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因素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民消费变化及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
（一）农民消费总量变化和现状
20余年来，我国农民生活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与农民收入水平同步增长。1978-1997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元增加到1617元，增长12.9倍，年均增加75元，年均递增14.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3.2倍，每年递增7.8%，大大快于1954-1978年间年均增长2.8%的速度。1978年以来，农民消费的变化经历了和收入变化相同的几个阶段，明显地表明出收入决定消费的规律，即农民消费随着农民收入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从整体上看，1978-1998年人均生活消费年均实际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有时还出现停滞的情形。1989年-1991年年均实际增长率只有0.04%，1992-1997年虽增加到年均6.1%的增长，但1997-1998年又出现了-1.66%的增长，1999年至今农民的消费支出，虽有所回升，但仍表现出需求不振的态势，农村市场仍处于启而不旺、徘徊不前的局面。
（二）农民消费结构变化及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
农民消费结构已经呈现出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十分明显。从我国农民消费发展的阶段来看，以1984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60%以下为标志，消费结构已越过一个质的界限，目前农民消费正从数量扩张型的温饱型向注重生存质量型的小康型转变。根据消费规律，低级消费阶段的人们用于吃穿的比重比较高，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逐渐升级，人们用于其它诸如文化娱乐等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比重会有大幅度上升。据1978-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农民消费的发展趋势表现为：1.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消费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的份额下降。其中食品消费由1978年占68.08%，降到1998年的53.43%，衣着由1978年占12.07%降到1998年的6.17%。2.生活消费中的现金支出份额增加。农民生活消费中货币性消费比重从1978年的41.05%增加到1998年的70.9%。3.居住支出有所波动。农民建房从注重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的提高，由于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较低，因此，农民支出中现金储蓄的比例并不高。而农村居民由于其住房不享有城市职工的补贴，因此建房就成为农村居民的一种很重要的实物储蓄形式。4.文化娱乐用品、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需求，其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居民整体生活从保证温饱条件下的着重改善住房条件，购买一般生活用品和扩大较低层次的消费，逐步转向购买新型家电、家庭生产设备用品（如小型农用机械）和装饰住宅上，扩大住房、日用消费品和服务性消费支出。
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还表现在农村对不同耐用消费品需求品种上的变化。农民对彩色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摩托车等新型家用电器的需求量一直上升，而对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等传统的家用电器的需求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1996年以来，我国政府虽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农村消费，但农村市场却一直消费不旺，启而不动。影响农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第二类是宏观经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消费环境、非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第三类是勤俭节约的消费伦理、隔代消费的消费习惯、制度及其变化等其它因素，其中收入水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一）农民收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1.农民收入现状及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8.1%，比1953-1978年的3.3%高出了4.8个百分点。
1978年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农民工资性劳动报酬的比重上升了8.4个百分点；(2)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下降了6.52个百分点；(3)转移及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71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民的收入渠道拓宽，农民外出做工和在乡镇企业中收入的比例增大，不再把家庭经营收入作为唯一的来源，但家庭经营收入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2.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第一，农民收入政策目标的转变。农业发展的目标通常是双重的，即农产品供应目标和农民收入目标。伴随着工业化由起步阶段进入到起飞阶段，农民收入政策也从以增收服从增产的歧视性政策转向以增产服从增收的支持性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缓慢增长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一直未能很好地重视农民的增收问题。1993年7月颁布的第一部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虽提出了农村发展的增产和增收目标，但仍是“在增产基础上增收”的政策思路，没有把农民增收目标放在首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农村居民获得的份额较小。1986-1996年GDP年均增长9.9%，而农民收入则与其形成较大反差，同期年均收入增长速度仅为4.1%。
从1996年起，中央领导就多次强调发展农村市场的重要性。1998年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指导方针，把农民收入问题列为“三农”的核心，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在粮改中虽特别强调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从而稳定了农民收入的大头，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由于保护价格水平偏低（1998年国家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每50公斤粮食定购价格比上年同期低3元左右，保护价低5元左右），加之受地方政府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影响，以至农民收入增量中从出售粮食中获得的部分是非常有限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因素是农民负担过重。1988-1997年农户人均社会负担现金支出从55.39元增到216.76元，约占农户现金支出10%左右。自90年代建立乡镇财政，特别是1994年实行农村分税制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问题更加突出。农民负担过重往往是农民的合同外负担，主要表现是：一是教育双达标集资数额过大；二是一些地方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和电网改造等集资负担较重；三是农村电费过高。
第二，农民纯收入的阶段性与农业收入政策之间的关系。20来，农村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中经历了高速——平衡——减缓的阶段性波动过程，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阶段。农民纯收入变动的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与国家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的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农民纯收入的阶段变化就代表着国家对农民收入政策的阶段变化。
1978-1984年为高速增长阶段。1978-1984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由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率达到16.5%。政府的政策支持比较明显：一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二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和工农产品比价的调整，使农民的收入快速增长。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资。1978-1984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为年均163.3亿元，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年均13.2%。
1985-1988年为缓慢增长阶段。1985-1988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在3%-8%之间，年均增长4.9%。这四年中，政府支持多种经营的局面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相对速度放慢。这是由于1985年后，改革和发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经济则出现连年徘徊局面。在这一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为年均186.9亿元，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为年均8.0%，是财政支农比重最低的阶段。
1989-1991年为停滞增长阶段。这三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慢的时期，三年平均增长1.9%。该阶段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保持年均4.8%的实际增长速度，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创历史较好水平，但出现了农业增产而农民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
1992-1996年为恢复增长阶段。1992-1996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再次趋于稳定并快速增长，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年均实际收入增长5.4%。在这一时期，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裕，开始转入买方市场。此时的农业环境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由升转降，1994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21.6%，1995年又上涨了27.4%，1996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回落到8.4%。粮食收购价格由降转升，1994年粮价的涨幅达到了高峰，比1989年上涨了54.8%，1996年粮价又呈下降的趋势。1992-1996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为年均525.0亿元，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2年的10%下降到1996年8.8%，年均为9.2%。
3.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首先是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和市场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已从以往单纯的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一方面，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农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另一方面，随着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稳定地越过温饱线，农产品供求格局已从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转向了对农产品结构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买方市场。
其次是乡镇企业的效益下滑。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由于受自身的产品结构、资本构成以及亚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出口下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发展速度明显减慢，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
第三，农民就业渠道减少。乡镇企业吸纳新增就业能力减弱，1998年乡镇新吸纳的劳动力约300万人左右，比上年减少100万。另外，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再加上有些地方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就业机会明显减少。
第四，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不大。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99年农民现金收入增长，就与1998年国家加大了对农田水利、林业生态和农村公路、电网、储备粮库等方面建设的资金投入有直接关系。但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基础一直很薄弱，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下徘徊。
第五，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持续走低，农民增收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使农民的预期收支趋紧，储蓄意识增强
由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慢和乡镇企业效益的连续下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这无疑将导致农民长期收入预期的下降。而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经济中，农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投资者，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常常交织在一起。当要素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上涨不确定的情况下，收入也是不确定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收入和消费具有跨年度的特点，本年度大部分时间的消费，依赖上一年的收入和储蓄，在当年的预期收入不确定时，农户要兼顾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一般会保持较低的消费倾向。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生产规模的扩大，作为直接投资者，增加储蓄或扩大投资的结果，必然是适当减少目前的消费。同时由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加快，个人的社会性负担加重，人们形成长期支出上升的预期，必然影响人们现期和长期消费计划。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村居民由于支出上升的预期，消费心理上普遍追求的是保证经济安全，因此，“降息”的目的尽管也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促进消费，但其负面影响是人们对自身经济安全的估计进一步恶化，造成的效果却是更倾向于以储蓄求安全，这也是为什么“降息”不能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自1997年以来，商品零售物价连续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增幅要低于实际的增长，受“货币幻觉”的影响，农村居民认为收入的增长趋缓，出于经济安全的需要，而减少了当前的消费，储蓄倾向增强。
（三）目前的产品结构不适应农村消费的特点和农民的偏好
由于需求的层次性，人们的现金收入首先用于购买生存资料，然后才购买发展资料，最后购买享受资料，也就是说一定的收入条件下，消费是有次序的。从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有关分析资料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农民扩大消费的先后次序基本是：再生产、建房、子女教育、交通工具、电器、日用消费品。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很乐观，对再生产的投入倾向增加。根据农民扩大消费的先后次序，目前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应集中在启动与刺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其次是建房需要。家电产品除了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大众产品外，不易形成消费热点。
（四）农村消费环境较差
消费环境包括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价格放开与否、流动约束、不确定性和消费性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民消费往往存在被指定购买渠道、缺乏选择自由、消费性基础设施弱、供给结构不适合需求结构等问题，农户购买环境欠佳。目前农村地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如农村的供电不正常、电价过高；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没有自来水，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存在人、畜饮水困难；山区的电视信号弱，彩色电视的接收效果差。这些将会影响农村家电设备和用品的购买和使用，不利于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四、促进农民消费的措施
（一）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信心
目前应正确看待和处理国家财政与农民利益的关系，重视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
首先，要利用各种渠道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建立起国家、集体和农民相结合的农业投资体系。其次，要根据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经验积累，保护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对减产实行补贴措施。同时，粮价不振是当前物价走低的重要基础，只要存粮供给剩余存在，粮价就将长期受到压制而无法回升，因此应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和保护价。第三，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针对目前乡镇企业面临的难以进入资金市场，直接融资又很困难的情况，应重视对乡镇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增加投资。同时，应积极引导乡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消费预期
在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因素中，社会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第一位的，收入增幅下降是第二的。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使农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另一方面农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金融证券市场风险大，农民缺乏经济安全感，因而会减少当前的消费。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的经济安全感。
（三）构建有利的农村消费环境
国家以往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和通讯等重视不够，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满足不了农民使用家电的需求。因此，近期构建有利的农村消费环境的重点首先应放在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上。其次要降低农村用电的价格，鼓励农民对家电的消费。同时要治理目前农村存在的乱收费、自律价、限价、指定购买渠道等不利的外部消费环境。
（四）形成合理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消费倾向
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引导农民消费，形成合理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消费倾向，以利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收入的趋同化，易导致低层次上的集中消费，但如果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人群增加，将会导致社会总体边际倾向降低，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因此，制定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政策，要倾向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差距，提高整体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