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规律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的有序性、主导产业的依次递进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有系统的论证和研究。最早对产业结构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始祖——威廉·配第，他发现了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的“配第定律”。克拉克（1940）首次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研究提出了由于经济发展使三次产业之间实现收入上的相对差异，从而促进劳动力趋向高收入产业就业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次产业中的升降变化趋势。钱纳里在实证研究之上又对产业结构转换进行了阶段细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在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不断下降的“霍夫曼定律”。日本学者佐贯利雄则提出在工业结构中的“高加工度化”趋势。[（1）]
上述对产业结构演变的所谓定律、趋势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它们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真正原因和深层规律并没有触及到。与产业结构演变相关的各色各样的经济阶段划分理论亦同样如此，从李斯特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到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2）]再到泊特尔的四阶段论。[（3）]大都是缺乏理论深度，仅仅抓住各个时代的一些外在特征所作的形式划分。
一、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及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演进首先要服从单位商品劳动时间（价值）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的统一趋势。就是说每一个产业、行业都有一个起步、到黄金阶段、再到衰退阶段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单位劳动时间下降的趋势，分配到这个行业里的社会劳动时间（第Ⅱ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要经历由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原先分配到这个行业中的社会劳动时间会大量溢出，如果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就会产生劳动力过剩，造成结构性失业，而由这个产业造成的已经大大降低的边际效用也需要得到新的补偿。这种剩余和降低正好由新的产业的兴起发展所替代和补偿。新兴产业的出现是由人的需要结构和层次的变化、提升所决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实际上从宏观上揭示了消费者偏好的层次以及变化规律。罗斯托的“欲望更替论”、恩格斯的人的生存、享受、发展三个需要层次的划分都说明了这个问题。[（4）]“恩格尔定律”则从消费支出的角度揭示了人的需要层次变化的规律。人的需要层次由低级到高级的排列组合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方向。
因此，能够说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及其根本原因的是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论和需要层次论三论及三论的统一。周学（1994，1996）意识到要深入探索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只用所谓“宏观边际效用”的递增递减作为理论依据显然是不够的。[（5）]“宏观边际效用论”只能用来说明各次产业的演变趋势，它不能揭示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劳动时间减少趋势以及在产业结构背后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分配演变规律。
我们不妨对产业结构的演进作一个大致的预测。在现有三次产业划分基础上，有人提出第三产业中还可以分离、划分出（其实已经出现）信息产业。[（6）]那么产业结构演变的下一步趋势呢？我们的看法是那些在技术进步之下，能够从总体上压缩劳动时间或降低单位产出时间的产业在其潜力将尽之时就会成为衰退产业，而那些总体上不能靠压缩时间或降低单位产出时间的诸如纯粹人工服务的行业，只能在时间过程靠提高质量品位的行业，如艺术创作、文艺演出、科学研究、教育等，将会成为主导产业。再进一步演化，在技术进步之下引起的分工深化趋势就会出现以机器的分工替代人的分工“非专业化”时代的到来。[（7）]此时，一方面那些能够降低劳动时间的产业行业，边际效用已经很低，到了劳动时间几乎没有必要再计较的程度，另一方面，那些过去被称之为只能在时间过程提高质量、品位的所谓产业，会由于人在这些行业中才智充分发挥而使人自身的价值无限膨胀，变成无价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取向就发生了由经济领域的交换价值（劳动价值）向人自身价值的转移和提升。
二、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
三论及三论的统一揭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但只是说明了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方向，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和怎样实现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产物。为此，分析分工及分工深化与经济发展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导致这种演化的动力就成为我们的着眼点。
近几年形成的“内生劳动分工”理论，[（8）]可以远溯到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的“斯密定理”，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9）]亚当·斯密虽然颠倒了分工与交换的最初发生顺序，但是他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思想却蕴含着分工演进的全部机制。[（10）]亚当·斯密的这些思想被英国经济学家扬格（1928）从动态演进的角度归结为：市场规模引起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11）]市场与分工互为促进作用。
其实分工与市场的演变本身就是制度演变。从制度的角度讲，分工与市场的演进必然建筑在产权的明确界定之上，这是最基本的制度前提，然后在演进的过程中，法律、道德、文化等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交易成本（也应当包括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的要求，这方面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思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有系统的论述。[（12）]杨晓凯（1993）建立了把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数学模型，试图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连接起来。[（13）]毫无疑问，以明晰的产权为基础的制度演进是我们分析产业结构演进动力的角度之一。
亚当·斯密分析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原因有三[（14）]。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或劳动人数的减少，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人的知识的积累，表现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积累上。阿罗（1962）在那篇著名的“干中学”论文中，把由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归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知识”学习过程。罗迈尔（1986）承接了阿罗的思想，从专利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知识的“不排他性”和“部分排他性”，进一步论证科学研究和知识的社会效益（溢出效应）。贝克尔（1991，1992）从他的家庭中父母的利他主义行为引起的“王朝效应函数”，使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后代身上的积累出发，指出了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卢卡斯（1988）则指出了每一个家庭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外部效应”。[（15）]他们的分析立足于人的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形成及溢出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发生机制。但对动力机制的分析只有将上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才是较为完整的，即企业里的“干中学”、家庭里的“王朝效应”、科研和学校教育以及它们的“溢出效应”。
上述动力及动力机制同样可用来分析劳动分工和产业结构演变。因为这种由知识、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积累体现的技术进步会产生两个效应（近似于阿罗分析的学习过程的两个效应），一是使已有分工、产业的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产生了劳动时间的“挤出效应”；二是与此同时，挤出的劳动时间又借助于知识、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适应人的需要层次的递进，又在现有产业的各个环节和边缘上产生“扩展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转移相辅相成，分工深化和新产业由此产生。这样，我们就可以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效果”，扬格的迂回生产过程不断拉长、细分、复杂化与分工深化、市场范围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演进机制，以及罗斯托的主导部门（产业）的带动作用（关联度）[（16）]找到一个微观动力基础。也为佩鲁借助熊彼特的创新动力建立的增长极理论[（17）]提供了有关动力机制上更为细腻的分析和解释。由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行为波动（当然是建立在理性预期或基本智慧之上）加上知识积累和溢出效应形成的动力发生机制，就为我们分析分工深化、产业结构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动力基础。这样一个动力基础足以表达和容纳经济发展的主体——人的智慧、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而不至于使这些最可宝贵的东西流于空泛，而仍被排除在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此外，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会导致垄断的瓦解，这可能理解为完全垄断的非现实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结构演变而不可遏制的集中和垄断是权利（产权）排他性的固有长处在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层次的集中表现。市场集中和垄断实际上就是产权的微观排他性在中观层次的放大。这种排他性如同产权在微观层次上，不至于使人和各种资源都拥挤在一起造成低效一样，它可以使更多的人和资源转移到更具潜力和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和分工之中。仅着眼于某一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和垄断表现出某些消极性，但当我们放眼分工深化、产业结构演变时，看到的是这种排他性更多的积极的一面。这是因为集中和垄断作为市场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本质上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时间节省、转移是同义词。
总之，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论、需要层次论及其统一揭示了劳动分工深化、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和规律，而立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行为波动及其动力机制使这种演进趋势得以实现。经济发展就是在这种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得以表达。当然，如果表达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知识积累不足，动力机制匮乏（还包括缺乏坚实、清晰的产权基础），就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陷入贝克尔所说的“低水平均衡”之中或出现诺思的“锁入效应”。[（18）]所以，作为一种基本的政策价值取向，在市场竞争中，主导产业的依次递进、产业结构的演变，这是一幅动人的画面，走向衰落的产业，不管它昨天多么辉煌，它有多少大小企业将被淘汰，都不值得留恋，而且还要积极促成这种变化，因为这绝对是进步的表现。
注释：
（1）胡文新：《论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湖北电大学刊》，1995年第11／12期，第1—2页。
（2）周学：《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
（3）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第77—78页。
（4）钟阳生：《主体需要：经济增和的最高原则》，《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第38页。
（5）周学：《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第27—28页。 （6）毛磊：《信息产业后来居上》，《半月谈》，1996年第16期第71页。
（7）前引（3），汪丁丁文，第79页。
（8）前引（3），汪丁丁文，第70页。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7页。
（10）贾根良：《斯密定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页。
（11）前引（3），汪丁丁文，第70页。
（12）[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第3期。《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经济译文》，1994年第2期。
（13）杨晓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截《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3页。
（14）转引胡寄窗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前引（3），汪丁丁文，第67—68页。
（16）前引（10），贾根良文，第17页。
（17）曾坤生：《佩鲁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研究》，1994年第2期。
（18）[美]诺思（1993）：《历时经济时效》，《经济译文》，1994年第6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