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与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发事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指出：“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重视在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经验。”又说：“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①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具有战略意义。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同时要看到，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离不开重大突发事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注重对于重大历史突发事件的研究与分析，并以此来推进理论创新。1851年12月2日，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不久就宣布法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就在这一重大事件还在进行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对此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在文章中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讲：“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②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对于这一事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进行了科学分析，揭示了公社的真正秘密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提出了“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迫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③；“工人阶级是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④等科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抓住重大突发事件进行理论创新的典范。列宁抓住历史的机遇，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同时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毛泽东紧紧抓住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重大事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抓住1989年的“六四”风波等事件，深化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于1989年6月16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⑤又说：“还有一点，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⑥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提出理论创新的思想。2000年1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在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系统论述了十年来(1989-2000年)的许多重大突发事件。“国际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⑦如果从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20年了，这20年中，我们经历的重大突发事件⑧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是国际性事件。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失败论”在一些人心中弥漫；1997年下半年，亚洲很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1999年5月，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我使馆人员伤亡；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是自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受美国导弹袭击后的又一突发事件，在中美两国以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给国际形势及中国造成了深刻影响。
第二类是政治分裂事件。“台独”分裂分子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什么“法理台独”、“去中国化”等论调猖獗一时；达赖集团一直加紧策划所谓的“西藏独立”，2008年3月14日，策动了拉萨“3·14”事件，有18名无辜群众被不法分子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24468.789万元；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制造了多起动乱、暴乱和暴力恐怖事件。
第三类是邪教事件。最重要的是1992年出现、1999年浮出水面，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法轮功”问题。
第四类是自然灾害。1991年发生的华东大水，因华东地区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增加及淮河、太湖的生态恶变，使灾情较重，计死亡1000余人，经济损失754亿元；1998年夏季，由于气候异常，暴雨频频，我国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也爆发了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这场来势凶猛的洪水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灾人口超过2.2亿，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2008年1月至2月发生在我国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2008年4月22日开幕的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向会议报告了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关情况，他说，今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我国南方地区连续遭受四次低温雨雪冰冻极端天气过程袭击，给电力、交通运输设施带来极大破坏，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11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97人遇难，374176人受伤，失踪18341人。
第五类就是重大疫病的发生。如2003年春天发生的“非典”疫情。
这些突发事件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十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遇到的关系我国稳定、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政治、经济、自然风险，可以说是频频发生，我们从容应对，顺利地渡过了这些风险。我们从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也增长了见识和经验。”⑨应该讲，这些见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形成了新观点和新理念，从而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深入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结果
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
首先是印度国大党的下台。印度国大党是印度第一个全国性的和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1950年印度独立后就开始执政，单独执政39年，1989年11月，在大选中被全国阵线击败再次下台。
其次是日本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日本自民党是自由民主党的简称，1955年11月15日由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半个世纪以来，自民党绝大部分时间控制着日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曾连续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在1989年举行的日本第15届参议院定期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因利库路特贿赂案、农业自由化政策、首相生活丑闻以及实行加重国民负担的消费税等因素，首次失去该党成立之后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1992年，自民党的形象因副总裁金丸信接受佐川快件公司5亿日元非法政治捐款事件等丑闻而严重受损，使国民对自民党失去了信心。1993年7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日本自民党在众议院511个议席中仅获得223席，自民党成为在野党。
第三是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党内出现了反对派，它与党外的反对派遥相呼应。反对派向执政党夺权，通过不断制造动乱，施加压力，使执政党陷入困境，然后取得政权，个别国家甚至通过武装冲突，实现政权更迭。80年代初，波兰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大幅度提高肉类价格，引发了许多城市的工人罢工，产生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不断挑起罢工，导致局势动荡。波兰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使局势平稳下来。“战时状态”结束后，由于经济得不到根本好转，局势继续动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威信大为降低。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方针，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进行议会大选等协议。在大选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利，团结工会获胜，组织政府。团结工会上台，标志着波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1989年，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罗马尼亚共产党被反对党取代。此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在1990年失去了执政地位。
第四是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方针。各种反共组织乘机大批建立和发展壮大，用各种方式向苏共展开斗争。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新建的联盟将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几个字样，但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国家统一，特别是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方向。8月20日，是苏联新的联盟条约签署的日子。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为了保留社会主义苏联，同时阻止所谓的“民主派”上台，于8月19日，宣布在国内一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以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19”事件。“8·19”事件以失败而告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
第五是印尼苏哈托的专业集团执政的垮台。利用专业集团，苏哈托从1966年3月至1998年5月统治印尼共32年。1998年3月10日，苏哈托未经投票第7次当选印尼总统，引发民众抗议，5月21日，苏哈托下台。其下台的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官僚化。苏哈托军人政权的最大弊端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治权力融为一体。因此，印尼专业集团长期处于一党统治的地位，政党行政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从村长到总统的所有政府公务员几乎都是印尼专业集团的成员，行政部门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军政官僚集团利益的“利益集团”。在苏哈托执政时期，不仅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连军队也大办公司。由于军队在印尼政坛中参政涉政的情况过于突出，严密管制媒体，压制反对派声音，人民的意见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严重影响了印尼的民主进程，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
第六是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失去执政地位。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自1949年以后，一直以“执政党”身份掌控台湾地区政局。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在2000年以前，国民党号称有200万党员。下台后，为了凝聚党员的向心力，国民党自2000年9月起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党员重新登记。虽然国民党官方数字显示，参加党员重新登记的党员人数已突破100万，但国民党中央私下访查发现，实际上真正自行交纳党费、承认自己仍属国民党党员的仅有34万人。
第七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既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政党，也是世界各国中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制度党就已成为世界上的大党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其党员人数发展到1300多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6％。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3月4日建立并执政到2000年12月1日下台，连续执政长达71年。在此期间，革命制度党曾广泛联合各个阶级，领导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初，政局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然而，在2000年7月墨西哥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却输给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革命制度党由于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党内出现许多弊端，党内斗争激烈，腐败现象严重，这是革命制度党被选民所抛弃的内在因素。
这一系列执政党的下台或者失去执政地位，使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2000年6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谈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江泽民同志用了“思考已久”的说法。2000年5月14日，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讲：“最近，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下台，又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思考。”“如何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⑩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就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必须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活动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及其基本特点，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11)他还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失败、秘鲁形势突变和前总统藤森逗留日本不归、菲律宾当前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12)
2.1999年4月，中国出现了“法轮功”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我们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法轮功”最早出现在1992年，其创始人是李洪志。这个邪教组织在短短几年内，成员数量达到数百万人。1999年4月25日，10000多名“法轮功”的修炼者聚集在中南海的周围，他们排成5行或者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非法围攻中南海一整天，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建设更高度的关切。2000年5月，他指出：“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后，引起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13)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党成立即将八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我们在党内和全社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绩很大。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对一些人却往往难以发生作用呢？为什么像‘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会在一些群众甚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腐朽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一些人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呢？”(14)
不仅仅是信念问题，党的组织建设也要加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否则，党就不会有战斗力，就无法在与“法轮功”等非法组织的斗争中获得全面胜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科学地应对了这些挑战。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党的事业要前进，必须有回答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七一讲话’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代表中央讲的。我是党的总书记，当然要对这个讲话中及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负政治责任。对‘七一讲话’，中央进行了长期的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我也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我思考了近两年时间。讲话稿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集体讨论修改。这个讲话，是经过我们党深入探索、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是对新的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15)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发展与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紧密相连
1.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非典疫情的爆发有着密切关系
“非典”是指自2003年以来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一类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病症。它主要是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染的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肺炎，在家庭和医院有显著的聚集现象。而典型肺炎是指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上出现了第一篇有关这种传染病的报道，报道的来源是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报道称，广东出现了一种“非典型性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广州市在第二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非典型性肺炎的情况，这是人们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发布会当天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月9日，广东全省已经报告非典型性肺炎病例305例。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胡锦涛同志是在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到这里的。人们的惊讶在于，胡锦涛同志抵达前有关方面并未展开任何清场行动。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比卫生部门4月14日宣布的37例患者飙升了近10倍。21日，北京报道非典病例143例，疑似病例610例；22日，非典病例106例，疑似病例666例；23日，非典病例105例，疑似病例782例；24日，非典病例89例，疑似病例863例；25日，非典病例103例，疑似病例954例……随着疫情的蔓延，北京人心中的恐慌也在迅速地扩散。中国抗击非典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过艰苦努力，到5月底，疫情被遏制。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树立协调的发展观。这直接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我们看到，正是在2003年4月广东发生非典疫情期间，胡锦涛同志到广东视察，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我们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通过完善发展思路不断增创新优势；着力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增创新优势；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增创新优势；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和发挥人才效应不断增创新优势；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交出优异的答卷。”(16)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广东的过程中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后来经过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地阐明了科学发展的问题。这篇讲话是认真总结防治非典工作和经验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比较完整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第一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
2.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推动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
2008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参观“抗震救灾众志成城——2008中国抗震救灾大型新闻图片展”时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他强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意义很多，但从根本上讲，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世情、国情、党情基础上的现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的理想，它反映了13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发展要求。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身边发生的变化中来认识、认知、认同、认可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人民理想的唯一道路。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就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在和平建设时期，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广大共产党员和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大灾面前不低头、大难面前不弯腰，以大爱化解苦难，以大义鼓舞斗志，充分显示了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内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是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基本内涵，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在要求。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并不总是凯歌行进的，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必须树立自我牺牲的精神，把这种精神牢牢地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马克思曾经在1852年讲过：“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资产阶级在其革命的初期尚且需要自我牺牲精神，更何况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崭新的伟大事业，需要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揭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被千千万万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重大突发事件的科学应对中认识、认知、认同、认可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所谓的“交叉共识”、“重叠共识”或者“虚幻共识”，而是所有阶层的共同价值诉求、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共同理想，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是尊重科学的；作为共同理想，它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这一心声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一脉相承，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共同理想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
四、重大突发事件促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
重大突发事件之所以能够促进党的理论创新，其内在的机理有如下几个方面。
1.重大突发事件能够以最尖锐的方式把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重大突发事件的特性之一就是它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把问题暴露出来。例如“非典”疫情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之间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2003年5月20日，在第56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就讲，“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同步协调，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公共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更是各国政府的责任。投资于健康就是投资于未来经济发展，社会拥有了健康就是拥有了财富。”问题提出来了，就需要系统地回答。对问题的科学解答就促进了理论的创新。
2.重大突发事件能够把事物规律性和本质展现或折射出来
重大突发事件在把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同时，也往往把其内在的规律展示出来。紧紧抓住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正确提升，就能形成创新的理论。正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使我们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1月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有系统的论述，他说：“要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利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些成果深刻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之中。”(17)
3.重大突发事件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产生。而这种“同时产生”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表现得最彻底。列宁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1917年10月24日(公历11月6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18)列宁在这里指出了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革命，举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正是这次重大突发事件使俄国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总之，重大突发事件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当重视对重大突发事件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以此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更加生机勃勃地发展。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3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⑧对于突发公共事件，2005年4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做了规定。《预案》讲：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37-838页。
⑨《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3页。
⑩《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4)《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4-335页。
(16)《人民日报》2003年4月16日。
(1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0页。
(18)《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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