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学到环境史——英国地理学家伊恩#183;西蒙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家论文,英国论文,伊恩论文,地理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是位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英国地理学家，他1937年生于伦敦，先后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伦敦大学学院，1959年)和哲学博士学位(伦敦大学学院，1962年)，专业分别是地理学和林地生态学。在达勒姆大学地理系任职期间，西蒙斯还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退休。2003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西蒙斯的环境史著述既体现着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有着自身的特色。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即从博士毕业开始，到明确研究“环境史”为止)，西蒙斯的研究志趣发生了从生态学、地理学向环境史的转向。笔者试图在回顾这一转向过程的基础上，从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两方面对其转向的成因加以分析。
一、生态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研究
西蒙斯从生态学视角，运用生态学理论和多学科知识，对人地关系进行了出色的阐释。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西蒙斯发表了《生态与土地利用》(1966年)和《人类对往昔环境的影响》(1976年)①等论文，出版了两本教材：《资源系统》和《自然资源生态学》(1974年)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他先后出版了《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1989年初版，1996年再版)、《土地、空气和水：20世纪末的资源与环境》(1991年)和《人类与环境：一部文化生态学》(1997年)。③
从西蒙斯探讨的主要问题来看：一个是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另一个是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而已。
(一)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在《生态与土地利用》中，西蒙斯指出“研究动植物群落的新陈代谢、机能和运动及其与环境之关系”的生态学，不仅要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研究，而且也应对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其中两个基本问题是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传输”。④“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在营养方面的消费者，一个是有技术和思想的管理者。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土地利用：为了达到预期目标而对生态系统进行的管理行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都是从围绕土地的获取及相关管理开始的：“英国史前时代林木的大面积消失，以及农田和草地代替橡树林，与游戏人(Homo ludens)⑤取代约塞米蒂谷(the Yosemite valley)的印第安人、原有牧场变成针叶林的例子如出一辙”。⑥
西蒙斯的《资源系统》一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了“资源系统”的定义，即“人与地球上的资源、能源及生物组间的互动”；其次介绍了地理学意义上的人地关系及其构成要素，包括“自然”、“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历史”等；最后介绍了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地关系概念和原理，包括“资源系统”、“不可再生资源”、“能量”和“废物”等，并对资源系统内各要素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
《自然资源生态学》一书从生态学视角，运用生态学理论和多学科知识，对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及其趋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微妙的关系失衡所产生的后果。有学者评价这本书“将生态学观点同经济学、行为学和伦理学整合起来，均衡和客观地描述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复杂需求……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这完全没有其他相同主题的著作中常见的主观和缺少根据的评论”。⑦从这一评价来看，西蒙斯实现了写作目的：“写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在这一领域的多年教学发现，自己平时所读或推荐给学生的著作，要么过分局限于范围或空间，要么其观点让人觉得过于尖锐。我试图用这本书改变这一状况。”⑧也有学者存在疑虑：面对广泛和复杂的研究客体，他所应用的理论与方法能否有效地进行阐释。因而有人提出，“西蒙斯对资源利用的探讨，缺乏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审视，而这两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并不完整”。⑨
在《土地、空气和水：20世纪末的资源与环境》一书的“前言”里，西蒙斯说明了这本书的性质及特点：“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认为，《自然资源生态学》的内容和概念都已落伍，需要考虑出第三版。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也很高兴有机会用一本全新的书来代替它。……更宽广的视野使‘生态学’从书名中消失，但并没有从概念中消失，我们还要用它研究有机物(包括人类)同其环境间的关系。”⑩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资源与环境”既包括对人地关系演变历程的回溯，也包括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回溯和理论思考；第二部分“资源系统”介绍了能量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以及流动过程，探讨了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种类及利用过程，以及废物的产生过程、基本分类和对废物的处理等；第三部分“全球纵览”是对《自然资源生态学》最重要的更新和补充。
西蒙斯指出，自然条件的优劣，自古就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特点，也始终影响着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思想方式。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发达国家在全球变暖等问题上常常脱离联合国框架另起炉灶，因为在联合国欠发达国家掌握着大多数选票；欠发达国家只有掌握发达国家所需资源，而且形成OPEC那样的集团，才可能在世界产生影响。(11)此外他还探讨了六种发展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这是他对社会发展特征和主流环保思潮做出的积极回应。
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框架”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涉及超国家组织、全球性组织、国家政府、地方政府、私营部门、以公共资源为生者(the commons)(12)、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探讨了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管理实践者在资源管理问题上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然资源生态学》中为人诟病的社会及政治分析的缺失。
(二)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人类对往昔环境的影响》介绍了多门学科、多重方法如何推动史前林地生态研究，和人们在科学数据基础上对史前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再认识，指出“一些研究在重构史前人类定居点及环境、分析史前人类的资源及其与景观的互动时，综合运用了土壤学、花粉分析、地理学、考古学和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空间分析。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指明了新思想和新方法以增加对过去的认识……现在对第四纪的研究表明，早在中石器、甚至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开始影响自然景观了。”(13)
《人类与自然：一部文化生态学》是西蒙斯在退休前对其人类生态学研究的自我总结。他在“前言”中提到三点希望：首先“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的进展及其作用，……并鼓励同事对地理学的广阔主题进行研究”；其次“希望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或者在不同情况下探讨同一个问题”；再次“希望对环境研究、文化研究和地理学相关学科有所益处”。(14)全书共七章。前四章介绍了人地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概况，展示了人类与环境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探讨了科学的文化属性、人类知识的获取途径、对数据的理解和应用等问题。后三章则探讨了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环境伦理、环境立法、管理框架等问题，体现了西蒙斯对人类生态学领域的新思考，不过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在进行人地关系研究的两个阶段之间，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西蒙斯在另一领域“生物地理学”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二、文化视野下的生物地理学研究
严格地说，生物地理学是生态学的分支，其研究有三条路径：作为植物或动物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主要研究动植物在过去和现在的空间分布，并解释分布原因；研究动植物之间以及动植物同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洲际层次的区域特点或是有着动植物个体和群体的小块地区的特点——就像在生态学中一样；有时，生物地理学还探讨人类活动对动植物在生物圈中分布的影响。(15)从生物地理学的定义与研究路径来看，西蒙斯的生物地理学研究结合了后两种路径：在其《自然和文化的生物地理学》(1979年)和《生物地理学过程》(1982年)(16)中，文化视野是其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自然和文化的生物地理学》“前言”中，西蒙斯回顾了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习经历以及卡尔·索尔和伯克利学派对他的影响。他同意大卫·瓦特的观点，认为“人文主义取向的生物地理学，可以作为复苏地理学人与环境关系传统的先锋”；同时承认“自然的”和“文化的”生物地理学只是在形式上结合在同一本书里，还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成功整合”。(17)该书的“自然生物地理学”部分从“有机体”、“生态系统”和“生物群系”层面介绍了有机体的进化和分布、种群的相互作用和生态因素影响等内容。“文化生物地理学”是全书的主体。西蒙斯提出文化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客体是历史上人类因素对有机物分布方式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以此为基础，他进行了两方面研究：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回溯了狩猎采集时代、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人类对动植物个体及其生态群落的多重影响，并专门用一章篇幅介绍了动物和植物的驯化方式和过程；另一方面，以生态群落为对象，分析了“不经意间创造出的群落类型”、“千方百计创造出的群落类型”、“以生态群落为基础的资源生产过程”和“以生态群落为基础的资源保护过程”，最后探讨了农业、林业、渔业等典型的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以及不同层面生态需求的张力变化对生态的影响。西蒙斯把资源作为连接人类与环境的媒介，“人类—资源—环境”模式不仅合乎现实当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反映了追求环境的资源价值的自然观念。
《生物地理学过程》是一本更加成熟的、试图构建相关理论框架的生物地理学著作。西蒙斯提出，“生物地理学研究动植物在地球表面的分布。这一研究有两个主要的阶段：一是描述(description)，即试图确定在我们的观察中哪些分布最具深远的意义；二是解释(explanation)，即说明这些分布是为何以及如何产生的。”(18)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生物地理学的学科定位，认为“人类改变了太多的生物及其栖息地，所以如果生物地理学只作为自然地理学的分支，便不会有实质性成果。……生物地理学既不能是完全的‘自然’研究，也不能是完全的‘社会’研究，毕竟有机体具有人类知识之外的、自己的生活”。(19)他指出，“确定动植物的分布，通常称为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即生物学家所知的生物地理学；确定生物的区域分布，探究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影响，注重解释生态系统如何工作，即生态学家所知的生物地理学；地理学家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注重研究人类创造的新基因型，以及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创造的新生态系统。”(20)他把未受人类扰动的自然过程视为基准线，在描述了完全不受人类影响的森林、草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状况之后，通过事例证明：人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上，人类还有机会选择新的模式。
三、绿色议题与环境史转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西蒙斯注意到绿色议题对当时的社会有显著影响力，他通过《绿色生物地理学》、《绿色地理学诸要素》和《绿色地理学：不断演变的方法》等论文，(21)探讨绿色议题与地理学研究间的关系，给出了地理学家对环境事务的理解和回应。他对绿色议题的认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绿色议题的涌现和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唤醒了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传统。西蒙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不断涌现的绿色议题，作为政治事件的严重性已超过了1966-1972年间的环境危机，甚至超过了民族主义。(22)地理学一直有研究人地关系的传统，不过一度为了反对环境决定论而被人们包括地理学家所淡忘。这个时候，绿色议题的重要性、受关注度以及所拥有的号召力，唤醒了地理学的这一传统。(23)
(二)地理学家在应对绿色议题上具有自身的优势。地理学作为惟一的、长期标榜“研究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学科，在研究环境事务、应对绿色议题上有着自身的优势。(24)首先，温室效应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不再是惟一的政治议题，大气污染等新的国际问题需要对各个阶段的碳循环进行详尽的研究。生物地理化学的研究者正好可以提供翔实的数据。(25)其次，生物地理学家可以在跨学科研究中弥补他人忽视的内容。生物地理学家注意审视人类社会使用能源的总体效应，而不仅仅关注能源产生的废物。其能量流动的世界模型将生命看作是一系列机体进化的产物，而不是贴着“生物”标签的盒子。这些生命的基因和生态上的复杂性，主导着生态系统的构成和循环，其多样性与化石能源的使用息息相关：来自碳氢化合物的能量越多，生物多样性就越少。(26)
(三)地理学家可以从五个方面应对绿色议题。第一，生物物理系统的机能。不仅要认识生物系统的初始状态，也应认识变化和内部联系，还应认识整个生物物理系统中要素间的联系。(27)第二，回首往事。绿色理念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地理学家通过研究古人对环境的改造，认识到人类发展必然带来环境变化，这些暂时的或是永久的变化都发生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人口增长……地理学家需要强调人类群体带来的环境变化的强度，而不仅仅是数量。这一强度与富人的物质消耗和穷人所受的限制有关，于是，能量的获取方式又成为环境关系上的重要媒介。(28)第三，资源应用与废物的产生。人类不仅使用着地球上的资源，还把地球本身作为资源和垃圾场使用。环保主义者一直试图监控这一过程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能量流动。他们关心的是资源的枯竭速度，而此类问题及其回答都过于简单了。地理学家认为，需要重视这些资源在经济层面的应用，不应忽视价格在资源使用中的作用。对绿色地理学来说，经济学异常重要，地理学家应熟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29)第四，环境影响研究。地理学家早已涉足此领域，评判根据在于这种影响的产物对人的价值：对人有利便可接受，对人有害则不可接受……绿色理念往往在政策制定上评判哪些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对可持续发展诸问题的考量，并非无用、亦非绝对，绿色地理学家须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30)第五，规范行为。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家用其语言体系解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对自然世界的改变，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地理学家大多对此毫无兴趣，但是同样重视对上述问题的仔细审视。(31)
(四)环境史为地理学家理解人类千百年来如何与自然互动提供了更丰富的观点。西蒙斯强调了环境史对地理学家的帮助。他引用R.P.塔克和J.F.理查德的观点，(32)认为环境史要研究人类有能力明显改变自然环境以来的历史；它注意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为地理学家提供了更多关于人与环境互动的认识。(33)
由此不难看出，西蒙斯对绿色议题的审视，既是地理学家对环境事务做出的积极回应，又是综合利用人类生态学、生物地理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过程，还是积极检视新生事物、认识到环境史价值的过程。他注意到生物地理学家在有宽广的甚至全球性视野的同时，还需要对生物多样性有具体的认识。正是在这一阶段，西蒙斯出版了带有环境史“标签”的《环境史概说》(1993年)，(34)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部只有五章的世界史”。此后西蒙斯以其对环境史的理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万年来的英国环境史》(20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沼地：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环境史》(2003年)和《全球环境史：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2000年》(2008年)，(35)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和特色。
四、环境史转向的动力分析
西蒙斯关注绿色议题、做出积极回应，并将研究志趣转向环境史，是当时的社会因素和学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因素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西欧绿色抗议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环保主义运动，而与当时的反战、反核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政治色彩日益浓厚。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环境保护成为全球层面的问题。西蒙斯注意到了这一重要趋势，他批评地理学家不关心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环境危机并导致几乎集体失语，(36)认为地理学家“不应带着恐慌和愤怒回顾历史，而应向前看、乐观地在地球上建立起包容所有生命体的生活方式”。(37)
从学术因素来说，西蒙斯自身的研究经历和当时的欧美学术环境是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一方面，西蒙斯长期从人类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角度研究人地关系，其认识论与方法论为研究视野的扩展和向环境史的转向奠定了基础。西蒙斯认为，“地理学有着极其广泛的研究主题，各种研究方法也证明为可行，没什么会被定义隔离于地理学科疆界之外。”(38)因此，研究主体应当满足地理学的综合性和跨学科需求，主动跨越学科边界。但是，生态学不应也不可能作为审视人地关系的惟一的理论与方法来源，因为“在人口与资源如何平衡的问题上，生态学并不是惟一答案，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整合同样有所帮助”。(39)“经济学、伦理学都可以带来更加和谐的人地关系。地理学家的特殊贡献，如果有的话，就在于致力研究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面对的问题。”(40)同时，西蒙斯还提出，“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即便是最积极的努力，也不可能将其变成完全超然和独立的东西。”(41)他认为，盲目崇拜科学是不可取的。在研究客体上，西蒙斯不仅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经常在历史长河之中审视这一影响的发展及趋势，因而把描述历史长河中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其相关著述的中心任务。在方法论上，西蒙斯一改地理学注重探讨“人文现象的空间特征与自然环境间关系”(42)的传统，而是从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角度审视人地关系，注重探讨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能量交换以及能量和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动和循环。他通过考察资源利用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以及该过程反映出的人与资源的关系，提出“资源从原料最终变为废物被处理的过程，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很多所谓的‘环境问题’都源自人类对资源的搜寻和利用”。(43)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主体，环境史的影响日益扩大，使西蒙斯认识到哲学、经济学以及环境史的重要作用，从而主动思考上述学科提出的问题，并试图将上述学科整合到地理学研究当中。西蒙斯将跨越学科疆界视作研究人地关系、回应社会思潮的必要途径。他认识到环境史的重要价值，而跨学科合作的前提是相互理解，因而非常重视学科间的相互沟通，努力降低学科疆界的障碍，既积极推动分支学科的发展，又参与新兴边缘学科的创建。对编写教材的热衷乃至“狂热”，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可以说，西蒙斯研究志趣的“转向”历程，反映了其学术研究中始终存在且日益扩展的主线，即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史的关注、理解及其发展。这一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明确的环境史转向，既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思潮推动的结果，也是西蒙斯长期从事的跨学科研究继续发展的结果。
注释：
①I.G.Simmons,"Ecology and Land Us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38,1966,pp.59-72; I.G.Simmons,"Man's Impact on Past Environments',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ew Series,Vol.1,No.3,1976,pp.257-258.
②I.G.Simmons,Resource Systems,London:Macmillan,1974; I.G.Simmons,The Ec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London:Arhold,1974.
③I.G.Simmons,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ulture,Environment,History,Oxford:Blackwell,1989(
,1996); Earth,Air and Water: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1991; 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 Cultural Ecology,Harlow:Longman,1997.
④I.G.Simmons,"Ecology and Land Use",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38,1966,pp.59-72.
⑤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在1938年版《游戏人》中指出，“游戏”是“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的。西蒙斯在这里指代的是进入约塞米蒂山谷、摧毁土著农耕生产制度的欧洲移民。
⑥I.G.Simmons,"Ecology and Land Use",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38,1966,p.63.
⑦M.S.Johnson,"Review of I.G.Simmons,The Ec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i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Vol.19,No.2,1982,p.678.
⑧I.G.Simmons,The Ec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Preface",Halsted Press,1974,p.vi.
⑨E.S.Mutch,"Review of I.G.Simmons,The Ec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in The Journal of Ecology,Vol.64,No.2,1976,p.788.
⑩I.G.Simmons,Earth,Air and Water: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Preface",p.v.
(11)I.G.Simmons,Earth,Air and Water: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pp.197-198.
(12)“the commons”原指英国的“公地”，这里指代猎人、渔夫等继续“传统生活方式”、使用公共资源的人。
(13)I.G.Simmons,"Man's Impact on Past Environments",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ew Series,Vol.1.No.3,1976,p.257.
(14)I.G.Simmons,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 Cultural Ecology,"Preface",p.vii.
(15)"geography",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Ultimate Reference Suite,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08.
(16)I.G.Simmons,Biogeography:Natural and Cultural,London,1979; Biogeographical Processes,London,1982.
(17)I.G.Simmons,Biogeography:Natural and Cultural,"Preface",p.viii.
(18)I.G.Simmons,Biogeographical Process," Introduction" ,pp.v-vi.
(19)I.G.Simmons,Biogeographical Process," Introduction",pp.v-vi.
(20)I.G.Simmons,Biogeographical Process,"Introduction",pp.v-vi.
(21)I.G.Simmons,"Green Biogeography?",i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6,No.6,1989,pp.501-502; "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p.98-105; "Green Geography:An Evolving Recipe" ,in Geography,Vol.80,1995,pp.139-145.
(22)I.G.Simmons,"Green Biogeography?",i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6,No.6,1989,p.501.
(23)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p.98-99.
(24)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99.
(25)I.G.Sinmons,"Green Biogeography?" ,i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6,No.6,1989,p.501.
(26)I.G.Simmons,"Green Biogeography?" ,i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6,No.6,1989,p.501.
(27)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99.
(28)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100.
(29)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101.
(30)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102.
(31)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103.
(32)R.P.Tucker & J.F.Richards,eds.,Global Deforestation and the 19th Century World Econom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3.
(33)I.G.Simmons,"Green Biogeography?",i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6,No.6,1989,p.502.
(34)I.G.Simmons,Environment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Oxford,1993.
(35)I.G.Simmo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The Moorlands of England and Wale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8000 BC to AD 200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3;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10,000 BC-AD 200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36)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99.
(37)I.G.Simmons,"Ingredients of a Green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75,1990,p.104.
(38)I.G.Simmons,Biogeographical Processes,"Preface",p.vii.
(39)I.G.Simmons,"Ecology and Land Use",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38,1966,p.69.
(40)I.G.Simmons,The Ec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Preface",p.vii.
(41)I.G.Simmons,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 Cultural Ecology,pp.48-49.
(42)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3)I.G.Simmons,Earth,Air and Water: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Preface",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