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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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科技教育思想简论

收稿日期:1995-08-12

毛泽东同志对科技教育有一系列的论述,它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并在教育工作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科技教育思想,对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认识加强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号召人人学习自然科学。如1940年他就讲过:“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①当时他还是从自然科学的一般作用来讲的,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来反复强调学习自然科学、进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从时代的角度来论述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在这里,毛泽东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与钻研以原子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是很有远见的。正是从他这次讲话的年代(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涌现出来,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的面貌,有力地加快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在这三十年中,在原子核物理、相对论、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微电子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信息技术带头的,包括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在内的新技术群。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现了一系列知识密集和信息密集的新兴产业,如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海洋工业、生物工程等一类产业。原有的传统产业或进行改组或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M·Solow)通过改变生产函数,定量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生产愈发展,愈是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据统计,在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率仅为5~7%,到50~70年代,其比重上升为50%~80%;到80~90年代,有的部门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0%以上。处于科技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各国都从科技中找出路、“以智取胜”的新形势,必须切实加强科技教育,使各级干部和职工“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否则,就没有出路,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第二,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论述学习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1958年1月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②1963年他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已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③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主要的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唯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国家的实力才能不断得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日益巩固,国家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而生产力的提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论述的正确性。据国家科委统计,我国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约为1:10:100,即手工业生产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大概为1~2千元,传统工业为1~2万元,而高技术产业为10~20万元,个别的高技术企业达到100万元以上。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的产投比为1.27:1,而推广科学成果的“星火计划”产投比为5:1以上,“丰收计划”产投比在7:1以上。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如何搞上去,如何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仅运用遗传学原理改良品种一项,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49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252斤,60年代后改高杆为矮杆,平均亩产达到600~700斤。1974年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每亩播种量2~3斤,可获亩产千斤以上,最高亩产达1900多斤。至1991年,杂交水稻累计推广13亿亩,增产1100多亿公斤,增收达300多亿元。现在,许多国家在开展运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的“绿色革命”,还有用计算机对无土栽培室环境实施遥控管理的“按电纽的农业”,这就为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如何发展农业,展示了美好的前景。而各种现代技术在农业及其他行业的应用推广,都取决于全员的科技素质。这就非下大力气加强科学技术教育不可了。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就指出:“培养科技人才,是我国根本之图。”④据此,政务院于1952年3月31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⑤这里深刻地揭示了科技教育与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之间的紧密关系。

第三,从干部和人民群众科技素质的状况来论述学习科学技术的迫切性。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根据党的任务的变化和干部队伍的状况,及时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却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⑥这里所说的“不熟悉的东西”里面就包括科学技术。后来他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了。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了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能领导好。”学习科学和技术,不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如他所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大家学技术、学科学。”⑦他还以亲身经历为例,说明要较多地懂得农业,就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农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林业。他要求广大干部对于这些方面要认真研究,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他十分重视抓好广大农民的技术教育。1955年,他在《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的按语中说:“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并指出“农民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⑧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项主张是科学的,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科技素质有较大提高。但是,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据中国科协1990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PPS)进行抽样调查;只有4%的被调查者具有基本的科学技术修养。对计算机软件和DNA、分子等科学术语有比较清楚了解的公众分别占3.8%和12.8%。而在国外的相应调查中,对这些术语有清楚了解的公众占全部公众的2成左右。对科学方法,国内被调查者中只有6.7%的人说对其含义有比较清楚的了解;39.1%的人称自己对其有一些了解;6.5%的人能大致说出科学方法的含义。

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数量不少,但推广应用率不足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职工的科技素质低直接有关。日本不仅本国科技成果能充分推广应用,而且大量引进技术(1987年技术贸易赤字达676亿美元),就是因为日本长期重视科技教育,全民的科技素质比较高。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对比中,进一步看出,按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和公民的科技教育,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确实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二、明确科技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学校进行科技教育,不只是为学生升学,或培养造就科技专家,而是着眼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对我们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科技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很有启发的。

1.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早年毛泽东在组织新民学会时,就特别提醒该会会员注意学习自然科学;学习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运用这个武器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改造社会。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撰文指出:社会的思想空虚、腐败和人民的愚昧、迷信,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并指出“信科学则生,不信科学则死。”⑨当时,在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旧中国,他对自然科学的作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建国后,在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把爱科学作为国民公德之一,就是要求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也是出于改造旧风尚,建设新社会的这一崇高目标。现在一些地区搞封建迷信活动,以及破坏生态,乱伐树林,超计划生育等等落后现象的存在、蔓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科学知识。“科盲”的大量存在,是滋生落后社会现象的土壤。要扫除落后社会现象,增进社会文明,根本措施之一就是要在全民中加强科技教育,提高科技素质,在全社会形成爱科学的文化氛围。

由此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进行科技教育,不仅是为了使人们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并且要学会正确运用;还要根据科学的道理,学会关心大自然,关心周围的环境,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合作、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共存。就是要求通过科技教育来引导人们确立科学的伦理道德。

2.推进经济,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倡导人们学习科学技术,是为了使人们掌握科学技术这个武器,来正确地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⑩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正是出于推进经济建设的这一实际需求,他要求大家学习科学技术,号召“向科学进军”。他当时主要是针对广大干部讲的,是要求加强成人的科技教育。对于我们各级学校来讲,开展科技教育,也必须紧紧围绕服务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有些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直接把学到的科学技术用于经济建设,有些则是为未来参加经济建设作好必要的准备。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倡导学习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目,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他在要求青年人重视学习生物学时,特别指出“要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好好学一学”,并要他们多看各种书,因为“知识总是互相联系的”。他还要求他们“要多学点自然常识、化学课”,“要学地理、历史”。在和一个中学生谈话时他又说“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毛泽东这样要求青年人,是出于对青年人全面发展的关心,也是他自身实践的经验。早年在湖南一师上学时他只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11)后来走向社会,认识到这种偏颇,并决心克服。1921年他在新民学会的一次会员大会上谈到自己学习科学知识的打算:“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12)在其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斗争工作十分繁忙,他仍设法挤出时间来学习,既学习社会科学,也学习自然科学。石玉山在《毛泽东怎样读书》一书中将毛泽东一生的读书范围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军事科学、政治经济学、史书、文学、报纸杂志、“无字天书”等十个领域。正是由于他博览群书,在知识能力上全面发展,才能适应领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全面需要。他在重视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做到全面发展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启示我们进行科学教育不能偏科,而是要重视学科之间的融会、综合,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当前世界科技教育的改革中,也十分重视这个方面。例如在《美国2061计划》中指出“与传统的教学科目相比,每门学科的界限被软化,强调相互衔接。在物理、生物、技术系统中都讲能量转换,在恒星、有机体和社会中都出现演变问题。”并指出“科学文化(即把文化融汇于科学、数学和技术之中),已经成为教育的中心目标。”“除非公众具有科学、数学和技术知识和科学探索的思维方法,否则就无法实现利用科学和技术增强生命力。”鉴于这一考虑,报告指出:“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的改革必须列入美国的头等议事日程。”对此,我们也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并有相应的举措。

三、如何全面、有效地进行科技教育

毛泽东同志有关科技教育的论述及其实践启示我们,科技教育不限于学校,而是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生各个阶段;接受科技教育的形式,也不限于课堂和书本,而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综合性地进行。这样才能达到全面、有效地普及科技教育、提高科技教育的质量。在这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科技教育要从小抓起,打好终生教育的基础。1941年1月,毛泽东给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以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的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泽东一贯主张青年人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又红又专。这是毫无疑义的。这里所说的趁着年纪尚轻,潜心学习自然科学,是从学习的渐进次序来讲的。所以如此要求,是有合理依据的。首先,这是符合人的认识发展过程的。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最先成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吸取了自然科学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才形成为科学(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为发端)。人们的学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要大致地重复人类的认识过程。对于年纪尚轻的人,有意识地按照这个规律来指导他们的学习,是很有益处的。(13)其次,由于自然科学逻辑性强、体系严密,不宜间断学习,自修难度较大。从小学习,精力既集中,也旺盛,并有教师按教学计划进行指导,能较快较好地打牢基础。再次,这也是从毛泽东亲身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如果年轻时没有在校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等成年后再想补救,就没有充裕的时间和教师指导等有利条件,就很难奏效。邓小平同志提出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与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今世界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向两头延伸。其一头就是伸向小学、幼儿园,从小进行科技意识的灌输,撒下科技教育的种子。

2.重视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条教育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在科技教育方面也是如此。1958年他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出:“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的道理怎么成?”他认为书本知识有片面性,只有与实际结合,才能获得较完全的知识,也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他倡导干部、职工学科技,要把科技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抓科技来促进经济发展。他在谈到科技教育时,要求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把技术放在前面,体现了他对技术的重视,也是有针对性的。在我国,数千年来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重理论轻实际,鄙薄技术,贬之为“雕虫小技”。毛泽东倡导大家学技术与学科学结合,体现了他一贯的教育思想,也是符合当代科技教育发展趋势的。在1993年6月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21世纪亚太地区教育展望》一书中谈到:“在我们重新确定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时,最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问题。理论知识与利用相关技术对其加以应用之间的结合,是学校阶段科学教育质变的核心。这种包括计算机科学的应用和有关技术在内的综合知识体系。应当能够帮助所有的学生获得对技术素质的理解,培养他们应用科技的技能,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学习,或参加工作。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它也是一个人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生活和如何预测世界的知识。”

3.在科技教育中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教师也不要迷信。”他在和青年人谈到学习生物学等课程时也指出:要在将来准备研究的课程上下功夫,花力气,有所见,有所创,努力超出自己教师所教的水平,不然,即使考了100分,也不能算学得很好。毛泽东这些见解,是和当今科技教育改革的要求相吻合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技术教育的报告中谈到:“科技教育必须从知识内容的记忆转移到科学学习的过程上来。”“在科技教育的方法中,最基本的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敏锐的辨别和确定问题的能力及有效使用知识和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好问、钻研和批评的能力,这是所有学习领域,尤其是科技教育领域中教育过程应该取得的最重要的结果。”实践证明,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后学得的科学知识是牢固的,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就能达到举一反三,融汇贯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敢于质疑问难,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就能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去独立地学习更多的知识,并能灵活地运用。

毛泽东要求青年人在接受科技教育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他在自修自然科学过程中也是如此做的。1912年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半年,其间他先后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等重要著作。特别是后一本书(其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体系,论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毛泽东在后来又认真地研读,并以批判的态度将西方的这些著作与中国历史古籍加以分析、比较,掌握各自结构、方法上的利弊。1917年夏,他在肖子升自订学习笔记本——《一切入一》的序言中写道:“吾国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于科,于一科之中,复部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序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14)这说明他当时已经注意了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指导自己的学习。

对于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他不轻信哪一方的结论,而是主张“宁肯有疑,不要轻易作结论。”他提倡“百家争鸣”,认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并指出“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5)在对待外国自然科学及相关问题上,他也是主张采取独立思考,加以分析批判。1956年6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并把一度照搬前苏联李森科那一套(用行政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当作盲目地学的一个例子。

对毛泽东善于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斯诺作过很好的评价,他指出“他比中国任何一个象他那样年轻的人,对外来影响都更为开放;可是他又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领,去其糖粕、取其精华。”毛泽东这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方法,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不仅对科技教育有深刻启示,对其他各方面教育也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4.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学习科学技术。毛泽东在和青年学生及身边战士谈话时,要求他们认真学好自然科学的课本,并在课外阅读有关书籍。他自己不放过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自然科学营养的行动,给领导干部及周围人员以很大的影响和带动。

第一,他通过阅读国内外有关哲学著作,从中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例如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辨证法》,前苏联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的《辨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等。

第二,直接阅读自然科学著作。例如:汤姆逊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向何处去》、泰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本质》等。

第三,阅读有关报刊,从中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例如《科学画报》、《大众科学》、《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化石》、《动物学杂志》等,都在他的阅读之列。

第四,通过到各地考察及参观展览等机会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例如:1956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在中南海举办一些展览会,他每次必去参观。1958年10月7日,他专程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会,对每一件产品都仔细观看。有一次参观机床展览会后,就请工作人员给他找《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等书籍,对照参观时看到的东西,加深理解。

第五,听科学家报告,和科学家谈话,了解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新动向。直到1976年,他在病中,还和杨振宁讨论理论物理的学术问题。他确实是终生不倦地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学习科学技术。这为青年学生特别是成人如何接受科技教育、不断提高科技素养,树立了典范。

5.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毛泽东在号召大家认真学习自然科学时,又特别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自然科学为谁服务,是造福还是生祸;对自然科学的本质、职能和社会功能的认识;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运用什么方法等等,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是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又指出:“只有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采纳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渣滓……才会变成多余的东西。”(16)上述自然科学的服务方向以及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决,才能充分发挥自然科学改造自然、造福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积极的作用。

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加以分析,从而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并对科学界在这方面的学习、研究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如1965年他在和科学家交谈中进一步发挥了“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观点,指出“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在这个哲学思想的引导下,我国物理学家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结构,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为夸克的发现作出了贡献。1977年,著名微观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肖尔建议,如果发现了这个层次的物质组成部分,把它们叫“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此一例清楚地说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创新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对于自然科学的学习也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17)他倡导自然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运用自然科学。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实践,对我们进行科技教育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在1993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毛泽东主席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是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从他在哲学思想中折射出来的自然科学思想光芒,同样是那么辉煌,这也是毛泽东的伟大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珍惜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努力学习和正确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科技教育的改革,从而使之获得强大的动力和科学的方法,不断开拓新的境界,取得新的成就。

引文出处:

①《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②《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③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的一段讲话。

④转引自1952年4月《人民日报》社论《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

⑤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⑦《毛泽东与科学丛书》之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⑧《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⑨《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7月28日第3号。

⑩1940年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1)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页。

(1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13)参见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14)《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2-83页。

(15)《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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