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拒绝”还是“长征”：如何看待互联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如何看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969(2014)02-0146-10 我最近合作编辑的一本书《(重新)发明互联网》((Re) Inventing the Internet:Critical Case Studies)采用了我称之为“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的进路[1]。这种进路事实上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我相信这个进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我将在对马尔库塞的总结性反思中提出这一点。 1 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 每个人都熟悉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但我想介绍一个不同的马克思，一个作为社会建构主义技术批评家的马克思。他将帮助我们研究作为未完成的技术及作为斗争战场的互联网。 批判建构主义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从阿多诺和麦克卢汉一直到卡斯特尔的著作中，以及众多新近后现代理论中那种具有广泛影响或“强大效果”的研究。尽管部分陈述无疑是有用的，但这些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使一些评论者过度地一概而论。于是他们制造了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的对话：我们或者走向普遍的心灵，或者走向由集团主导的社会环境(matrix)。在这里我不会参与这两名的争论，我只提一点，它们常常与马克思经常批判的那种技术决定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想要论述的是批判建构主义如何与马克思的一些最有意思的方法论思想联系在一起。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大部分技术都只是在工厂使用，因此大多数有关技术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我的目的是超越马克思所应用的工厂背景来概括马克思的进路。当今技术无处不在，包括远离生产的社会领域。与资本主义管理部门日益相似的行政等级制度处处伴随着技术中介。因此，现在有关技术的斗争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厂。批判建构主义试图将这些斗争整合到松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我将从讨论马克思的四篇阐述其方法的短文开始。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建构主义者的进路，都认同技术是社会行动者的产物，他们的旨趣和世界观影响着技术的设计与使用。马克思增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建构主义者的论述中通常是找不到的，即提到技术在阶级斗争中的战略意义。在《资本论》中，他声称科学“是镇压罢工的最为强大的武器，这些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独裁的阶段性起义”，并进一步说：“写一部1830年后的纯粹发明史是可能的，这些发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资本家提供武器来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2]马克思提到了去技能化的策略——通过雇佣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加强控制。 发端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影响了特定的进步概念。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在1835年描述过这个概念，当时人们还是可以坦诚地谈论阶级的。尤尔写道：“就人性弱点而言，工人的技术越熟练，他就越有自我意志，也就越难对付，当然也就越不适合成为这个机械系统的零件，他偶尔的违规行为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极大的破坏。因此，现代工业资本家的宏伟目标就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结合来减少工人们可以锻炼警觉和熟练程度的任务。”[3] 尤尔在此处用批判建构主义的专业术语定义了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①(technical code)[4]。就此我想说的是，在这一规则下，一种人造物或整个人造物领域被设计出来。“技术代码”将世界观和旨趣转译成了可被工程师或其他专家贯彻执行的技术说明书。这种转译掩盖了隐藏在技术必然性面纱之下的“技术代码”的社会意义。批判的任务就是扭转此过程，并揭示其重要意义。 让我举一个《(重新)发明互联网》这本书中的例子。在线教育的历史表明了“技术代码”的概念是怎样应用到互联网中去的。在线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对话教学法，这在当时是计算机网络唯一可能的用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当人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时，计算机公司和大学管理员设想在互联网上进行自动化高等教育。去技能化的“技术代码”将要延伸到大学。很多大学教员和教员协会都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这种尝试会使教授像排字工人一样被废弃。大学教员以教育传统的名义进行反抗——不管是在线还是面对面，这种教育传统都要求对话。这种与去技能“技术代码”的冲突源于工业革命。目前产生的结果令人困惑，没有人十分确定在线教育是什么，因为这两种代码既共存又冲突[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混凝土是具体的，因为它由许多带有不同目的的物体混合而成，也就是说它是不同元素的统一体。因此最终我们认为它是作为综合的过程而出现，而不是作为起始点出现，尽管它是真正的起始点，亦是观察和构思的起始点。”[6] 这段令人费解的文字预见了福柯从尼采那里派生出来的系谱方法。其基本观点是说社会“物”(人工物、制度等)并不是实体，而是通过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地位组合在一起的各种不同部分的集合。它们会随着社会变更而分离或聚集。比如，中世纪的货币铸造及货币的功能、地位不同于19世纪或当今的功能、地位。它既不是由相同的“材料”组成，也不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它还是被称为“货币”。研究这一人工物的历史必须追踪这些深刻的变化，而不是在经历各种外部事件时，假定一个具有确定本质的固定不变的实体。 对于技术来说，系谱学进路貌似是合理的。例如，尽管现在的电话几乎每个部件和用法都与发明它的那个年代大不相同，但依然保持着它的同一性。这种进路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其中在外形设计上，“技术代码”被起主导作用的行动者、所强制推行，这并不少见。就其所服务的旨趣之多样性来说，技术是复杂的。这些不同的旨趣作为或多或少的结构和功能相连贯的组合在设计中体现出来。因此，尽管很多技术产品具有明显的理性形式，但它们还是显示出某种模棱两可性，我们将这种模棱两可性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 批判建构主义通过层次(layers)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复杂性[7]。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具体的，因为它们在技术形式上实现了对应于各类行动者的不同功能层和意义层。回到我最初的例子，在线教育中存在着通过不同方式结合的两个层次，“技术代码”依赖于它们而得以盛行。这两个层次分别是交流层和数据传输层。交流层转译教员行动者的传统教育代码，而数据传输层与管理行动者所寻求的自动化技术相一致。其中一个层次将会主导未来的法律和技术框架，但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层次。 由于技术创新经常成功地将多重功能组合成单一的结构，因此要把层次解释清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这被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称为具体化(concretization)的过程是个体人工物演变的内在进步标准[8]。西蒙顿的例子与政治无关，诸如气冷式发动机将热的消散和活塞的密封结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里。这个理论的批判建构主义视角展示了技术是怎样将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进它们的结构，并使之具体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及各种有影响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即资本主义通过打破人们与特定工具和生活环境的终生固定关系而产生了作为个体的个人。这是他们第一次从对一种职业或一个地方的屈从中解放出来。与基于个人财产及不同的权利和权力的前现代政治秩序相比，这种“个体化”打开了民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使得人们在机器上的全部能力客观化。因此，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由于它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它还反映了人性的发展。因此，技术的每种特征都必须追溯到它所服务的人性(humanity)。在某种程度上，技术表象了其使用者相应的方方面面。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资本主义通过将人们的知识转移到机器，通过对他们的劳动去技能化，使个体异化。个体丢失了过去所拥有的能力，而他们所获得的新能力又微不足道且缺乏人性。社会主义将没收机械的生产力，使它们转换为真正能发挥人类能动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对这些生产力的占有，“其本身只不过是与物质性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能力的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对全部生产工具的占有就是个体自身全部能力的发展”[9]。 总而言之，阶级斗争的要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关涉社会中的个体性或主体性的形式。资本主义占有的异化影响会在工业环境中被感受到，从而激发斗争。既然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技术为中介，那么除阶级斗争之外的其他斗争也都是通过控制大规模的技术而进行的。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一段论述功能与意义之关系的文字，他写道：“黑人就是黑人，他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成为奴隶。珍妮纺纱机是用于纺棉的机器，它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成为资本。如果脱离了这些环境，它就不再是资本，黄金也不再是金钱，糖也不再具有糖的价值。”[10]这段文字从物的经济功能所呈现出的意义上区别了物之所是。 这样获得的意义尽管被主观地理解，但它不仅仅是主观的。经济学范畴既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对构成世界之实践的反映。这就是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中提到的“物化”(reification)[11-12]。功能与意义的关系在日常经验中很清晰。椅子只有被认可为椅子时，它才有了作为可以坐的物之功能，这就是说，只有当它的意义被潜在的使用者——这些潜在使用者把他们所看到的解释为一把椅子——所理解时，它才具有可以坐的物之功能。 马克思用经济功能来确定意义，而批判建构主义则将它的方法推广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马克思致力于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并不关注消费文化，但是如今文化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不过，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有效的，即物通过它们与整体，即意义体系的关系，成其为在社会中之所是。 这个原则在批判建构主义那里有着重要的应用，因为行动者对技术演变的介入经常改变它们的意义，由此产生一系列不同的导向其未来演变的功能。法国公共信息终端Minitel系统(the French Minitel system)②就是个例子。黑客们把一个公共信息设施当作了一个潜在的传播媒介。这在技术研究中被称为“诠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即行动者在发明新的用法时，对技术进行重新解释的能力。黑客们及之后成千上万的用户给Minitel赋予了传播功能，从而将它的意义从社会理性化的工具转变成一种电子单身酒吧。这种变化不仅是主观的，也不仅只存在于用户的头脑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个系统中大量新软件的出现[13]。 这个源于媒介史的例子表明批判建构主义是如何探讨互联网的。这种进路并不直接关注影响或所有权，而是从外形设计出发。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的介入与难以预料的后果相互影响。结果可能会阻碍一些熟悉的功能，呈现出其他难以觉察的功能，直到新的行动者发现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问：互联网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话改写一下：“互联网是一种传输数据的机器。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它才成为资本，或者成为一种民主的媒介、一台性爱机器等。” 行动者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通过设计提高他们的旨趣。所有权毋庸置疑是一种重要资源，尤其就马克思观察到的生产技术而言，它绝对是一种重要资源。但所有权不是唯一的资源，在市场不占据中心地位的领域中，它有时会被文化和政治因素所掩盖。 总之，批判建构主义来自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四条方法论原则的普遍推广。作为决定技术发展轨迹的资本主义去技能化观念，被推广为作为行动者在设计和技术规范中的目标标准化的“技术代码”理论。作为确定性综合的具体对象的观念，被推广为技术设计在发展过程中之分层的系谱概念。生产力中的人类能力之客观化的观念，通过将能力的增长与大范围的技术相联系而被推广。通过其经济功能对社会对象意义的阐释，也是通过增加对象从中获得意义和功能的语境而得到推广。综上所述，这些普遍推广奠定了批判建构主义进路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建构论的四条普遍推广导出了一条最终的推论。我们现在可以论证说，旨趣来源于技术的介入。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旨趣)的案例中，研究了它与生产技术的关系。但是，在一个技术无处不在的世界，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推广到一个“参与者旨趣”(participant interests)的概念，不管个人在哪里涉及技术，这个概念都将适用。这使我们能够将社会斗争的概念重新定义为关于技术的斗争，具体来说，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论述的——关于互联网的斗争。 2 互联网的层次 现在，我很乐意利用我们新书③中的研究内容来展示这些原则是如何应用于互联网的。我认为互联网具有五个与本讨论相关的层次。这些层次分别是：非等级结构(nonhierarchical structure)、匿名(anonymity)、广播(broadcasting)、数据存储(data storage)和在线社区(online community)。这些层次是行动者所从事并纳入代表其旨趣之设计的主要功能。他们的成功决定了互联网的意义。 互联网的非等级结构与基于X.25协议的计算机网络的早期形式截然不同。该协议由运营商(如电信)集中控制。从商业角度来看，它相比于互联网协议有着明显的优势。例如，法国电信可以分秒不差地跟踪Minitel用户对服务器的在线访问，并且生成相应的账单。但是互联网完全不同。它没有中央控制，这就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互联网可以轻易地全球化，社会试验也蓬勃发展起来。 互联网的非等级结构不但使社会互动中的匿名成为可能，而且在网络层面本身也可以匿名。除了其他用途外，网络匿名支持各种形式的反社会、诬蔑或非法活动，如访问色情网站、协调犯罪和恐怖活动、新形式的人身攻击及政治抗议。不过，正是这个能使这些劣行当道的非等级结构也创造了广阔的消费品市场。 互联网上的匿名并不完美。电脑会储存他们自身活动的记录，包括社交关系中的个人记录。这种特征使跟踪个人和群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尽管法律和成本限制了此特征的发挥，但是在数据存储的基础上，监控还是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正如匿名业已证明对持异见者特别有用，所以一些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如政府和公司)率先采用了监控措施。个性化广告是一个常见的应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维基解密就打破了当权者的如意算盘。数据存储也可以供个人和在线社区保存他们的历史资料使用。 互联网还可以非常廉价而快速地向广大用户广播。这个特征可被用来动员民众或传输大规模的数据。匿名和广播的结合使得互联网成为政治传播的强大工具。但是避免夸大这个工具的意义很重要，以免招致那些常有的批判互联网的反面宣传。互联网并不产生革命，但比起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录音带或五月风暴时散发的传单，它肯定是更有效率的传播手段。这里也有模棱两可性。互联网的革命性和娱乐性用途都取决于其广播特性。 这四个特征说明了技术设计的模棱两可性和偶然性。这些特征及其相应用法的不同组合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后果。匿名可用来传播商业色情或进行革命宣传。互联网的非等级结构具有民主含义，但也有助于犯罪活动，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用户都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对技术进行分层，也经常会相应地修改在系统中运行的软件。但这不是说互联网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而是说它的功能可以被不同行动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和占用。每一种占用都开辟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些路径都可能对未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最后，互联网具有召集小群体讨论和研究的能力，这是一个根本性创新。它事实上是小群体活动的第一个有效的电子中介。它使诸如在线社区这样的社交新形式成为可能。由于许多如教育、工作和政治讨论等重要的人类活动继续以小群体的方式进行，所以它是一个带有巨大后果的重大社会创新。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它明显具有独特性。 没有电子中介的普通邮件使通信双方的联系并不同步。每个通信人都有一份纸质版的交流记录，人们必须在当地把它们寄出去才能够实现在未来时刻的对话。电话能够使双方实时交流，但是通常情况下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广播支持对被动的听众的单向传播。与所有这些早期的通信方式相比，建立在计算机网络上的小团体传播既是双向的又是有记录的。它使得发送和存储信息具体化，从而可以将这些团体聚集到一个虚拟场所——发送信息的文件夹中。 社区是人类交流和个人发展的首要场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开始评判他们的周围世界，并与他人讨论各自的评判。因此，任何能为社区的建立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技术，都具有伦理和政治意义。但是，在线社区是真正的社区吗？它是认真地使其成员参与其中吗？一些影响研究对它们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无疑有一些在线社区只是在令人生疑的意义上是社区，如Facebook上的“好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友。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参与者的证词(testimony)及大量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确实是新形式的社交场所，就忠诚度(loyalty)和信誉度(commitment)而言，有些和线下的真实社区十分相似[14]。 我们现在要把两样东西结合起来：技术研究的方法论和特定技术(即互联网的层次)。行动者的“技术代码”为控制互联网的未来而斗争，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技术代码”各层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互联网。 当今对互联网所有这些特征的混淆导致了很多意义层的交叠和冲突，这正是不成熟技术的特征。在技术发展的常规过程中，会有单一“技术代码”结束这种混淆局面，并引导这一人工物的未来演变。这一点迄今还没有出现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一个单一的设计或模式可以定义这项技术。 有两种主要模式互相竞争，它们是消费模式和社区模式。每种模式都代表了一种“技术代码”，这种“技术代码”某一天可能会决定整个互联网的设计及其演变。消费模式遵循消费社会的逻辑，将人的能力对象化为商品。相比之下，社区模式支持新的社交形式，通过这些新形式，个体或许会沉迷于生活的异化方面。这两种模式之间的斗争在很多不被常规性认为“政治的”场合展开，但是这些场合确实具有政治意义。互联网的意义及互联网激活的社会中的个体之所是，都至关重要。互联网批判理论必须承认这种斗争，而不是像当下的许多理论那样，假设这种斗争已经以商业或政府的胜利而告终，或者终结于某个对“电子民主”的错误定义。 首先要谈的是消费模式。这里的层次是互联网的非等级特征，用于为信息的传递作营销和广播、以数据挖掘为目的的数据存储，以及作为数据源的在线社区。当今的消费模式有两个主要特征，它们都依赖于数据存储。对该数据存储的搜索产生了一种新型市场，这种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将全世界的人和商品联系在一起。盈利最丰厚的互联网业务和eBay的经营模式很相似，它们基本没有库存，而是在供需之间建立流畅的渠道。在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中，用户自愿提供的数据挖掘信息也彻底改变了广告产业，并且提供了大部分互联网商业资金。 消费模式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电影和电视尚未完全适应互联网方式的传播。当每一种录制的娱乐节目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易得到时，我们可以期待其消费使用的巨大增长。 为了更有效地组合这些层次，需要在互联网的固有结构中对消费模式做出一些改变。例如，一个人可能需要比当下更好地控制系统以确保更大的安全，还需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更可靠的数据传输。“任性难缠的”用户将会被阻止“做出损害整个互联网”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个层次的控制，就需要有效终结网络的中立性。可以预见，随着娱乐业进入互联网，它将成为一个巨大因素排挤社交用途，或使之边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这个词开始用来指称像电视那样的大众媒介。在其他大众媒体的这种集中化“技术代码”特征之下，互联网所呈现的、作为我们人类对象化的“总体能力”将会被异化。幸运的是，互联网至今还没有被商业垄断，它还在网络上为公众提供免费空间。社区模式具有五个层次：非等级传播、匿名、广播动员、历史数据存储，以及用于社区生活的在线社区。人际交流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私人电子邮箱和像社交网络那样的各种群体交流形式。社区模式的本质是互惠。每个参与者既是读者和观众又是发布者。为了保持这种结构，社区模式要求保持网络的中立性，只有这样非专业、非盈利及政治上有争议的交流才不会被边缘化。它必定可以为新的社交形式引入创新设计，而无需通过官僚机构或商业机构审核。开源软件开发者及其他不要报酬的志愿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将无法在网络被商业接管的情况下生存。在这个体系的技术中加入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会与免费的传播互动格格不入。 社区的存在既有社会的条件又有技术的条件。如果社区模式盛行，那么商业的、娱乐的及信息的应用也一定会找到立足之地，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技术要求和法律要求，它们不能主导这个系统的发展。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企业似乎正在适应社会的要求：社区网站的商业运营只是将其变成广告平台，并不决定他们的传播内容。实际上，企业现在将这些网站作为公共承运商来运作，这与电话网络没什么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商业与日俱增地侵蚀着互联网，但它一直具有政治意义。 3 在线社区和互联网政治 年复一年，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列表变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引人注意，最初有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随后又有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抗议活动，还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互联网在政治选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最先在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竞选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最终为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成功做出了贡献。最近的阿拉伯起义应该足以证明互联网的政治潜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互联网使活动家能够组织成千上万的在线记者，并与他们直接对话，从而打破了商业和政府几乎垄断官方媒体和电视网络的局面。 在我看来，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互联网确实具有政治意义，但是它们对于达林·伯尔尼(Darin Barney)来说还不够，达林·伯尔尼认为：“当遭遇到大范围的数字技术及其文化时，这些非传统、抵抗性的活动仍只代表了沧海一粟。要想评估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谨慎工作，记录，甚至推进这些技术的策略性政治应用，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这些应用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这个背景保持着一系列配置先进安全的强大技术，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将其描述为‘财富的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wealth)。”[15] 为了回应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必须给政治互联网的本质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毕竟，正如伯尔尼所说，互联网是由自恋式广告和商业所定义的，政治用途可能是例外。在下文中，我将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方案，以替代这种批评性评价。为了得出我的结论，我要指出，互联网上的政治只是冰山一角，它呈现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在线社区所广泛流行的代理之中，因此，它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些代理的新形式重新界定并扩大了公共领域。我们通常所谓的互联网中的政治只是这种更广泛现象的一个例子。为了理解这种新的政治，我们将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技术的看法。 虽然马克思把个人的对象化能力等同于生产技术，但是今天，先进的技术社会要把地理上分散的个人聚集到各种技术中介周围。教育活动、工作、娱乐、疾病，甚至诸如污染这样的外在因素共同创造了这个共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的交流正如他们在工厂或本地社区中一样多。这些共享的世界反映了个体像机器一样存在的那些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所感兴趣的。 例如，一种特定的疾病使患者和医疗机构联系在一起。病人可能彼此之间住得很远，但是他们通过这个机构有了联系。当病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关注点和交流手段时，这种联系可能一直是潜在的。然而当他们聚在一起，正如如今经常在互联网上所做的那样，这种联系也可以被激活。 就此意义而言，这些世界为基于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等级管理部门所拥有和(或)管理，它们使参与者异化，就像马克思时代的工厂那样，尽管通常不会有戏剧性的后果。再看患者在互联网上讨论他们与医疗机构互动的例子。患者可能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但是，当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时，他们可能是遇上了僵化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只有在相当大的压力下才会屈服。传播和组织化是实施这种压力的关键，因此，互联网可以在这方面起作用。 互联网最具有创新性的方面是它具有一种能力，能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支持这种对参与者旨趣的共同反映。这是玛丽亚·巴卡德杰瓦(Maria Bakardjieva)在《(重新)发明互联网》[16]中所提出的主题。为了回应民众的一大堆问题和失意，她解释了互联网用户中新形式社区的兴起。玛丽亚·巴卡德杰瓦称之为“次行动主义”(subactivism)——一种前政治，它涉及与医疗系统、政府部门及学校等机构有关的代理。她描述了在个人和政治、日常生活的“小世界”和更大社会之间存在的变动的界限。 《(重新)发明互联网》的其他几章描述了特定场景下的在线社区如何运用互联网协调他们对更完整代表参与者旨趣的需求。尽管鼓励其他领域的发展，但技术领域的代理仍蓬勃增长。这些新形式的在线政治将公共领域的活动扩展到之前被认为中立的、无需磋商、直接交给专家决定的技术问题。 我已经在特德·汉密尔顿(Ted Hamilton)和我写的该书那一章里讨论过在线教育的例子。为互联网的未来进行奋斗的同时，人们也在争论，如何在教育上最好地利用互联网，是构建教育社区，还是传播信息并使教育团体去技能化。 计算机游戏产业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反映出如今的互联网相互影响的复杂特征。现在这一产业比好莱坞还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用户在线玩多人游戏。玩家的游戏活动为游戏代码所严格制定，但是，在线社区以不受该产业控制的非正式关系来将他们组织起来。萨拉·格莱姆(Sara Grimes)和我所提出的“嬉戏理论”(ludification theory)解释了针对游戏技术的合理性结构，以及这些社区是如何形成的[17]。 一旦激活，社区就会重塑游戏的方方面面，以新的方式和情境调动代码和游戏条款。在游戏中，当玩家卖掉商品换取金钱时，商品市场便在其赢取商品的过程中出现。用户要找到工作区以避免语言和行为受到限制。游戏可能被有黑客技术的玩家所修改。游戏公司可能会抗议这种未经授权的行为，但最后他们往往会屈服于并且尝试拉拢这些他们控制不了的人。与电视媒体所塑造的广大典型观众不同，游戏的设计者和玩家之间的互动，以及玩家内部的互动创造出一个准对抗性的环境。类似的现象也可以在其他的大众网站看到，如Facebook，曾出现过部分成员介入抗议或要求政治上的改变。 创造并运行技术网络的专家们把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社区描绘得复杂化了。就专家们贯彻参与者的某些旨趣而言，他们代表着由技术网络构成的社区。但是，基于技术知识的专家意见就像技术本身一样并不确定，它们只能以技术的合理形式实现特定的社会旨趣。 凯特·密尔贝利(Kate Milberry)在该书其所写的章节中讨论了互联网为“技术行动主义”(tech activism)所探讨的那方面内容[18]。一群自学成才的激进互联网技术专家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凯特·密尔贝利考察了这些技术行动主义者如何及为何利用维基技术，并使其成为一种在网络空间进行民主交流的空间和工具。反过来，这也使实现新的线下社交实践成为可能，在技术专家和他们所服务的社会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辩证关系。在线民主实践预示了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发展和使用中的民主介入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 政治不再是争辩着老套议题的传统建制政治群体的专门事务。议题和群体的范围正在向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不断扩大。就现今这么多的生活内容都以技术为中介而言，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为这些民主介入的新形式所用。这就是对互联网的社区模式是否可以继续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对在线社区最大的挑战是，维持互联网社区的条件。这取决于未来普通用户捍卫其民主潜力的能力。由此发起的这些运动还是很无力，缺乏一个全局的变革策略。但是与之前的革命运动所做的不利比较，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发生在政治管理和公共领域本性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时代。最起码这些改变证明了受到互联网支持的那些极其引人注目的政治运动的重要性，它们不能被当做反乌托邦规则的特例而加以合理地摒弃。决定互联网未来的，不是技术，而是人类活动。当技术被理解为战场而不是某些固定的、完成了的东西时，它们被去物化，并暴露在批判和改变中。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他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观察到的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做出过回应。我将对此做简要回顾来结束本文。 马尔库塞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般来说，“大拒绝”(Great Refusal)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扩展至单向度社会的美学原则[19]。这项策略总结了有关改革和革命的旧的辩论。在社会富裕到几乎可以使任何诉求都能被满足的背景下，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立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不可吸纳(uncooptable)之需求的寻求使马库塞本人成为1968年起始的大众文化的象征，至今他还承担着这个名声。在当代背景下，对互联网反乌托邦式的批判激发了类似的坚定的拒绝。但它忽视了当今所发生的真实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条件发生改变，马尔库塞便不再坚持“大拒绝”。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马尔库塞称之为“预防性反革命”(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吸纳(cooptation)还在继续，但增补了后退和约束。新左派解体了，但它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批判社会，以及一种被约束之可能性的感觉。现在马尔库塞响应德国人的口号：“体制内的长征”(A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20]。在政治黑暗时期，人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到安身之所。但是，有可能带去一些争论，从而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这就是马尔库塞的任务，他接受了结果的模棱两可性。是否完全拒绝技术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立场的试金石。 这两种策略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批判风格。“大拒绝”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失望反应。“体制内的长征”表达了一种斗争到底的信念，即尽管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但也没有理由放弃。今天，资本主义在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正在被一件一件地清除。作为整体的系统不是反抗的对象。即便它可以被废弃，我们现在也从共产主义世界的经验中认识到：已建立的物化机构还会继续以其他形式存在下去，并要求我们继续反抗。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而是主体(agency)以前所未有的新形式进行活动的社会。批判的任务在于去告知这些主体，用马克思的话说，去“解释世界本身的运行方式”，表明现实的斗争包含一种超越的内容，这个内容可以和一种理性的社会生活概念相联系。 收稿日期：2013－12－20：修回日期：2014－05－07 注释： ①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是芬伯格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技术既非完全中立的工具，而是受到社会诸多条件的影响；同时又具有其自身内在的独立性。这种包含了自身和社会双重因素的特点就反映在“技术代码”上。code一词既有规则、规范、法则等偏重于社会因素的含义，也有编码、代码等工具意义上的含义。由于之前国内关于芬伯格的译著中多采用“代码”的译法，本文也沿用这个译法。——译者注 ②互联网的前身，于2012年关闭。——译者注 ③即前面提到的《(重新发明)互联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