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栏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列宁、毛泽东社会主义文艺政策之特色
——基于社会调查的视角
石 然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社会的审美文化建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合乎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发展规律。文化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是当代审美文化建构的基本方式。社会调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文艺政策同样需要建立在通过社会调查以取得对国情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列宁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察了苏俄的国情，制定了“包容吸收”的建构策略；社会调查是毛泽东最为强调的研究方式，他得出了与列宁有差异的结论，制定了“破旧立新”的建构策略。即使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审美文化建构，每个民族也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政策实践启示我们：文艺政策应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凸显本土特色，力求形成中国特色美学风格；文艺政策应准确把握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正当性及其适用范围；注意调查者主观认知的影响。
[关键词] 文艺政策； 调查研究； 审美文化建构； 中国特色美学风格
一、 引 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切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都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其中具有支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又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未忽视地理环境、人口、民族文化等因素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著作认为，像俄罗斯、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社会结构与西欧有着显著区别[1]2-3。这些差异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形态都将不可避免地导向西欧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正因如此，凯文·安德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编委)称马克思为“历史和社会多线性的理论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必将更迭为现代社会，“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2]285-286。中国在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也必将实现社会主义，但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276-278。社会的审美文化建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必然合乎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讲，一切社会的审美文化建构都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也必然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审美的必然逻辑。当然也要看到，人类社会不同的民族群体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日常习惯以及情感结构、价值观念等，只有在既有的基础上构建本民族的审美文化，才会获得真正有效性和持续稳定性。在当代，制定文化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是审美文化建构的基本方式。如本雅明所说，人类文化建构的方式已经从礼仪转向政治：“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作品起源于礼仪——最初起源于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关键在于，艺术作品的氛围浓郁的生存方式从来就不能完全脱离礼仪功能。”而当代“艺术的根基不再是礼仪，而是另一种实践：政治”[4]266。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文艺领域的国家治理，而文艺领域的国家治理要通过文艺政策来实现。
2.2.3 黏合剂对微丸8 h漂浮率的影响 分别以水、5%乙醇、5%HPMC为黏合剂，按“2.1”项下方法制备微丸，并按“2.2.1”项下方法考察不同黏合剂对其8 h漂浮率的影响，平行操作3次，结果见图2。由图2可见，采用5%HPMC作为黏合剂制得的微丸具有较高的8 h漂浮率，因此选择5%HPMC为黏合剂。
社会调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包括文艺政策在内的党的一切政策的基础。第一，社会调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形成的基本依据。《资本论》就是基于极其翔实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形成的巨著。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5]161-162“《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6]111正是因为马克思坚持了社会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科学家”。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7]311-312既然从事实出发，就不能不如实地做社会调查。恩格斯根据其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多部重要著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学说的透彻阐发积累了翔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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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调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8]229了解实际情况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而了解实际情况的有效方法就是社会调查。列宁为此做出过严格的要求：“对地方经验，详情细节，实际做法，实际经验的具体研究要具体、再具体，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既要深入县的，也要深入乡的、村的……”[9]400毛泽东更是把社会调查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唯一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10]183
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把调查研究提升到“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这一高度：“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分析和解决问题本领的重要反映，也是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反映。”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又如为了保护古典艺术遗产，列宁特意列出了两份名单。第一份名单有：塞·阿克萨科夫、冈察洛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费特等。第二份名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拉季谢夫、别林斯基、奥加辽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19]423-424。列宁特别强调，以上文艺家的成果都应该受到尊重，社会主义新文化应当吸收他们的艺术遗产。这两份名单范围是非常广的，其中不乏列宁批评过的持不同政见者。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还允许一些非共产主义思想的行业专家参与本部门的领导工作，并且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照顾。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艺政策同样需要建立在通过社会调查以取得对国情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列宁、毛泽东正是在充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获得了对各自国情的准确理解，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本民族的审美文化建构方案，也就是文艺政策。列宁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察了苏俄的国情，制定了“包容吸收”的建构策略；社会调查是毛泽东最为强调的研究方式，他得出了与列宁有差异的结论，制定了“破旧立新”的建构策略。面对国情相似的小农国家，列宁和毛泽东的研究结果和策略会有如此之差异，这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启示。
物理在初中教育中占据重点教学模块，是决定初中生综合素质的重点学科。在素质教改背景下，教师所组织的物理课堂在形态上应该有所转变，应该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加强多媒体在物理课堂中的应用，构建信息化教学平台，全面提高物理课堂的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
二、 列宁的社会调查及其“包容吸收”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并未消失。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没有消解，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呈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使得中华民族与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相比有着更多的负重，特别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给新中国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压迫。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穿越“卡夫丁峡谷”，其道路之坎坷、使命之艰巨可想而知。此种状况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也就异常重要。当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不能忽视的，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样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穿越“卡夫丁峡谷”是可能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阶段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尽管如此，也不能全然否定毛泽东策略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毛泽东的社会审美建构策略“显然是一种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阿尔都塞学派美学理论，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模式”[27]157-158。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作为一种带有后殖民语境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27]，有其独到的贡献。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指出：“关于风格和文类的理论，关于语言、认识论和价值体系普世性假设，都受到了后殖民写作实践的强烈质疑。为了探讨这种不同的实践，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本土理论发展为一种写作愿望，这种写作可以包容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也可以包容以比较的方式来描述跨文化共同特征。”[28]10毛泽东大力倡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他也正是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的倡导者。
列宁的社会调查并非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是旨在从总体上把握俄国经济社会关系，以洞悉俄国的基本国情。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中，他这样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13]364他还屡次叮嘱：“统计工作不是把数字随便填到几个格格里去，而应当是用数字来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充分呈现出来或正在呈现的各种社会类型。”[14]33-34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0]7，所以他没有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去国外探寻真理。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着十分丰富和细腻的调查方式，比如讨论式调查、选好调查对象、确定好调查人数、定好调查纲目、亲自出马、深入调查、自己做记录等，这一切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包容吸收”的文艺政策表现为多个方面，例如他提出要维护主张美国式道路的文学家的名誉，以消除维护农奴制利益的封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消极影响。在这里可以参考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文字：“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相对立的，则是一个要求完全消灭农奴制度的阵营，是那种客观上反映农奴利益的、宣传‘美国式的道路’的文学……列宁特别注意为拥护‘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的文学家恢复名誉。他对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评论虽然简短而又零碎，但它们同列宁的整个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无疑勾出了维护农民的斗争的各个基本阶段，这些阶段也应该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路标。”[18]14
依据社会调查基础上的国情分析，列宁制定了“包容吸收”的文艺政策。关于“包容吸收”，列宁曾经用了一段有名的话阐释了这一审美建构策略：“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17]121这个策略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是相适应的，同时也遵循了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列宁明确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5]285列宁坚决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观点，认为割裂地、孤立地、抽象地谈无产阶级文化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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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本科学前教育学生具有思维比较敏捷，对于新鲜事物有着强烈好奇心，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等特点。而中国高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对于理论的培养多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对于书本知识“输入式”培养多于“输出式”培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晓波主编嘱我为新一年的《星火》开个专栏，从个人的角度对文学现场做一份评述。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在注重信息量的同时，又强调个性化的视角和表述，在新闻、评论和随笔之间形成一种融合性的表达，不求大而全，不想板起面孔做权威，只是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把置身其中的点滴感触，与读者坦诚交流。我当然不是最合适人选，但是也确被晓波主编的诚意和《星火》近两年的改观所打动，故冒险一试。写得好，也许能触动读者的一点思索；写得不好，就算自言自语的陋见。无论如何，我定当尽力，自此养成随时纪事的习惯，和《星火》一起，为我们心中那也许是很微弱的理想星火做点实事。
当然，在“包容吸收”的策略基础上，列宁还注意为未来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的某些新因素。在生产方式层面，这些因素就是合作社。在包括审美文化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列宁也同样注意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分。例如1918年9月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列宁指出：“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受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16]93列宁曾经评价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是“一本好书”，因为“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描写得非常朴素而生动”。在他看来，这本书是“最真实的、最实在的、最富有宝贵实际内容的优秀作品”，“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发表那些经常钻在故纸堆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名作家写的文章要有益得多”[17]353。
三、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及其“破旧立新”政策
毛泽东有着厚重的田野调查文集。他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一个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甚至比俄国情况更为糟糕。但或许的确是中俄两国国情有着真实差异，毛泽东得出了与列宁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正是基于翔实的社会调查，列宁准确地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类型，认为俄国的现实国情就是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15]445列宁详尽分析了俄国现有的五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这五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虽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但主要的社会经济成分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宗法式的、小资产阶级式的小农生产方式：“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15]503基于此，列宁认为作为小农国家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把小农生产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他指出：“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15]577在列宁看来，这个阶段的完成大约需要几十年。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列宁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也做了分析：“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的亚洲人习惯”[16]348。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情况，列宁不仅是做一般性的描述性概括，而且考察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比如1920年俄国人民识字状况。正是这些数据使得列宁深刻认识到一点：“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15]762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亚文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革命性，甚至把雇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产者也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这些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仔细阐释过的。接下来，毛泽东用32天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述了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地主武装，推翻县官衙门，推翻族权、神权和男权等“破旧”的革命举动，以及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文化运动及合作社运动等“立新”的革命举动，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等反动言论，也为克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毛泽东同样考察了文化的地方性。毛泽东发现农民是向往进步文化的，造成农民文化落后的原因不在于农民阶级自身，而在于地主阶级的压迫。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21]39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广大农民还禁止了赌博、吸鸦片等不健康的活动。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又做了多次田野调查，撰写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文章，并为其调查文集撰写序言和跋，得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重要结论[21]17。在此期间，他关注了当地经济状况，还特别记录了南半县的一首民间歌谣，歌谣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真实生存现状、积极参加革命的伟大力量，以及团结互助、向往平等的社会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注重社会调查。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指导党中央收集了大量地方材料，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如下序言：“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22]3-4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基本状况的评价是“一穷二白”。但是，“穷”和“白”反倒让毛泽东乐观起来：“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并不坏。穷就是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3]329
通过详尽的社会调查与阶级分析，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也是通过社会调查与阶级分析，毛泽东认为革命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新社会审美建构策略，革命就是破旧立新。据此，他制定了“破旧立新”的文艺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在党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持续一年多的《武训传》批判就是破旧立新之举。毛泽东亲自发动了这场批判，《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武训传》批判已经远远超过了文艺批评的范围，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构社会审美的文化教育运动。用今天文艺批评的尺度看《武训传》批判这场运动确有“小题大做”，但从荡涤社会文化的目的和效果来看依然有值得肯定之处。当时党和国家实施了两项重大文艺政策，一是戏曲改革，二是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24]225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上半年，文艺整风学习运动全面开展。很显然，这些工作就是旨在从作品和人两个方面完成从旧到新的质变与提升。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其内涵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相结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不论新的、旧的、年老的、年轻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大熔炉中，都要不断地改造。如果生命还在，总是要不断地去掉旧的思想意识，不断地前进。”[25]56当然，毛泽东的策略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在文艺界这一思想文化领域的敏感区域更为显著，突出表现为批判“暴露阴暗面”写作。此后，毛泽东分别于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对文学艺术做了两个批示，批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文艺领域内破旧立新的斗争后来进一步升级，最终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列宁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社会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包括审美文化在内的新社会建构政策。他们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和采取的策略却各不相同，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审美文化建构即制定文艺政策应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凸显本土特色，力求形成中国特色美学风格。
列宁、毛泽东承担着同样的建构社会主义审美文化的使命，也面对着相似的封建宗法小农社会的历史重负，然而，他们却制定了不同的文艺政策。事实上，中俄两国国情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成了他们选择不同路径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列宁领导的苏俄脱胎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虽说沙俄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格局来看，帝国主义的沙俄与半殖民地的中国毕竟处于全球的两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遭遇激发了本民族强烈的抵抗意识，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就必然形成了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如萨义德所说，“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文化战以殖民地抵抗的形式开始。以后随着抵抗波及欧洲与美国，就表现为宗主国的反对与持不同政见。这一运动的第一阶段产生了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此后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更激烈的阶段，产生了解放斗争”[26]394，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民族意识迅速转变成一种社会与政治需要的意识”[26]383-384。毛泽东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分析，发动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移风易俗的社会审美文化改造取得了成功，根据地的文艺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即近代以来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产生的。
列宁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首创者。列宁领导制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翻开浩瀚的列宁著作可以发现：无论是分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还是分析俄国的基本国情，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列宁都是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精辟的科学论断，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力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列宁多次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比如：“我们还是愿意听取统计学家们根据事实的而不是根据‘信念’做出的论断。然而，申明自己的‘信念’并不总能说服别人……他们若不向读者讲述某某先生某某先生的‘信念’，而多讲些事实，岂不是更好吗？”[11]256“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12]572
第二，审美文化建构即制定文艺政策应准确把握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正当性及其适用范围。
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凸显本土特色，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准确认识和对待文艺意识形态属性。有学者已经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和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大众文化，其基本问题是审美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的延安学派则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立场出发，着重探讨了审美意识形态在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其基本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反作用性。在这种文化模式中，审美意识形态成为改造社会关系的范型和先导。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审美意识形态成为人民大众手中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审美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是把握可以实现的未来。”[27]267
新规则“4整理原则”分解为四点，4.1与4.2的内容与旧规则内容一致，均强调“遵循文件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4.3与4.4为扩充内容，4.3“归档文件整理应符合文档一体化管理要求，便于计算机管理或计算机辅助管理”是适应当前实际工作需求的必要之举。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归档文件整理符合新规则4.3的要求。4.4“归档文件整理应保持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整理协调统一”，这一原则与新规则的适用对象(纸质与电子文件)相呼应，同时也与当前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双套制管理模式相符合。
在当代，强调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正当性及其适用范围都是异常关键的。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是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受制于物质生产。马克思曾经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1)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2)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3)一切职能都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4)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29]296-298。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大众传媒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这一过程已提高了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化了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对于传媒的控制。”[30]241所以列宁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培育社会主义审美文化的崇高因素。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主义审美文化在审美资本主义的冲刷中迷失。当然，必须注意的是，精神生产有着较大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把物质生产规律套用于精神生产领域。事实上，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精神生产的两种表现形式，并指出无论哪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用范围都非常有限[29]442-443。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认为文艺是意识形态形式的一种，但并没有排除文艺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可能性。美国当代学者泰勒·考恩指出：“金钱并不会使追求创造性自我表达的作者堕落。伟大作品的生产必然始于要写出伟大作品的强烈愿望。轻易放弃这种愿望的作家的头脑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思路。因此，金钱往往仅使那些不注重对创造性生产的非金钱回报的人堕落。由此看来，资本主义财富是一种手段，创造性推动力通过它得到满足和培养。”[31]47-48应该指出，考恩的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施行含有大量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经济政策，他的文化政策也同样吸收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诸多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穿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进程必然要经历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长久阵痛。因此，列宁的思路对当代中国社会审美建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注意调查者主观认知的影响。
客观差异无疑是调查结果不同的重要基础，但由于调查者自身主观认知的细微差异，即便面对比较相同的调查结果，调查者亦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相应的对策也会有所不同。应该指出，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细微的差异：列宁更强调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更强调主观意志的努力。实际上，列宁认为革命的爆发需要相当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否则人民群众是不可能听从指挥的。在这里，三个条件不可缺少：“(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了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运动。”[32]230列宁肯定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又坚决反对民粹派的乌托邦幻想。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悠久。”[33]129“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14]133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此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列宁抓住了机遇，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但列宁仍然是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不能跨越的，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与建成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所以，为了改造小农社会，列宁选择了一种自然历史的方法。他这样指出，“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33]139-140。在社会变革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处理则更为灵活。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基本矛盾诸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1]325-326毛泽东认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因而，他尤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经典命题[34]1477。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22]123这个思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肯定，并进一步表述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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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ies of Lenin and Mao Zedong :A Social Investigation
Shi Ran
(Marxism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China )
Abstr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culture, owing to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is inevitably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Basically spe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culture in a society depends on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e production mode of material goods, while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ulture and the inevitable logic of aesthetics. Meanwhil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cultural traditions, daily habits, structures of feelings and values vary widely from nation to nation. Only when aesthetic culture i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will it achieve its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sta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cultural policy, especially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ies, is a basic means of aesthetic culture construction. Social investigation is the key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forms its route, guideline and policy.
On the basis of plenty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Lenin and Mao Zedong obtained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rew a set of blueprints of aesthetic culture, namely literature-and-art policies, suitable for their own countries. Lenin focused 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vestigate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Soviet Russia and ultimately formulated the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of ″Inclusive Absorption″. Mao Zedong focused on field work, investigated China’s social classes, especially the peasant class, and developed the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of ″Destroying the Old， Establishing the New″.
Faced with similar national conditions, Lenin and Mao Zedong made policies with a huge difference, which shed light on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culture, also called the literature-and-art policy, should follow the universal rule on the one hand, while it should highlight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needed to develop an aesthetic styl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fact that New China grew out of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and the Soviet Russia from an imperialist society is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o different policies made by Lenin and Mao Zedong. Furtherm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proper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legitimacy and the proper use of literary ideology when making literature-and-art policies.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the core focu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of the nature of literary ideology. In this era featured with culture-economy integration, great importance needs to be attached to the emphasis on the legitimacy of literary ideology and its proper use. Finally, subjective perception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objective investigation. Lenin and Mao Zedong, as pure Marxists, shared a similar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However, there is nuance slight difference: Lenin emphasized the process of natural history while Mao Zedong proposed individual endeavors. The subtle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perception led to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imilar findings and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ive policies.
Key words ： literature-and-art policies; investig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culture; aesthetic sty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11.201
[收稿日期] 2017-11-2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9-04-30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NDJC017Z)；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23)
[作者简介] 石然(https://orcid.org/0000-0003-4744-9115)，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标签：文艺政策论文; 调查研究论文; 审美文化建构论文; 中国特色美学风格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