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群”：KM同城网络社群的人际互动、情感能量与社会融入研究
桂 榕
摘 要： KM同城网络社群的形成，与传统回族聚居社区的解体和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成员互动内容与风格，体现出回族特有的文化亲昵；社群集体认同具有共同体家园认同与宗教认同混合的特点；成员社会融入的情感能量主要来源于互动所产生的集体认同，情感能量的大小主要与互动关系结构与社会资本类型有关。网络社群成员从现实与网络两种互动渠道所获取的情感能量可以相互补充。穆斯林个体的社会融入，通过其所在群体去逐步拓展，因此，网络社群对穆斯林社会融入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词： 网络社群；互动；情感能量；社会融入；文化亲昵；锚定
伴随通信技术与传媒的发展，新的网络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学界对网络群体及媒介的研究，始终关注到人的社会性与社交性的本质方面。从社会学先驱涂尔干对传统社群的经典释义，到目前学术界讨论较多的网络社群，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始终是关注的焦点。从威尔曼提出个人社群和个人化网络概念，① Wellman，B.，Carrington，P.J.，&Hall，A.，“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In B. Wellman & S. D.Berkowitz eds.，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0～184.Wellman B.，“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1，vol.25，no.2. 到鲍曼对消费社会中无集体意识、聚散无常的挂钉社群（peg community）的解读，② Bauman，Z.，“On mass，individuals，and peg communities，”In N.Lee & R.Munro Eds.，The consumption of mass ，Oxford（UK）；Malden，MA，2001，pp.102～113. 网络社群中的个体性得到较多的关注；而马菲索里则以后现代新部落主义（neotribalism）概念，重新强调了当代社群的集体性。其以部落为隐喻，说明众多小团体和临时团体“在一起”（being together）的集体情感特性，并认为这种以亲和为基础的（affinity-based）社会性，是当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③ Maffesoli，M.，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Don Smith ，Trans .）.London；Thousand Oaks，CA:Sage，1996，Foreword.尽管新部落主义以流动性和不时中断的集散为特征，④ Maffesoli，M.，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Don Smith ，Trans. ）.London；Thousand Oaks，CA：Sage，1996，p.6.但情感的回归被认为是关键的特征。⑤ Michael Tyldesley，“Postmodernity，Aesthetics and Tribalism：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Maffesoli，”Theory ，Culture &Society ，2013，vol.30，no.3.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黄厚铭等人，以流动的群聚（mob-ility）概念来调和鲍曼所谓液态现代性与马菲索里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认为在网络社会流动的群聚中，存在集体性的情绪共感，个人总是时聚时散地摆荡于“独处”及与他人“共在”之间；人们既向往流动的弹性与自由，又有社交需求与寻求认同的倾向，借助因特网、手机等媒介，人们得以权衡、游走于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乃至于自由与安全之间。① 黄厚铭，林意仁：《流动的群聚（mob-ility）：网络起哄的社会心理基础》，《新闻学研究》2013年总第115期；黄厚铭，曹家荣：《“流动的”手机： 液态现代性的时空架构与群己关系》，《新闻学研究》2015年总第124期。 可见，网络社群的集体性、情感与认同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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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很多城市围寺而居的回族传统聚居模式逐渐解体。几乎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同城虚拟社区应运而生，为外来流动穆斯林和城市散杂居回族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了方便。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拟以昆明回族建构的KM同城网络社群为例，将个体互动与情绪共感的讨论，延伸到同城网络社群类型，并聚焦与之关联密切的社会融入论题。与纯粹虚拟社群不同，同城网络社群地域范围相对明确，成员间存在较多的现实互动，并会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关系亲密、认同相对稳定而持久的现实小群体。而这些源于虚拟社群，又根植于现实社会的成员互动是如何创造“在一起”的情感能量，并影响到成员的认同与社会融入？成员的社会融入是否终将以个体回归集体性的“群”而得以实现？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情感能量是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人们通过特定情境的互动仪式而产出的一种长期的情感结果，一种对群体的依恋感。② 参见[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第9页、第161页。 柯林斯曾提出，网络互动是否能产出情感能量有待考证。黄厚铭、林意仁认为，网络用户的互动也是一种仪式性行为，因为通过网络媒介的群聚，和面对面的群聚一样，都能够经由情感与情绪的共感共应，产生集体亢奋，进而强化群体认同。③ 黄厚铭，林意仁：《流动的群聚（mob-ility）：网络起哄的社会心理基础》，《新闻学研究》2013年总第115期。 本文关于同城网络社群成员互动、认同情感与社会融入的研究，或许能对互动仪式链理论关于情感能量的讨论进行回应和补充。
“你不知道吗？”女人笑笑，“我接近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和他老婆拆伙。既然任务已经完成，我当然不会再留在他的身边。”
笔者自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历时3年多，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浸染（immersion）与文本分析、传统民族志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及社会学问卷调查等方法，对KM社群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问卷调查完成于2018年10月14日至21日。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源于笔者的调查。
从互动内容风格看，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信息传播与思想交流，体现出回族特有的文化亲昵。文化亲昵是对社群共享身份某些方面的认可，为内部成员共同交往提供保证，但被认为是造成外部尴尬的一个来源。文化亲昵可能会集中出现在公共生活和集体的自我表现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公共空间，也是一套民族文化被想象和重塑的表现机制。① Herzfeld, Michael，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and the real lif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bingdon：Routledgen，2016，pp.7～11.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回族内部认同的基础，通常被视作社群“底色”，也经常成为外部尴尬的根源。网络媒介自然不能排除现实政治世界的规则和规范。② Samuel M. Wilson and Leighton C. Peterson，“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2，vol.31.近年来，政府加强了对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群主和管理员会对涉嫌传播民族宗教敏感内容的成员提出警告，成员普遍在遵循管理、维护民族宗教形象方面，表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与不言自明的态度，有益于宣传群体正面形象的信息通常会得到较多传播。如，关于云南回族朝觐团成员在麦加缝补国旗、政府部门进行穆斯林节日慰问、回族历史贡献与公益活动等信息，曾在昆明主要微信群中广泛传播。正如格尔兹通过对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表达关键要素的分析所认为的，地方性的伊斯兰都是适应各自社会秩序的，有着各自不同的伊斯兰经验。③ Abdul Hamid el-Zein，“Beyond Ideology and Theology：The Search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Islam，”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7，No.6，.KM社群文化亲昵的表现风格，实际呈现了昆明回族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对民族宗教文化进行社会表达、校准与调适的一种地方性经验，是一种融合网络规范、形式和技术的网络文化政治理念所塑造的网络社会政治实践。④ Jeffrey S. Juris，“Reflections on occupy everywhere：Social media，public space，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American Ethnologist ，2012，vol.39，no.2.
一、同城网络社群的形成与发展
KM同城网络社群的形成，与昆明传统回族聚居社区的解体和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元代后期，以顺城街为中心的回回聚居区在中庆城（现昆明）已现雏形。④ 参见沙非亚《昆明顺城街回族史志资料》，《五华区史志资料》，内部编印，昆明：五华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92年。 元明以来，昆明回回逐渐形成“围寺而居”的格局。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昆明回族形成了以南城清真寺、顺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东门清真寺、迤西公清真寺为核心的寺坊式聚居格局。历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昆明城市街道改造和城市化进程，原来围寺而居的回族居民普遍搬离城市中心地带，昆明历史上数百年的寺坊式聚居格局已经解体。大致与此同期，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社交软件应用的普及，论坛、即时聊天群组、微博、公众号等形式的网络社群开始涌现。在此背景下，散杂居的城市回族及外来穆斯林开始借助互联网技术建构网络社群，开展同城范围的互动与聚合。
调查表明，成员民族宗教生活方面的专门需要，是推动网络社群成立的直接原因。专门需要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如具有宗教性或民族传统要求的特殊饮食、择偶、宗教活动等；后者如民族宗教情感、集体归属感、社会交际需要等。经济生活层面的适应是流动穆斯林融入城市的基础，网络社群提供了特殊饮食、婚恋、工作及尽快适应当地的帮助。昆明清真美食信息已被放到KM社群平台非常重要的位置。据社群元老们估算，已有数百名群友成就了美好姻缘。工作方面的专门需求，主要涉及到清真饮食和穆斯林女性的着装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看，KM社群提供的网络与现实的互动，在满足穆斯林成员的专门需要方面，得到较高程度的认可。在被调查的111人中，对能满足以下需要给予肯定的人数（比例）分别是：饮食108人（占比97.3%），婚恋104人（占比93.69%），工作101人（占比90.99%），尽快了解和适应当地社会104人（占比93.69%）。此外，还有103人（占比92.79%）认为，网络与现实的互动能培养和强化外来穆斯林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调查接触的很多流动穆斯林都谈到，初来昆明时，由于社会交往局限，生活不方便，物质生活层面与精神生活层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加入KM社群，特别是有了稳定的交际圈之后，城市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据KM社群主要管理者介绍，整个社群有约70%的流动穆斯林。④ 有30%的成员在昆明居住有10年以上，但其中部分务工、经商成员并未取得昆明户籍。所以，若以户籍判定流动人口身份，比例将大于70%。 KM社群活动的开展，通常与流动和散杂居成员社会融入的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理等方面的需要密切相关。国内关于社会融入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最初源自国外。学术界对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的概念使用未取得共识，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合使用。中国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公民跨区域的流动迁移。社会融入被普遍认为是流动人口能够获取流入地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融入主流社会的动态过程或状态。经济、社会、文化、身份的社会融入相互影响，社会适应是社会融入、融合的主要表现与推动力。⑤ 主要参见张广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刘建娥《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综合来看，社会融入强调的是外来流动人口逐渐适应并最终与流入地社会相融合的过程和状态。学界通常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或维度进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考察。文化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与城市归属感、社会认同直接关联，被认为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深度的重要维度。⑥ 穆光宗，江 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含义、测量和路径》，《江淮论坛》2017年第4期。 杨菊华认为，目前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即便是个体因素，关注主观因素的较少。⑦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事实上，外来人口即使获得城市户籍、取得城市制度—身份认同，仍有可能缺乏城市归属感和出现社会融入问题。⑧ 崔 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基于此，笔者对KM成员社会融入的考察，重点关注其如何通过网络社群获取情感能量，并以此支持其获得稳定的城市归属感。
二、网络社群的人际互动
互动信息内容主要涉及活动、知识宣介、时事新闻、文化赏析、资讯等几类。作为核心群的“欢乐羽群”，关注度较高或持续关注的重点、热点事件涉及类别庞杂、更新较快，体现成员活跃度和即时参与性的社会时政新闻类信息明显较多。从在线参与观察来看，从重庆老板瞧不起云南人被殴、《环球时报》刊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黑穆言论》、昆明遭遇大雨道路被淹，到讨论中美关税问题，再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司马义·艾买提遗体告别仪式、昆明市五华区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第六届单身穆斯林联谊活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等，几乎每一时段的社会热点事件都会在群里引起热议，其中涉及昆明本地及民族宗教类热点事件尤受关注。代表社群公众形象的公众号近5年发布信息的类别、数量（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文化赏析类538条（40.33%）、生活资讯类413条（30.97%）、活动类271条（20.29%）、知识宣介类86条（6.45%）、时事新闻类13条（0.98%）、其他类13条（0.98%）。虽然直接涉及宗教内容的信息数量仅有215条（约16%），但占比最高的文化赏析类主题内容关涉穆斯林世界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生活资讯类、活动类、时事新闻类信息也大多围绕昆明本土回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
关系节点和核心群是KM网络社群支撑的基础。发挥重要连接作用的关系节点通常是社群中的核心人物。以核心成员HY为例，其于2005年加入QQ主群，是KM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主要创建者。据他估测，KM重要微信群中约有5～10%的相同成员，这些连通不同微信群的核心成员大约有50人。微信公众号是社群成员互动最为集中的公共空间，2016年8月30日推送的《穆斯林女性该不该性感？》一文当天的阅读量上千，数十人名成员参与讨论。微信群中热点话题讨论及节庆问候、新人入群、发红包等无实质性内容的互动，通常会聚集四五十人。互动的主要形式以文本、图片、网页链接为主，表情包会在彼此熟悉的成员间使用。如果把可观察的线上互动看作戈夫曼所说日常生活的“舞台表演”的话，活跃分子通常扮演了“前台”的角色；而众多成员并不经常参与讨论，只是偶尔以提问或推送信息的形式出现，绝大多数成员“潜水”于“后台”。从互动关系结构看，KM网络社群中既有联系密切、互动活跃的强关系，也有若即若离、不熟识的弱关系。从线下访谈得知，经常参与互动的成员大多是相互熟识的强关系，而多数成员之间是没有日常交际的弱关系；那些不参与线上互动的成员仍然经常进行线上浏览，他们认为“当观众”同样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可见，网络互动受话题、现实关系及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
作为社会关系所定义的网络社群，可被视为人类现实世界的延伸或新维度。① Zhou Yongming，“Living on the Cyber Border：Minjian Political Writers in Chinese Cyberspace，”Current Anthropology ，2005，vol.46，no.5.威尔曼将社群定义为提供社交、支持、信息、归属感和社会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他认为，人们总是以方便和合适的沟通方式在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中进行互动。② Wellman B.，“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1，vol.25，no.2.交织于现实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可被看作是信息与情感的交换。通过持久的互动，人们还会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和集体认同感。库兹奈特认为，社会网络的分析单位是关系，网络民族志可以通过确定合适的节点（个人、活动、信息、群体等）开展研究。③ [美]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0～63页。 本文对KM同城网络社群的线上考察，主要基于对“欢乐羽群”等代表性微信群和KM微信公众号的在线观察和文本分析；④ 对欢乐羽群的参与观察与文本分析，时间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月9日。对昆明微信公众号的参与观察与文本分析，时间自2013年9月23日至2019年1月9日。通过对有价值的信息内容截图保留与定期分析建档的办法进行资料收集，根据成员互动频度，将互动信息划分为特殊性内容（关注度较高或持续关注的重点、热点事件）和一般性内容（出现频率较高的类型代表）。为便于比较与统计分析，公众号和微信群的信息内容统一分类为活动、知识宣介、时事新闻、文化赏析、资讯及其他6大类别。 对线下互动的考察，主要追踪重要节点。
审美教育在小学语文中的逐步渗透，不仅仅是素质教育的硬性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教育文明的全面发展，也是对新一代健全人格塑造的极致追求。所以，小学语文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希望今后我们在立足自身工作岗位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情况，创设出更多优秀、高效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的方式方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跨境电商的普及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作为世界上的制造大国与消费大国，这为中国跨境电商物流的更快发展带来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起步较晚大大制约了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加上没有完善的体系支撑其正常运作，没有良好的体系支撑其正常的发展，跨境电商物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配送成本高、技术水平较差、管理水平偏低。由此可见，我国跨境电商物流面对的挑战还很多。
作为同城网络社群，KM社群成员大都居住在昆明。问卷统计显示，随机抽样的111人中，有69人（占比62.16%）参加过社群线下集体活动，说明成员参加线下活动较为普遍。目前，KM社群的线下活动主要由“欢乐羽群”负责组织。与线上相呼应，“欢乐羽群”的线下互动，除了每周3次固定时段打羽毛球，其他常规性活动还有宗教类、婚恋交友类、节假出游类、聚餐类几种。每年圣纪节、开斋节、古尔邦节3大回族节日及斋月期间，是成员相约参加宗教活动较为集中的时段。总体看，常规性活动以休闲娱乐和宗教生活为主，活动人数通常在50人左右。非常规性活动主要有大型周年庆典和社会公益活动。10余年间曾举办五届周年庆典活动和百余次社会公益活动。活动规模最大的十周年庆典，约有800多人参加。有近400人堪称社群的“铁杆成员”，参加活动频率较高。其中有不少成员已与群相伴成长10余年，培育出不少“群二代”成员。
三、社群认同与情感能量
戈夫曼将仪式从正式场合拓展到非正式的和世俗的层面。柯林斯进一步提出，人们在互动仪式中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由此产生群体团结和情感能量。④ 参见[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 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第48页、第86页。 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往往会被从现实生活又带回到网络中。在参加了社群周年庆典等重要集体互动仪式后，一些成员会将个人心得体会及相关资料发布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论坛等网络平台。通过网络上共享的故事和经历，可以唤起成员对人和地方的强烈回忆，激发彼此的认知共鸣，从而帮助建构集体记忆和找到集体归属感。⑤ Chayko，M.，Portable communities ：The social dynamics of online and mobile connectedness . New York：SUNY Press.2008，p.32.可见，网络上的“在场”，同样具备柯林斯所定义的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⑥ 互动仪式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彼此知道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这些要素彼此形成反馈作用。参见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 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6页。 并产生了关注焦点与共享情感相互强化的互动仪式效果。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在网络激发情感共鸣的“故事素材”和网络世界“瞬时共在”的情感能量，离不开个体现实的互动经历或情感经验。观察发现，那些具有较强情感能量的成员，往往是网络与现实中参与互动比较积极的人；与社群共同成长的早期成员，似乎对社群的认同更牢固、情感能量更持久。
在调查访谈中，笔者经常听到社群成员彼此间用“家人”“兄弟姐妹”这样的称呼，可见成员普遍对社群有一种类似“家”的集体认同。“家”是KM社群主观塑造的象征性边界。① 族群边界相关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Richard Jenkins认为，社群认同边界存在三重（三部分）的区分与联系：主观的象征性的边界往往成为实践中的互动边界，由互动边界产生客观的社会边界。Lamont和Molnar曾对象征性边界与社会边界进行了区分，基于内群主观认同的象征性边界具有概念性区分的内在属性与主观形象的特质；而经由社会互动被外群标识为社会差异性的客体化社会边界，则具有外在属性与客观形象的特质。参见Richard Jenkins，“Boundaries and Borders，”In Jennifer Jackson, Lina Molokotos-Liederman，ed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Boundary ：Conceptualism and Understanding Identity through Boundary Approaches ，Abingdon：Routledge，2015，PP.11～27.Lamont M.，V.Molnar，“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Social Scien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vol.28.与传统回族社群成员民族身份单纯为回的情况不同，KM网络社群成员民族成分包括回、撒拉、汉及埃及、伊朗等国的民族，绝大部分是穆斯林。95%的回族成员中有少量非穆斯林。② 穆斯林指伊斯兰教信徒。回族是中国民族识别时确定的民族。虽然民族身份在国家制度框架和认同经验中具有既定身份符号的本质主义特征，但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回族并不一定与伊斯兰宗教信仰实践产生必然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回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实践以集体均质的面相呈现，而事实上，回族的民族认同及表达存在梯度变化。参见桂 榕《族群边界与认同梯度：云南省陇川县老马寨回族的饮食与族属》，《台湾人类学刊》2018年第1期。 在相当程度上，电子媒介模糊、混合了共同体的传统差异和边界，也促进了共同体新的认同。③ 参见[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借助网络工具，KM网络社群通过对同一城市有共同需求与认同的成员的广泛吸纳与现实互动，发展为一种新型城市生活共同体。社群成员不论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情况如何，主观上普遍将其视作获取生活兴趣、实际帮助和精神慰藉的共同体家园，由此使社群认同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底色”。
在社群集体认同表现为家园认同的同时，作为内在重要连接的宗教认同，也会在凝聚社群与激发情感能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身在其中的成员，会重新获得之前没有或不明晰的归属认同。有成员谈到：“虽然社群看上去是吃喝玩乐的一群人，其实信仰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在信仰回归的同时，大家更团结了。”① 访谈人：NR，时间：2018年10月15日，地点：昆明市顺城街。 因受宗教认同影响，有时网络集体决策和统一行动会产生强大的集体“瞬时共在”的情感能量。如鲍曼所言，在液态的现代性中，如沙子和大海之水滴存在的社会个体，可以借助某个关注点实现“瞬间共在”。只是鲍曼以挂钩隐喻的社群没有对成员有承诺或义务的要求，成员的关注是分散和漂移的，他们可以随时离开。② Bauman，Z.，“On mass, individuals，and peg communities，”In N. Lee & R. Munro eds.，The consumption of mass ，Oxford，UK；Malden，MA：Blackwell.2001，pp.102～113.虽然吉登斯也谈到现代社会的纯粹关系具有较少的传统形式的承诺，但他强调纯粹关系也可以深入骨髓，最重要的是情感的互动。③ Giddens，A.，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30.在KM社群团结与强大行动力的背后，宗教信仰及道德情感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综上可见，KM社群的集体认同，具有共同体家园认同与宗教认同混合的特点。正是这种特别的集体认同，为穆斯林成员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情感能量的支持。
时至今日，大多数医院的负责人以及财务人员并未从根本上意识到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缺乏全局意识以及统筹意识。部分医院虽然认为预算具有必要性，但对该内容的执行缺乏必要的约束与监督，导致财务预算管理完全流于形式，资金容易出现浪费或利用不足等情况。除此之外，某些工作人员还有可能利用相关的漏洞挪用资金或侵占公共财产，最终对医院的效益和绩效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了医院的发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医院的发展开始呈现出艰难之势，有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必须要对其引起重视，积极做好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工作。
本文采用一种基于节点分层的均衡性路由策略进行数据中继传输，命名为LBR(Layer-based Balanced Routing)，具体路由策略如算法1.
四、网络与现实交融的社会融入
社群最活跃的微信群，当属2013年5月KM8周年时创建的“欢乐羽群”。该群源于QQ主群中的一个运动子群。该群回族成员占比95%以上，云南省内成员占比约90%，甘肃、河南、黑龙江等省外，以及埃及、伊朗等国外的穆斯林占比约10%。云南省内成员中，原籍昆明的本地人有10%，其余90%的来自昆明以外的省内县市。成员职业多样化，30～50岁的中青年约占总人数的80%。10余年来，该群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线下活动，聚集了KM社群的核心成员，目前保持在500人的满员状态，已成为反映KM社群活力的晴雨表，也是本文的重点考察对象。此外，KM社群其他分散活动的群体还很多，但在规模、影响力、活跃度等方面都不及欢乐羽群。
从KM网络社群定位，可见其强调为成员城市生活提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论是作为行动者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⑨ [美]林 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 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或是个人摄取其所处网络资源的能力，⑩ 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年第1期。 都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Erin Bradner曾创造了社会能供性（affordances）一词来强调通信网络和人机界面技术对社会及个体的特别含义。⑪ Bradner E.，“Understanding groupware adoption：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mong distributed groups”，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California University，2000. 从其对社会的含义看，互联网可以重现及复兴社群生活，⑫ Howard R.，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1993.虚拟空间会让现实社群重新繁荣。① Haythornthwaite C.，“Introduction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vol.45，no.3.昆明传统的寺坊式聚居社区解体后，城市回族借助地方精英搭建的互联网平台，得以重建连接。在此意义上，同城网络社群催生和重构了现实社群。从其对个体的含义看，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具有相似环境和背景的人保持彼此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对群体的认同感。② Komito，Lee，“Social Media and Migration：virtual community 2.0，”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vol.62，no.6.人在网络空间和物质世界的身份建构是相互依存的，现实社会的特征被移植到虚拟世界里，网络实现了某种社会联系，而这种联系最终服务于现实社会。③ Rebecca G. Adams，“Review：Virtual Politics：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by David Holmes，”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9，vol.28，no.3.在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网络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逐渐融合，共同服务于成员的现实需要。
2005年2月2日，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的SY创建了昆明回族QQ群，并与有网络社群管理经验的LG、HY等人合作管理。QQ群与当时中国许多宗教色彩较突出的穆斯林网络社群风格不同，强调“以族聚友”。2005年8月8日，昆明回族Amin等人在中穆网建立了昆明社区二级论坛。这两个网络社群的不少成员在QQ群组和中穆论坛两个平台上同时活动，并发展出个体之间的友谊，开始了线下往来。2005年11月20日，有着同城便利的成员以QQ群名义组织了线下的羽毛球活动。KM微博2015年11月16日的纪念性专文《KM十年》，称这次活动“标志着散居在昆明的回族兄弟姐妹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从早期宣传海报可见，QQ群管理者以“网聚昆明回回，建设我们的家”定位社群，以“健康生活、快乐信仰、休闲娱乐、结朋识友”为社群理念，成员加入的渠道有QQ群、“星月网云南分版”和“中穆网昆明社区”3个，说明以KM命名的同城网络社群，实际是多个网络社群整合而成的。通过在回族较为集中的清真餐馆、清真寺张贴海报、发放名片及举办活动等形式，到2009年，QQ群组发展到30多个，管理员50人左右，成员以外地来昆的中青年流动回族为主，总数在3 000人以上。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社群的互动逐渐进入移动端。特别是2012年微信的推出，QQ群组普遍以微信群聊的形式在手机平台上复制，由最初QQ主群分化而来的子群不断分级裂，变成难以计数的平行微信群，以至于建立者都无法说清群组的具体情况。可以明确的是，在这一阶段，微信群组的数量、主题、活跃人数都呈增长之势。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成为社群的集体名片和成员集中互动的场域。2018年10月，微信公众号的关注人数已达8 000人，据负责运营的NR估测，整个昆明受KM社群影响的回族人数大概在3万人左右。由于社群管理人员的用心组织，KM社群最终发展为昆明回族社会中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同城网络社群。
研究发现，成员获取情感能量的大小，主要与互动关系结构及社会资本类型有关。Steinfield，Ellison和Lampe将社会资本分为桥连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点合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两种。④ Steinfield，C.Ellison，N.B.& Lampe，C.，“Social Capital，self-esteem，and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a longitudinal analysis，”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8，vol.29，no.6.前者以弱关系为基础，多来自于不同群体，主要作用在于传递信息。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特别适于发展弱纽带，威尔曼认为，新信息更有可能通过弱关系获得。⑤ Wellman B.，“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1，vol.25，no.2.后者以强关系为基础，主要在基于信任、支持和亲密关系的社交中发挥作用。随着难以计数的微信群的建立，KM事实上已成为社群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象征。由于其在昆明回族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号召力，这就使得清真寺、伊斯兰教协会等民间宗教组织将其视作昆明回族社会的信息交流平台，KM也经常以提供志愿者及共同组织宗教民俗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形式，参与到昆明回族的宗教事务中。加之众多微信群通过关系节点的交叠联通，为成员广泛接触社会及建立弱关系创造了条件。通过此渠道获得的普遍是桥连社会资本，其重要性在于能获得社交圈之外的信息和资表的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子群，作为KM实际活动的组织者，在凝聚成员和为网络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可将这种50人以上的较大规模的群称为公群。对于不熟悉城市环境和有专门需要的回族穆斯林，参加社群活动是获取社会资本比较快捷的方式。通过此渠道获得的关系连接通常有强有弱。而为成员社会融入提供较持久、较强情感能量的，可能还是那些与之强连接的50人以内的小规模私群。这三种层级的群虽都冠以KM之名，但实际对个体社会融入的效用是不同的。
为验证融合器的设计方法和结构，本文对一名健康成年男性志愿者颈部进行CT扫描，将数据以dicom格式保存.根据研究要求，为保证研究精度，获取了170幅的原始图片，层距为0.63 mm，建立完整模型和融合器模型，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从目前KM微信群以兴趣、来源地、职业、私人名字命名的情况可见，由公群衍生的私群有不断增多的趋势，成员互动也逐渐集中在强连接的私群里。私群中高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更容易实现，成员会由此获取更强的情感能量。来昆多年的PG告诉笔者，他现在只有一个30人规模的微信群，而且就已足够。笔者加入此群后发现，成员间的在线互动与线下活动都较为频繁，互动内容风格与公群有很大不同，民族宗教特色并不突出，论题从宏观的思想观念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包，具有关系亲密、持续而稳定的情感特征。此外，小规模的老乡群也是一种能为成员社会融入提供较高情感能量的私群。由此观之，能提供长久情感支持的稳定群体，对个体适应城市生活和获得稳定的城市归属感很有帮助。
综合看，成员从现实与网络两种互动渠道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与情感能量，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网络为初来城市及碎片化存在的个体提供了重建社会关系的机会，而现实互动使低情感能量的弱关系向高情感能量的强关系转化成为可能。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成员社会融入的渠道往往会得到拓展并逐渐集中到情感能量较高的私群。在此意义上，是否可以认为，穆斯林成员个体的社会融入，终将以回归到集体性的“群”而得以实现？
五、锚定“群”的意义
鲍曼、卡斯特等人都曾使用过锚定的概念，但社会锚定（Social Anchoring）作为分析当代流动性社会中与个体身份和社会融入有关的理论方法，系由Aleksandra Grzymala-Kazlowska在2016年正式提出。① Aleksandra Grzymala-Kazlowska，“Socia l Anchoring：Immigant Identity，Securityand Integration Reconnected?”Sociology ，2016，vol.50，no.6.在关于身份与社会融入的隐喻性使用中，锚定代表一种适应和整合的方式，是寻找重要的参考和立足点的过程。通过锚定，流动人口能够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恢复社会心理稳定。其在2018年的论文中发展了此概念，将适应、安全和稳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锚的概念也被拓展为“立足点、参考点、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且强调社会锚定的多维度（包括社会的、认知的、经济的、物质的、法律的、文化的、精神的、习惯的、情感的等等)和不同地理、文化和社会空间（包括虚拟空间）中锚点的同时性。② Aleksandra Grzymala-Kazlowska，“From connecting to social anchoring：adaptation and ‘settlement’ of Polish migrants in the UK，”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8，vol.44，no.2.
鲍曼所著《共同体》一书（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有个体通过锚定社群以获取安全之意。社会流动研究的集大成者Goldthorpe通过对英国社会流动与阶层结构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流动普遍是与同一阶层的人建立联系。③ Goldthorpe，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m Britai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凯尔纳认为，当代人的认同越来越强调部落、民族、团体以及其他集体性认同的形式。④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 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36～437页。 这些都符合社会交往理论的趋同性原则。关于回族穆斯林城市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也反映出，群体对个体社会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⑤ 参见黎明泽《浅论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以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田 明，薄俊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人文地理》2014年第1期；李吉和，马冬梅《中、东部地区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在相当程度上，穆斯林个体的社会融入是通过其所在群体去逐步拓展的。
综合以上有关社会锚定的解释和前文关于回族穆斯林社会融入的分析，社会锚定的概念能准确表达KM成员通过网络与现实寻找城市立足点，以适应社会、获取社会心理稳定之意。对于有特殊需要的KM社群成员而言，群作为其融入城市的主要立足点，可被视为锚定的对象。具体被锚定的群，可以被理解为是精神层面的KM社群，也可以是类似欢乐羽群这样有活力的公群，还可以是亲密关系的私群；既可以是现实社群，也可以是虚拟社群。对多类型群的同时性锚定，应该更为可取。因为这些群总是相互连通、互相补充的。锚定“群”对于穆斯林成员社会融入所具有的意义，实际也回应了本文提出的问题：网络社群能为个体回归集体性创造条件，集体认同能为成员在网络与现实交互的社会融入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情感能量。
当今网络社群的研究重点已从传统的地理位置转向对集体感的关注。① Jan Fernback，“Beyond the diluted community concept：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online social relations，”New Media Society ，2007，vol.9，no.1.尽管网络社会出现了“流动的空间”特征，但无论发达社会还是传统社会，人们通常对空间的理解还是基于地点（place）的。② Castells，Manuel，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0，pp.406～453.马菲索里等人也谈到，现当代正在发生的巨大范式转变，实际上是世界观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ered）转向以地方为中心（place-centered）。③ Michel Maffesoli，Rita Felski，Allan Megill，Marilyn Gaddis Rose and Terry Eagleton，“Rethinking Tragedy：The Return of the Tragic in Postmodern Societies，”New Literary History ，2004，vol.35，no.1.KM同城网络社群以省内县市回族流动人口为主，长期居留昆明的成员占到30%，与广州、深圳、义乌等移民城市那些候鸟型或落地不生根型的流动穆斯林明显不同。由此看，同城网络社群似乎更能反映身处流动空间中的人们不断追寻“以地方为中心”的“在一起”的网络时代特点。KM同城网络社群个案反映了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回族社群重新建构的本土经验，或许对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少数民族及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如何利用网络媒介促进社会融入与社会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Kunming Muslim Urban Network Community
GUI Rong
Abstract: Emotion and identit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s in studying network community. The case study of Kunming Muslim urban network community combines these theoretical issues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social integration. The formation of Kunming Muslim urban network commun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Hui community in Kunm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The interaction contents and styles of the members reflect the unique cultural intimacy of the Hui nationality.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has the mixed characteristics of homeland identity and religious identity. The emotional energ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embers mainly comes from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generated in interaction, and the levels of emotional energy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structure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nd types of social capital.The emotional energy obtained by members from the two interactive channels of reality and network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uslim individuals is gradually expanded through their own community，so anchoring communit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uslims.Reflecting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urban Hui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technology，the case study may be of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how urban minorities，floating population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use network media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urban network community，interaction，emotional energy，social integration，cultural intimacy，anchoring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5-002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同城虚拟社区与城市穆斯林社会融入研究”阶段性成果（16BMZ013）；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201808535048）
作者简介： 桂 榕，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本文使用网络社群（network community）的概念，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网络的概念强调的是人际互动所产生的关系结构，它可以是在线虚拟世界中的人际网络，也可以是线下现实社会中的人际网络。通常意义上的网络，更多强调非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所产生的互动，并非是虚拟与现实绝对二分的，而通常使用的虚拟、在线、赛博等词的表述，有将线上与线下截然分开之嫌。二是在中文语境中，相较于社区，社群的概念似乎更强调“群”的互动及由此体现的集体性。鉴于本文所研究的同城网络社群成员在线上与线下、虚拟世界与真实社会中的互动和相互交融，故使用网络社群的概念。
（责任编辑 张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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