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调丝弦大鼓及其传承艺人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弦论文,平调论文,大鼓论文,艺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现在还不能从理论上断定，说书这种大众娱乐活动仅仅发生在传统农耕文化的背景下，但中国社会近二十年的现代化变迁运动的事实却证明，这项民间艺术活动正日渐衰微。而在现代化进程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带，它早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999年10月27、28日①，我们穿过沂州平原上的无数个村落，到达了民间说书艺人林清玉先生的那座草房子里。林先生② 在那一带是有名的说书艺人。不论在审美、娱乐，还是教育上，他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林先生这样的民间艺人，在他们艺术活动的黄金时期，在民众的心目中他们是才子，是艺术家，而现在，一个影视艺术普及的时代，他们渐渐退缩到一个幽寂的角落里，没有人会记起他们，他们正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一、村落与社会环境
林清玉是山东省费县新桥乡大官庄人。该村位居新桥乡政府所在地石桥村东南四公里处，与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相毗邻，距临沂市25公里。据现年37岁的村主任李彦明介绍，该村现有耕地4100亩，人口2325人。该村主要由刘、林、李、梁四大姓构成，其中刘姓最多。基本上，四大姓（家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村落建构的历史。
1992年，村委会在村子的西北角通往乡政府的大路边立了一块碑，上写：
大官庄村：清代康熙初年，梁姓由万良庄迁居此地，取名梁善庄，后为旺盛吉利，改名大官庄。
但据林先生说，早先叫东丰盛庄，且有姓官的居住过。
村子西部和西北部是个连在一起的石岭，村子就位于石岭的低缓处和下部，房屋一排排的向东南方向展开。村子西北角设有联小一所，东南部有一自然形成的水汪，水面有五亩之多。水汪的周围是全村人的菜园。村落的西半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主街，主街两旁分布着该村十几个小商店。大官庄村近些年设有集市，阴历“二七集”，规模不大，多经营农村生产生活所需之物。集市就设在主街上。这条街道两旁的房基地被村民看好，房子比较起其他街道两旁的房屋来说，建设得也要好很多。能够在这条街道两旁争取或购买到房基地，除了经济利益的盘算外，也常常表达出村民的多重身份的文化象征意义。村前便是那一大片村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看上去绵绵茫茫，形成一个很大的“湖荡”（当地人对成片土地的称谓）。黑土地的南部边缘，距村子5里处有一道东西向的石岭，名叫砚台岭。在砚台岭下（北部）自东向西有一条小溪，如今常年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枯水状态，只是在雨季里，才见溪水流淌。在村落的西南方向约数里，也有一条小溪，流水终年不息。溪流自西北而来，傍着砚台岭的西麓向东南流去，注入祊水，而后再汇入沂河。也许今天的村民们并不知道，或者不太关心，但在当初建村时，明显地考虑到了风水因素，因为村落与其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个整体布局。据推测，村子西北部的岭是主山，又西北60里外的蒙山是祖宗山，而后是泰山，而后为昆仑山，村落的风水来源当归属我国古风水理论三大干系中的中干。（何晓昕、罗隽，1995：150）前面的砚台岭为案山，又南三十里外的艾山（距临沂市西20里处）为朝山。两水夹流，西南为水口。明显地，该村落遵循着“背山环水”这一营造模式。按照村落命名的一般规律，“大官庄”这个名字应该意味着该村出过官员，或与某位历史上的官员相关，但查遍清光绪前的6部《费县志》，也没有找到答案，而该村村民又对此茫然不知。或许真如村碑文字所记，这村名的由来是出于一种理想：出做官的，旺盛吉利。村庄在更改自己名字时是否考虑这砚台岭的名字和村落的地理风水？如今的大官庄人并不清楚。
大官庄4100亩土地绝大部分是黑土，余者为村庄北部、西北部的一些贫瘠岭土。村南的黑土原先是一片茅草荒，有的地方夏天有积水，但经过上一世纪70年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和80年代中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家各户的管理，现在已平整如掌。过去这块土地主要种植谷子、高粱、大豆，产量极低；现在的主要作物是小麦、玉米、地瓜，这是村民的主食。上世纪80年代以前，村子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用老百姓的话说，“粮食吃不了。”该村人均收入，政府的统计数据为每年人均收入2000元。但是，村民告诉我们，仍旧不够花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没钱花！”
大官庄没有通柏油路，只有两条沙子路，一条联系乡政府所在地，另一条联系周围村庄，此外，还有若干条自修的土路，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大官庄村处于费县的最东端，在政治区位上处于边缘地带。而在经济上也处于边缘状态。那些原属临沂县的村落由于添了公路，而且靠近位居全国批发城前三位的临沂批发城，现在经济条件大大好于大官庄。虽然市场“看不见的手”已伸到这个村子，但刚刚开始。照林先生的话说，处在夹旮旯里，赶不上临沂地儿。林先生的口气里有些羡慕。前些年，大官庄村年轻的农民，在农闲之余多外出从事建筑业，但近几年来，他们被迫从外部漂泊的市场上返回到宁静的乡村社会。“玩龙玩虎，不如回家玩二亩土。”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生存之根。近几年来，由于农业税的减少直至取消，加之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当地的人们对农业生产的热情明显高于从前。
继批发城之后，临沂市近些年又很快形成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木器加工产业和市场，遍布临沂市三区，甚至有数个相连的乡镇农田已全部变成工厂。可喜的是，在调查期间，大官庄村竟有十二家办起了初级木业加工厂——解板厂。村主任李彦明正在建设自家的厂房。
二、昔日从艺状况
在鲁南地区的乡亲们眼中，不论是唱的，还是说的，只要叙述长篇故事统统叫说书。具体而言，他们又根据自己已有的民间认知系统来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只讲不唱的，叫做“说干讲的”；至于唱的呢，则根据使用乐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有打洋琴的，打渔鼓的，拉二胡的。林先生说他的曲艺叫“平调大鼓丝弦”或“平调丝弦大鼓”。
这种曲艺所使用的乐器有三种：坠琴、脚打鼓及响板（呈半月形）。琴是弦乐器，用来拉曲子，鼓及板是打击乐器，用来击节拍。鼓放置在鼓架上，板缚于架子中部。演奏时，林先生双手操琴，左脚操板，右脚操鼓，板共两叶，一叶及鼓槌分别用一绳拴于脚上；两脚踏动，颇悠然而富有节奏。三种乐器同奏可想难度之大，但他操之娴熟。铿锵的鼓声、叮叮的板韵，悠扬而略带幽怨的琴音及清爽而流利的唱腔，常常令听众赞不绝口，我们听说当时的几十位艺人中，无人能超过林先生。
大鼓丝弦，是一种讲唱兼有的样式，讲唱结合，韵散相间。押韵的叫唱词，说讲的叫平词。大部分情况，唱词的部分先要重复一遍讲过的段子的内容，然后，再转入叙事。但，说段子的时间明显长于唱段子的时间。说讲期间还不时敲鼓击板。
林先生师从费县汪沟乡白石沟村的民间艺人王开瑞先生，而王先生又于20世纪30年代师从于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琅琊庄的赵庆福老人，赵氏以上，林先生并不清楚。赵氏早已不在人世了，但王氏还健在，听林先生说，他的老师（指王开瑞）曲目还多。仅就这三代而言，皆为盲艺人。传承方式是，师徒生活在一起，师傅在民众中演唱时，林先生在一旁记忆，如有不清楚的问题，事后再请教。林先生说，该曲艺由于乐器多，从前是由两人表演的，师祖赵氏作了改创，虽仍由二人演出，但一人击鼓，另一人操弦并且在腿上绑上细绳来击板。至其师父王开瑞，又进一步加以改创，从此完成了三种乐器集中一身的形式。完成的年代是1951年、1952年左右。当地民众有人认为，林先生的书叫河南坠子（我们问林先生时，林否定了这一说法）。从使用的坠琴，演出的曲目，及唱调看，至少肯定“丝弦大鼓”与河南坠子存在着某种关联。
林氏12岁从师学艺，15岁出师，而后又不断回到师傅跟前接受继续教育。他凭着天赋掌握了十几部大书，主要有《响马传》、《八子英雄传》、《白金哥卖丝绒》（又叫《丝绒记》）、《杨文广征南》、《九头案》、《罗章征南》、《罗通扫北》、《冯山卖鱼》、《金边记》、《薛里征东》（以上为古书）；《新儿女风尘记》、《新儿女英雄传》（后两部为新书）等。记忆方式采用程式记忆，即故事的叙述都遵循一定的程式，叙述语言高度程式化。例如，武戏中双方交战，常使用下列语言：“二人杀在一处，战在垓心”、“只杀得飞沙走石，昏天昏地”、“大战三百回合难分胜负”等等。故事中人物的肖像也大多脸谱化，呈类型性装束。例如，描述白袍小将则通常是：白盔白甲，足蹬一双白底战靴，手持一杆亮银枪，胯下乘一骑白龙马等。这些语言可在不同的故事间进行切换。如果每天晚上说三个回头（一个回头一小时多点），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林先生唱完自己掌握的全部书目，大约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从故事内容看，既有文戏，又有武戏，但主要是武戏，多为英雄传奇。我们认为，这多半受中国北方民众爱听武侠忠义类故事的审美趣味影响所致。从艺术形式判断，有宋元话本的痕迹，对于研究古代话本和民间说唱艺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林先生最得意的书莫过于《八子英雄传》，他说，这部书那一带会说的人很少，人们最爱听。笔者之一杜靖小时候最爱听他的《丝绒记》，这个曲目讲的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他名叫白金哥。父亲早年为一奸臣所害，母亲又被奸臣所奸，并上吊自杀。家破人亡后，白金哥成了孤儿。白金哥12岁中状元，私访仇人，与仇人的女儿私定终身（这是仇人的一个养女，她的家庭也为该奸臣所害，并被奸臣将其母女带入府中），后来在一个丫鬟的帮助下，终于将奸臣绳之以法，报了大仇。
林先生说书多是在夏天农闲时节被人请去。他的说唱有固定的程式。每天晚上拾掇完家什（指准备好乐器）后，是这样一句过渡话：“行了，天也不早了，客人也不少了，闲着无事（或闲着也是闲着），咱就唱罢！”接下来会说以下三首诗中的一首：
①冰消河北岸，花开向阳枝，打开金鼓传，论得圣贤词。
②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人多心不平，山上花多开不败，河里鱼多水不清。
③马鞴雕鞍将挂袍，三国好将数马超，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张翼德一声喝断当阳桥。
紧接着又说：“这也算四句为诗，八句为纲，十二句为西江月罢。”
在一个村子的第一天晚上，开头常这样唱：
愿听文来，愿听武，愿听奸来，愿听忠。愿听武的有《响马传》，愿听文的有《包公》，愿听奸的《拿国太》，愿听忠的唱刘庸，半文半武的《双合印》，酸甜苦辣的白金哥。
接下来是“拉书片”（一个小故事段子），目的在于等听众。小书片的内容很多，如“罗成算卦”、“孔圣人逃学”等，多是从长篇故事链上拿下来的，有时也即兴现编，大约十几分钟，照林先生的说法，就是“三句哈哈，五句笑”。
进入大书，多用“上回书说到……”开头。一小时后，到一紧要关头，便置下悬念“要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停下来休息，并与听众进行交流。通常每晚十二时左右结束，结束语是“说孬说好请了吧，明天晚上接着听”。
林先生记忆力特别好，所听之书一二遍即能记住。15岁登台，真正独立演出是20岁。1982年，费县文化局曾批给林先生“演出证”（这可以看作国家权力赋予了林先生合法的艺术生产权）。他的师兄弟有临沂市河东区的，有沂南县的。据林先生回忆，老师王开瑞比较仁慈，不是旧时代的师傅。王老师能接受新的东西，变化较快。这一点给林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963年夏天，林清玉先生第一次进费县城，参加民间文艺汇演。四清、文革时期，破四旧，反对牛鬼蛇神，不让干了。1979年费县又组织了一次汇演，林先生参加了。据说还录了音。我们曾就此事向费县文化局询问过，但录音带不知下落。1982年去过东北，呆了两个来月，并试着在那儿说书，当地民众认可喜欢的程度较低，林先生说：“口音不同，听不懂。”最后一次说书是在1988年，之后再也没有干过。访谈中我们就此事问他，他说了两点：其一，旧戏没有人听了，电视也宽阔（普及）了；其二，年纪大了，自己也不想干了，同时，孩子也担心会在路上出事。
这个问题与社会变迁有关。说书艺人是以制造民间艺术产品为生的人。在社会转型期，大众精神消费也发生了变换。许多民间品味十足的精神性创造失去了昔日火爆的市场。艺人们则由过去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一下子被抛到边缘。因而，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在这一带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时候，听书便慢慢地退出了大众审美或休闲的舞台，而以此为谋生手段的说书艺人们渐渐就失了业。
说书与听书是双边互动的关系。任何民间说书艺人都有自己较为稳定的听众对象，因而也就获得了一个大致稳定的从业区域。林先生的书艺甚高，语言生动，吐字清晰，弦子曲调优美，颇受大众欢迎。他活动的范围比较大，主要是原临沂市、蒙阴、沂南、费县、平邑县等地。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是林先生书艺生涯的高峰期。这时，他的收入也比较理想。赶集在书场子说书，高的时候一天收入十多元钱，低的时候也不下四五元。如果被庄上请了去，多者每天可给六元，少的也得三四元，而且管吃。这数目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当时一斤猪肉才五角钱。林先生说，那时钱值钱。在当地很多人的记忆里，林先生常常由他的小儿子用竹竿牵着到附近村子说书。好客的书迷们东家一顿，西家一顿，争相管饭，而说书的报酬则由大队里出。应该说，每天他都有收入。那个年代，他的收入在当地是很高的。在调查中发现，林先生的老伴郑桂荣艺人对那段时光很有些留恋。从大官庄人的口中也可知道，当年林先生一家的日子在村里是数得着的。
三、现实世界中的盲艺人
林先生的家位于村子的中部，紧挨着村委会。他是个先天盲人，1941年生，弟兄三个，哥哥与他异母所生，弟弟与他同父同母。弟弟早年下了关东，现仍在关外。由于同父异母，父亲过世多年，哥哥并不赡养母亲。林母现在八十余岁，跟林先生的儿子一块儿过。林先生的老伴郑桂荣，本村人氏，1936年生，盲人，跟林先生一块学艺，是真正的师姐弟关系。他们俩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几十年间，夫妇俩共养育了三男两女。大儿子已是四口之家，二儿子亦是四口之家，三儿子是个三口之家；两个闺女都已出了门子成家立业。林先生夫妇俩可谓儿孙满堂。不过，林先生并不跟儿孙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自己生育过儿女且儿女都已离开的老房子里。
迎面而来的是低矮的双扇大门，黑漆早已剥落。门朝西南向，风水里叫坤门。院子的东南角建有厕所。一间西锅屋（灶间）略低于正房。锅屋前有棵石榴树，紧靠锅屋是三间正房，正房与锅屋全苫着草，土墙，土墙下有半尺碎石砌的地基，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很让人泛起一种沧桑感。土墙的营造不是采用夯筑，亦不是采用土坯砌筑，而是采用湿地带草的泥饼垒起来的，然后加以齐整而成。由这种建筑的方法看，这座房子最晚是60年代建造的，因为以后，在此地区便没有了这种房子。主房的东间拆掉了南面的墙体，形成一个敞屋，停着他儿子的农用三轮车；西两间为林先生夫妇居住。堂屋门东旁为一久弃不用的石磨，石磨保存完好，磨顶上放着咸菜缸、盆子，磨槽里倒扣着白锌铁皮筲。堂屋门亦是双扇，且有把门子（外层短门），门西面的墙上有一木橛，橛上悬一油瓶。门东旁的墙壁上有三木橛，其一挂铁丝笊篱和礤床儿（当地叫礤梆子），另两橛相距一米，上横亘着勾担。
进得屋门，北屋墙下是一长条水泥条几，紧挨条几是一大八仙桌，两旁各放一把太师椅。八仙桌下是一小桌，吃饭时抽出，不用时推入，靠东山墙下有一床，平时多用于中午休息。明间里（中堂）放张床，是这一带的习俗，多用于家中老年人居住。门西旁（里边）是煤球炉。此外明间还吊着一台风扇。
西里间与明间没有夹墙，一般旧时多用秫秸夹以薄墙。薄墙上可挂葫芦头，可贴年画，可挂辣椒串，可插针，林先生家只用一布帘隔着。西里间里是林先生夫妇的卧室。一张旧式的面子床（床的向外一面有围子，上刻各种图案，或花草，或传说故事）。床上被褥也极普通。床头顶着西山墙，并靠北墙放置。床上置一覆棚（蚊帐架上覆一领红席），用以遮挡屋上尘垢下落。挨着床贴西山墙是一旧式衣柜。衣柜前是旧时木制的马兀子（一种坐具），形制颇大，我们未曾见过。南墙上有一方格棂木窗（有时，此种木窗在这一带寻觅一个村子也难找上两件）。另外还有两个粮食缸，里面盛着小麦。
里屋太暗，杜靖请林先生拉开灯（设灯的目的主要给孩子们来家时用）。说完此语，忽觉有失，怕无意间伤了林先生的自尊。里间衣柜上方西山墙上悬着坠琴与脚打鼓，二种乐器装在一白土布袋内，然后又放在一个大提包中，而鼓架则放在墙角落里。
这种古朴的院落结构和室内简单的布置具有十足的民俗意味。这是7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带较为普遍的习俗模式。这种模式现在已为平房式院落及陈设着部分现代家用电器的室内组合所冲破。林先生家多少具有民俗博物馆的意味。
林先生夫妇俩穿着较为朴素，蓝帽、蓝褂、蓝裤，着旧式手工布鞋，有缝补痕迹。84岁的老母刚刚同他们分开，由林先生的大儿子照顾。尽管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双盲家庭仍存有许多疑问，比如吃水、做饭等基本生活问题。院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压水井，水是由儿子们轮流挑的。在先前，小学校没有迁的时候，学生们每天照顾林先生喝水。现在小学已迁到村子的西北角村碑附近，学校的老师说，由于离得远，我们再也没有给抬过水。炒菜、做饭都是这对老人亲自干的。我们亲眼目睹了他们做饭、吃饭、上厕所，甚至林夫人缝补衣服的过程，我们惊叹他们与常人一样。他们对家里的一切太熟悉了，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何去找，路上会有什么障碍，全都一清二楚。
我们以为林先生这样的家庭，村子里应该给予适当的照顾。但林先生有儿子，村委会就没有安排。像中国无数个家庭一样，这对老人接受的只能是家庭式养老。三个儿子每年供给林先生夫妇及老母1200斤粮食。此外，儿子不定期给点零花钱。有时闺女也常过来看看。当被问及这些钱物是否够用时，林先生回答“还行”，但林先生的老伴有点不满意。第二次访谈时，谈及他们的生活，郑桂荣老人流下了眼泪，并表示对儿子们的孝顺不满意。而林先生很快制止住了她。家丑不可外扬。从家里的一切我们知道，他们俩的生活水平处于一种较低状态，仅可温饱而已。林先生说，他们每年照常要交纳公粮以及集体的各种提留。对于这样不能从事生产的盲残老人，还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俩的眼眶里不禁湿润起来。
大量的田野作业告诉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盲艺人在失去生计时往往靠沿街打卦、算命为生。我们试着就这个问题探询林先生。他表现得很谨慎，否定自己从事过这类迷信活动。事实上，他的确从事过这类活动。近几年我不大清楚，但有个村民跟我们说，前些年曾见过他走村串巷，摇铃振板。此外，当地人都平静地看待他给人算命，不过现在的民众对命相也是半信半疑。但不相信的人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并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断绝残疾人的生路。好歹，林先生夫妇俩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真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我们试着在过去的岁月里寻找线索以破译林先生为什么守口如瓶。四清时期，文革时期，破四旧，显然他们遭受过批斗，接受过“再教育”，甚至传统的书目都不叫说了，因为那是宣传封建思想。必须改说些如《新儿女英雄传》、《战上海》一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新书。尽管我们一开始就说明了来意，但他还是存有余悸。可以理解他的顾虑，便没有再探问下去。等到第二次对他进行访谈时，遇到他正出门摇卦算命，他才承认。当被问及原因，他说，第一次对我们不熟悉，对一个不明来路的人讲这种迷信事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摇卦算命，民间称之为“金生意”。这是民间说唱艺术在失去市场时，传承人所做出的一种无奈的生存抉择与文化适应。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两位老人拍照的时候，东面的邻居爬上平房顶，说“二叔，您两口子又照结婚照啦”。叔侄（不是亲叔侄关系）之间开玩笑在这一带极为平常。林先生答：“小色孩（私生子、私孩子）！又结婚了。”林先生在邻居中很有口碑，也可看出他的邻里和睦关系。
四、尾声中的一抹夕阳
在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想重睹林先生当年的演艺风采，并聆听他动人心魄的唱辞，如：“黄风头，黑风尾，黄风黑风拧成绳，刮得地球乱鼓涌（震动）”。
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林先生欣然爬到柜顶上取下家什。在院子里，他娴熟地拾掇乐器，鼓架上结满了蜘蛛网，响板也锈迹斑斑，已无旧时光泽。弦子响了，板儿响了，鼓也响了，伴随着林先生的演唱，鼓上的尘土在飞扬。林先生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这毕竟是封鼓十多年后的金鼓再开。林先生仿佛忘记了眼前的状态，回到过去的艺术世界里去了。
“林先生，还是不减当年。”
“不行了，老了。”
“孩子们没有愿意学的吗，这门手艺？”
“没有……”
“为什么？”
“学有啥用，不管吃不管穿。”
……
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10月28日的下午，在返程的车上，林先生的说唱仿佛仍在我们的耳边萦绕。我国大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着平调丝弦大鼓相同的境况，应当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才是。
注释：
① 2001年7月23日我们再度访谈林清玉先生时，就上次调查的一些情况作了补充性调查与核实。本文初稿完成于1999年11月4—5日，2001年7月25日修订而成。此次又作了些文字性技术处理。
② 这一带把民间艺人以及从事阴阳算命之类的术士都称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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