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词汇化研究综合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随着当今“大词库，小句法”语言研究趋势的加强（方立、吴平2003），词汇化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参看Packard 2000; Talmy 1985,2000; Tenny & Putsejovsky 2000; Tai 2005; Hale & Keyser 2005; Harley 2005; Hovav & Levin 2005; Huang 2007；冯胜利2000,2005；端木三2001；顾阳、沈阳2001；王洪君2001；石毓智2002，2004；何善芬2002；江蓝生2004；熊学亮、蔡基刚2005；陆俭明、沈阳2005；陆俭明2006）。本文旨在综合考察当代词汇化研究的基本概貌，以期促进汉语词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当代词汇化研究相关的五个问题：本质与视角、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和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同时，在各部分阐述我们的思考。
2.本质与视角
2.1本质
词汇化研究首先必须解决词汇化的本质问题。词汇化或曰词化，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Saussure(Lindstr
m 2001:55)。如同许多语言学术语，因对其本质见解不同，研究者至今尚未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且有关的名称大相径庭（王文斌、周慈波2004）。纵观历史与现状，对词汇化本质的不同观点大致可归为六类：第一，词汇化即语言演变过程（如Briton 2001:177-199），即主张从历时出发，将词汇化等同于语言演变的过程；第二，词汇化即语言演变的结果（如王灿龙2005），即主张从共时出发，将词汇化等同于语言演变的产物；第三，词汇化即具体意义的发展过程（如Blank 2001:1596-1608），即将词汇化看作是某个意义的具体发展进程，将词汇化等同于研究语义演变；第四，词汇化即相关理论构建（如Briton & Traugott 2005:2）即将词汇化研究看作是构建词汇化的全部理论工作，把研究对象看作研究工作本身；第五，词汇化是语法化的镜像（如Lehmann 2002:6），即认为词汇化与语法化是单向的逆向关系，否定两者间的互补性和兼容性；第六，词汇化即常规的构词过程（如Bauer 1983:48-61；蔡基刚2005），即将词汇化等同于词的各种常规构成方式，如复合、派生、逆构。
我们认为，词汇化本质的考察应立足于语言演变，结合共时和历时语言事实，兼顾过程与结果，充分考虑各类形式-意义组合方式。词汇化的本质是语言演变中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结果，至少包括五层含义：一是词汇化是一种动态的语言演变过程，受制于语言演变基本规律和制约条件；二是词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结果，重点是过程，目的是探索语言演变的本质和规律；三是词汇化是造词过程，而不是用词过程，但它产生、存在和发展于语言使用之中；四是词汇化前的语义成分组合结构较为松散；五是词汇化的主要结果是词，但不排斥其他词汇化语言单位，如成语、习语之类的词汇化短语结构。
2.2 研究视角
词汇化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具体概括：共时研究，如词汇化指“概念范畴的语言编码”；历时研究，如词汇化即“向词库中添加成分”(Briton & Traugott 2005:18)；范畴化研究，如词汇化即新范畴的形成、凝固和发展(Saussure 1966:23)；能产性研究，如词汇化又叫“凝固化”——当一个词形派生于各个词位，若其派生规则在某一语言体系中不再具有能产性，则该词形已被词汇化(Lyons 1977:547)；从语言生成出发的研究，如语言生成过程中词汇化是词项被挑选和使用的过程(Polguère 2000:517)；基于形式-意义组合的研究，如各类形式表达语义是语言的词汇化过程（严辰松2004）；基于句法的研究，如主张词汇化就是一种句法单位成词的凝固化（王灿龙2005）。
我们认为，从单一角度研究词汇化虽然可揭示某个或某类语言现象与规律，但对于揭示语言本质与普遍规律存在不足，如，仅从语义或句法角度无法解释为什么指称同一动物，汉语用“蚯蚓”，而英语用earthworm。因此，我们主张词汇化研究宜采用多元化视角，兼顾语言内外相关要素，从语音、语义、句法、语用、文化、认知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如，对上述汉英语词汇化差异可解释如下：虽指称意义相同，但词汇化同时受制于人的认知，因操汉语者在认知上重视该动物运动时的屈伸动作，故以“蚯蚓”命名，而操英语者认知上重视其生存环境，故命名为earthworm，这反映了认知和语义对词汇化的共同干预。
3.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理论框架
词汇化理论与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综观历史与现状，当代词汇化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框架：基于生成语法的词汇化理论和基于功能-类型的词汇化理论(Briton & Traugott 2005:89-110)。
基于生成语法的词汇化理论认为，语言是自足的模块机制，词库和语法各自独立，词汇范畴和语法范畴之间界限分明；词汇化是突进的语言内部变化，不涉及文化、社会、语用等外在因素，其动力来自语言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词汇化是一种静止的语言现象，是语法化的镜像；词汇化研究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该类研究多是共时研究，是当今词汇化研究的主流，目前，部分汉语词汇化研究以该理论为框架（如端木三2001，王洪君2001）。
基于功能—类型的词汇化理论广泛吸收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认为语言是社会行为系统和意义选择潜势。词汇范畴和语法范畴是一个连续体，只有程度差异，无本质区别，语言范畴具有相对性(Sasse 1988; Bhat 2000:47-63)；语法和语义不可分割；词汇化是渐进的，受语言内外因素的共同制约。词汇化和语法化是常规的语言演变，受制于其规律和制约条件。词汇化、语法化及相互关系的研究须纳入语言演变的大环境，而采用共时与历时的方法，科学地进行，词汇化与语法化互相补充，都是动态的过程，但不排斥结果(Briton & Traugott 2005:89-110)。此类研究多为历时研究，目前，部分汉语词汇化研究以该理论为框架（如董秀芳2002b，李晋霞、刘云2003）。
从综合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基于功能-类型的词汇化理论更具有解释力，它综合考虑了语言内外相关要素，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多层面的研究体系，兼顾了历时和共时的语言事实，更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趋势。
3.2 研究方法
当代词汇化研究主要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主张词义组合论，认为，词义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而是由语义成分按特定规则构成的网络系统(Talmy 2000:21-25)，动词的词义可以按其功能分解为两个部分：词语区别意义和句法相关意义。前者将一词区别于他词，后者影响动词的句法行为(Hovav & Levin 1998; Hale & Keyser 2005)，决定其语义—句法接口模式、规律和制约条件。如，英语动词shout,holler,whisper,murmur,say,propose等都是言说动词，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获得包含不同范围、性质和功能的分类，如：第一类，“高声言说动词”（包括shout和holler）和“低声言说动词”（包括whisper和murmur）；第二类，“方式言说动词”（包括shout,holler,whisper,murmur）和“内容言说动词”（包括say和propose）。第一种分类是词语区别意义分类，因为“高声”和“低声”只显示出它们之间的词汇意义差异，即言说动词的物理属性（声音的高低）不同，但不造成句法差异，因此与句法无关，是词语区别意义。而第二种分类是句法相关意义分类，因为“方式”和“内容”意义与动词的句法行为相关，决定相关动词的句法行为，如，“内容言说动词”可允许其that宾语从句的标记词省略（如He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leave without delay.），而“方式言说动词”则不允许标记词省略(Pesetsky 1995:13-14)；再如，在正式文体中，“内容言说动词”可带直接表示“言说内容”的宾语从句（如Mary said that John had been arrested.），而“方式言说动词”不带直接表示“言说内容”的宾语从句（如* Mary shouted that John had been arrested.），要表示“言说内容”时，可采用“方式言说动词+信息名词+同位语从句”（如Mary shouted the news that John had been arrested.）或“方式言说动词+（信息名词）+介词+表言说内容的同位语成分”（如Mary shouted(the news)about John's being arrested.）之类的句法结构，间接表示“言说内容”。因此，就言说动词句法研究而言，“方式”和“内容”意义区分比“高声”和“低声”区分更有价值。
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研究词汇化的通常作法是：选择一个语义场，确定该语义场内的同一词性的词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对它们的词义进行分解，提取语义成分，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如，选取“缓步”语义场，然后通过对比分析pace和stroll来研究英语“缓步”类动词所包含的语义成分和词汇化模式。Summers(1993)给出的定义分别是：to walk backwards and forwards within a small area,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nervous,bored,or angry和to walk for pleasure in a slow and relaxed way。可见pace包括如下语义成分：表示运动的“行”、表示方式的“用脚”、表示速度的“缓慢”、表示方向的“前前后后”、表示处所的“小范围内”和表示原因的“紧张、烦恼或生气”；而stroll除了包括表示运动的“行”、表示方式的“用脚”和表示速度的“缓慢”外，还有表示目的的“消遣”和表示情态的“轻松、悠闲”。这样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pace的词汇化模式是“运动+方式+速度+方向+处所+原因”；而stroll的词汇化模式是“运动+方式+速度+目的+情态”，其中两者共享的语义成分“运动+方式+速度”是英语“缓步”类动词的核心语义成分，而其他语义成分是外围语义成分，反映了英语“缓步”类动词的词汇化个性和语义差别。Talmy(1985:57-149,2000:21-135)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确认了与运动动词有关的6个基本语义成分：物像、场景、运动、方式、路径、原因，和其他伴随特征：结果、目的、方向、情态、姿态等。这些语义成分统一于运动事件，但地位各不相同，基本语义成分是“运动”动词的基本构成元素，其不同组合构成“运动”动词的不同词汇化模式，而伴随特征是选择性成分，可有可无（参见4.1）。Levin(1993,2004)和Hale和Keyser(2005)采用此方法研究动词的语义—句法接口问题，通过对比动词的句法异同来探索其语义原因。
4.研究主题
当代词汇化研究主题虽十分广泛，但大抵可分为七类：词汇化类型（见Bauer 1983:50-61，董秀芳2002a，王文斌2005）、词汇化程度（见许高渝1997，许余龙2002:127-130，董秀芳2002a，严辰松2005）、词汇化等级（见Viberg 1983）、词汇化制约因素（见Horn 1972,2003; Papafragou & Musolino2003；朱德熙1982，冯胜利2005，端木三2001，王洪君2001，董秀芳2002b:37-40，郭锐2002，李晋霞、刘云2003，程工2005，石定栩2005）、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由于学术界对前四个问题认识较为统一，而对后三个问题认识存在差距，因此，下文集中讨论后三个问题。
4.1 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
词汇化模式是指词汇化过程中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固定模式。词汇化模式研究最有影响的当推Talmy(1985:57-149,2000:21-135)，尤以其运动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和语言类型研究最为著名。他从语言类型学出发，通过跨语言对比研究，将运动动词的主流词汇化模式归为三大类型：一是“动作+路径”，如西班牙语动词entró，拥有此类主流词汇化模式的语言被称作动词框架语（如闪语、波利尼西亚语、罗曼语）；二是“动作+方式或原因”，如“漂”和float，拥有此类主流词汇化模式的语言被称作卫星框架语（如汉语、多数印欧语，但罗曼语除外）；三是“物像+动作”，如Atsugewi语动词lup，表示“小的、光亮球体运动”，拥有此类主流词汇化模式的语言被称作物像框架语（如纳瓦霍语）。研究发现，至今尚无对某种（类）语言的全部词汇化模式进行穷尽研究的成果问世，更不用说所有语言的词汇化模式，这一研究现状无疑制约了词汇化研究的发展。
与词汇化模式相关的主要问题有四个。第一，词汇化模式与语言类型及概念化：词汇化模式与语言类型及概念化密切相关，语言类型及概念化的异同对词汇化模式具有制约作用，体现出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相互关系（见Talmy 2000:21-135;Huang 2007；石毓智2004:52-75，严辰松2004，周启强、白解红2006）。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词汇化模式与语言类型间存在一致关系，语言类型相同，词汇化模式相同（如西班牙语和法语都属于动词框架语，其运动动词具有相同的主流词汇化模式“动作+路径”），或语言类型不同，词汇化模式不同（如，由于英语和法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因此在运动动词的主流词汇化模式上存在差异，见上文）。其次，词汇化模式与语言类型之间存在非一致性，与概念化存在一致关系，即使语言类型相同，但由于概念化差异，词汇化模式出现差异（如，汉语和英语虽都属于卫星框架语，但存在不同的词汇化模式，如，英语phone具有“动作+工具”词汇化模式，可作动词用，而汉语“电话”则无此词汇化模式，不能作动词用，表类似意义时，必须采用分析式“给……打电话”或“打电话给……”。），反映了概念化对词汇化模式的制约比语言类型更具有优越性，这是因为概念化制约语言类型。最后，词语的概念内涵与表现形式之间成反比例关系，概念内涵越简单，表现形式反而越复杂，概念内涵越复杂，表现形式反而越简单。如，英语动词see的表现形式比look at简单，但其概念内涵远比后者复杂，see具有“看、看见、明白、经历、参见”等多种概念内涵，而look at只具有“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一种概念内涵；同样，汉语动词“看”的表现形式比“看见”简单，但其概念内涵远比后者复杂，“看”具有“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观察、看望、认为、诊断、留神”等多种概念内涵，而“看见”只具有“看到”这种概念内涵。
第二，以具有动态性、兼容性和概率性之词汇化模式作为语言类型划分的惟一标准的作法值得商榷。如，根据Talmy(1985)，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其运动动词的主流词汇化模式是“动作+方式或原因”。实际上，汉语大量复合运动动词的词汇化模式是“动作方式+路径”，如“走进、飞人”，再加上两个成分难分主次。因此，Tai(2005)认为，汉语既不是动词框架语，也不是卫星框架语。
第三，词汇化模式的差异与原因：不同语言的词汇化模式存在共性和个性，受到语言内要素（如语音、语义、句法）和语言外要素（如语用、文化、认知）的共同制约（见Papafragou & Musolino 2003，端木三2001，严辰松2005，李晋霞、刘云2003）。
第四，词汇化模式与二语习得：词汇化模式对二语习得具有迁移作用。有关研究发现，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总是对母语的词汇化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偏爱，当母语和目的语的词汇化模式相同时，会出现正迁移，起促进作用；反之，则出现负迁移，起阻碍作用（见Wong 1983; Berman & Slobin 1994:215-56；张继东、刘萍2005）。
我们认为，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的研究远非如此简单，现有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宽和深入。比如，除上述四个发现外，我们还发现：第一，词汇化模式具有概率性和兼容性，具体语言以何种词汇化模式作为主流完全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排斥其他模式。如，英语动词除了“动作+方式或原因”词汇化模式外，还包含有大量其它模式：“动作+路径”（如rise,circle,rotate等方向动词）、“物像+动作”（如rain,snow等气象动词）、“动作+结果”（如break,kill等结果动词）、“动作+工具”（如email,ship,spear,fork,butter等表“通讯、交通、战争、烹饪”等“名转动”类工具动词）。第二，词汇化模式反映了语言的动态发展趋势，即使同一类型内不同语言或不同时期的同一语言，词汇化模式也存在差异性。如，对上述英语词语，汉语处理方式不同，除rise,circle,rotate,fork可以词汇化外（大致对译为“升、绕、转、叉”），rain,snow,butter,break,kill,email,ship,spear等得采用分析式（如，动宾式：下雨、下雪、给……涂上黄油；动结式：打破、杀死；工具式：用电子邮件发送、用轮船运、用矛戳或刺）。第三，汉语词汇化模式趋于更加透明和简洁，其主要原因是双音节取代单音节。如，“视、见”与“听、闻”等隐晦的单音节词汇化模式变成了“看、看见”与“听、听见”等透明的双音节模式。第四，古今汉语的词汇化模式差异昭示了词汇化模式的动态性。如，“左右欲刃相如”中“刃”的词汇化模式是“动作+工具”，但与“刃”相对应的现代汉语“刀”则无此词汇化模式，表类似意义时必须采用分析式“用刀+动作”。
4.2 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
关于词汇化和语法化关系的不同见解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主张，词汇化与语法化是单向的、互为逆向过程，两者之间是镜像关系(Hopper & Traugott 1993:120-32)，词汇化是一种解构语法化，“由虚到实”，而语法化是解构词汇化，“由实到虚”(Lehmann 2002:1-18)。认知语义学认为，语法化是隐喻过程，由、具体向抽象演变，而词汇化是转喻过程，由抽象向具体演变，两者遵循两个完全相反的等级次序；语法化是补充语法成分，牺牲词汇成分，而词汇化是向词库中增添元素，削减语法成分。具体如下所示（根据Ramat & Hopper 1998:213-216）：
另一类主张，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Ramat & Hopper 1998:213)：都是有效的语言演变途径，均不同程度地具有渐变性和单向性，在各阶段不同程度地经历部分或全部的融合、合并、重新分析和类比等过程，使原本独立的成分变得越来越依赖临近成分，其理据逐渐减弱以至变得难于求索；不同的是，词汇化是转喻过程，而语法化是隐喻过程，经历非范畴化、主观化、能产性增强、使用频率提高、语义漂白、类型概括化等过程(Briton & Traugott 2005:110；沈家煊1998)。具体如下所示（根据Briton & Traugott 2005:110）：
我们赞成，词汇化和语法化存在共性和个性，是常规的语言演变，受制于语言演变规律和制约条件，两者互相补充，互为并存或包含，词汇化中会有语法化，语法化中也会出现词汇化，都必须在语言演变的大框架内进行研究，同时兼顾各自的特点和相互联系，两者不可分割或对立起来，否则无法正确把握语言的演变规律（李晋霞、刘云2003，李宗江2004，王灿龙2005）。
4.3 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
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可分两类：词库驱动理论和句法驱动理论，前者主张谓词（动词最典型）的词义预示其句法行为，后者主张句法结构左右语义解释。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是典型的词库驱动理论，而基于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是句法驱动理论的代表(Erteschik-Shir & Rapoport 2005:1-5)。有学者认为，基于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采用构式赋义的分析方式，可对双宾结构、结果结构、way结构、致使运动结构和隐喻语言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如Borer 2005a，2005b; Beck & Johnson 2003; Hale & Keyser 2002; Harley 2003; Fried & Ostman 2004; Goldberg 1995,2005）。
许多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认为，谓词（尤其是动词）的意义包含两个部分：句法相关意义和词语区别意义，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前者确定动词的自然语义类和事件类型，表征事件结构，预示动词的句法行为，后者将一词区别于他词，不关涉句法行为（Hovav & Levin 1998,2005; Hale & Keyser2005；梁锦祥2006）。两者虽名称多样，但本质大抵相同，如结构意义和独特意义(Hovav & Levin 1998)或语义结构和语义内容(Grimshaw 2005)。因此，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寻求谓词的句法相关意义，预测其句法行为，探明接口规律和制约条件。例如，Levin(1993:5-11)发现cut，break,touch,hit等四类动词在句法行为上存在异同，并认为，句法差异的起因是，它们属于不同的自然语义类，词汇化了不同的句法相关意义：凡词汇化了CAUSE和CHANGE的动词类（如cut类和break类）可用于中动结构；凡词汇化了CONTACT和MOTION的动词类（如cut类和hit类）可用于at结构（如Carl hit at the door.）；凡词汇化了CONTACT的动词类（如cut类、touch类和hit类）可用于身体部位结构（如Terry touched Bill on the shoulder.）。
这种基于词汇意义决定论的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的优点，是试图从词汇语义的角度为动词的句法行为提供一套解释性的理论模式，但它存在某些无法充分解释的问题，比如，同一动词具有多种语义—句法接口模式，如例(1)。
(1)a.John gave anapple to Mary.
b.John gave Mary an apple.
对此，奉行单义理论(Monosemy Approach)的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认为，(1)中give是单义的，(1a)和(1b)之间存在派生关系。而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则奉行多义理论(Polysemy Approach)，认为，give是多义的，直接产生不同句式，(la)和(lb)无派生关系，分别表示“致使处所改变”和“致使拥有”意义(Levin 2005)。因此，二者相比之下，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按照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谓词的语义属性与其句法行为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这意味着，如果give只有一个意义，那么它就只有一种语义-句法接口模式，而事实上give有两种语义-句法接口模式，这就难以自圆其说，暴露了该理论的不足；而基于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给出的多义解释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give的两种语义-句法接口模式分别由“致使处所改变”和“致使拥有”两个构式意义决定。因此，相比较而言，基于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比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这不意味着，基于构式语法的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完美无缺，同样它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语言现象，比如，为什么英语动词donate只有donate sth to sb结构，而无donate sb sth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两种语义—句法接口理论存在下列主要优点：引发了人们对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再思考，改变了以往句法和语义分离与自足的观点，树立了句法和语义关联的思想。但它们也存在不足：都仅限于语言内部，无论是主张语义决定句法的理论，还是主张句法决定语义的理论，都无法做到解释的充分性，因为语义-句法接口不只是受语言系统的单一制约，同时还受认知、文化和语用等要素的综合影响(Langacker 2000; Jackendoff 2000；石毓智2004，陆俭明2006)。如，单用语义或句法构式都无法解释下列现象：have和own都表“有”义，但通常仅后者有被动句式，而汉语“有”无被动句式；动词resemble或“像”表示两个等级概念时，可说“A resembles／像B”或“B resembles／像A”；但表示两个非等级概念时，句式和意义受制约，句式John resembles his father或“约翰像父亲”表常规意义，而句式John resembles his son或“约翰像儿子”则表非常规意义。因此，单一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模式必然会受到综合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模式的挑战。
5.结语
限于篇幅，本文仅着重考察了当代词汇化研究相关的五个问题：本质与视角、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文章认为，词汇化的本质是语言演变中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其结果；词汇化研究宜采用多元化的视角，兼顾语言内外相关要素，从语音、语义、句法、语用、文化、认知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基于功能-类型的词汇化理论比基于生成语法的词汇化理论更具有解释力；语义成分分析法是当代词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存在共性和个性，都是常规的语言演变，受制于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和条件，两者互相补充；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语义和句法自足观念，寻求句法的语义解释，试图从词汇语义角度为动词的句法行为提供一套解释性的理论模式，但它存在某些无法充分解释的问题，单一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模式必然会受到综合语义-句法接口理论模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