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模式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2)06-0057-06
现代经济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厚重的人类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由于正统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已经呈现衰落趋势，经济学正在经历由研究外生增长变量向研究内生增长变量的转化，如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文化和制度等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已经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大多仍停留在文化是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讨论上，而对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在大国的经济发展中特定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则很少涉及。本文主要研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一、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区域文化研究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解释是从经济要素、制度、历史、资源等出发的。但纵观国内外的区域经济发展，文化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持续和全方位的。比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如资金、技术、交通等，它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从静态分析，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最大的。资金、技术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点的影响，交通、通讯对区域发展是线的影响，而精神、理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是面的影响。”[1]所以，邓小平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可以说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综合以往的有关研究，我认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驱力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驱动力表现在文化对经济主体的影响上，即对经济主体的引导、激励和感召力。整个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支撑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不同的区域经济水平和特色孕育出不同的区域文化。同时，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传统区域文化是经历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公共选择后，最终形成并且积淀在这个地区和民族的血液里的，构成这个国家(民族)或者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质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是非常强大而稳定的；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必然会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所以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总是体现出受不同类型区域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也因此才有了晋商、徽商、粤商、浙商、闽商、台商、港商之类的区域视角。
首先，区域文化的内驱力来自于文化观念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意识形态与个人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当个人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2]他指出意识形态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包括对经济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他一切事物”。[3]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来看，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全面振兴提供基础，而文化的昌盛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的经济发展充分反映了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后，浙江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生动地说明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伴随着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全面转轨，经济社会的大变革伴随着精神文化领域的大变革。浙江区域文化的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凝结成“创业创新”的浙江精神的核心。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浙江精神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从1978年到2011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32000亿元，全国排名从第14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GDP由331元上升到58665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9083美元)，财政收入从27亿元上升到5925亿元；从1985年起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728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11553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6.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60.8平方米。与此同时，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下降，社会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加，覆盖城乡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群众价格上涨补贴、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制度。[4]
其次，区域文化的内驱力来自于社会系统之间的均衡作用。按照帕森斯的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是由一个社会结构和其他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所有这些构成部分在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系统。文化系统的作用是目标获取和整合。这意味着文化在保证整个系统的均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向导，使他们稳固地实现其目标，也就是说，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一个符号环境，同时文化还保护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整合。正因为如此，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有其文化之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路径、模式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发展的方向。”[5]
(二)特定区域文化产生并形成特定的区域经济
由于区域文化的区域性，不同的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在一个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某种地域文化生存形态，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不自觉中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6]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通过其长期积习而形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生成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同的，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有其自身的地域文化，从而使各区域存在差异，发展也不尽相同，文化上的差异使人们的观念不同，导致行动的不同，经济上也就有了高下之分。特定的文化能促进区域的特定发展，同样也促进区域特定的创新趋势，不同的区域文化类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文化对具有个性和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意义。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主体，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特定文化存在物。正是作为特定文化存在物的人，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选择，才使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二，从文化作为人创造的客观形式即超越主体的客体存在来看，每一个地域的文化都是既定的，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一个区域经济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区域文化，那么这种经济将很难得到顺利发展，而如果一种经济和该区域的文化观念相结合，那么它就有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三)先进的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先进的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自古以来就融合了非正统的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文化开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加上位居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极具活力的地域文化，即敢为人先、兼收并蓄、求真务实、重商崇义。这种文化模式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充满生机和活力。
根据刘志英和张朝晖的研究，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历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精神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锐，精于商道，并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中的现实精神遗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意识基本上是相符的，或曰精神上是相通的，一些海外管理学家如香港大学的雷丁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杰所言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从吴越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传统中所存留下来并伸延到海外华人社会的商业精神资源禀赋。
可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以及江苏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不该仅仅从体制转型和政府的合意激励政策中去寻找，也并非是以产权经济分析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能全面解释得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将之归结为吴越文化和江浙人的商业精神资源遗产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复兴。没有浙江人的商业精神和众多民营企业家参与市场经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会有浙江经济的辉煌。具体来说，浙江有着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求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由于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度较小，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例一直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这就磨炼了浙江的企业家与境外强大对手较量的能力，孕育出具有创新思维方式和“敢为天下先”、勤奋耐劳的企业家，形成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遍地涌现的地域优势。而且，正因其文化特性，浙江经济如今已发展为“浙江人经济”。今天的浙江人早已不再局限于在浙江发展，其足迹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有生意的地方必有浙江人。“浙江人经济”更多地成为一文化概念，这一现象更是表现出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浙江文化的典型性格是“恋家不守土，敢冒知进退，爱财不惜财”，其核心则是强烈进取、吃苦耐劳的商业精神。而“浙江人经济”又进一步促进“浙江经济”，温州人形象地称之为“地瓜经济”，认为好比地瓜的秧长到了人家的地里，还向空中伸展吸收阳光雨露，但最重要的是，地瓜最终还是长在浙江人自家的地里。浙江人如此看“资本外逃”，既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又看出其精明独到的商业眼光。由此可见，文化在浙江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的内在作用。
中部地区的区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具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中庸和谐、安于现状，进取意识和冒险意识严重不足等特征。这种落后、保守、消极和被动的文化观念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自古以来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占重要地位，因此商业意识淡薄。其地域文化主要来自于本地区原有的原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随着内地一部分汉人向西迁移带去的中原文化、外来的宗教文化等三个方面，因而西部文化具有多元的特征，并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色彩。韦森对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命题：(1)对经济增长而言，只有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制度才是有效的；(2)文化传统对市场秩序的发育和扩展，进而对一个社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来传递的。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看，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
二、区域文化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等优势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我国形成了三种最具特色与影响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
(一)吴文化与“苏南模式”及“新苏南模式”
江苏开放性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它是对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度概括。[7]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以乡镇企业起步并由此而迅速推进的“苏南模式”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区域模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苏南模式”同吴地区域文化的“鲜明的开放特质、典型的水文化气质，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特色”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吴文化造就了苏南地区突出的区域经济特色。吴文化除了更加“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外，比其他地方的文化具有更突出的特点，即刚柔并济的文化心态，重商观念，兼容并蓄的襟怀，勤劳、精巧、柔韧、秩序。因此，吴文化务实、开放、进取。
“苏南模式”的特征有以下方面：(1)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的集体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乡镇工业为主，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经济为主；(2)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3)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逐步实现社区内农民的共同富裕。“苏南模式”不仅是经济模式，还是文化模式。
苏南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后，其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原有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难以再有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地区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逐步打破原有的束缚其自身发展的机制，甩掉了假集体的“红帽子”，大多数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明晰了产权，增强了自身活力。乡镇企业在经过对内进行产权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以后，抓住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遇，走上了国际化发展的道路。这一次嬗变使苏南模式有了全新的内涵，以外资、外贸、外经“三外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为基调，突破了原来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城乡结合为内容的旧“苏南模式”，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世纪转折时期重新显出勃勃生机。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也成为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的典范。同时，经过市场大潮的锤炼，苏南涌现出了一批批农民企业家，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灵活地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从以乡镇工业发展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到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苏南模式，苏南经济发展走过了一条工业化、再市场化、再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此外，吴文化兼收并蓄和均衡发展的传统也造就了苏南地区的多元经济结构。
吴文化与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吴地经济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吴文化为吴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由此可见，地域文化也是生产力。
(二)海商文化与“温州模式”再到“浙江模式”
浙江经济模式发展的精华主要体现在温州、台州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浙江省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概括。[7]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经济为特色。温州的文化从秦汉以来经过了“七次崛起”，其中最为称道的是南宋时期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以叶适为集大成者，倡导“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以义抑利”。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强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和文化模式。温州的区域文化在浙东越文化区中又呈现出浓厚的闽南海商文化特色。温州文化最典型的便是重商主义与闯世界的精神，其次是冒险与创新精神。因此，“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做生意”。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行为。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温州文化注定了温州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安守本分、墨守成规。温州文化可以说是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重商文化孕育了温州，温州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植根于其地域文化之中。
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在于重商文化直接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励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从而促进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不难理解，这种文化作用于经济的过程是一种“意识指导实践”的过程。
温州模式产生于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全面创新的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化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开始向国内外市场发展，通过“走出去”，首先是商人走出去，如在国外开办中国城等，继而带动相关产业、产品和劳务走出去，形成“走出去”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产业链开始向省外甚至国外延伸，更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得以提升。因此，“温州模式”迅速扩展到金华、宁波乃至整个浙江大部，形成“温州模式”到“浙江模式”的嬗变。浙江开放型模式以“走出去”为主要特征，其经济发展是依靠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然后“走出去”形成国际化。
从“温州模式”到“浙江模式”反映了文化创新形成的文化软实力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舆论保证的强大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总结的：“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8]
(三)岭南文化与“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也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了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之后，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统称为“珠江模式。”[9]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为珠江出江口，毗邻港澳，是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珠三角的经济概念包括香港、澳门及广东省部分地区，囊括东莞、佛山、广州、惠州、江门、深圳、肇庆、中山、珠海9个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珠三角发展也进一步扩大其辐射效应进而演变为泛珠三角经济区。
“珠江模式”的特点表现在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或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港台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三来一补”模式，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省根据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对已经吸收了大批劳动密集型技术、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原则上不再批准引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而主要引进高新技术，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目前广东省拥有广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门、东莞、汕头3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除汕头外，其他全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内。广州、珠海拥有2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12个“863”成果转化基地、1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为发展高新技术创造了良好条件，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01年，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曾达到3255亿元，占广东省的93%，居全国第一位。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珠江三角洲占了23家。[10]
“珠江模式”以引进外资、内外合作为特色。珠三角人在悠久的岭南文化传统、秀美的自然地理条件、特殊的政策环境和多种外来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义利兼顾、自主开放和秀外慧中的区域文化性格。
岭南文化是指南岭以南地区，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南越本土文化为本根，兼及外来文化的，以多元的、开放的内涵为架构的一种文化。由于地势封闭，岭南极少受到中原毁灭性动乱的影响，社会生活较为安定，生产发展较为正常，较之中原有着优越的历史延续性，从而也增强了岭南固有文化的延续性，造成了文化意义上的良性循环。
南岭南面的开放态势使岭南人成为我国历史上较早从海上走出国门、开辟海上航线、进行海外贸易的开拓者。广州从唐代起至鸦片战争前，就成为我国大的海外贸易口岸和世界性的商业城市之一，并与南海、印度、阿拉伯、欧东非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被迫开放，广东人大批走向海外，成为华侨最多的省份，从而进一步架起了中外经济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在外来文化长期的影响下，岭南人逐渐形成了明显的反传统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岭南人的性格、气质、价值观念等方面。概括地说，岭南人思想比较开放，重商意识较强，敢于冒险和求新思变。这些构成了与传统文化不相容的开放、多元、稳定、自我意识强的文化潜质，这种文化潜质渗透到岭南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似是无形的文化潜质就会爆发为反传统文化的动力。翻开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无数优秀的岭南儿女都曾多次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率先行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当代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腾飞亦绝非偶然，乃是岭南独特文化潜质复延、躁动、爆发的必然。
“义利兼顾”是指重商、重义，它是珠三角人的一种很普遍的思维观念。商品经济观念在珠三角地区很早就扎下了根，这种文化观念对于珠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起着基础又关键的作用。珠三角地区文化观念时刻吸收、兼容外来文化的有利因素，在保持原有文化精髓的同时不断创新。岭南文化的“多元性重商传统，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兼容性与善于变通，反传统与敢为天下先，及追求感官享乐、直观务实并具有冒险精神等”，必然孕育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珠江模式。这也是广东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并成为中国经济活跃地区的文化根源。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十分深刻，虽然它不易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在区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就表现出具有明显差异的发展模式。
三、区域文化影响区域经济的几点启示
当今，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和形成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了建设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的和谐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第一，重视区域文化的创新。区域文化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事实上，文化创新不仅关系到区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一方面要摆脱落后文化的缺点和束缚；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区域文化的创新能力。
第二，对区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传统区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区域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整合，推陈出新。要通过文化建设，推出既体现传统文化魅力又包含现代文化精华的新型现代区域文化。
第三，注意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要预防和抵制外来文化对区域文化的不良影响，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决定性资源因素正愈来愈重要地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因而文化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过程中，旧的文化制约因素不消除，制度和科技的效能就难以充分体现。因此必须全面确立起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因素，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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