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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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但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因此，这一时期前后的毛泽东在考虑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问题的同时，更以战略家的远大眼光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精辟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并进而对未来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建设性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套极富创新性的现代化构想。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论述
首先，毛泽东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毛泽东很早就直接论及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1944年，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即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更多的， 毛泽东是将革命论与生产力论结合起来，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1944年3月，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其“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生产力不得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阶段的任务归结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强调“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进入西柏坡时期，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肯定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 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那么，为什么要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呢？对此，毛泽东在1947年冬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形式，后者在前者的内部发展。但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前者就变成了后者进一步发展的枷锁。那时就必然引发一场大的社会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中国革命也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进而他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指出，在现实的中国，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损害或限制，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障碍。“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由于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首先是军队的武力所保护的。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因此，“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5—62 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毛泽东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是生产力自身的要求，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触及到了现代化的根本点。
其次，毛泽东从中国政治嬗变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是摧毁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型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中国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而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中国革命将促使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必需的政治条件。那么，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是什么呢？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它包括：
（一）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的实现。近代以来，中国日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和压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贫穷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无由形成一个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内部环境。这些因素的存在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症结所在。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因此，“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就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西柏坡时期，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政治前提。而造成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的方法，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全民族范围内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全方位的社会整合运动，对中国而言，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实现，需要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需要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一个新型的政治共同体，抱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朝着共同的现代化目标努力。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推动了中国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日趋成型。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态势的发展，敏锐地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试图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被蒋介石政府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5—1227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而且在这个统一战线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3—1464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说，当民主革命胜利推进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已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结成了一个稳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
（三）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现代领导的出现。现代化是对社会资源实施再配置以使之发挥最大效用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强有力的现代领导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资源实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这对于现代化条件和基础相对缺乏，社会经济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近代中国更是如此。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一方面，历届中央政府被反动军阀所控制，他们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根本没有丝毫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党派其中虽不乏有志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者，但他们既缺乏也无由争取到现代领导所必需的条件和地位，因此，他们都没有能够承担起推进中国现代化领导的责任。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她是强有力的，因为在她的领导下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一个由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同时，她也是有志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因此， 她当之无愧地成为能够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现代领导。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推动现代化运动，实现国家富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先进的中国人（包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共同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缺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他们也未能创造出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样一条道路是不是能把中国真正引上现代化的道路呢？西柏坡时期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论述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历史也雄辩地证明，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是把近代中国真正引上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途径。
二、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涵盖了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但其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的现代化来带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运动，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是服务于经济的现代化或伴随它而发生的。1949年3月， 在西柏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指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论点的。因此，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构想的核心就是关于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构想。
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早在解放战争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其中已经包含了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但还只是纲领性的。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继续循着这一思路，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具体论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主要内容以及途径等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早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此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论著中论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时，都屡屡提到这一目标。直到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大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首先必须经历的过程，毛泽东把中国的现代化自觉纳入到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考虑，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符合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未来新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设定了正确的起跑线。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首先，毛泽东认为，“工业化”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表征，“工业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它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关系中国整个现代化事业成功与否。“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因此，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都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 月给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次， 毛泽东又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社会化”。这是他把自己自始至终关注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工业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论述中国的工业问题时即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亦即农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大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以及巨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工业化”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然而事实上，由于旧中国的农村经济仍然是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农业耕作技术徘徊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这就造成农民自己的生计问题尚无法解决，购买力低下，根本无由为发展工业提供必需的大量的劳动力、生活资料和原材料以及巨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农民问题反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累赘。所以，毛泽东早在1944年与美国人谢伟思的谈话中即指出：“中国农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注：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3 期，第86页。）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农业社会化”。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农业社会化”实际上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制度方面的，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土地改革完成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并由此逐步地走向集体化。“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15—13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二，技术方面的，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要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必须反对脱离工业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总之，“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有赖于“农业社会化”的实现；“农业社会化”需要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支持，这又有赖于“工业化”的实现。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毛泽东认为，第一，必须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国营经济之建立则是通过没收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来实现的。他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决不是说其他私人经济成分将被消灭而不复存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指出，除了国营经济之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还将包括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第二，必须重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毛泽东指出，要使企业的经营生产获得发展，必须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设立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同时，为了使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更加科学化，在这个委员会中，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术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少这方面的经验和认识，这就要求他们有意识地去学习有关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知识。也正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必须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交通、金融、贸易事业。关于交通问题，毛泽东指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交通运输事业是无法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为此，必须下决心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事业。他以铁路建设为例，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和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贸易、金融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它们与经济的关系，树立贸易、金融是“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念，对它们实行统一的管理。他特别论述了对外贸易问题，强调必须清除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体制，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贸易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4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同时，因为新中国“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433 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只有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才能保护国内脆弱的国民经济不受外来压力的冲击，获得一个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
毛泽东还论述了中国“农业社会化”的途径。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而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则是为实现这一承诺而付出的艰辛努力的一部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理论。西柏坡时期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胜利前进，解放区愈来愈获得相对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这就为解放区的各项建设的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正是基于此并参诸苏联的建设经验进行的。由于当时的环境毕竟仍处在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规模的伟大建设实践尚未全面展开，从而决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尚缺乏系统的完整性，还不可能具体论及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建设高潮的出现，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才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三、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的特点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对中国现代化进行理论探索时表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点：突出的中国特色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一）突出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亦即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它成为毛泽东考虑任何一个问题时的立足点，表现在西柏坡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上当然也不例外。他立足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思索，从而认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必须经过革命化才能走上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他在对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战略构想时，立足于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国情，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当作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的中心任务；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生产力又极其落后的实际，得出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必须同时并举，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结论。诚如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有的这些， 就使得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具有了突出的中国特色。也正是由于这种突出的中国特色，使得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现代化理论建设的奠基者。
（二）明确的价值取向。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是和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联系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造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而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就是为了给这一过渡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作思想上的准备，这就给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以确定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这种确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于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确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努力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创造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么， 如何保证这一过渡阶段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取向呢？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他在论及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时，强调指出，“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柱，它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要保证过渡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向，就必须优先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在整个国民经济占据主体的领导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必要的管制和监督，决不能任其自流，任其泛滥，以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1948年10月，毛泽东在就《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问题致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也再度强调，“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突出的中国特色加上明确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即“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设想，因此，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原始源头”，集中体现了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伟大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收稿日期：199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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