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1]2013年在《论科学中的人性意蕴》文中提出文章在界定科学和人性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科学的叁个内涵(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和科学的功能的角度出发,发掘和揭示科学中本来就蕴涵的人性。接着,论述使科学更加人性化和人文化的六个途径。最后,探讨了科学中理性与情感的互补与和谐以及从知识哲学转向智慧哲学的问题。
田耕[2]2018年在《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李丽纯[3]2015年在《现代农业的哲学考量与中国后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加快了由传统农业向西式现代农业(也称石油农业)的转型进程,虽然成效显着,但却引发了农村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土壤破坏、健康隐患、社会分化等诸多问题。近年来,部分中外学者受世界哲学思潮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启发,探讨了世界以及中国的后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思维空间。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源自14世纪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叁大运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帮助人类摆脱了对神和自然的迷信,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反拨和超越现代主义为主要旨趣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于1960年代,一般被区分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前者侧重解构,后者侧重建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和超越主要体现在:(1)世界整体论对人类主体论的反拨与超越:包括主客消融论对主客二分论、自然价值论对二元对立论、主体间性论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拨与超越。(2)多元互补论对中心外围论的反拨与超越:包括相对理性论对绝对理性论、价值多元论对单元价值论、尊重他者论对中心主导论的反拨与超越。(3)厚道科学论对科学至上论的反拨与超越:包括有机整体论对机械还原论、技术审慎论对科技万能论、道义相融论对科学中立论的反拨与超越。现代主义对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着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1)推崇人类主体论对农业生产发展的积极影响:主客二分论促进改造农业自然条件;二元对立论促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人类中心论促进变革农业生产方式。(2)推崇中心外围论对以城带乡发展的积极影响:绝对理性论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单元价值论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心主导论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3)推崇科学至上论对农业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机械还原论促进工业科技扩散农业领域;科技万能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不断升级;科学中立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得出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主因子。现代主义对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着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1)张扬人类主体论引致农业生产产生的消极影响:主客二分论致使农村生态环境受损;二元对立论致使农业资源能源巨耗;人类中心论致使农业物种系统失衡。(2)张扬中心外围论引致以城带乡产生的消极影响:绝对理性论致使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单元价值论致使传统农村风貌丧失;中心主导论致使农民行为观念异化。(3)张扬科学至上论引致农业科技产生的消极影响:机械还原论致使传统农耕技术隐退;科技万能论致使农业科技风险频发;科学中立论致使农业科技成果滥用。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得出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主因子。主要基于重要性和可行性原则,考虑农业现代化的“收益-成本”对比,选取22项指标构成中国农业现代化效益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优势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采用多指标综合加权平均法对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效益水平进行定量分析。(1)1981-2012年农业现代化收益指数C总体处于加速上升的态势。(2)1981-2012年农业现代化成本指数T的波动轨迹为一个“S”型走势,即指数T以2002年为界先加速上升后减速上升。(3)1981-2012年农业现代化效益指数M的波动轨迹为一个不规则的“V”字形走势,即指数M以2002年为界先加速下降后加速上升。世界整体论对生态农业建设的启示意义是:必须强调农业自然资源的生命体意识;必须强调集约利用资源的全过程意识;必须强调农业生产活动的泛利润意识。基于世界整体论的生态农业建设路径包括:弘扬主客消融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弘扬自然价值构建低碳农业体系;弘扬主体间性维护农业物种平衡。多元互补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启示意义是:必须强调农村社会的价值独立意识;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互动互补意识;必须强调社会运行的顶层调控意识。基于多元互补论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包括:弘扬相对理性推动城乡发展优势互补;弘扬价值多元彰显乡村特有建设风貌;弘扬尊重他者鼓励城乡文明良性互动。厚道科学论对农业科技规制的启示意义是:必须强调传统农耕技术的科学理性意识;必须强调农业科技应用的伦理道德意识;必须强调农业科技创新的风险防范意识。基于厚道科学论的农业科技规制路径包括:弘扬有机整体继承创新传统农耕智慧;弘扬技术审慎推进管控农业科技风险;弘扬道义相融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成果。
冯露[4]2016年在《实证与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广泛蔓延,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前沿热点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的疑难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所有的一切,似乎依然悬而未决。本文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为历史背景,以当代学术思想的“文化转向”为思想语境,以哲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跨学科交叉融合为研究视界,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重返方法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进而揭橥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域。围绕实证与批判之争这一理论标志性事件,本文从方法论意义上,阐释了这一事件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才使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了明晰的划分：一种是基于经验、事实、数据、调查的实证方法；一种是基于反思、批判,追问意义、价值的批判方法,进而确立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和范式。通过梳理实证与批判的思想源流,回顾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学术思想历程,还原学术事件的原初现场,在承认二者分野的前提下,强调指出实证与批判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理论发展与学术实践中,呈现出辩证融合的趋势。二战期间,大批犹太学者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由犹太裔学者构成,其成员霍克海默、皮洛克、洛文塔尔等于1934年起纷纷迁往美国。193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阿多诺应拉扎斯菲尔德之约赴美参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项目。在研究中,阿多诺坚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侧重于运用顺应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经验方法,两人因方法论冲突而产生论争。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当代大众文化或媒介文化研究的第一次方法论冲突,由此标示出批判学派与实证学派的分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事件”。实证与批判之争对二战以后文化研究方法的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建立在两者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之上。部分学者一提到阿多诺,就会把他定义为一个偏激的、精英的,脱离实际,轻视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家；一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就把他视为一个刻板机械的方法论者。这种理解没有弄清楚阿多诺在这场争论中与拉扎斯菲尔德到底有没有那么尖锐的冲突；他对实证方法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所反对的是实证的方法还是实证主义；而除了反对,阿多诺对于实证的方法就是一种决然的蔑视与否定吗?同样,对于拉扎斯菲尔德来说,除了被定义为实证主义者,他是否对批判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在他的研究中是否存有批判的隐性立场?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方法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到目前为止,对于两人冲突的争论,仍然停留在传播方法论冲突的阐释范围,少有思考学术史的书写是否夸大了二者的对立,或者由于需要更为清晰决绝地划分实证与批判的不同而人为夸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重返这一理论事件的历史现场将表明,把这两个社会学家刻画成不能相容,截然相反的对立面,显然与历史原貌是相背离的。针对这一理论事件,本文提出如下观点：首先,实证与批判之争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于传播研究领域。它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实践的逻辑交汇点,从此切入,上可回溯实证与批判辩证关系的哲学根源及脉络衍变,下可推衍实证与批判的现实流变和意义生成。本文认为,实证与批判之争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是因为,两者共同的研究对象——大众文化(在项目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广播音乐)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那么,两者的冲突反映了大众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较量。大众文化是在现代传媒技术基础上生产和接收的文化,是人类在现代以至后现代转型中的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所以,大众文化研究反映了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交流方式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既不能囿于大众文化研究基于信息传递的经典实证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批判理论的理性思辨或任何一种形而上哲学思辨及文学领域的意义追寻及价值展演,而应尝试将大众文化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多学科视角,进行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关注其内在价值,而且考察其外在的社会关系,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的碎片整合,形成范式。第二,本文指出,超越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证与批判之间没有固有的对抗。这是因为,一方面,阿多诺对实证的态度是反对实证主义,但对实证主义方法也有所保留和汲取,本文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研究历史及阿多诺的学术历程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实践一直保有批判意识,这一论断通过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合作及哥伦比亚学派其他主要成员的相关研究及成果得以证实。因此,在实证与批判之争中,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相遇同时具有历史的缘由。其必然性在于,实证与批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两大演变形态,必然在各自的发展中发生碰撞；其偶然性在于,学者各自的学术背景、社会经历、性格特征,使学术冲突呈现出个人因素影响下的戏剧性和独特性。此外,文化研究对实证与批判的刻板描述也导致了对实证与批判对立的夸大。第叁,实证与批判是一种互融关系。首先,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融合确立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在还原学术史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关联的建立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的合作者们密切相关。他们包括：默顿、赫佐格、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米尔斯等。其中,默顿受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影响,通过“中间距离理论”和“科学社会学”将实证与批判的文化研究意识和学术实践意义激活并运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研究更为开放的视角和理路。同样,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运用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高扬自由,寻求真理是它的宗旨,经验的方法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在科学和文化的相互依存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它开启了一种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且动员在不同的理论领域和经验调查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而协作的尝试。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中,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视角和理路。如哈贝马斯后来充分注意到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其他有代表性的哲学、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当代意涵,拓展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视域。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在大众文化兴起的今天,如果仍然以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研究和考察大众文化,那么,容易陷入对大众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而不是一种多元开放的学术视角。此外,实证与批判不仅有关方法论取向问题,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文化价值判断及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的重新定位。在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危机,即文化研究的碎片化。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裹夹大众文化衍变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技术,大众文化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及思维的各个角落并占据现代人思维舞台的中心。在这种技术理性主导的大众文化氛围下的学术研究也具有比以往都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集中表现在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上,很多实证研究为了实证而实证,大量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盲目运算求证,而对问题的前提预设缺乏批判性思考。这种情形,印证了阿多诺当年对广播音乐效果研究的担心,也有悖于默顿当年对科学社会学构建寄予的初衷。这些实证研究是文化工业时代学术生态大众化及机械化的表现。若将实证等同于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缺乏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研究,将使学术生态备受冲击。如果无以批判或抗拒批判,人类理性或将被悬置于虚无的理想世界,或将陷身远离生命追问的现实泥潭,重新焕发批判的理论效力也是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需要。不可否认,实证、批判及实证与批判方法的综合,学界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已有意识地运用,但是囿于学科区隔的限制,目前,国内尚并没有专门的文化研究学科,大多数是将文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进行捏合,进而对文化研究进行杂糅涵盖。一般而言,在文学领域中更多地运用批判方法,但缺乏经验的支撑；在传播领域由于受到传播研究实证热的影响,对文化研究呈现出更为浓烈的实证热潮,由实证与批判的人为划分而形成的对立还将长期存在。这是对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僵化区隔,并使文化研究缺失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传播研究的综合考量。因此,建立一种实证与批判辩证融合的大众文化研究观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理论旨趣和学术追求。
张良林[5]2012年在《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1901-1979)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着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而本文《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论证莫里斯对现代符号学发展的贡献。本文从对话视角出发,主要采取文献检索法、内省法、理论归纳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对话性建构话语。对话视角有助于我们看清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研究发现,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首先,莫里斯的符号学及其组成部分牢固地建立在其科学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上；其次,莫里斯符号学的叁个组成部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受益于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奥格登和瑞恰兹的经验主义语义学,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再次,莫里斯借用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框架将这叁个分支学科整合成一门符号学。由此看来,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是在不同思想之间对话与融合的结果。与理论来源一样,莫里斯的符号学建构方法也是多元的,折中的,体现出对话性。莫里斯的符号学不仅在符号学叁个组成分支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而且是连接各门学科的桥梁。莫里斯关于符号的表述实现了符号与行为之间的对话,其符号类型学和话语类型学都呈现出多元而动态的特点。在莫里斯看来,呈现价值是符号使用的目的,因此莫里斯又在符号学与价值学之间实现了全面的对话关系。在莫里斯与索绪尔之间建立假想的对话关系,比较二人符号学观点之间的异同点,有助于凸显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的相对优越性,而以莫里斯与西比奥克之间的真实对话性联系为基础的分析则表明了莫里斯符号学在现代符号学发展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开拓性作用和历史贡献。莫里斯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质,用符号学理论作为基本框架建构美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正体现了符号学的跨学科对话精神。莫里斯的美学符号学构想把文艺作品主要看作是呈现价值的类象符号,强调了文艺作品研究中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并重的重要性,体现了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统一起来的符号学精神。这一学术趋势同样表现在语言学理论中,关于格语法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证明了莫里斯符号学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和符号学整体性研究观念。莫里斯符号学思想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启迪意义是跨学科的、多元的。
管云波[6]2016年在《知识表征的研究：从个体认知到社会呈现》文中研究说明知识表征是认知科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古希腊时期伊始,就没有停止过对知识如何表征的探讨,并且一直以来都侧重于从个体角度研究信息在大脑中形成、再现的认知过程,最终陷入了个体认知困境。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背景,使身体、情境、利益等社会性因素逐渐渗透到知识的本质与知识产生过程,直接影响了知识表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促使知识表征发生着由个体性向社会性的转向。文章旨在系统分析知识表征思想的基础上,论证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社会性转向的合理性,重点探讨科学知识在这一变化趋势中遭受的质疑及关于科学知识表征合法性的核心洞见。基于此,文章主要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梳理知识表征思想在以往不同学科中的体现,得出知识的产生必然是一种认知过程,为之后从认知角度对知识表征思想的剖析奠定基础。具体主要对认知科学产生之前的古希腊哲学、现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的相关思想进行论述,历史地把握知识表征思想的演变脉络。尽管以往的研究没有从认知的角度探讨知识在大脑中的形成,但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和分析也体现了知识表征的思想和观点,为我们全面把握知识表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部分,从知识表征的概念、内涵、特征、类别等方面探讨知识表征的基本问题。仅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或者对科学知识等相关问题进行争论与辩护中提出知识表征的特征或研究视角没有涉及知识表征的内在产生过程及机制,对知识表征的概念、特征以及分类等本质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直至认知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知识表征”一词才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成为认知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从认知视角对知识表征的基本问题进行剖析是必要的,这是研究知识表征相关问题的基础性工作。第叁部分,对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个体知识表征的相关特征、认知机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无论是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识表征的研究,还是新兴认知科学前期对知识如何表征的研究,都主要关注知识如何在个体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大脑中的呈现,即个体知识表征的形成。这种个体知识的表征过程是以记忆为基础的认知机制过程,并且由于其个体性、抽象性的特征,个体知识的表征主要借助理性思维、隐喻、模型、思想实验等方法实现。个体知识表征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其主要特征通过主体的个体性,过程的客观性以及其完全表征的结果形式得以体现。但是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大生产的背景,个体知识表征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并遭到批判。第四部分,个体知识表征局限性的逐渐暴露使其主导性地位遭受质疑,并于20世纪初被迪尔凯姆提出的“集体表征”打破,知识表征逐渐转向了社会性的研究。这种转向必然会导致知识表征在本质特征、认识论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变化。因此,这一部分致力于对知识表征由个体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及相关理论进行介绍。首先,知识表征在研究主体、研究过程以及知识表征的体现形式上都体现了社会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认识论上,以往在知识表征的过程处于次要地位的环境因素上升为主要因素,构成知识表征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构成知识表征的意向性因素也发生着社会意向性的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也使社会知识表征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语境化方法及现象学等方法的作用。第五部分,在知识表征发生社会性转向的过程中,作为知识系统的特殊知识,科学知识的表征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这种转变冲击了传统的科学知识观,使传统“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界定面临质疑。针对这一问题,本部分对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转向及其合法性进行探讨。一方面,分析了何为科学知识的几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为以科学表征为基础的科学知识观与以社会表征为基础的科学知识观。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以客观性为本质特征,并以追求自然事物的真实性、绝对性为己任的“标准的科学知识观”与科学表征之间的关联；第叁,科学表征的困境及SSK等学派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实现了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科学知识有了新的界定与解释,成为社会表征的产物,而社会表征理论的论证使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具有合法性。
鲍梓婷[7]2016年在《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文中研究指明如今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人口仍不可避免的持续增长,城市区域将继续快速扩张。并且不同于过去单纯的用地功能的转化,如今人类影响世界的能力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城市化及现代文明突破了地理界限和政治文化的差异,蔓延至整个世界,纯粹的自然或乡村已不复存在,在它们的存在背后,隐藏的总是人类的需求与支持。问题已不止出现在城市区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普遍的,无论是城市、乡村或自然,均需要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多维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意味着需要跨越过去自然与人文学科的界限和鸿沟,寻求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与合作途径,必需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才能实现。景观科学在此背景下由于其固有的跨学科性、综合性与整体性重新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并在欧洲已实现范式转化,进一步由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行动与政策,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尺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与土地管理的核心。然而在我国“景观”概念是模糊的、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接仍未建立,“景观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仍相对空白,如今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激烈化和外显化,对新的整体性方法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中国有着自身固有的独特性,若没有理论基础和缺乏前瞻性,简单的经验与方法借鉴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也难以推动整个规划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变革。从而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历史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厘清景观的概念并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对应关系,并借助现象学、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景观理论向景观行动转化的逻辑链条与总体框架,以探索管理景观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与新工具。论文研究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系统的辨析与重构了整体性的“景观”概念,并深入剖析了景观概念由抽象理论向实践工具的范式转变。通过对“landscape/景观”概念整个历时演变过程的分析,以期达到历史与当代的统一,建立“景观”作为科学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清晰关系。景观概念具有跨学科的本质特征,是景观学、地理学、生态学、艺术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共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核心和基础。与此同时对《欧洲景观公约》的基本思想与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公约标志着景观从科学研究转型为技术和实践。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景观概念的演变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高度,环境、空间的概念均隐含了一种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而景观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着固有的综合性、整体性、实体性与可视性,是一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总体性。以现象学为基础,融合系统科学,共同为认识整体性的景观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提出景观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表征与管理工具,景观作为管理工具有着固有的跨学科性、科学性和创新性。而景观管理的关键和本质是对景观特征变化影响的管理,基于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可以建立以景观特征为核心,从景观知识(景观特征评估)向景观方法与行动(景观管治与决策)转化的逻辑链条,弥补了从景观知识转化为景观作为管理工具的理论缺陷。第叁部分总结了景观特征评估的国际经验,并以珠叁角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景观与城镇化的表征关系,并提出了景观作为珠叁角可持续发展管治工具的总体框架及其实施策略的建议。通过对各个国家各个尺度景观特征评估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最新的技术方法与进展,虽然这些方法有着许多差异,但依然证明了景观方法的普适性。并基于整体性景观概念的理论与方法,采用案例实例研究深入剖析了珠叁角乃至我国当前规划管理体系的困境,并对景观规划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与探讨,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本文基于景观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充分的解释了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表征关系,并可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工具。景观本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使其可以成为思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类拔萃的概念与工具。
韩博[8]2016年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导致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兴起,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被学术界所关注,学者们试图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或学说中探索和发掘能够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关于生态伦理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理论的热点。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生态问题初步显现,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没有专门的着作对生态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但在马克思的诸多着作中都内含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实质就是生态伦理问题。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最早的多为西方学者,国内学术界更热衷于西方环境伦理和中国古代环境伦理的研究,所以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不够全面和系统。因此,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入手,从中探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解,以及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本文除绪论以外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本文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来源,即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所显现的生态问题着手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内在本性的作用下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同时也探讨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受到古代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影响,也吸取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第二部分本文详细的考察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经典着作和文本中梳理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研究的演进历程,在萌芽阶段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等文章中阐发了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初步理解,阐释了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与自然存在统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最初对生态公平公正原则的理解；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在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手稿》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包括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在随后的着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实践的作用；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化阶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自然和人的共同压榨,并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概念,阐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内容。第叁部分本文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内容的解读主要从自然观、实践观和社会历史观叁个方面。首先论述了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地位,并从对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分析详细的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以实践为出发点,考察了实践的内在要素和自然条件的重要作用,并深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科学技术维度如何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再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提出自然、人和社会的有机整体发展,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结合,并建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制度。第四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通过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归纳和总结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深入的理解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另外,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本文总结和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及理论成果,从新中国建立时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自然规律的高度重视,以及新时期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伦理观,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所突显的生态伦理内容,同时也阐述了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彰显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为当代中国发展给予了现实启示,从现实国情出发思考实际的生态问题,反思问题的根源所在,生态问题的消解应当着力于对人们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并以生态伦理的法治建设为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伦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融合,进而发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实践中的现实价值。本文旨在系统的研究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希望从中探索和总结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来证实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动力,不仅促进了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朱毅[9]2014年在《造型设计的复杂性问题与设计计算》文中认为造型设计是个历久弥新的人文技术领域,尽管设计的对象与手法随时间不断变迁,然而设计产品中的人文情感与价值内涵却是相对稳定而具有生命力的。而拥有生命力的事物总会带上一圈神秘的光环,不论是如互联网这样的科学技术,还是如蚁群一样的社会组织,其神秘性背后都有着简单而稳定的结构,服务着一个单纯而直接的价值目标。因此,造型设计的神秘性背后是否也潜藏着稳定的逻辑结构与核心的价值规律,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它关系到造型设计在信息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价值表达、创新模式以及发展方向,是设计研究与应用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以复杂性问题和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设计与造型问题,而造型设计的复杂性问题是指:设计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设计活动的网络,不存在完整和完全理性的中央控制;设计通过一定运作规则产生出多样的行为和大量的信息,而设计活动内部的信息交流频繁、广泛且不对称;设计主体(或设计师)能够通过对环境信息的学习以及造型对象的进化使设计产生适应性。以复杂性的视角研究设计问题,要求从整体上将设计活动理解为一个“活”系统,而设计对象与组分元素间的层次关系和作用规则是系统活力(也即创造性)的源泉。因而,设计中由(设计师的)智识产生的创造性是蕴含于造型元素所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并通过系统的宏观行为表现出来的。进而,设计师(或计算机)可以通过对系统元素的掌握来产生系统整体层面的复杂性,也即创造性。基于以上几点,本文研究认为存在针对复杂性问题的设计研究。针对论文的研究问题,研究主张以计算机辅助作为研究的应用目标,而不只是从哲学和价值意义的层面来探讨造型设计的本质与结构问题,这是论文研究的重要基础,也为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理性分析的视角。因此,论文研究在传统设计研究基于“案例分析”、“问卷调研”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设计实验研究”,以便从实践的角度更加客观而直接的反映设计中的问题。其中包括:造型空间与属性映射实验、造型共相的认知实验、造型对象的网络度实验等,其目的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造型设计的内在结构和价值认知关系,为提出造型设计的逻辑结构提供基础,并为计算机辅助应用做准备。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从复杂性问题、复杂系统、CAD研究出发,揭示造型设计活动与复杂性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于计算机设计辅助的应用价值,提出了论文研究的对象、关键问题、组织结构以及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第二章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与设计观察分析,明确了造型设计内在的复杂性问题及其特殊性,以及通过计算机来处理造型设计复杂性问题的方式,指出了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第叁章通过实验研究的方式,从造型设计外在形态的表达映射中分析设计的映射表达关系和设计复杂性的根源。第四章研究结合造型设计内在与外在的研究结果,提出了造型对象的逻辑深度框架的概念,用以表征设计对象的系统结构,为计算机辅助设计提供模型基础。第五章研究将造型设计的逻辑深度框架运用于设计过程与对象的分析,从复杂性研究的角度,回答了在模型框架下设计辅助的价值判断与可信问题,并给出了对象可信的评价方法和辅助系统的框架。第六章在逻辑深度框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cad领域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造型设计辅助系统的设计思路,并完成了两个不同应用领域的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研究的重要成果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发展了造型(语义)空间的概念并提出了造型设计的逻辑结构。造型(语义)空间(以下简称造型空间)的概念是一个设计实践中普遍使用,但含义与用法并不明晰的设计概念。由于设计对象本身的复杂以及认知感受的模糊性,在面对不同设计问题时,对于造型空间这一操作概念会存在着不同的定义与解读,其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如此做的必要。然而从一维的语义差异再到二维的意象尺度图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却被忽视或者说误解了,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造型设计对形态美的追求(本文称之为造型对象的美学属性)并不是一个线性的、低维度空间问题,而是构成了一个多维度、非线性的网状空间,并且同种属性在这个空间中的表现存在着多向性、差异化发展的特点。这一发现从根本上丰富和细化了对于造型空间的认识,其本质上是对造型设计多样性的还原。此外,造型设计一直是经验知识占主导的领域,造型知识被认为是隐性知识,而通过现代的复杂理论来分析,造型设计问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复杂性问题。造型对象内在张力(工程技术与美学表达,市场需求与品牌基因等的相互作用)的博弈使得产品对象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具有创生、发展和消亡的生命历程,而造型本身由于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结构,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认知实验与设计观察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了造型设计的逻辑结构,并结合计算机处理与造型表达的需求,提出了以特征线和形面为基础,以体量、造型手法与图式为核心的设计深度模型概念,并将其应用于cad系统设计之中。其次,阐明了在造型设计的逻辑结构下,造型设计价值判断与可信的问题。当以对造型设计的“技术性理解”来解决设计实践中的“感性问题”时,其价值判断的依据和保障,是设计的可信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造型设计认知解释的回归,也是造型设计所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造型设计的过程应该追求积极的价值意义,并将这种价值有效的传达给大众。研究指出可信包含设计行为与设计输出物可信两个方面,并针对造型设计的逻辑结构从设计的过程和对象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设计的可信问题。在设计过程上提出了以概念完整性(一致性)为核心价值,以工程可信、设计可信与品牌可信构成的可信保障机制;而设计对象的可信则分为对象表达可信与可信验证两部分。对象表达部分通过对逻辑结构VTG叁个层面的剖析并结合造型对象的自然(语义)属性以及数字化表达方式形成了可信设计表达的一体化数据模型——造型原型。而设计对象的可信验证则主要通过角色间的认知关系,构建了一个便于操作而又相对客观的设计对象可信的评价方法。造型设计的可信问题,是设计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科学问题,但其本质又关系到设计研究的理论成果如何应用的实践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立足于设计活动的实践经验,并努力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对人为事物的意义与可信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得出一套相对客观与可靠的可信操作方法。最后,提出了智能化造型设计辅助系统的设计思路,并完成了两类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CAD要进入智能化辅助的时代,就必然要求造型设计领域内部研究出将造型设计的经验知识与形面表达统一结合起来的理论模型,并且软件系统的核心将越来越多的向系统使用者和设计开发流程倾斜,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目标对象与数据结构。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并且在国家973计划项目的支持下,研究开发了基于逻辑深度框架的概念设计辅助系统。系统能够受语义条件的驱动实现特征线与形面的统一变化,从而为快速的概念设计开发与频繁的设计迭代提供支持。此外,由于市场与技术的快速变化,产品开发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与挑战。因此,在NOKIA中国研究院的支持下,针对产业模式创新下的产品设计需求,设计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大规模定制平台。其本质是通过大规模定制来重组设计流程与设计对象,将对设计的创新问题,转化为对设计可能性的挖掘与选择,以价值选择的方式来应对设计复杂性问题。研究针对这些新的问题在数据模型和系统流程上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两个系统的设计分别从主流和未来趋势两个方面探讨了CAD发展的方向,给出了解决方案。本文从科学与哲学的双重视角,运用理性工具来分析感性的造型设计及其价值问题。在多样而具生命力的造型形态背后,必然潜藏着合乎逻辑而又稳定高效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通过造型形态来服务于设计信息的有效传达。对这一结构的研究与探寻为智能化设计辅助提供了基础,指明了设计创新与设计计算的方向,必然会推动造型设计的发展。
刘永谋[10]2002年在《科学中的价值》文中研究表明科学中的价值是科学与人类一般价值目标互动的重要桥梁之一。对该问题的澄清有助于我们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本文从科学中的价值的内涵、科学活动的价值渗透和科学中的价值的结构、功能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科学中的价值。人们对科学和价值关系认识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叁个阶段。所谓科学中的价值就是指通过科学活动主体渗透到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它具有主体中介性、系统性和隐蔽性的特征。科学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及其成果都渗透了价值因素。科学中的价值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初步的划分。科学中的价值的存在对科学认识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动力意义和行为规范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科学中的人性意蕴[J]. 李醒民. 社会科学战线. 2013
[2].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J]. 田耕. 社会. 2018
[3]. 现代农业的哲学考量与中国后现代农业发展路径[D]. 李丽纯. 湖南大学. 2015
[4]. 实证与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D]. 冯露. 辽宁大学. 2016
[5]. 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D]. 张良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6]. 知识表征的研究：从个体认知到社会呈现[D]. 管云波. 山西大学. 2016
[7]. 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D]. 鲍梓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8].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韩博. 辽宁大学. 2016
[9]. 造型设计的复杂性问题与设计计算[D]. 朱毅. 湖南大学. 2014
[10]. 科学中的价值[D]. 刘永谋. 中南大学.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