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周年祭——对一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形势论文,年来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增大了阻遏总体趋势的因素
“9·11”事件表明，世界步入新世纪后，非传统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迅速上升，并正在成为阻遏总体趋势的因素。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际形势呈现出三个总体(总体缓和、总体和平、总体稳定)与三个局部(局部紧张、局部战争、局部动荡)相交织的特点。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战争不减，但总的来讲由于受到总体趋势的制约，局部冲突失控的可能性不大。然而“9·11”事件与一般的局部冲突不同。虽然它也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却具有全球影响。特别是它的宗教背景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各种不同地区冲突扩大的一种导火索，进而有可能将局部地区的冲突演变成全球规模的冲突。“9·11”事件后，一些具有宗教背景的地区冲突相继激化，有的甚至出现了失控的危险，就是一个明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这种以宗教信仰为背景的冲突又往往同贫富差距和南北矛盾相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9·11”事件成为了南北矛盾新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放大效应使一些地区问题更趋突出，解决难度更大。“9·11”事件后国际政治中出现的一股向右转的趋势也与之不无关系。以法国为例，其极右势力在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轻易选出，从其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同“9·11”事件也不无关系。作为欧洲一个主要移民大国，法国拥有600万阿拉伯—穆斯林后裔，如果以人种和宗教信仰划分的话，法国事实上分裂成为一个白人的法国和一个阿拉伯—穆斯林的法国，而“9·11”事件无疑加深了法国社会的这种裂痕，使之极右势力有机可趁。
美国是“9·11”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美国在“9·11”后，举起“反恐”大旗，将国家安全重点转向保卫本土的安全，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9·11”事件是发生在世界总体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而“9·11”事件并没有改变冷战后国际格局基本力量的这种现状，因此“9·11”事件后，美国虽然将其安全的重点转向保卫本土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减少和牺牲其海外安全，更不是战略收缩，而是把二者有机地连接起来，利用保卫本土“绝对安全”的需要，在国际上进行美国历史上新一轮扩张。同时把反恐同地区热点联系起来，把地区热点逐个纳入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9·11”后的第20天，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新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就是一个明证。尽管《报告》对美国面临威胁的判断更加强调现实性，但对威胁的总体判断并没有变化。《报告》强调在“9·11”事件后，“美国的目标依然明确”，即在全世界“保卫和促进美国的利益、责任和义务”。在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利用“9·11”事件为其强权政治理念提供了难得的口实。得到军工集团支持的五角大楼鹰派势力，还炮制了“新型帝国论”和“美利坚帝国论”提出所谓“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打击”战略，不断将反恐升级并扩大化，力图把反恐战争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持久战，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不仅已经选择了一系列新的打击目标，而且还将一些国家无端视为“邪恶轴心”。与此同时，美国以反恐为名，在全球范围进行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美国军队几乎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这里既有反恐的需要，更有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上的考虑。
“9·11”事件前，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区域内的力量平衡，维持其主导地位，防止出现可能的挑战。“9·11”事件后，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与其在亚太加强后的前沿军事部署，则主要被用来推行“单边外交”，成为美国干预东北亚及其周边地区事务的重要工具和威慑手段。自去年底以来，布什政府利用国际社会支持“反恐”的有利时机，以其在东北亚的利益存在安全威胁为由，调整太平洋舰队的军事部署，增加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母数量，加强空军的应急进驻，部署更多的水面作战舰只，改善武器装备性能，修建扩建军事基地，使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明显加强。美国宣称，亚太地区军事部署调整的目的，是要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范围，以提高美军对东北亚及周边地区紧急事态的快速干预能力。日本打着支持国际“反恐”的幌子，将军事扩张活动逐步公开化，并且呈现出不断加速和难以遏止的势头。去年底以来，小泉政府一再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种种限制，不仅实现了自卫队由“专守防卫”向“海外扩张”的战略性转变，而且加紧扩充军备，重点发展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战备演练，完善战时体制，扩大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为日本今后武力干预国际和地区事务积蓄了力量，创造了条件。美国怂恿日本加速“军事大国”进程，旨在利用日本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以及日本与东北亚国家及其周边邻国存在的历史矛盾，形成由东北亚国家内部相互制衡的新东北亚安全格局，以便抑制东北亚各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为更好地插手东北亚安全事务和推行“单边主义”战略服务。
大国关系出现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和交织的复杂态势
“9·11”事件强烈地冲击了大国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迫使大国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为此，大国在反恐问题上很快取得了共识，在美国提升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反恐地位后，自然增加了大国之间新的利益的交汇点，拓宽了大国合作的新领域，这就使与美国国际战略密切相关的大国关系带来了诸多变化和调整的契机。“9·11”事件驱使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各大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大国在反恐目标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度支持，所以大国的反恐合作没有停留在反恐合作的范围内，它超出反恐的限度向纵深继续发展。因此，在“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俄美关系上。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开。
从总的趋向来说，“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没有改变，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向也没有改变。但是，“9·11”事件的发生不仅有力地强化了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而且使全球化作用和大国国内政治政策的因素在推动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动力组合形态发生改变，全球化作用和国内政治政策因素在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动力中成为最突出最活跃的因素，因而在促使大国关系调整加速的同时，它也使“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就是“9·11”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威胁突然放大，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大国第一次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形成共识，反恐成为大国新的共同利益。这一新共同利益的形成，其意义不仅仅是在大国的合作基础中增加了一个支点，而且它的形成冲击了大国关系中的原有的某些传统矛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减小或是退居到次要地位。
但美国需要的是符合它战略利益的“最佳排列组合”，是美国指挥的大国的交响乐队。这势必又使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受到影响。因此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终究也不可能摆脱矛盾与合作、借重与制约并存的局面。以中美关系为例。“9·11”事件后中美关系虽出现了许多新的支撑因素，但中美基本的、潜在的战略紧张态势没有变化，台湾问题的破坏性依然存在。
况且冷战结束不等于冷战思维消失，思维的惯性往往比它的客体要长久。即使是在“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的调整也不是单向的，它同时还受到传统的冷战思维的影响，由此可见，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将是复杂、矛盾、曲折的。总的来说，“9·11”后的大国关系出现了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和交织的复杂态势。但从总体上来看，还是积极的、至少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毕竟反恐是一个新课题，它关系到各国今后的安全，因此，美国在反恐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有效机制，对世界各国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所有战争特别是世界性战争或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大国之间发生的，或在大国争夺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新世纪之始的这场战争则是100多年来惟一的各大国具有一定共同利益、相互配合、争议最少的战争。这本身就具有某种新世纪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9·11”事件也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进一步认识到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反恐扩大化使国际社会对美由同情转变为反感
尽管美国在阿富汗取得了反恐战争的初步胜利，但反恐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鉴于恐怖问题复杂的背景，难以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至今为止，本·拉丹下落不明，“基地”组织仍在活动并频频威胁要继续制造更大的恐怖事件。一年来，美国老百姓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恐怖分子威胁的阴影下，就美国老百姓而言，为了打赢这场反恐战争，他们愿意放弃原先享有的一部分人权，甚至流血也在所不惜，但他们永远无法忍受在长期的恐怖阴影下生活。同时，瞪大的眼睛也有打盹的时候，高度紧张的神经随时有被绷断的危险，如果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不能解除警报，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布什无疑将成为一个“失败的总统”。虽然“9·11”事件并未动摇美国的经济基础。但美国经济上的安全感削弱了，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最佳金融避风港了。”2000年，美国吸引外资高达3080亿美元，去年锐减到1310亿美元，预计今年可能进一步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阿拉伯人近一年来从美国撤出投资据说高达1200亿美元。近来美国股市狂跌，原因很多，但信誉可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国际社会虽支持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但对美反恐扩大化和者甚寡。正如西方舆论所指出的，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有可能诱惑美国的军力“过度扩张”，美在反恐的旗帜下长期向该地区派驻军事人员，建立军事基地，不仅有利于美扩大反恐，而且使美嵌入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扩大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如果美国选择像伊拉克这样更具争议性的国家作为打恐目标，可能会冒反恐联盟出现裂痕之险。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做法已经造成欧美关系的疏远。随着美反恐行动转入第二阶段，各大国与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碰撞与冲突已表面化和深刻化。国际社会对美在“9·11”事件中遭受惨重损失的同情开始转变为对美的反感。在反恐问题上，许多国家与美拉开了距离。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更加趋向紧张。
如果说，“9·11”事件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又一个“分水岭”，那么反恐问题还仅仅是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内容，并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我们仍需要把大国关系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寻找大国之间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推动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也不再是“零和游戏”，就拿中俄美三边关系而言，俄中关系已有相当好的基础，而俄调整对美关系，需要良好的中俄关系作支撑。因此美俄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中俄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