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论”论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11-0009-08
“教育救国论”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出现危机形成的通过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以达救国、救亡目的的理论。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的“声光电化”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潮水一般涌入国门，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危机。如何变危机为转机，如何解除亡国灭种之危，中华民族如何转弱为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因“教育救国”思想并未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与厄运，遭到各方贬斥性评价。那么，应当怎样评价席卷中国大半个世纪之久，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教育救国”思潮呢？
一、社会改良的路向
“教育救国论”的形成，是为了破解中国社会面临的亡国灭种难题。在近代中国突如其来的亡国危机面前，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就破解亡国危机提出了种种救亡方略，“教育救国论”正是这种种救亡方略之一。教育救国论者的救国方略选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是一条社会改良之路，先天性地决定了“教育救国”论带有鲜明的社会改良性质。
近现代中国，通常将社会局部改革而不是全面变革的思想称之为改良主义。这种思想主张社会进化方式不是激烈破坏的手段，而是渐进地、有秩序地进行。陈独秀依据杜威的社会改良理论，提出通过改良促使社会进步的主张。他说：“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1](P426)赞同“从实际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2](P479)。还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3](P44-45)主张渐进的，非暴力革命的社会进步方式。
陶行知深受西方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认为民主自由社会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现实民主自由社会，中间要一津梁，这就是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后推倒一个大清皇帝，来了若干个“共和”的“皇帝”，生出了许多弊端，其原因就是辛亥革命的暴力手段“发动太过”。陶行知总结了走向共和的历史规律，说：“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吾国共和初建，人民莫不以为成功之速，超越全球。不及三载，福利未享，而纲纪瓦裂殆尽，民生日趋艰窘。非共和之不足救国，发动太过之咎耳！”[4](P53)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未行改良，而采用暴力手段，背离了中国的国情。正因为这场革命太过，几年后这场革命“至今已成陈迹，而无讨论之价值。然因发动太过，故有今日之反动力”。陶行知指出，实现共和必有赖于教育，“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失败”。如果民生凋敝，共和就失去其扎实基础，舍教育共和难以玉成。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4](P51)足见教育是中国实现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宝筏。政治的改良，国民劣根性的根除，人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甚至培育共和的领袖和共和的国民，无不有赖于教育，教育承担着重大而艰巨的重任，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系统的维系和发展。
北洋政府拟在日本单方面拟定的“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激进的青年要“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被日本征服，作比利时第二！”[5](P213)胡适坚定地回应说：“用只手来推挽大海的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不要“自招覆灭”，不能“硬要去蹈比利时的覆辙”。当务之急是“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他恳切地说：“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6](P215)他在1916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学风丕变，“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紧锣密鼓，课桌不平静，实验室在颤动，学校和社会嚣闹非凡。胡适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对学生游行示威“革命”行动严厉批评：“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5](P278)胡适认为：“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7](P658-659)他将实验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应用到中国社会发展上，形成了他的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以文化思想领域的变革为手段，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1916年1月，胡适致许怡荪的信中论及如何“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时指出：“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8](P306)胡适认为：“教育乃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活动，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P40)社会进步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今日改一点，明日改一点，就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不是急风暴雨般的暴力革命，是“零售”，不是“批发”。所以，他要求青年学生向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学习，“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10](P551)。
陶行知、胡适等教育家的“教育救国”思想，所遵循的正是一条改良主义路线。
二、改良是革命的重要补充
近现代中国在如何救治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泾渭分明的改良或是革命两条根本不同的路向，是救国的两支重要队伍，也是救国的两支盟军。他们从救治中国的两个必然不同方面——或者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腐败的政府，或者以提高国民基本文化素质的方式从事建设工作，同样为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深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教育救国论”者对国内外矛盾冲突，多不主张诉诸武力，不主张以暴力的方式解决复杂纷繁的社会问题，而是主张日积月累地做科学研究工作，一点一滴地进行社会改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教育普及工作，为国家发展立下不拔之基。
蔡元培对革命救国、暴力行动也持不予苟同态度。1919年5月4日的当晚，他向汇集在第三院大礼堂的北京大学学生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天起照常上课。”[11](P199)他对学生干涉政治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心底是不赞成的。“从明天起照常上课”显然有不要再去游行示威作无谓的牺牲，耽误学业，使真正的救国事业受到影响。他深恶痛绝的“空谈”，显然包括游行示威等“革命”行动。这在他为国民政府纪念周所作的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他说：“青年的爱国运动，若仅在假期或课余为不识字的人演讲时局，或快邮代电发表意见，自是有益无损的举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许多辛苦，到首都运动。一来一往，牺牲了多少光明[阴]，牺牲了多少学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些游行示威才是救国，而“原有的基本科学为不是救国要图”[12](P152)。为什么说游行示威等“革命”行动不是爱国而是为国家帮倒忙的误国和害国呢？他说，一言及救国，不能不立刻想到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试问欧战期间，德国财政上非常竭蹶，然而并不停办学校，把教育经费暂移到军费上去。因为学生是国家的命脉。”[12](P151)或许因为虚掷光阴而牺牲了游行示威队伍中的几十名、几百名发明家，其中说不定有一两个巴斯德、爱迪生呢！法国因为有一个巴斯德，他改良了酿酒、造丝、畜牧等事业，国家财富顿增，经济得到大发展，最终打败了普鲁士。如果巴斯德成天游行示威，到处制造惨案，恐怕法国反而做了德国的阶下囚呢！
近现代中国救国的革命和改良两个路向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既不可盲目给革命戴上一顶又一顶的桂冠，也不可将革命给社会带来颠覆性破坏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反之亦然。李泽厚曾指出：“不能盲目崇拜革命，因为不是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好的，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说戊戌变法不是革命的，也不是贬低它。不少国家搞革命或改良，效果也很好，例如英国、日本。哪里需要革命，哪时需要改革或改良，要作具体分析。”[13](P480)不能崇拜革命，以为只有革命才会给社会带来光明和整饬，是绝对错误的认识。
就革命与教育的关系而言，如果教育能够尽其功用，革命手段的使用就没有必要。正如梁漱溟所言：“人类不能不有生活，有生活就不能不有社会，有社会就不能不有教育，教育是很天然的。无论作广义的解释或狭义的解释，都不外‘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这个定义(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教育的功用，就是如此。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缮改正，固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所以有革命，就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14](P433-434)教育担当不了社会改造的任务，暴力革命就无法避免了。但是，“革命的前半段没有教育，则无从培植革命力量；后半段没有教育则革命不能完成。”而辛亥革命以来，暴力革命已经将社会破坏得体无完肤了，已经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梁漱溟说：“这一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14](P435)暴力革命开始前需要教育准备力量，暴力革命之后需要教育“收拾”残局，即“善后”的工作，因此暴力革命与教育改良相伴相随，失去任何一方都无助于救国大业。正如章开沅所言：“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说，革命诚然是一种促其实现的重要手段，因为代表旧制度的反动统治阶级绝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那些抹煞革命作用以致完全否定革命必要性的论调，都是极端错误的。然而革命毕竟不是最后目的，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它更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内容。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也是革命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因此，对于那些真诚地谋求国家富强，亦即切实谋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切不可给予简单的贬抑以致否定，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15](P308-309)
革命救国与教育救国是车之两轮，任何一个车轮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失却其中任何一轮，车子一定要倾覆。这辆双轮车有时是并行不悖的两轮马车，有时是一前一后的两轮自行车，但绝不是一意孤行的独轮车。有时候是革命救国先行，教育救国紧随其后；有时候教育救国打先锋，革命救国殿后；有时候革命救国与教育救国并驾齐驱，携手前进，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救亡图存，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繁荣富强，为万世开太平。戴逸曾指出：“教育则与革命相辅而行。它是启迪心智、消除愚昧，获致知识，振奋精神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促进了革命，而革命又为教育开辟了新局面。”[16]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关系。但是，这辆车决不能失去其中任何一个车轮而变为一辆独轮车。如果是一辆独轮车的话，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其动机与效果必将是南辕北辙。
三、“教育救国”功能发挥的条件
既然“教育救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与路向，那么，大半个世纪的“教育救国”思想与运动为什么于救国并无大补呢？百年教育救国思想主张潮起潮落，宣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救国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凡“教育”都能够救国。有的“教育”非但不能救国，甚至是害国、误国，乃至亡国。欲使教育能够发挥出救国功能，先要满足教育生存的条件，然后方可发挥其救国的功能。倘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朝不保夕，而要教育发挥出救国的奇功异能，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第一，救国先要救教育。近现代中国教育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那些教育救国功能笃信者，谓企望担起救国重责的教育为“误国的教育”和“亡国的教育”。如果不先整顿教育，不先拯救教育，“教育”愈是发展，离救国的目标愈是渐行渐远。罗家伦认为，教育的功用是要把民族过去的经验、才智交给后代，使后代能凭着这些去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教育因为受两种外来教育势力的影响，并且“仅仅接受了他的坏处”，“一种就是所谓‘日本式’的教育，……就是那些商店式的速成师范和速成法政的教育。中国现状如此之坏，那些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政法，的确有莫大的‘功劳’”。另一种是“美国式”的教育，什么“‘自动的’教育，‘实验的’教育，还有什么‘道尔顿制’、‘葛雷氏制’等等，这都是一些从美国舶来的名词，大家拿着在那儿冒险施行，自翊[诩]高明罢了。……今天来一个‘二四制’，明天来一个‘三三制’，后天又来一个道尔顿制，把一切教育基本的要义都废置不题[提]，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国家是绝对不需要的。”[17](P301-302)正是这样的教育把中国给害了，给误了。
有救国的教育，亦有亡国的教育。民国前期，北平国民政府亦曾努力推进四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在陶行知等教育救国论者看来，政府试图通过推行义务教育以拯救国家厄运，但实际上政府是在通过义务教育来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所推行的是亡国的教育。他说：“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再括[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简直可以变成中华书呆国。”[18](P161-162)陶行知说，一想到这里，“真要令人毛骨悚然”。他深刻地指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18](P161)教育收到救国兴邦之效，不能收到速效，这是教育的长效性、远效性和迟效性决定的。但是，教育促国之亡，则不受教育的这一规律制约。教育要使国家灭亡则是轻而易举的。近代教育兴起的旨归是为了变法自强，育才图治，原本是确信教育能救国。但是数十年后，教育家林砺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百年大计’的‘救国教育’，到了第八十多年代的今日，还不见收到几成的救国成效，而却累人们大声呼吁‘救救教育’，能不令人吃一大惊么？原是救国的教育为什么却又要人救它呢？是不是‘救国者人亦救之’呢！”[19](P805)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恶劣的生态环境使教育功能生存尚且岌岌可危，怎么可能奢谈发挥救国功效？教育要收到救国之功效，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而“教育救国”思想与运动兴起的大半个世纪期间，教育的生态环境恶劣至极。首先，动荡的政治环境使课桌摇晃不定。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外军事冲突不断，国内民变四起，战祸连年，生灵涂炭，教育失却了赖以生存的安定环境。舒新城认为，教育“必得在这风雨飘摇的国难中与政治、经济通力合作，共谋民族的出路”[20](P805)。政治和经济都自顾不暇，怎么能苛责教育的无效呢！其次，贫瘠的经济条件使教育成了无米之炊。近现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榨，又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宁，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21](P247)，教育显然是极为奢侈之设施。因而，贫瘠的经济条件是教育救国功能实现的“瓶颈”之一。其三，不良的人文环境抵销了教育功效。傅斯年认为，在净化教育环境方面，“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22](P101-102)。国难深重之时的这种应接不暇之盛况，岂不是为当时正在大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兜售“四维八德”的生动注解吗？
第三，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庸。教育必得保有独立地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胡适认为这是因为：首先，教育既然是继承知识遗产和创造新学术的机关，它就必须有自己的连续性。譬如，欧洲的大学所以能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英、法、德等国家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在世界上发号施令，对贫弱的国家指手画脚，动辄干戈相见，原因是他们的大学有悠久的历史，不间断地保存遗产和发展新的研究，学术在不断进步。而之所以能够保持学术长盛不衰，又是因为它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不受政潮牵动，更不像中国随一姓王朝而兴灭，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准，从而保持着世界强国的地位[23](P255-256)。第二，教育“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24](P317)。中国学术没有自由独立的环境，学术机构——高等学校“总随着政治制度而变迁，结果弄得连四十年历史的大学都找不到”[25](P519)，不像欧美国家高等学校“有独立的财团、独立的学风，有坚强的组织，有优良的图书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独立自由继续地研究，和坚强的校友组织，所以就能历历相传，悠久勿替”，反观中国，周期性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军阀混战、党派纷争，使“我们的国家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学校能长期继续”[24](P317)，没有较高价值的创造，各个方面都事事不如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无有力领导，未能利用机会以自强，而受到种种威胁”[25](P519)。学术落后，“实在是很吃亏的”[24](P317)，弄得国已不国。
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李石岑与蔡元培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直接促成1922年5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成立。该会同日发表宣言，发出了教育独立的呼声。《宣言》指出：“‘教育事业’，不仅为一国文化之所系，亦即人类精神生活之所寄托者也。近年以来，兵燹频仍，政潮迭起，神圣之教育事业，竟飘摇荡漾于此卑污龌龊政治军事之漩涡中，风雨飘摇，几溃破产，此吾人不能不作‘教育独立’之呼声，以期重新建设精神生活之工具也。”[26]认为教育独立为“吾国根本存亡之所寄”。教育既然不能独立，欲其收救国功效便要大打折扣。
四、不容低估的“教育救国”实绩
百年教育救国思潮发展的历程，显示出教育救国论走完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教育救国论有时高潮迭起，有时被其他运动和思潮所蛰伏；有时声威浩大，有时气若游丝。百年“教育救国”，千岁历史华章，万载非凡建树，为中华民族的枝繁叶茂，为共和国繁荣昌盛立下了厚实基础。
第一，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功能的认识。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难的加深，随着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运动的兴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学科方向、不同的手段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其中教育救国便是众多救国方案和路径中封疆大吏、士大夫、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等普遍认同的重要救国路向。面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中国人民遭遇到的数千年未见之灭顶之灾，人们四处宣传“教育救国”思想主张，教育救国成为老少皆知的口号。胡适曾回忆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听见人说这类的话：‘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27](P553-554)所以，胡适感慨良多地说：“那时的中国人真迷信教育的万能！”他在演讲和著述中明确地阐述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主张。认为如今中国只有一条“教育救国”的狭路可走，真正的救国就要到图书馆、实验室去潜下心来做科学研究的工作；要相信五千万儿童的教育，远远胜过五千架飞机的功效；国家没有海军不蒙羞，没有陆军不蒙羞，没有高等学校才是奇耻大辱。他反复强调说：“今日国事坏败，不可收拾，决非剜肉补疮所能收效。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他所说的“主意”、“根本”，就是发展教育[8](P293)。
由于人们对教育救国功能的认识普遍提高，各地乘中央教育会成立东风，纷纷成立地方教育会。不仅大多数省份都成立了教育会，而且部分县市也成立了教育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海成立教育会，下设了县市区教育会。直隶全省县级教育会共有霸州、固安等70个县设立了教育会[28](P349-353)。教育会普及到基层府州县，正好说明教育救国的功能为许多基层教育工作者所认识。
第二，教育救国思潮促使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快速发展。“教育救国”思想与运动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推动了中国学校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治元年(1862年)，为了实现教育救国之梦，一大批遍及全国各地的近代意义的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如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继光绪二十八年后，清廷和民国政府先后公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1904年后，又强力推进义务教育运动，掀起新一轮的兴学运动，逐渐形成了比较符合国情的学校教育系统。
近现代教育救国笃信者所创办的新型学校，从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到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传统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诗云子曰”、“人之初，性本善”，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占据了学校的神圣殿堂。古代千年不变的传统教育仅仅在甲午战争后数十年的时间便宣告完成了历史使命，为新型的近代学校制度所替代。
第三，近现代中国教育救国论对思想文化启蒙发挥了积极作用。笃信教育救国功能的人士利用三尺讲台，批判封建教育，批判以八股取士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束缚和禁锢，宣传科学、民主，传播以“声光电化”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新天地。这种智力开发，影响了一代乃至数代知识分子。梁启超曾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29](P3104)胡适回忆自己在上海澄衷中学就读时教师杨千里的教学情形说，他是一位“思想很新”的教师，“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30](P57)。教育救国论深刻地影响着洋务教育，对社会改良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陈旭麓曾经深刻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31](P115)
“教育救国论”者创办《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期刊，发表了《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论铸造国民母》、《哀女界》等抨击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论文，批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清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恶劣影响，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形成了女子进学校受教育的风气，酿成妇女界的一场深刻革命。
第四，近现代中国教育救国论促进了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传统教育以其巨大的惯性我行我素，塾师的课室和府州县学的课堂听不见室外的厮杀，嗅不到战争的硝烟。同治八年刊刻的《蒙馆条约》，要求塾师在学童八九岁“开讲小学，虽每日目有讲书正课，然宜检出一二条，与他讲究，或《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日记故事》、《果报》等书亦好，然须覆讲”。还要求“精选古今名人劝孝诗，多则五六十首，少则二三十首，初讲字面，继讲意义，使之朝吟夕诵，或亦可触发其天良。近刻有《续千家诗》可读，沙星现刻有《小学韵语》、《弟子规》、《弟子必读》三种皆宜读”[32](P361)。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王筠《教童子法》教育童子说：“功名、学问、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时时教之。”[33](P394)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学校书桌竟还是如此安如泰山！但是，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冲击下，封建教育身不由己地变化着。光绪二十四年，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堂，首开女子上学受教育之风气。他认为：“女学尤为教善中本原之本原，欲图中国转弱为强，莫亟于此。”[34](P215)此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子，逐渐有与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等，也逐渐完成了由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
第五，促进了中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形成。鸦片战争后，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传统教育遇到全面的挑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所培养的人才不周世用，人们反省以八股为考试手段和方法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人才思想的桎梏与戕害；要救亡图存，必须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又必须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引领，教育救国论者遂开始探索中国本土化的教育理论。
中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灾难日深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欧美教育理论影响中国教育至深至巨。中国人民看到欧美国家科学发达，国泰民安，文明进步，遂以西方国家教育理论为原型，拉起“西洋车”来，亦步亦趋地仿习欧洲国家，特别是英、美、法、德等国的教育理论。甲午战争后，教育救国论者看到学习欧美教育并没有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亏输，而蕞尔小国日本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使国家的综合实力远胜于泱泱大国的中华，其中必有富国强兵的秘诀。这时的“教育救国论”者遂拉起“东洋车”来。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拉“西洋车”、“东洋车”的教育，不但不能救国，反而是亡国的加速器。陶行知既极力反对教育“沿袭陈法”，又坚决摒弃“仪型他国”，主张通过教育试验办新式教育，使教育与生活、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生活教育理论。庄泽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生致力于建构中国本土教育理论，提出本土化教育理论形成，要满足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35](P23-24)他们的努力虽然未必能医愈中国教育的病，但他们做出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努力，也预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方向。
第六，近现代教育救国论者们的伟大人格永垂后人。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接踵而至，笃信教育救国功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及士绅、知识分子，积极从教育的路向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给后人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树立了一个个感人的人格榜样。他们救亡图存，致富图强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教育家严修将自己的家作为实验园地，在家中设立女塾，动员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入塾学习。他亲自授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歌词曰：“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先生昨日问儿道，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文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母亲爱儿自孩提，莫给儿娶缠足妻。”[36](P144)傅增湘虽为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直隶提学使任内，大力推广基础教育，尤重乡村小学。深入荒村古寺的新设学校中旁听，并加以指导，评定优劣。清末状元张謇倾资办学，创办了小学、中学，还有中等师范学校和特殊学校等。张伯苓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每次到北京办事总是住最便宜最不方便的旅店，每次到北京前总要叮嘱秘书准备一点茶叶和杀臭虫的药，说旅店的茶叶太差，臭虫太肆虐。往往到所住的旅店要踩着砖头走数十米远，路面积满了污泥和臭水。他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一天，南开中学上修身课，他看到一个学生食指、中指被烟薰得焦黄，指着这位学生说：“看你，把手指薰得这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学生反唇相讥：“您教我不抽烟，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当时很受启发，深感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都要以身作则。于是，他立即唤来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并说：“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37](P224)当年的学生黄钰生若干年后与张伯苓聊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假满足，张伯苓笑着说道：“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38](P243)陶行知用准备给母亲办后事的钱买来南京郊外晓庄的一片荒山，开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向农民和学生“烧心香”，立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更不知感动了多少莘莘学子！这些“教育救国论”者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璀璨夺目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它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奋斗！
尽管中国近现代“教育救国论”者不关注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外部世界如何，只在教育领域内部作枝枝节节的改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单纯推行教育不仅难以救国，就是教育自身的生存、维持都岌岌可危，往往会面临挫折破产的厄运。但是他们依靠教育手段去改造旧中国，通过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增进中国软实力，借助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思想、公民精神，在传播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等方面，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启迪人民心智、消除愚昧、获致知识、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