物胡适的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等等。这类“重评”性质的文章，在80年代前期发表有数百篇，使对胡适的评价得以拨乱反正。虽然有些文章还难免形而上学与庸俗社会学的残余影响，但一经打破“大批判”的思维模式，对胡适的研究也便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展开，实事求是的学术空气日浓，学术质量也不断提高。易竹贤的《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鲁迅研究》1981年第3期），“对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的政治思想、文学主张、治学态度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详审比较，既公正承认了这两位文化巨匠的相同点，又深入分析了他们的相异点，从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各自的独特规定性”，是一篇“进入了思想文化的较深层次”的专论（注：张梦阳：《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2页。），对后来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有较大影响。魏绍馨的《“整理国故”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李泽厚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福建论坛》1987年第2期），都是分析深刻、周密的好文章。
研究胡适的论文集与专著，较早的有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前半收论文10篇，后半为“年谱”。其中的论文“根据事实对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作了颇为鞭辟近里的分析，指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年谱后来扩充修订为《胡适年谱》。既“研究”又“论稿”，书名似欠简明确切。此后有颜振吾编的《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易竹贤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沈寂的《胡适的政论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等。最值得高兴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进入胡适研究领域，并以新的姿态，取得可喜的成果。如王鉴平、杨国荣的《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沈卫威的《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均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胡晓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宋剑华的《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吴二持的《胡适文化思想论析》（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闻继宁的《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他们的理论视野与识见，富有前辈学者所难得的锐气。
此外，还翻译出版有美国学者的两本著作，一是格里德(J.B.Grieder)著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是周明之著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思维方式，给中国的学者以有益的启迪。
胡适生平资料的整理与传记的写作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有曹伯言、季维龙编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耿云志编的《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金途编的《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出版社1989年版），季维龙编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79-1980年版）、《胡适家书选》）（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等多种。
传记则先有石原皋的《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者是胡适的乡里和亲戚，在北京胡家住过几年，故书中颇有亲见亲闻的史事掌故，很有参考价值，读来也觉亲切；但难免有记忆失真之处。此书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石先生发现并公布了胡适婚后致好友胡近仁的信，对研究胡适思想，特别是对待与江冬秀婚事的态度与内心矛盾，是极重要的史料。易竹贤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文化视角多层面评价模式取代单一政治评价模式，“为读者提供了胡适‘这一个’独特复杂的个性”（注：秦志希：《描述“这一个”的独特道路》，《人民日报》1988年3月19日。），“实具有开拓性意义”。陆续出版的还有白吉庵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后经修改扩充，由人民出版社1993年再版），沈卫威的《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朱文华的《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章清的《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沈寂的《时代碣鉴》（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胡明的《胡适传论》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多种。美国周质平著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展现胡适“这个凌厉风发的英雄人物，也偶有月下灯前写情诗、寄相思的时刻，也偶有情不自禁的徘徊与追寻”，因而别开生面，成为一本让读者觉得亲切而有趣的传记。
胡适本人著作近些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也很不少，有多种文集和选集面世，总计35卷的《胡适全集》也正在紧张编辑，近年内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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