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朱永彪 童 雁
【内容提要】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恐怖组织；身份认同；文化融入策略；认同受挫；“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是由具有共同或相近信念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群体。一般而言，恐怖组织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长期开展或曾经制造过恐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分子对恐怖组织的认同是恐怖组织生成并能有效活动的前提，是恐怖组织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关乎恐怖组织的终结。
由于采用以折代曲过渡的方案，因此，每块玻璃的外形尺寸都不相同，需设定一套完整的标识系统，该标识系统应能充分体现玻璃的安装位置、方向及正反面等信息内容。标识系统制定原则如下：（1）将玻璃骨架编号，然后玻璃分块跟着骨架进行编号，以明确安装位置；（2）玻璃统一在左上角做标识，以明确安装方向；（3）编号及安装方向标识均标记在玻璃正面，以明确玻璃安装方向。
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恐怖分子对其作为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过程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一是恐怖分子通过何种因素对恐怖组织产生认同？二是恐怖分子对恐怖组织的认同如何逐步加深？本文尝试从身份认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借助案例分析，探讨文化融入策略对恐怖组织认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对恐怖组织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梳理；第二部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界定相关概念，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选取“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作为案例，对本文的相关假设和分析框架进行检验；最后，对本文的研究作一简单总结。
一 恐怖分子对组织的认同研究
关于恐怖分子对组织认同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具体来看，已有成果主要聚集在对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的研究上。
（一）个体层面
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恐怖分子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其行为的影响。而对恐怖分子个性心理的研究，主要包括恐怖分子的人格、动机以及认知三个方面。
第一，人格特质是研究恐怖分子个性心理特征的基础。相关学者在对恐怖分子进行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到“恐怖分子人格”这一问题。早期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恐怖分子的行为是病理性的，它是由先天的人格缺陷所导致。①不少学者认为，至少从经验上看，恐怖分子多多少少在人格构成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或某种关联。赵桂芬运用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的人格特质理论，归纳出了恐怖分子共同的人格特质：（1）有较高的智能；（2）压抑感；（3）冒险敢为；（4）狂热性。②但随着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这一观点遭到了挑战，一些研究成果表明，人格缺陷或精神因素并不是导致恐怖分子加入恐怖组织或发动恐怖袭击的关键因素，如安德鲁·西尔克（Andrew Silke）通过探讨“将精神病理学标签应用于恐怖分子的长期尝试”，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人们在解释恐怖分子的行为时倾向于认为其患有人格障碍（如反社会、自恋和偏执等），但恐怖分子本身却是正常的人。③雷克斯·赫德森（Rex A. Hudson）在对恐怖分子进行分析时，也曾指出“似乎没有任何明显可被检测的人格特质，可供当局鉴别恐怖分子”。④“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环境是导致个体成为恐怖分子并且实施暴力恐怖行为的主要因素，行动者是一个理性个体，他至少在对环境因素做出反应。该理论反对‘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疯子’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并试图用内外部因素去理解和解释恐怖分子的行为。”⑤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被关押的恐怖分子群体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与正常人群一样，甚至还要低于正常人群。虽然恐怖分子经常做出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他们却很少被认为是“精神病态者”。⑥“只有极个别的恐怖分子是不理性的、精神变态的，他们大多比其他暴力犯罪分子的心理更加健康且稳定”。⑦迄今为止，关于恐怖分子是否具有特殊人格或是否有一定的精神病特质，仍然存在一定争论，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并没有所谓的“恐怖分子人格”。
第二，从恐怖分子的人格特质出发，可以得出恐怖分子行为动机的相关解释模型，分别是：综合征模型、自恋-攻击模型、挫折-攻击模型以及工具模型。在立论基础上，前两种模型从恐怖分子存在某些人格障碍的角度加以解释，但后两种模型则认为所谓的“恐怖分子人格”是不存在的。⑧由于“把恐怖行动看作是病理性行为，等于是在事实上忽视由恐怖主义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⑨所以后两种解释恐怖分子动机的模型更具有说服力。其中，挫折–攻击模型的主要观点是：挫折导致无力感从而引起攻击行为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挫折使原本的普通人承受了负面的身份，从而最终演变成恐怖分子。已故政治学家珍妮·克努森（Jeanne N. Knuston）持该观点，她曾研究过一个案例。一名克罗地亚籍恐怖分子之所以变为恐怖分子，是因为他在克罗地亚是属于少数族裔，由于未能实现上大学的愿望而感到失望，并因此承担了负面的身份。⑩在工具模型看来，恐怖分子的攻击性行为仅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在这里，有必要对恐怖分子的动机再做进一步区分。威拉德·哈特普（Willard Hartup）曾从动机角度将行为者的攻击性行为分为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其中，敌意性攻击与愤怒相关，且通常不会计算长期的影响结果；工具性攻击则把攻击当做一种工具或手段以达到目的。⑪
第三，在认知层面，研究发现“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基于对世界的主观解释而不是客观现实”。⑫恐怖分子大多存在归因偏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行为是出于环境的需要。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恐怖分子大多倾向于外部归因，把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归咎于别人而非自己，所以其对外部世界抱有敌对态度。⑬此外，阿伦·贝克（Aaron Beck）通过研究发现，恐怖分子的认知扭曲相似性在个体和组织中都明显存在，在其认知中，人只有好或坏两个维度。⑭
（二）群体层面
个体的相似性为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提供了可能性，他们结成组织，并在一定机制的作用下，对整个组织逐步形成认同。
尤为重要的是，在阿富汗，“伊斯兰国”基本上被视作外来势力，而阿富汗塔利班则在阿富汗的主要民族普什图族那里扎根很深，“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阿富汗传统的部落文化、民族文化，也使得外来势力很难真正融入当地，只有与阿富汗本土势力深度合作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存空间，如“基地”组织当年之所以在阿富汗发展迅速，正是由于它和塔利班进行了深度合作，获得了塔利班的支持和庇护。此外，“伊斯兰国”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国，这一点对于阿富汗本地势力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更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
为什么个体会选择加入恐怖组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在其所处的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39]一方面，存在主流文化轻视这些潜在恐怖分子所处的亚文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潜在的恐怖分子却高度重视自身所处的亚文化，渴望实现归属感，获得被尊重感。马克·塞奇曼（Marc Sageman）通过对172名圣战萨拉菲主义者的研究表明，其中80%的人都是生活在边缘社会，在文化方面被排斥的个体，是非伊斯兰国家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40]而对“伊斯兰国”组织成员的来源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国”组织中，大部分战士属外援“圣战”者，他们来自至少86个国家。其中，来自欧洲的成员自2014年6月至2016年初翻了一番，达到约6 000人的规模，他们主要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41]以法国为例，个别穆斯林群体在法国就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法国表面上强调多元文化融合并以此为荣，但事实上，强烈的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的主流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的某些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政教合一性产生了较大的冲突。[42]个别穆斯林在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受挫后，便不再选择主动融入主流文化，而是转而寻求自身母国文化、自身所处亚文化的认同。因此，那些对主流文化缺乏认同感的穆斯林便相对容易成为恐怖组织的主要招募对象。[43]巴黎恐袭案实施者之一的阿曼迪·库里巴利（Amedy Coulibaly）就曾宣称自己之所以加入“伊斯兰国”并杀死警察和犹太人，是对法国在国内外欺压穆斯林的行为进行合法回击。[44]与之相对，“伊斯兰国”组织中来自美国的成员明显少于来自欧洲的成员。究其原因，欧洲的穆斯林没有被东道国的主流文化所接纳，而美国的穆斯林则较为彻底地融入了当地社会。[45]
再次，恐怖组织在构建自身同一性过程中通过减少成员与外界的联系，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化的方式，不断强调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⑳这种组织文化的创立通常以恐怖组织所处的亚文化为基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提到：“在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最可怕的、最重要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社会阶级或者阶层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21]同时，外界对“恐怖组织文化”的凸显也使得恐怖主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由此，在恐怖组织和外界对于“恐怖组织文化”的不断建构中，恐怖组织的认同也在不断强化。
最后，一些自发的群体机制也在强化着恐怖分子对其组织的认同。在这里，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以及群体极化是被广泛讨论的恐怖组织群体影响机制。去个体化，是指恐怖分子群体在外部压力和群体意识的影响下，丧失了其个人身份与责任感，从而寻求暴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以便获得恐怖组织其他成员的认可。[22]在去个体化机制的影响下，恐怖分子群体也会进一步产生道德脱离现象。在它的作用下，恐怖分子群体形成了自己特定的“道德观”，并丑化和责备自己的敌人以为其“道德观”辩护。[23]而这种“道德观”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恐怖分子对其组织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此外，群体极化也在强化着恐怖组织的认同。在对全世界的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和玛丽·西格尔（Mary Segal）指出，恐怖分子由于相同的不满情绪走到一起，脱离了能令自己的不满情绪缓和下来的影响，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24]
（三）恐怖组织的认同：个体与群体的结合
通过上述分析，围绕恐怖组织的认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并不存在所谓的“恐怖分子人格”，恐怖分子在人格上与常人无异。他们的认同主要源于受到了某种挫折，并在自身认知偏差的作用下得以强化。第二，恐怖分子个体之间存在相似性，这为他们结成组织提供了可能性。而文化宗教因素是恐怖组织构建自身认同的基础，在与外界相互排斥中，恐怖组织内部认同逐渐加深。第三，一些自发的群体机制也对恐怖组织认同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恐怖组织的认同是恐怖分子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存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恐怖分子个体层面与群体层面的认同有效连接起来，构建一个关于恐怖组织认同的完整解释框架，而这也正是本文所期望的。鉴于恐怖组织认同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恐怖分子从个体到群体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同时，恐怖分子群体所处的亚文化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尝试在对身份认同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同时引入文化融入策略对此加以说明。
二 本文的分析框架
身份（identity）是一个个性与社会心理学中的传统概念，它可被看作一种社会类别，其中包含着个人的自我意义以及对某一社会成员资格的诉求。[25]其中，身份认同通常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归属于某一群体的精神纽带”和作为“我者”对立面存在的“他者”。[26]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把对方看成是“我者”还是“他者”，是群体关系中认同的核心与关键所在。由此，身份认同强调心理上的归属性，是对同一性的认可和差异性的区分。
身份认同理论包含多个分支，其中，社会认同作为身份认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人类的认同可以分为自然属性认同和社会属性认同两部分，自然属性认同通常包括个人的出生地、性别等，社会属性认同主要包括宗教信仰、职业身份等。通常认为自然属性认同是不可更改的，而社会属性认同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它主要是个人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更容易被赋予政治意义。”[27]张莹瑞、佐斌指出，社会认同理论产生于解释群体间行为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而种族中心主义包括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28]社会认同强调社会分类过程中的区别，某一群体只会因为它区别于他者而存在。[29]当个体将自己归类于某一社会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时，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情绪的反应目标。[30]因此，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人或群体在共同相处的过程中，由于本身传承下来的文化不同而会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
⑰ Jerrold Post, Ehud Sprinzak and Laurita Denny, “The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with 35 Incarcerated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Terrorism &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1, 2003, pp. 171-184.
测算末级渠系水价应在严格控制管护人员、约束成本以及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基础上，按照补偿末级渠系运行管理和维护费用的原则核定，末级渠系水价的计算公式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整理出这样一条组织认同构建的线索：第一，个体通过自我分类，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第二，群体会通过群体规范，在群体内部构建同一性。第三，群体也会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加深认同，这种“一致对外”包括与其他组织甚至是相近组织的竞争乃至冲突。
尽管存在不同的恐怖组织，但不同组织间的共同主题是被边缘和异化的个人强烈需要加入一群具有类似世界观的人，即“是我们，反对他们，这是我们问题的根源”。[33]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基于某种相似性而相互吸引，从而形成一个自发的群体，并与其他外界群体相区别。在这个群体中，群体成员因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归属感，所以，这个群体会有意识地在自身和其他群体之间进行比较。[34]与外界群体的比较，强化了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所处群体对其相似性的自我界定。同时，外界群体也会对这种比较给予反馈，即外界群体会对恐怖分子及其成员所处群体的这种相似性形成社会界定。因此，内群体自我界定和外群体的社会界定将发生交互作用，外群体社会界定的导入使得内群体自我界定的主观意味具有了客观内涵。[35]
本文将影响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群体形成的相似性定义为文化宗教因素，它贯穿恐怖组织认同形成过程的始终。而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所处内群体与外界群体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其内群体的文化与外界群体的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本文引入“文化融入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y）这一概念来分析恐怖组织认同。文化融入策略主要指，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中的个体和其他文化有持续的第一手接触时，双方所分别采取的手段。[36]
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的形成，主要源于对两个不同问题的回答。第一，关于是否要继续坚持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和传统文化，即怎么处理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是看重还是轻视。第二，关于是否与异文化群体建立关系，即怎样看待异文化中的那些群体，是接纳还是拒绝。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不同文化融入策略的划分，如表1所示：
回流提取时间为1、2、3、4、5 h时，实验结果如图8所示.1～5 h范围内，多糖得率随回流时间延长先增加后下降，当3 h时达最大值.这是由于：时间越长，会有更多多糖通过通道浸出荸荠皮进入溶液，但时间过长时通道内外多糖浓度接近于平衡，果胶酶也会使更多浸出的多糖分解变质[22].因此，最佳回流提取时间为3 h.
当电线暗配管、电缆穿越防护密闭隔墙或密闭隔墙时，应在墙两侧设置密闭盒，且盒内不得有接线头。该盒穿线后应密封，并采用厚3 mm钢板制作的盖板。
表1 文化融入策略的类型
将文化融入策略引入恐怖分子的认同形成过程之后，我们发现，恐怖分子的认同形成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即恐怖分子及其组织高度重视自身文化，但外界群体却对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所处的文化持拒绝态度。在这种差异的影响下，高度看重自身文化的潜在恐怖分子将难以融入外界群体，而文化上的趋同性使他们自身逐步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潜在的恐怖分子形成或加入恐怖组织之后，这种文化趋同性也成为恐怖组织构建其群体规范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界群体的拒绝，潜在恐怖分子除恐怖组织外，很难在文化上寻求到其他合意的替代性的群体。因此，他们很容易向恐怖组织靠拢，并接受恐怖组织中的群体规范。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群体与外界群体的持续互动，最终使得两者间的群际威胁（intergroup threat）逐渐被建构，具体表现在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群体感受到了外界群体在文化方面对于自身存在、发展和达成目标方面产生的威胁。同时，外界群体的消极评价，损害了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群体的自尊，从而造成了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群体对外界群体的敌对态度。[37]由此，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对“我们”与“他们”的划分也愈加凸显。此外，恐怖组织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即不同的恐怖组织之所以有分化，并存在竞争和矛盾，主要是因为组织间的文化认同存在较大差异，如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塔利班与“伊斯兰国”。
综上，本文的核心假设可表述为：恐怖组织的认同是恐怖分子/组织内群体与恐怖组织外群体两者的文化融入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恐怖组织分子/恐怖组织内群体高度重视自身文化，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对其文化缺乏看重乃至轻视。由此，恐怖组织在强调自身同一性与一致对外的进程中加深了其组织认同。具体来说，恐怖组织认同构建的过程可被分为三个主要节点：第一，潜在恐怖分子由于在社会文化中被边缘化，继而选择加入恐怖组织来实现自身的归属感。第二，恐怖组织通过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在此指导下建立群体规范，从而构建组织内部的同一性。第三，恐怖组织一致对外的认同构建，加之文化上持续地被边缘化，群际威胁逐步加强，组织中的恐怖分子采取相应活动。而在恐怖组织的相互竞争过程中，不同恐怖组织文化融入策略的选择，也影响着各自组织的认同构建以及不同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 案例检验
“伊斯兰国”的突兀崛起，不仅对国际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也对国际秩序形成了严峻挑战。尽管已经遭到沉重打击，但“伊斯兰国”仍是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恐怖组织，其崛起过程和原因仍需要充分重视和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伊斯兰国”作为恐怖组织认同构建的分析案例，既有助于从认同角度重新审视“伊斯兰国”，也对其他恐怖组织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2 标本采集及递送 新生儿出生72h后，从足跟采血滴于新筛专用滤纸上，室温下自然晾干后置于塑料袋内，储存于2℃～8℃冰箱。由快递公司上门收取送至广州市新生儿筛查中心。
（一）“伊斯兰国”成员在群体中找到自我
“伊斯兰国”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成为全球恐怖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据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统计，“伊斯兰国”在2014年年底约有3.1万名战士。[38]
其次，当恐怖分子加入恐怖组织后，该组织也积极地通过各种策略强化其集体认同。利安娜·罗森博格（Liane Rothenberger）和米哈伊洛·格特拉克（Mihailo Kotarac）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审查了真主党（Hezbollah）、埃及“伊斯兰团”（Gama’a al-Islamiyya）以及阿富汗塔利班等三个组织网站上的宣传文本，指出恐怖组织在各种话语策略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相似之处：恐怖组织通过回应“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这一问题，在攻击和诋毁敌人的过程中构建了自身的同一性。⑲
而恐怖组织在招募成员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宣传策略，满足了那些与主流文化相对分离、渴望获得归属和认同的潜在恐怖分子对于群体归属的想象。第一，潜在恐怖分子对“伊斯兰国”产生了文化上的亲近感。“伊斯兰国”作为一个以宗教极端主义理论构建其政治与宗教认同的恐怖组织，在文化上与这些潜在恐怖分子有天然的联系。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在积极地通过各种宣传策略，进一步加强与潜在恐怖分子的文化联系。其中，《达比克》（Dabiq）作为“伊斯兰国”的官方宣传电子杂志，发挥着重要作用。“达比克”是伊斯兰教末世论中正义与邪恶双方决战的主战场，也即穆斯林与异教徒“末日决战”的关键场所。“伊斯兰国”以“达比克”为自己的宣传杂志命名，意在号召穆斯林群体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所谓的异教徒国家。这对于那些文化认同受挫的潜在恐怖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伊斯兰国”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同自己持有相似文化观念的其他个体交流的机会，并与他们一起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第二，“伊斯兰国”为这些潜在恐怖分子提供了情感支持。潜在恐怖分子原本就是在主流文化中受到排斥的个体，其内心充满了负面情绪。而在“伊斯兰国”全方位的“关怀”中，这些潜在恐怖分子也逐渐在情感上更加偏向于“伊斯兰国”。第三，“伊斯兰国”使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看到了提高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可能性。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念。[46]它是个体对自身能够成功表现出某种行为所具备的能力的一种预期和主观评估。由于潜在恐怖分子和极端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遭受挫折，导致其出现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进而普遍具有自我效能感较低的表现。而“伊斯兰国”对恐怖分子宣称：“你们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实际上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一种精神奖励，[47]这种精神奖励有助于恐怖分子提高自我效能，进而获得满足感和积极性，最终更加认同组织。
综上所述，虽然潜在恐怖分子难以融入主流文化导致认同受挫，但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潜在恐怖分子仍然有归属的需要。此时，“伊斯兰国”的宣传策略从文化上的亲近感、情感支持和提高自我效能的可能性三个方面满足了潜在恐怖分子对于群体归属和认同的想象。因此，潜在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通过自我分类，逐渐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偏向“伊斯兰国”，并最终选择加入这一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了自我，而当他们加入“伊斯兰国”后，组织内部也将继续通过一定的策略，逐步强化他们对于组织的认同。
（二）“伊斯兰国”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
“伊斯兰国”组织内部同一性构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恐怖分子在加入“伊斯兰国”后对组织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伊斯兰国”以自身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组织文化的过程；也是其组织成员在自身以及群体规范的影响下，自觉认同“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过程。与此相反，“伊斯兰国”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并对此持贬抑态度。
一个组织在建设、形成与维护组织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组织的社会化；二是组织的制度化。[48]首先，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组织所具有的价值观是新成员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伊斯兰国”的价值观以宗教极端主义为基础。其中，“圣战萨拉菲”[49]是“伊斯兰国”重要的思想渊源。“伊斯兰国”以“圣战萨拉菲”为主要的思想渊源，形成了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主张使用“圣战”作为手段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乃至消灭，最终建立“哈里发”国家。与先前的许多恐怖组织不同的是，“伊斯兰国”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矢志不渝的信条，并强调立即付诸实践。“伊斯兰国”的这一目标已由“纸张状态”（paper state，即宣传阶段）转变为正式宣布“哈里发”国家的建立，而它也因此在组织成员中建立了信誉。[50]尽管目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地盘已被清除殆尽，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伊斯兰国”将恐怖组织与“建国”目标关联起来并进行了积极实践，以此作为其组织合法性与成员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其次，在组织制度化的过程中，制度不仅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而且也表现了组织的秩序状态。“伊斯兰国”成立了“哈里发”这一“宗教国家”，并使用“沙里亚法”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伊斯兰国”内部高度集权化，并遵从严格的等级秩序，其组织结构实现了“从决策到执行和监管，再到各项具体事务的处理”的完整链条。在对组织成员的约束上，“伊斯兰国”执行苛刻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沙里亚法”是“伊斯兰国”对其组织进行管理的重要基础，它维持了“伊斯兰国”组织内部的稳定。
总之，“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构建以其所信奉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为基础，而它对自身组织文化的构建可以分为组织的社会化和组织的制度化两个方面。其一，在组织社会化方面，“圣战萨拉菲”是“伊斯兰国”的重要思想渊源。在此基础上，“伊斯兰国”形成并实践了其成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其二，在组织制度化方面，“伊斯兰国”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结构，并使用“沙里亚法”对组织进行监管。“伊斯兰国”通过这一组织文化的构建，将恐怖分子置于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中，使得加入该组织的恐怖分子所能接触到的都是与自己类似的拥有极端思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导致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相互影响，变得更加极端，同时也更加认同组织的文化。[51]同时，恐怖分子对恐怖主义的卷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虽然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会不断地参加恐怖袭击活动，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事与恐怖主义相关的“非攻击性事件”。[52]这种持续不断的卷入也在强化着恐怖分子对于组织的认同。
在“伊斯兰国”构建组织文化的过程中，“伊斯兰国”之外的群体却难以接受该组织的文化。首先，“伊斯兰国”的一系列活动大都完全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其次，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大多数人甚至“谈伊色变”，更遑论认可“伊斯兰国”的组织文化。通过调查美国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发现：90%的美国人认为“伊斯兰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并主张对其进行严厉打击。[53]即使是在诸如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约旦等具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大部分民众（分别占比为66%、79%、94%）也对“伊斯兰国”持负面看法。[54]可见，“伊斯兰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认可度非常低，并遭到大多数人的自发抵制。
综上所述，“伊斯兰国”自身同一性的构建过程，也就是其组织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国”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文化。概括来说，“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核心是建立“哈里发”国家，并使用“沙里亚法”对“国家”进行统治。虽然“伊斯兰国”的组织文化被其群体内绝大多数成员所接纳，组织成员在此基础上也加深了对“伊斯兰国”的认同，但是，对于绝大多数非“伊斯兰国”成员及其他群体来说，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很难被接受。由此，外界对于“伊斯兰国”也多持消极看法。这与“伊斯兰国”的“排外”情绪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退休前曾是国企掌门人的陆长安副理事长，在印刷行业服务近50年，是业内资深的技术专家，颇受敬重。他亲历了技术变革带给印刷行业的革命性变化，见证了行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变迁，对这个自己奉献一生的行业，充满了感情。我们的对话，从闻名遐迩的印刷大展谈起。
（三）“伊斯兰国”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
“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自愿为组织的目标而‘献身’”，可谓是恐怖分子对组织认同的最高阶段。而“伊斯兰国”策划、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是其组织内外群体的文化融入策略之间的矛盾高度激化的结果。
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认同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建设组织文化，还包含了对其他非群体成员的“排外”意识。“伊斯兰国”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了敌我对立的二元世界，在它及支持者看来，伊斯兰世界所遭遇的不幸是由敌对伊斯兰的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敌人所造成的。由此可见，“伊斯兰国”促进其组织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渲染其组织外群体对内群体成员的威胁，同时号召组织内群体成员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组织外群体成员。“伊斯兰国”通过建构这种“排外”意识，不仅是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合法性辩护，也是在不断强化组织的认同。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外群体难以认可“伊斯兰国”的组织文化，并将其称之为“一种邪恶的文化”。这一做法通常无法有效缓解“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威胁，反而使组织内外群体间的相互排斥不断加深，最终强化了“伊斯兰国”对于外界的抵抗。[55]外界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消极看法，本节的第二部分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伊斯兰国”外群体对于其组织文化的贬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伊斯兰国”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产生了愤怒这一群际情绪。第一，当个体将自己归类于某一社会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时，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情绪的反应目标。[56]也就是说，“伊斯兰国”成员的情绪反应是以“伊斯兰国”内群体和外群体为基础的。第二，当得知外界对“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负面评价时，“伊斯兰国”内群体会感到自己的组织受到了文化威胁。这种文化威胁危及“伊斯兰国”内群体成员的自尊，从而导致对外群体的愤怒。因此，“伊斯兰国”内群体进而对这一外群体采取行动。而“伊斯兰国”对外群体采取行动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发动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
综上所述，“伊斯兰国”策划、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是其组织内群体的“排外”意识与组织外群体对“伊斯兰国”组织文化贬抑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说，“伊斯兰国”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不满由来已久，而外群体对“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的贬抑更是加深了这种不满。最终，在这两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伊斯兰国”会发动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对该过程的分析中，虽然本文将组织文化作为主要因素加以解读，但实际上，“伊斯兰国”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在对“伊斯兰国”具体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分析时，不能一概而论。
（四）“伊斯兰国”在阿分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
上文所述的“伊斯兰国”外群体主要是泛指，而且更多指意识形态与“伊斯兰国”相去甚远的非伊斯兰群体或伊斯兰教什叶派群体，并没有论及与“伊斯兰国”相近或具有某些类似特点的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成绩和荣誉对过去的肯定，永不止步的供电员工不会就此放慢前进的步伐，继续努力是德宏电力人不变的追求。面对荣誉，他们任重道远，面对成绩，他们不骄不躁，展望未来，他们充满信心。展望未来，德宏供电人将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把荣誉作为建设坚强电网工作的新起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百倍的信心，以敢于创新、敢于胜利的豪迈气概，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扬帆起航。
在现实中，虽然由于文化融入策略等原因，“伊斯兰国”在招募人员和扩张的过程中都获得了很多便利和成功，在与其他组织竞争时，也取得了优势，但同样由于文化融入策略的原因，“伊斯兰国”也遭到了一些抵制甚至是失败，其中“伊斯兰国”在阿分支[57]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竞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考查“伊斯兰国”在阿分支和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与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融入策略对恐怖组织认同的影响。
由于阿富汗长期陷入内乱、彼此之间有矛盾的大国和地区性国家介入等因素，似乎它应该很容易被“伊斯兰国”攻陷，而在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国”的确在阿富汗迅速发展，如巴基斯坦塔利班、“虔诚军”、“乌伊运”等组织很早就已向“伊斯兰国”宣布效忠。但事实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相关活动于 2015 年达到高潮后，其在阿富汗的实力便遭到严重削弱。未来，“伊斯兰国”虽然仍将在阿富汗保持一定影响，但已很难真正坐大。此外，目前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成员数量被严重高估了，其领导人大多是前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乌伊运”等恐怖组织向“伊斯兰国”提供的直接支持相对有限。[58]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之所以很难坐大，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如阿富汗的政权相对稳定、阿军事力量及外国驻军实力相对强大等，结合本文的主题，主要在于两个与组织认同密切相关的原因：一是“伊斯兰国”无力在与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中获胜；二是“伊斯兰国”无法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其文化融入策略在阿富汗失效。
第一，“伊斯兰国”在阿分支无力在与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中获胜。“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之所以受阻，除了主要领导人先后被驻阿美军及阿富汗政府军的无人机不断击毙外，它和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关系也是重要原因。整体而言，“伊斯兰国”与塔利班的冲突是多方面的，两者存在全方位的竞争关系，如对毒品交易控制权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等。
2015年3月，“伊斯兰国”在阿分支和塔利班分别宣布将展开针对对方的“圣战”，随后“伊斯兰国”对塔利班发动了多次宣传攻势，如指责塔利班是巴基斯坦扶持的傀儡，攻击塔利班隐瞒奥马尔的死讯等，并多次攻击塔利班前任和现任的多位领袖，如巴格达迪曾声称塔利班前领导人奥马尔是一个“愚蠢和无知的军阀”，[59]由此招致了塔利班成员的强烈反感和抵制。“伊斯兰国”还曾多次以公开发布视频等方式，呼吁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加入该组织。
而塔利班则主要以武装行动予以回应，甚至会和阿富汗政府军一起进攻“伊斯兰国”。如2018年7月中旬，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分别对朱兹詹省和楠格哈尔省的“伊斯兰国”势力发起攻击，共击毙了180多名“伊斯兰国”成员。目前，“伊斯兰国”在阿分支在阿富汗西部和南部已遭到塔利班的沉重打击，只在楠格哈尔、喀布尔等个别地方保留了一定有生力量。
总之，由于双方在实力对比、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伊斯兰国”无力在与阿富汗塔利班的竞争中获胜，这使其很难进一步强化组织认同。
⑤[英] 安德鲁·西尔克主编：《反恐心理学》，孙浚淞、刘晓倩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首先，当我们具体讨论“恐怖分子是如何加入恐怖组织”这一问题时，涉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相互交织的招募/被招募流程。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招募流程中，存在着类似清真寺和马德拉萨（madrassas）⑮等影响机构。⑯贾罗德·波斯特（Jerrold Post）等人通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监狱中监禁的35名恐怖分子的访谈发现，清真寺是大多数成员最初被引进巴勒斯坦事业的地方。⑰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被招募流程同样不可分割，在加入恐怖组织的过程中，个人对恐怖主义具有吸引力的社会动机将最终与恐怖主义的意见和意识形态相融合。⑱
归根结底，阿富汗塔利班将阿富汗视为自己执政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将阿富汗视为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对阿富汗的感情非常复杂但深厚，其发动各类袭击的最终目标是重新“执政”，而非利用阿富汗来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哈里发”国家服务，这与“伊斯兰国”有着巨大差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民族、种族、宗教地位、语言等种种差异，阿富汗塔利班在认同结构上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同伊斯兰文明核心地区的恐怖组织希望建立统一的乌玛世界的理念有着抑制作用。”[60]
在袭击策略上，塔利班也与“伊斯兰国”在袭击目标的选择、袭击方式的使用上都有较大差异。总体来看，塔利班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比例较低，而主要针对外国驻军和阿富汗军警及其他政府部门发动袭击，并较少挑拨教派冲突；“伊斯兰国”则将平民作为主要袭击对象，很少袭击强力部门，并不断袭击什叶派穆斯林平民目标以挑拨教派矛盾。如2016年11月29日，塔利班发表了一项声明，明确宣布其不但不会对关乎阿富汗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发动袭击，甚至还会保护基础设施项目，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公路项目、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CASA-1000项目以及艾娜克铜矿项目等。[61]2018年3月，赫拉特省一支70人规模的塔利班武装组织向该省议会表示，如果能雇佣他们保护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他们将不再和政府对抗。[62]
总之，“伊斯兰国”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融入阿富汗当地社会，甚至缺乏这种意图，如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舒拉会议中，只有2名成员是来自于阿富汗本地。由于以上种种作为，甚至导致了部分原先加入“伊斯兰国”的前阿富汗塔利班成员脱离“伊斯兰国”。
四 结论
本文使用了文化融入策略作为主导因素分析了恐怖分子对其作为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过程。这一过程，既与一般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同过程相类似，也具有独特性。它的独特性具体表现在：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贯穿整个认同过程。首先，在“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阶段，这一矛盾体现在潜在的恐怖分子被其所处的主流文化边缘化，从而导致他们的认同受挫。其次，在“恐怖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由于恐怖组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最后，在“恐怖组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阶段，可谓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一方面，恐怖组织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排斥是其认同构建的必经阶段，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外群体对其持续的贬抑也激化了这种矛盾。
本文引入文化融入策略对恐怖组织认同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相对细化了恐怖组织认同形成的过程。同时，从宗教文化角度出发，也解释了当前国际社会“越反越恐”的怪象。那就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并不能完全摧毁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在应对恐怖组织所带来的威胁时，还应该从宗教文化、部落认同等因素入手，解构其认同。
且本次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01调查”，矛头直指中国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在其《特别“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认为我国没有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即专利权、商业秘密和著作权等）。美国部分公民依赖其知识产权获得经济报酬，美国认为我国没有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市场保护，并将其定性为强制性技术转让。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出于条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本文对恐怖组织一些内部机制的说明不够具体，更多是基于一些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此外，恐怖组织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其认同也不单是文化融入策略一个因素所能囊括的。本文仅仅是尝试性地探讨了一种看待恐怖组织认同形成与强化的路径，该研究还有待于后续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①相关研究参见Raymond R. Corrado, “A Critique of the Mental Disorder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 Psychiatry, Vol. 4, No. 3-4, 1981, pp. 293-309; Richard M. Pearlstein, “The Mind of the Political Terroris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4, No. 1, 1993, pp. 169-171。
2.6 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与血清CA153、CEA单独和联合检测对乳腺肿瘤的诊断价值比较 乳腺超声+CA153+CEA对乳腺肿瘤诊断的敏感度、准确率、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乳腺超声、CA153、CE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二者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7。
②赵桂芬：《个体恐怖分子的人格探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47-53页。
③ Andrew Silke, “Cheshire-cat Logic: The Recurring Theme of Terrorist Abnormalit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y, Crime & Law, Vol. 4, No. 1, 1998, pp. 51-69.
④ Rex A. Hudson, 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9, pp. 20-21.
第二，“伊斯兰国”无法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其文化融入策略在阿富汗失效。“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文化融入策略之所以失效，是因为阿富汗与叙利亚、伊拉克有很大差别。首先，传统的阿富汗人在笃信伊斯兰教的同时，大多也崇拜圣迹和圣人等，相对来说阿富汗人的信仰更倾向于神秘主义，这在普什图族中尤为普遍，但“伊斯兰国”将这种行为和现象视为异端，并对此进行大肆攻击，由此招致了当地人的反感甚至是自发的抵制。其次，“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也经常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发动袭击，希望以此换取当地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和同情。但是由于阿富汗长期特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史，对少数什叶派穆斯林的攻击已经失去了吸引眼球、制造仇恨的效力，使得攻击什叶派穆斯林并不能获得类似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效果。
⑥[英] 安德鲁·西尔克主编：《反恐心理学》，孙浚淞、刘晓倩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据说，重庆麻辣火锅发源于重庆江滨的码头文化，最初是以挑担贩卖的形式供于码头纤夫工人，把锅子分为八个格子，涮烫的时候每人占据一格，涮烫食材大部分是牛内脏，因此这种火锅也被称为水八块。
⑦Andrew Silke, “Holy Warriors: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Jihadi Radicaliz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 No. 1, 2008, p. 104.
⑧贾凤翔、石伟：《基于恐怖分子的恐怖主义心理学评述》，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0期，第1660-1667页。
⑨Wilfried Rasch, “Psychological Dmensions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 Psychiatry, Vol. 2, No. 1, 1979, pp. 79-85.
⑩ Rex A. Hudson, 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9, p. 20.
2) 计算b= mbr，a= mar，c= mcr。以φ为自变量，按式(6)和式(7)计算D、E、F、ψ，按式(5)计算x、y，按式(9)和式(10)计算ψ9、ψ、ψ、ψ、μ、μ9，按式(11)计算δ、α，按节6末尾所述方法计算Γm、Λm、Σ m、Tm等。
⑪ Willard Hartup, “Aggression in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29, No. 5, 1974, pp. 336-341.
⑫ Martha Crenshaw, “The Subjective Reality of the Terrorist: Ide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errorism,” in Robert O. Slater and Michael Stohl,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andan: Macmillan Press, 1988, pp. 12-46.
⑬ Martha Crenshaw,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Margret 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pp. 379-413.
凝汽器真空严密性差会产生以上危害，因此真空系统的检漏尤为重要。该厂根据机组的停运状态或运行状态，采取了不同的检漏方法。
⑭Aaron Beck, “Prisoners of Hate,” Behavior Research & Therapy, Vol. 40, No. 3, 2002, pp. 209-216.
⑮马德拉萨（madrassas）即伊斯兰宗教学校。尽管许多马德拉萨侧重于宗教教义并避开政治，但在马德拉萨中确实存在极端思想。这些极端思想会对马德拉萨的学员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他们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机会。
⑯ Arie Kruglanski and Shira Fishman, “What Makes Terrorism Tick? Its Individua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Vol. 24, No. 2, 2009, pp. 139-162.
个体对群体要达到认同的程度，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对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二是赋予这种认知价值判断并进行情感投入。[31]此外，群体在构建社会认同时，又分为群体内进程和群体外进程。首先，在群体内进程中，群体会通过建构共有的特征、共同经历、共同目标等加强群体的内部认同。其次，在群体外进程中，群体内成员通过排斥、歧视群体外成员来加强群体认同。[32]一个组织/群体的成员排斥、歧视甚至是攻击另一个组织/群体的成员的过程，也是两个不同组织/群体各自强化组织/群体认同的过程。
⑱ Arie Kruglanski and Shira Fishman, “What Makes Terrorism Tick? Its Individua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Vol. 24, No. 2, 2009, pp. 139-162.
⑲ Liane Rothenberger and Mihailo Kotarac,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Religious Terrorist Group Identity,” Култура/Culture, Vol. 11, No. 11, 2015, pp. 91-102.
研究导轨架结构，主要对标准节结构进行分析[1]。标准节由主弦管、斜腹杆、齿条、角钢框架、螺栓、螺母和销等组成，其端面尺寸有180 mm×180 mm、500 mm×500mm、650 mm×200mm、650 mm×650 mm、700 mm×700 mm、900 mm×650 mm等类型，同时，不同的类型的施工升降机，具有不同规格的标准节。因此，其结构十分复杂，参数又多，如果每设计一种导轨架都用三维软件重新建模，需要人工输入的数据很多，工作量大，很容易出错。而各种标准节主要组成部分基本相同，设计过程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的。
⑳ Arie Kruglanski and Shira Fishman, “What Makes Terrorism Tick? Its Individua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Vol. 24, No. 2, 2009, pp. 139-162.
[21][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22] Philip Zimbardo, A Situa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Psychology of Evil: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are Transformed into Perpetrato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pp. 21-50.
[23] Fathali M. Moghaddam and Anthony J. Marsella,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soci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Vol. 78, No. 12, 2004, pp. 565-566.
[24]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25] Kay Deaux,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9, No. 1, 1993, pp. 4-12.
[26] 罗志祥：《浅析民族分离运动中的认同因素》，载《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6年第12期，第93页。
[27] 付彦林：《外来挑战：身份认同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载《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3期，第91页。
[28]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5-480页。
[29] 张萌萌：《西方身份认同研究述评》，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3期，第28-33页。
[30]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2期，第473-480页。
[31]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No. 1, 2003, pp. 1-39.
[32] 李明明：《国际关系集体认同形成的欧洲社会心理学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66-73页。
[33] Jerrold Post, “Rewarding Fire with Fire: Effects of Retaliation on Terrorist Group Dynamic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10, No. 1, 1987, pp. 23-35.
[34] Henri Tajfel and John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3, 1986, pp. 7-24.
[35] 方文：《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89-106页。
[36] 严文华：《跨文化沟通心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
[37]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2期，第473-480页。
[38] Delil Souleiman, “Islamic State Group Battered, but Still Unbowed in Syria,” France 24, July 6, 2016, http://www.france24.com/en/20160706-syria-islamic-state-group-rebel-manbij-raqqa.
[39] 本文认为，认同受挫是个体选择加入恐怖组织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而且个体认同受挫显然并不必然会寻求加入恐怖组织，这是基本的常识，和本文主题并无矛盾之处。
[40]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 92.
[41] Ashley Kirk, “Iraq and Syria: How Many Foreign Fighters are Fighting For Isil?,” The Telegraph, March 24,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3/29/iraq-and-syria-how-many-foreign- fighters-are-fighting-for-isil/.
[42]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43] 胡雨：《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边缘化还是整合》，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0-95页。
[44] 李宁：《“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第88-106页。
[45] Olivier Roy, “Terrorism and Deculturation,” in Louise Richardson, e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59-170.
[46]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47] Christina Pazzanese, “A Siren Call to Action,” The Harvard Gazette, March 17, 2015,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5/03/a-siren-call-of-action/.
[48] 李磊、马华维：《管理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109页。
[49] 美国学者奎坦·维克托洛维奇（Quintan Wiktorowicz）将萨拉菲分为三个主要派别：纯粹派萨拉菲（purists）、政治派萨拉菲（politicos）以及“圣战”派萨拉菲（jihadis）。其中，纯粹派萨拉菲主张保持伊斯兰的传统，并认为萨拉菲运动的重点是促进萨拉菲信仰和反对的做法；政治派萨拉菲主张通过政治参与来发展萨拉菲，其信仰者认为他们对讨论政治并批评非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和政策负有道德责任；“圣战”派萨拉菲主张使用“圣战”方式发展萨拉菲，并最终建立伊斯兰国家。参见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
[50]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9,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5/03/ideology- of-islamic-state.
[51] 即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详见[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7页。
[52] 张将星：《恐怖分子的心理分析——以“基地组织”为核心案例》，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15-116页。
[53] 《美民众对“伊斯兰国”态度趋强硬支持更严厉打击》，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9-10/6576213.shtml。
[54] Jacob Poushter, “In Nations with Significant Muslim Populations, Much Disdain for ISI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7, 2015,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11/17/in- nations-with-significant-muslim-populations-much-disdain-for-isis/.
[55] James Dawes, “Should We Call ISIS ‘Evil’?,” CNN, August 22, 2014, http://edition.cnn.com/ 2014/08/22/opinion/dawes-isis-evil/index.html.
[56]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2期，第473-480页。
[57] “伊斯兰国”在阿分支（Khorasan Chapter of the Islamic State，即通常所说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或“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有时也被简称为“呼罗珊”）在2014年11月才被公开提及在阿富汗有所存在。
[58] 朱永彪：《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现状与前景》，载《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2期，第27页。
[59] “ISIS, Taliban Announced Jihad against Each Other,” Khaama Press, April 20, 2015, http:// www.khaama.com/isis-taliban-announced-jihad-against-each-other-3206.
[60] 姜鹏：《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0-155页。
[61] “The Taliban and China’s Quest for Afghan Copper,” December 2, 2016, http://www.dw.com/ en/the-taliban-and-chinas-quest-for-afghan-copper/a-36607748.
[62] “Taliban Group Ready to Join Peace Process,” Tolo News, March 4, 2018, https://www. tolonews.com/afghanistan/taliban-group-ready-join-peace-process.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ZHU Yongbiao and TONG Yan
[Abstract]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within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develops through three stages: self-identity establishment of individual terrorist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 organization homogeneity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in unison. Contradictions over the choices of group acculturation strateg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ve been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on the first stage, when potential terrorists’ attempts to seek identification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fail, they will fall back on joining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On the second stag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will build their ow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ligious culture and use every means imaginable to deepen their members’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recogni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nversely, people and groups outside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can hardly identify with suc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the third stage, the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over choosing acculturation strategy for groups within and without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will eventually prompt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o launch terrorist activities with concerted efforts from their members. As the most notorious and influenti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slamic State is taken as a typical case in this paper to elaborate on the aforementioned identification process withi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the success of Islamic St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its acculturation strategy. Its setbacks in Afghanistan have largely been caused by the “misapplication” of its acculturation strategy in that Islamic State could neither contend with Taliban nor settle the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facing its own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n the combat against such violent extremist forces as Islamic State,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great value to pay heed to the influence of acculturation strategy and adopt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dentification, acculturation strategy, identity frustration, Islamic State
[Authors]ZHU Yongbia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er for Afghanist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TONG Yan,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作者简介】朱永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童雁，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兰州邮编: 730000)。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1.005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1-0115-19
【修回日期：2018-07-16】
【来稿日期：2018-04-01】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详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南亚地区的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XGJ001）、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7LZUJBWZX017、18LZUJBWTD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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