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共性与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共性论文,差异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在我国都归属于同一个学科门类。2011年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一级学科名称（1205图书情报档案管理）基本不变，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仍然是其下属的二级学科（可能会增加一些二级学科）。既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表明它们有共同的属性成分；称之为不同的学科名称，表明它们必然有不同的实践与理论积累。如何认识这些二级学科所体现出来的共性及差异是在新形势下学科建设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
为了应对数字化网络化信息环境所引发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热潮，iSchools运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iSchools运动期望把与信息、技术、管理和用户研究有关的学科整合起来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群体，它们所倡导的“信息-技术-用户”框架是改革运动的核心。该框架是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信息与用户间的最大关联，进而通过信息的充分利用促进社会进步。本文基于iSchools所提倡的“信息-技术-用户”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的共性与差异。
2 相关研究回顾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的关系争论，由于档案学的相对独立性而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上。学界普遍认为[2-3]，情报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从文献工作和图书馆学母体中演化而来。情报学的产生原因在于图书馆学领域长期忽视了社会的广大专业信息需求，没有主动应对信息爆炸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情报学诞生以来，与图书馆学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4]。
以美同为首的西方图书情报学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Buckland曾指出[5]，“最初的争论只是关于图书馆是否该应用技术，但后来的争论已经超越了这一方向，半个世纪以来图书馆服务一直平稳地发展着，图书馆经历了增长而非变化，因而即使是变革职业的技术传统，也可能认为是对其社会地位的攻击，众多图书馆员认为情报科学家是他们的威胁。”学者纷纷从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和范围[6-7]、语义学[8]、学科面临的挑战[9]等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最近学者还在拷问情报学到底是什么和所面临的挑战，并试图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有所区分[10]。
然而无论是在欧美、日本还是中国，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一体化思想，尤其体现在教育领域与职业实践领域[11]。Bates曾指出[12]，“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具有更多的信息视角，这可能源于它们在达到目标时思考和工作方式的内在相似性，尽管它们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方法与价值视角差异巨大。”加拿大学者施拉德曾指出[13]，“人类社会交流系统的概念说明图书馆员、文献工作者和情报学家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协调、传播知识文化和信息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欧洲，这种一体化发展更为明显：从召开的多届CoLIS会议结果来看，它们更倾向于认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是同一门学科，其根本任务是对客观知识进行组织[14]。而日本似乎走了一条捷径，尽管也存在一些争论，但它们通过详实的调查与标准颁布等措施迅速平息了学科的纷争，从而纳入了整体化发展道路[15]。在我国，由于前苏联的图书情报学影响及与欧美图书情报学思想的碰撞，使得这场纷争持续时间非常漫长，通过寻求上位学科的统摄方式、在教育领域的并行发展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标准颁布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上位学科的名称似乎也彰显了这种一体化的折中与无奈。
尽管档案学受到的冲击较少，但故步自封与置身事外的处境也让档案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如果档案学专家们仍然没有主动参与学科‘融合’的姿态，那么，档案学科就会在学科发展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去档案化’的命运也可能会在所难免”[16]。
在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研究对象趋于一致的语境下，如何在共同框架下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探寻其不同的用户细分市场定位、走共同的融合发展道路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客观难题。下面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的简要历史梳理及iSchools所提倡的“信息-技术-用户”框架来进行分析。
3 基于“信息-技术-用户”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共性分析
3.1 基本的信息范式框架
一个学科的存在是以特定研究对象为基础的，没有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置于管理学门类之下，表明其社会科学属性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社会现象到底是什么呢？
从历史发展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是同根同源的[17-20]，它们都是以意义为基础，研究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以及对该系统的管理与控制。
在文字产生以前，社会信息交流系统极为简单，主要是原始聚集人群的口耳相传来记忆、积累和传播相关知识与信息；后来随着氏族与部落的出现，则设置专人（如先知等）来完成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管理工作。随着文字的产生及各类典籍的涌现，必须设置专门的机构、制度来管理社会信息交流系统，图书馆与档案馆就应运而生了[21]。
在我国唐代以前，图书馆与档案馆是难以区分的，随着宋代收藏“史牍”的专门档案机构的出现才导致了图书馆与档案馆的社会分工。西方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发展过程也有相似的经历。但图书馆学档案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是在19世纪后，尤其是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早期都引介于西方，随着一些留学人员归国创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学习前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大量引入了西方的图书馆学档案学思想。在数字文献产生前，图书馆与档案馆保存的文献主要是纸质印本文献（包括一些实物文献）。保存这些文献的最佳场所就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因而如何构建满足需要的建筑及依赖于这些建筑物的资源运动、资源服务与管理控制就成为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也就是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研究的机构范式。但随着数字化文献的大量涌现，图书馆、档案馆等建筑物与文献运动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其功能实现更多依赖于信息技术，因而研究以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运动、信息服务及管理控制成为当前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研究的信息范式。应该说，从机构范式向信息范式转换既是信息环境变迁所引发的必然趋势，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本原回归。图书馆也好，档案馆也罢，它们仅是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管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驿站，是与特定信息技术环境相适应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管理范式。随着信息技术环境的变迁，它们必然让位于新的更适应环境要求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管理范式。
情报学起源于针对专业信息需要的文献工作，肇始于布什设想的快速查寻获取信息的MEMEX系统，正式确立于1958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情报会议[22]。情报学诞生于信息技术环境剧烈变化的时代，因而其发展历程深刻打上了技术的烙印。早期聚焦于信息快速识别与获取的检索系统研究，亦即是情报学研究的系统范式。但很快学者们意识到单纯依靠技术无法完全解决情报的有效交流与利用，因而用户范式及认识范式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范畴。2005年，Ingwerson等人出版的专著《转折——在情境中集成信息查寻与信息检索》倡导三种范式的融合发展[23]。情报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为其基本研究对象，只是早期研究更多地关注承载这种交流系统的技术体系与方法，信息技术仅是实现社会信息有效管理的手段，它既契合了时代的信息技术环境变迁主题，也更大程度满足了广大专业信息需求。
信息范式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其基本对象是以意义为核心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运动过程及管理控制。基于iSchools所提倡的“信息-技术-用户”理念可构建如图1的框架体系。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所研究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信息来源是各种运动形式（自然运动、社会运动和思维运动），但它们关注的不是运动形式本身而是这些运动形式的认识论信息空间，而其中主要是以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所表达出来的显性信息资源；核心环节是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与信息产品生成；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焦点是面向广大社会成员信息需求的信息提供与信息满足（可能是组织化的信息产品体系或原始信息空间），以及基于满足信息需求的外在信息内化后对各种运动形式的迭代性认知，所有过程依赖于社会所提供的信息技术环境。
3.2 信息范式的几个基本假定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信息范式的核心概念是信息，它们所理解与操作的信息是个特定的概念范畴，即以信息利用为前提的意义建构过程[24]。基于此，可抽象出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信息范式的几个基本假定，这些基本假定体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基础、逻辑起点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3.2.1 信息是客观具体实在与主观抽象不实在的统一
对于信息来讲，既不能把它看成纯粹客观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看成纯粹主观的东西。因为信息首先表现为两种事物间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即信息是一事物在另一事物中的表现或反映，离开了事物间的主客观关系，信息也就不可能产生。
信息的客观具体实在性表现为它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割性。比如遗传信息，它先存在于DNA中，然后传递给RNA，最后再通过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表达出来。遗传信息离不开上述三种物质实体，这三种物质体现了其客观具体实在性。如果缺失上述三种物质实体，遗传信息也就没有产生与存在的基础，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因此，信息的客观具体实在性体现为信息对具体物质的依赖性。然而，信息与物质毕竟不是同一的，物质仅是其载体而非其本身。信息可由一种载体转移到其他载体而内容却保持不变，即信息可以超越和脱离具体的物质载体。这种超越性即为信息的主观抽象不实在性。比如DNA、RNA和蛋白质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遗传物质，但从信息的角度看，它们反映的却是相同的遗传信息。信息对物质具体形式的超越与脱离，就是信息的主观抽象不实在性。
信息作为客观具体实在与主观抽象不实在的统一是由具有认知功能的人类用自己的主观认知活动加之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果。对于非生命物质和仅具有简单反应功能的动物来说，它们没有信息能力，而只有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类才具有信息能力，因而信息是介于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存在形式。
信息是标志客观具体实在与主观抽象不实在的统一，是介于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存在形式，是联系物质世界与主客观知识世界的中介环节，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正因为如此，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所聚焦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才具有客观基础。由于人类认知能力与物质运动状态不能完全统一，就产生了反映物质运动状态信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有必要按照某种公知的规范来组织信息体系，使之符合与满足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需求。
3.2.2 信息以过程为存在形式，相关是信息运动过程的钥匙
信息超越特定的载体形式而在不同载体间的传递和转换是以过程为中介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保持信息在传递和转换信息过程中的同一性，不同部分间应有一种对应关系或约定关系，这种对应或约定关系就是信息的主观抽象不实在的具体体现。
信息以过程为存在形式，而过程按其结构化程度的差异可分为结构化过程和非结构化过程（含半结构过程）。所谓结构化过程就是指信息在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和流经路径是确知的或可控制的，而非结构化过程是指信息在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和流经路径是不确知的。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对结构化过程（如信息正式交流过程）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对非结构化过程（如非结构化的决策与知识应用过程）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无论如何，过程是联系两个主体或状态的范畴，实现的是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无论是结构化过程还是非结构化过程，一般都包含三个部分：过程的启动、过程的运行和过程的终止。
相关是信息过程启动、运行与终止的钥匙，是信息运动的核心动力源。信息只有在相信是和已知需要可能相关时才会生产出来；只有在及时预见到可能相关应用时才会记录下来；只有出版商相信存在着相关的用户时才会把信息复制并传播出来；只有在判定和信息系统的现实和潜在用户相关时信息系统才会将该信息采集、组织与存储起来；在信息加工整理时，信息人员必然假定某一信息标识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相关时才会给出该标识；检索策略的制定必然是与用户的信息需求相关且假定信息空间存在有可能的相关信息[25]。一旦判断为不相关，整个信息过程即将终止。
正因为信息是以过程为存在形式，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才可能通过信息过程的跟踪、识别与判断来厘清信息的扩散路径，才可以根据路径特征来组织与集中信息，才可能根据路径特征来高效地服务需要；正因为信息运动过程中的相关性，使得相关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中是最基础的概念范畴和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的魅力所在。它们共同奠定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研究逻辑基点。
3.2.3 信息“意义”是社会构建过程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所关心的信息不是申农的语法信息，而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即是以信息“意义”为基础研究信息过程及该过程所体现出来的语用价值。
信息“意义”是社会构建过程[24，26]，它是认知个体在一定语境中与认知共同体、社会文化等的协商过程。当个体进行认知活动时，由于受到社会共同体的作用，认知过程必然是一个交流、反思、改进和协调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体在群体语境中的规范化过程。因而信息意义获取本质上包含着文化继承，即个体建构活动产生的信息意义受制于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说，信息意义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及认知对象三要素相互作用的社会构建过程。共同的话语建构是信息得以存在和利用的途径和前提，这种共同话语建构包括共同体协调、共同体文化形式、政治与经济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致化。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正是在这种共同体构建的语义体系下进行信息空间的组织有序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语用相关判断。信息意义的语用价值判断根植于用户的具体应用语境，其大小取决于需求强度及信息过程中的智力参与程度。需求强度越高，特定信息的价值函数值就越大；信息运动过程中智力因素的参与程度（如生产者的智力支出、加工者的序化程度等）越高，则信息对特定应用语境的价值就越大。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是以社会构建的信息意义来匹配社会信息需求，以期实现信息空间的有效利用，加速信息价值实现，从而进一步拓展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一过程彰显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信息范式的社会价值取向。
4 基于“信息-技术-用户”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差异性分析
信息研究范式勾勒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共同逻辑起点及共同社会价值取向，但它们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路径选取、具体操作和面向的用户细分市场各有侧重，因而在实践与理论积累上各不相同。
通常来说，系统边界一旦划定，相应的系统功能与目标也就确定下来。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来说，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但对它所包含的子系统来说，由于具体目标与功能的差异，必然带来在路径选择、操作技术方法上的不同。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这些二级学科来说，正是由于其服务理念（即应对用户需求的战略规划目标）不同，带来了信息空间中资源选择及资源组织方法的差异。下面基于“信息-技术-用户”框架围绕用户服务理念、信息来源属性和信息序化原则方法三方面来分析其差异性。
4.1 用户服务理念差异分析
1975年，国际图联将图书馆的职能确定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27]。可见，图书馆子系统的核心使命是保存人类文化，基于此引申出来的基本命题是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力，最大程度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实现“知识自由”或者“信息自由”，促进民主自由的实现。因而，无偿服务是图书馆职业的基本理念，即图书馆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文化事业免费为社会服务[28]，图书馆还承担着传承人类知识的职能，充当着人类知识传递的中介。
情报活动一开始就与人类的竞争及相应的决策行为结下不解之缘[29]，它是基于高度智力介入的信息定向使用[30]，与图书馆的公益性相比体现为一种组织私有信息观[31]。因此，情报子系统的核心服务理念是为情报需求者提供最专业化的特定情报服务，为需求者的决策提供最优化的智力支持，进而帮助组织获取竞争优势。
档案工作的社会任务是接受和保存珍贵文化遗产，其核心价值是长久保存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原始文献，并提供直接的历史凭证[17,19]。相对于图书馆服务的公益原则、情报服务的私有原则，档案服务更多体现为一种区别对待原则[20]，即基于信息内容机密性的区别服务，基于档案不同运动阶段的区别服务，以及基于档案利用手续的区别服务。档案区别服务理念根源于“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和“档案工作是通过维护档案原始性来维护社会历史真实面貌”的学科规范。
所以，对于社会信息交流系统来说，图书馆子系统基于全民服务理念，从面上解决了社会信息的管理控制问题，情报子系统满足社会特定的专业信息需求，档案子系统则为溯源历史提供了真实的凭证信息，它们较为系统、全面、立体地划分了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空间，较完整地实践了对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管理控制。
4.2 信息来源差异分析
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服务理念差异，必然带来满足这些服务的信息空间关注焦点差异，也就展现了这些学科的信息来源差异。
图书馆子系统为了实现全民信息平等权，总是努力收集最为全面的社会客观信息，为全社会用户信息需求提供最基本的资源保障。为此，图书馆子系统将在可能与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手段与方法将散见于社会的各种文献收集起来，并以序化的资源体系以方便的技术方法提供给用户使用。图书馆代表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是人类的知识宝库、社会的智力资源、公众的共同财富。这个信息资源体系对应于人类全部的认识成果，反映了全人类的信息需求。
情报子系统是为竞争需要提供最有效的信息保障，试图解决信息需求目的性与资源匹配性问的矛盾，集中于把最适用的信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传递给合适的用户。情报是为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它既可能是连续性的需求满足（如组织的持续环境监测），也可能是突发性的情报需求（如突发事件的处理），因而其来源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不涉及精神因素的事实、过程与状态的客观信息，也包括反映人们主观精神活动的主观信息（如决策信息、控制信息、目标状态、竞争方案、行动计划等），甚至包括人际关系本身。但这种广泛性与图书馆子系统的全面性完全不同，它总是围绕所要解决问题和完成的任务展开，任何情报活动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收集所有的信息，只能够收集和分析与特定需要密切相关的这部分信息。
档案子系统关注的是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如技术档案、人事档案、重大历史事件备忘录等）。档案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记录，具有“凭证”属性，可为后人追溯历史提供原始凭证。为了有效保存历史和还原历史，应该保存所有的历史记录，但档案期限制度和档案保密制度要求鉴别档案价值，确定不同档案的存放时期及存放条件。同时，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要求尽可能集中管理所有相关档案。
4.3 信息序化差异分析
图书馆子系统、情报子系统与档案子系统与其他社会信息系统（如出版发行系统、大众传媒系统等）的差异在于它们对信息空间的有序化，即为了方便利用对资源的序化组织。由于它们的服务理念及资源来源差异，导致了序化方法与原则上的不同。
由于图书馆子系统服务的全民性和资源来源的全面性，其面向的是全人类知识资源体系的有序化，因而构建通用的人类知识体系来序化图书文献资源是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以培根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十进分类法、以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及其他各种主题方法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它们以知识内容为基础着眼点，以知识间的等级关系及关联关系为纽带构建了复杂的知识体系，试图构建公共的、通用的、体系化的资源体系以方便用户存取利用。这种以知识单元间关系为基础的序化方法实质上是一种逻辑主义方法，用户在使用这些序化知识产品时必须对这种逻辑关系有较为深刻的把握与认识，否则其查寻检索效果可能不太好。
档案子系统在序化档案资料时恪守了与资源来源相一致的组织方法，它是以档案资料形成者或形成渠道为基础的组织方法，这显然不同于图书馆子系统的知识体系组织方法。一般来说，档案馆在组织档案资料时，首先基于与来源者的关系来组织序化档案资料；其次是维护全宗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同一全宗不能分散，不同全宗问不能交叉；全宗内的档案资料整理必须充分利用原有形成机构的整理体系，不宜轻易打乱重组[20]。这种基于档案来源属性以全宗为基础的序化方法展示了档案形成的历史决定性因素，实质上是一种历史主义方法。用户在使用这些序化知识产品时必须对相关历史线索有一定认识，因而全宗名称及关联的时间是档案查寻的关键变量。
图书馆子系统与档案子系统的常规性工作就是通过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来实现资源体系的序化，主要体现为二次信息产品。对于这些二次信息产品及关联的一次信息资源的深度挖掘不是它们的必须工作，但这必然加重用户在信息利用上的负担。情报学正是为了解决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它以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为依据，广泛搜索各种显性信息资源和隐性信息资源，应用图书馆的逻辑主义方法和档案馆的历史主义方法来序化这些资源，并从实用主义出发基于各种应用需求开发各种不同深度的信息产品[32]。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产品开发是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应用各种方法技巧来还原与信息对应事物的真实状态。这些深度的信息资源产品实质上是解决问题的知识、技能与智慧，是信息资源序化的高级形式。这种方法体现了以组织竞争优势为目标的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它必然与特定应用领域紧密相关，因而有时使自身的研究对象变得模糊不清，为昭示存在早期以技术利用来标签自己，但本质上它是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内容的逻辑延伸，只是把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可有可无的高级信息序化活动变成自身必须完成和最优化实现的工作，因而国外有时将之称为“information studies”是很值得玩味的一种命名。
5 结语
（1）历史发展表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是同源学科，它们共同关注社会信息交流系统，是在信息技术（尤其是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支持下面向用户需求的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与信息产品形成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差异，必然带来信息采集、信息组织及信息产品形成的操作过程、表现形态及流通路径的差异。
（2）与其他信息学科相比较，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是以社会认识论信息为基础，强调以相关为核心的信息运动过程，更关注信息意义的社会构建过程。它们共同展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信息范式特征。
（3）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其细分用户服务市场选择，即以不同用户服务目标为基础的服务理念差异（图书馆的全民服务、情报的特定服务与档案的区别服务），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资源选择差异、信息序化方法及程度差异。
因此，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应在信息范式的共同规范下，以一体化融合发展彰显其社会存在，以差异化发展突出其特色，走出一条既有共性又有特色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