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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现在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许多困难和紧迫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观察和探讨。
国有企业的艰难处境
我国现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4万家，约占全国工业企业的3.9%,其产值原占全国的80%，现占全国的46%，其上缴国家利税约占67%。这些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但是其中不少企业却陷入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的国有企业46.2%陷入亏损，企业基本搞活的只有18%。黑龙江是又一个重工业基地。国家对哈尔滨这个老工业基地，已有25年没投入，而企业却上交了大量税利。哈尔滨大中型企业各种挂帐已达63亿元，欠帐13亿元，一些企业已经停产、半停产。吉林是第三个重工业基地。长春停产、半停产企业占17.8%，许多企业欠发工资。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原著名的774电子管厂）1981年衽大包干政策，开始扭亏为盈。1989年治理整顿后，一直亏损。1993年转换机制，改成多元化结构，实行精兵简政，盈利200万元，交了600万元税金。今年新税制出台，企业又垮下来了。现在面临三大困难：一是税赋过重，现在新税制规定一律按17%交增值税，仅此一项1994年增加税金1000万元。二是资金紧张，贷款借不来，股份不能扩充，封死了筹资的道路。三是历史包袱沉重，在册职工6800人，离退休职工7000人，固定资产净值2.8亿元，各项债务高达2.3亿元。
北京新型建筑材料厂受增值税、资源税增收的影响，今年将减利1000万元。新型建材过去征12%，现在征增值税说是17%，实际增加不止5%。所得税由20%上调到33%。今年实现税金2000万元，过去几年利占2/3，税占1/3，今年税占2/3，利占1/3。职工年收入6000元，买不起住房。他们说：我们是企业，可没有自主权。因为管得太死，至今飞不起来。1983年国务院免税5年，但上级公司把钱抽走铺摊子去了。
北京经委概括新税制为“一个法、六条例、一个决定”。这里包括个人所得税法，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6个条例和外资企业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决定。今年一、二月实行结果，据200户工业企业测算，流转税增加15.7%，所得税原来规定征55%，实际只征20%，现在则要求按33%征收，实际上是加税。增值税由于企业拿不到进项税专用发票，增加了上交。北京14个工业局（后改组为公司），其中两个局亏损，今年已有9个局全行业亏损，亏损面达48.8%，亏损额增加1.45倍。
上海有一批“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益、发展有前途”的“三有”企业，如梅林、冠生园、上海手表厂等，现在也已成为苦不堪言的亏损企业。企业设备老化，因没有自己的积累，只得贷款进行改造，这就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流动资金十分短缺。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现在面临着改革15年来最困难的局面。那末，国有企业怎样才能搞活，已成为如何保持稳定的热点和焦点。
国有企业为何活不起来
国有企业未能搞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非国有经济已经顺利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而国有经济却逡巡不前，至今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
“三资”企业自主经营，有受统制，税赋很轻，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经济特区“三资”企业所得税两年免、三年减，税率为15%，其纯收入80%左右可以投入技术改造、不断开发新产品。“三资”企业比国有企业占有如下优势：1.董事会有投资自主权。2.机构精简。3.聘任干部、雇佣合同工。4.有外贸自主权。5.自行决定工资和分配。这说明对待外资企业，我们已遵照国际惯例，低税赋，不干预，使之自主经营、自我积累，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这次财税改革对“三资”企业仍然采取优惠政策，税赋远比国有企业为轻。
乡镇企业也有税赋较轻、拥有投资自主权等特点。国有企业原销售税7.43%，乡镇企业为3.64%，所得税原交八级累进税，留利占利润总额的49.7%。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具有类似特点。
国有企业的状况如何？1978年改革之初，企业上缴财政收入，占其利税总额的97.6%，1987年推行承包后降到70.8%，企业开始有了一点积累，但到1990年前后又达到92%，1993年仍达到90%左右。现在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均依靠银行供应，而银行吸收的存款和储蓄是有限的，由此逼迫银行依靠发票子来保证资金需求，由此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逐渐积累和突然爆发，迫使国民经济不时停下来调整，压缩投资，基建下马，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企业应有14项自主权，但据调查，基本落实的仅有一半，另一半有的部分落实，有的没有落实。干部任免权、投资自主权和外贸自主权是最难落实的。因为党管干部是不容置疑的。投资自主权因为牵涉到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规模，管不好宏观，就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微观一并管死。外贸自主权，由于有大量的国有外贸公司，垄断了进出口，外贸部既有行政权力，又是外贸公司的老板，不愿意让国有企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国外政府只设经济部、商务部或通商产业省。我国过去有几十个专业部具体管企业，现在有的部改了名称，叫总会、总公司，但仍然是企业的婆婆，管得细、管得死。这种统制经济体制为权钱交易、腐化贪污铺设了温床。计划经济年代建立起来的机构，希望保持既得权力和利益，必然抗拒放权让利。从计划经济权力和利益统归中央转变到市场经济由企业掌握自主权和自我积累，曾被称为“放权让利”（实际上应是“还权还利”），这是历史的必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应有之义。但是有多少自主权落实呢？企业的自我积累又有多少呢？江泽民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说到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许多困难和紧迫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我个人认为就要改变目前财政抽血，企业贫血，银行输血，企业无积累，竞争不过“老外”、“老乡”、“老板”的局面。首先是改革财税体制，重点要放在减轻企业税赋，保证企业有自我积累上。其次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配套精简政府机构。其三是搞好宏观调控，保持快速而健康地发展，既要避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抢购以及滞胀局面，又要避免通货紧缩带来市场疲软。
市场经济财税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减轻企业税赋，保持企业自我积累。西方国家所得税一般在30%左右，此外仅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从而保证企业有50%以上留利，可以依靠自我积累，不断更新设备，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亚洲“四小龙”与台湾所得税率仅20%多一点、新加坡10%多一点、香港16%，企业税赋低，有70%左右的利润可以投入扩大再生产。我们借鉴外国外地经验，应求其神似，不求其形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