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评估——以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民意论文,指数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6-0051-07
进入21世纪，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问题成为中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2004年前后，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纷纷以体制内名义成立“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等相关民意调查机构，这是中国民意调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①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政策层面上的调适与跟进，“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②。民意调查的勃兴与“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深化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③，使得梳理其中的理论脉络不仅为理论推演及知识扩展之必须，也合乎现实要求。基于此，本文选取了社会政策研究中的政策评估视角，并以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个案，试图就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评估之间的理论联结与内在张力作一分析。
一、民意调查之于社会政策评估的理论逻辑
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实施都要经过政策评估环节。所谓政策评估，简单地说，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与手段对政策方案或其施行效果作出评价。政策评估自古有之，古代社会，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求助于卜巫之术，所谓“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策评估始于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的干预导致了公共机构开始正式的评估过程”⑤，至70年代中期，评估研究成为美国联邦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部分，并确立了它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地位，“成为美国社会科学最活跃的领域”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政策评估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政策方案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政策在根本上属于主观性的方案，一个政策方案必须放到实践中去落实与检验。因此，通过政策评估，比较政策方案与实践结果，可以及时对政策方案作出不变、调整或终止等策略性回应。其二，环境的变化。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带着环境的“烙印”。但是，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一项政策，尤其是周期较长的政策，适时地加以评估，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因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其三，政策本质的要求。就本质而言，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⑦，每项政策都高度凝聚了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关切。按照现代社会的正义原则，政策过程必须体现“参与原则”，也就是“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⑧。可见，由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评估是现代社会政策的本质要求。此外，政策评估还与政策执行相关，“政策评估的目的不仅在于检视某项政策是否达成预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于检验政策的执行是否妥适”。⑨
政策评估的类型多种多样。帕金斯(D.N.T.Perkins)根据政策发展过程提出六种政策评估类型，具体包括策略评估、顺应性评估、政策设计评估、管理评估、干预效果评估及影响评估⑩；斯奈德(R.A.Snyder)等学者则认为政策评估是一个循环反馈的过程，主要有系统评估、投入评估、过程评估、总结评估及推测评估等(11)；古巴(Guba)等学者进一步将政策评估研究类型分为第一代评估、第二代评估、第三代评估及第四代评估(12)，等等。政策评估中的民意调查属于“参与者自我评定法”，是由“参与政策者，即标的团体，对政策效果予以评定的方法”(13)，具体而言，就是“使用社会科学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对一个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居民的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公民的需求、行为特征、政策偏好及其对政府服务的评价，并确定公民对政府服务评价高低的决定因素，以利于政府改进服务。”(14)一般认为，1824年美国地方报《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报》举办的总统选举模拟投票是现代民意调查产生的标志(15)。一开始，民意调查的主要作用是预测总统选举结果，但是，很快就作为政策评估手段迅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事务领域。随着媒体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民意调查已成为型构媒体、公众、社会舆论之间“舆论三角”(16)的重要手段，对政策过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社会政策评估角度来说，它至少有三方面意义。首先，民意调查契合了社会政策的价值诉求。社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事务领域中的干预行动”(17)，即政府以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满足公民的各种社会福利需求。因此，社会政策评估必须把公民权益、平等保障以及程序正义等价值要素放在首要位置，充分考虑政策相对人的内心感受(18)。显然，以检测民意为功能指向的民意调查对此有重要工具性价值。其次，从技术层面看，民意调查为社会政策的合理变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所谓民意如流水，民调如探针。政治家、专家学者以及政策执行人层面的认知水平及其体现出来的精英逻辑固然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作为政策相对人的普罗大众也非泛泛之辈，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集中民众的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的知识，并为决策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政策制定效率”(19)。因此，社会政策评估过程中的民意调查就具有了重要的信息收集与信息传递功能，有助于汇聚民意智慧，促成合理的政策变迁。最后，民意调查有助于提升社会政策评估中的合法性。民主性是现代社会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民意调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政策宣示以及实现有效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者主动推进民意调查能够彰显其寻求与政策相对人平等协商的合作意愿，从而合理延展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维度，并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反之，如果政策评估过程缺少“民意”环节，不仅会受到来自程序正义方面的质疑，还可能引发执行过程的阻滞。
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政策分析及N市的实践回应
城市与文明密不可分，在拉丁语中，“文明”的词根“Civ”也有“城市”、“公民”的意思，“文明”在本意上就有过上一种优越于野蛮原始状态的城市生活的含义。1996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从而正式启动了中国文明城市创建历程。根据相关文件解释，所谓文明城市，特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20)，2004年中央文明委颁布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又把文明城市的测评标准归纳为七大方面37条测评指标、119项测评内容，这七大方面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由此可见，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明城市不单纯是精神文明层面的要求，而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和谐程度的综合性荣誉称号”(21)，从深层次来看，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和自觉创造”(22)，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实际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城市运动，其政府主导、福利特征以及社会行动取向明显(23)，可以说，文明城市创建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之一。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是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一项政策创新，它按照指数化原理，使城市文明变得可测量，民意调查则作为一种测评理念融入其中。在全国文明指数测评体系中，民意调查具体包括网络调查与问卷调查两种手段，其统计结果与以其它方式获取的数据信息共同合成城市公共文明指数。2009年，中央文明办正式委托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文明城市和先进城市进行指数测评并排名公布。
N市是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副省级城市，科技教育发达，文化特色鲜明，曾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2009年，该市正式启动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并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先后制定《N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行动计划(2009-2011)》、《关于印发〈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试行稿）〉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全市每季度开展一次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民意调查在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的大致状况，见图1所示。
图1 民意调查在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的状况
由图1可见，城市的公共文明主要以两种形式展现出来，一是行为指向，主要是公民文明行为状况，如：公民是否在公共场所吸烟、随地吐痰、乱扔杂物；是否遵守公共交通秩序；是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等。二是政策指向，主要体现为相关政策的完善程度以及工作推进情况，如：网吧管理是否健全；是否具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是否关注民生、为民办实事，等等。民意调查主要围绕上述两类问题展开，采取问卷调查与市民投诉两种方式，其评价结果直接形成文明指数(24)。根据民意调查及文明指数状况，政府采取相应政策干预措施，引导市民行为或促进政策变革。以下从基本定位、内容与方式、效果等三个方面对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的民意调查问题作进一步阐述说明。
1.基本定位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重视社情民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向群众学习，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他曾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5)。邓小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群众意见，特别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26)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同志倡导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主张进一步坚持与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则明确提出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给新时期民意调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N市从开展文明指数测评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满意”的创建方针，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放大群众满意度在测评中的权重(27)，把农贸市场和社区管理等关乎民生的问题纳入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并把各区、各街道推进工作的群众满意度以及处理市民投诉、为民办实事情况纳入民意调查范围。通过强化群众满意度的工作导向，保证了创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在“创建为民，创建惠民”的创建理念上。
2.内容与方式
近年来，民意调查的实际应用日益广泛，民意调查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统计，目前中国的民意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包括投资环境、政府施政议程、政府表现公众评价、公益项目受益者评价、公共政策选择、社会群体发展、行政首长表现公众测评、公众生活满意度(28)。民意调查的方式则主要有会议调查、电话调查、面对面调查、信函调查、网络调查、短信调查，等等(29)。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的民意调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所在城市文明状况的主观评价，包括公共场所道德、生活环境、交通行为、公益活动、精神面貌、人际互助、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安全稳定等方面；二是对区（县）、街道、社区及有关部门公共文明“工作推进”情况的满意度测评。概括起来，主要涵盖了三大方面，即公众生活满意度、公益项目受益者评价以及政府表现公众评价，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包含29题内容的调查问卷，每个题目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评(30)。另外，从民意调查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入户调查。入户调查由N市一家民意调查机构以第三方身份组织实施，民调机构根据不同区（县）人口比例，按照科学抽样原则随机生成样本，每次测评的总样本大致在1500份左右。入户调查过程中还同时实施开放式访谈，广泛征集被访者意见。二是电话调查。N市文明办及各区（县）专门设立市民投诉电话，派专人负责，全天候开通，及时收集市民意见，并将相关部门处理市民投诉情况纳入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
3.效果
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的民意调查效果比较明显。首先，它激发了市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31)，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容易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每次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后，N市的市委、市政府都会召开全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点评推进会，通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及市民投诉中发现的问题，并通过督查专报，发到区县、部门负责人。同时，每次测评的排名情况和存在问题都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并将年度综合测评成绩纳入对各区（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14项内容考核，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为“一把手工程”。这样，就在社情民意调查与政府反馈回应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动机制，推动了广大市民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与政府市民之间互信关系的确立。统计显示，2009年N市市民的综合满意度得分率由一季度的77.51%上升到了四季度的82.48%。其次，引导干部眼光向下，关注群众的需求与感受。除了市级层面的制度设置，各区（县）也通过点评会、整改会、督查会等方式，针对民意调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整改，促进工作重心下移。有的区（县）将测评工作与街道、部门的年底奖惩考核挂钩；有的区（县）通过行政问责、戒免谈话来推动工作；有的区（县）建立起了干部走访群众的长效机制。因此，有些街道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做工作只要把上面布置的任务做做好就行了，现在你必须考虑社区老百姓要求，他们不满意同样不行，必须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事，同时还要与他们多联系、多沟通”。再次，丰富了政策智慧。一方面，民意涨落为文明城市建设指示了方向，使政策调适有了较可靠的标准；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的最深厚智慧存在于民众之中，市民参与极大地拓展了文明城市建设的空间与思路。
可见，民意调查在N市的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意引导下，社会政策定位下移、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加大(32)、市民民生福利显著改善、社会建设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客观上，借助公共文明指数测评载体，民意调查的社会政策评价功能得以彰显，很好地起到了“测量仪”、“指示器”与“风向标”作用。
三、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评估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消解策略
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实践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民意调查在社会政策评估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增强，民意调查介入社会政策评估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展，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评估之间的内在联结也将更加紧密，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同样值得重视，这主要表现在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公众意见的真实性以及政策评估的有效性等方面。
1.调查方法的科学性
民意调查在方法论上与社会科学中的其它调查方法没有根本区别，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与现代统计学，主要“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33)而实质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现代统计学都有局限性，对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说，最大问题在于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否认二者之间存在互动作用。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有纯粹的“客观知识”，尤其对“民意”这种比较特殊的研究对象，定量描述很可能产生似是而非的结果。另外，从统计学方法角度来看，民意调查中的样本选取、问题选择以及内容呈现方式等都可能影响结果。比方说，调查样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及总体？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源自中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在N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就有一些基层的同志抱怨抽出来的样本老是落在他们的老旧小区，因此而影响了他们的问卷调查得分率。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群体差别确实加大了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复杂性，造成了一些民意调查中难以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社会政策评估效果。
2.公众意见的真实性
民意调查的对象是民意或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关于民意的定义素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成年人关于社会公共议题意见的总和”(34)，也有人认为它是“普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需要与感受”(35)，Glynn等人将其归纳为五类：(1)民意是个人意见的集合。(2)民意是多数人信仰的反映。(3)民意是建立在团体利益的冲突上。(4)民意是媒体与精英的意见。(5)民意是一种虚构。(36)不管如何理解，有两点内容可以肯定，一是民意以个人意见为基础，二是民意既可能有比较深层的理性意识层面，也可能有比较浅层的情绪化层面。在政治生活中，尊重民意主要指尊重人表达自由的权利，而非其真实性（或真理性），事实上，集体错误并非不可能，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反映出来的正是民意对真理的偏离。在问卷调查中，特定的文化氛围、现场环境以及被调查者心理特征等很多因素也可能影响被调查者的真实表达。例如，研究表明，一些中国人对“调查”问题的预判可能使被调查者偏离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这些被调查者心目中，“调查研究总被认为是一个纠正错误，或者避免可能的错误，从而有益于被调查者的过程”(37)，因而在回答问题过程中会努力使答案“准确”。因此，在社会政策评估中，非常需要对民意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与公共意见(Common Opinion)(38)作出区分。
3.政策评估的有效性
民意调查在社会政策评估中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源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意作为一种主观性判断可能产生的悖论。如，“投票悖论”就表明，多数原则内部也会出现矛盾，可能没有稳定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指出：“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选择方法本身被视为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价值判断在所提到的特殊情况下，是自相矛盾的”，(39)再如，“幸福悖论”（也称“伊斯特林悖论”）则揭示了人的幸福感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关系存在不确定性(40)。二是民意调查也有可能被利益相关方消极利用。譬如，通过加强“宣传”力度、让居民熟悉调查问卷并以反复演练方式来提高问卷调查得分率；出于特定目的进行限制性问卷调查；选择问卷调查结论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作政策解释，等等。三是调查对象流动性带来的影响。例如，一些社会调查一般会利用官方的管理资料，如户籍资料等进行，但是，这往往适用于流动性较小的区域，而对于流动性大的区域就容易出现局限性，“人户分离”以及“流动人口”等问题都可能导致研究困境。(41)另外，如果政府与市民之间缺乏信任关系也可能影响民意调查对社会政策的有效评估。
总之，民意调查与社会政策评估之间既有内在联结又有现实张力，这就要求施政者要审慎处理二者关系，确立适当的消解策略。一方面，当然要积极创新调查方法制度，努力提高民意调查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民意调查不是社会政策评估问题的全部，民意调查更不是决策答案，这样就有两点要求，一要完善民意调查之外的社会政策评估手段，以做到相互补充。二要在相关制度建设上系统跟进。如，公开决策程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以“协商民主”调整实证主义原则的刚性，培育公众参与能力；拓展包括民间民调机构在内的广泛而有竞争性的民意调查市场；继续完善和巩固由民意调查形成的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双向信任关系纽带，并进一步加大将社情民意调查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力度。
注释：
①林竹：《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社科纵横》2007年第8期。
②王思斌：《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领导科学》2005年第9期；另外，请参见杨团(2009)、毕天云(2007)、张丽(2005)等学者相关著述。
③可参见郑方辉、李旭辉《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价》；王行宇《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西方定量研究述评》等著述。
④参见《史记·龟策列传》。占卜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如中国古代的龟甲占卜、周易卦卜，古代西方的占星术、算术占卜等。
⑤【美】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⑥转引自李允杰、丘昌泰《政策执行与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⑦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⑧【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⑨Rosenbloom,D.H.,Public Administration:Understanding Management,Politics,and Law in Public Sector,(2[nd] ed.),New York:McgRraw-Hill,1993.
⑩D.N.T.Perkins,"Evaluating Social Interventions:A Conceptual Schema",Evaluation Quarterly,V.1 No.4(Nov.1977),pp.642-645.
(11)R.A.Snyder,et al.,"A Model for Systemic Eval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s",Academy of Manangement Review,V.5 No.3(1980),pp.436-440.
(12)Guba,E.G.and Lincoln,Y.S.,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Newbuey Park,C.A.:Sage Publication,1989.
(1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一年版，第348页。
(14)Thomas I.Miller and Michelle Miller Kobayashi,Citizen Surveys:How to Do Them,How to Use Them,What They Mean(second edition).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City/Country Management Association,2000.
(15)Frank N.Magil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London:Fitzroy Dearborn,1996),p.1116.
(16)刘旸辉：《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舆论的报道与研究》，《中国记者》2010年第2期。
(17)关信平主编：《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8)美国学者布什与戈登因此而提出“回应性评估”的概念。
(19)朴贞子、金炯烈：《政策形成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0)参见《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
(21)郭艳飞主编：《中国文明城市建设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2)鲍宗豪：《走向文明城市》，《文汇报》2005年6月26日。
(23)有关社会政策的定义与理解多种多样，政府主导、福利特征以及社会行动取向是三个重要元素。
(24)与实地考察结果合成全市公共文明指数。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民意调查分值占总分60%。
(28)袁岳：《公共政策民意研究及政府表现公众评价的零点经验：独立民意调查在中国的位置》，《市场研究》2005年第3期。
(29)李超：《建立科学规范的民意调查机制》，《领导科学》2008年第22期。
(30)要求受测者对一组与测量主题有关陈述语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在方向－强度描述语中进行选择，研究人员根据测量的概念将每个测量的项目划分为“有利”或“不利”两类，一般采用五级量表，如，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每个回答给一个分数，如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有利项目分别为1、2、3、4、5分，对不利项目的分数就是5、4、3、2、1。
(31)王敏：《政治态度：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政治学》2001年第3期。
(32)在文明城市创建期间，M市各区（县）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明显加大，有些区（县）追加投入超亿元。
(3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Barbara A.Bardes Robert W.Oldendick:Public Opinion:Measuring the American Mind.Wadsworth Publishing,2007.
(35)袁岳：《中国民意六十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951，2010年5月18日。
(36)孙慧：《民意调查的起源和特点》，《中国统计》2008年第1期。
(37)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公共意见与公共利益相一致。
(39)张践明：《投票悖论：群体选择的理性困境》，《社会学家茶座》2005年第1期。
(40)许益军：《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困境及其突破策略》，《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0期。
(41)梁玉成：《中国城市社会调查抽样方法之研讨》，《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