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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3—0081—07
金源氏祭礼内容之丰富，实超过契丹人。兹据《金史》纪传举例如次：
1.（收国元年五月）甲戌，拜天射柳（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女真人“重午则射柳祭天”。）。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太祖本纪》）
2.（天会）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太宗本纪》）
3.（大定四年五月）乙巳，诏礼部尚书王竞祷雨于北岳。己酉，命参知政事石琚等于北郊望祭祷雨。……（六月）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谢岳镇海渎于北郊。……庚午，初定祭五岳四渎礼。……（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朝享于太庙。丁亥，有事于圆丘，大赦。（《世宗本纪上》）
4.（明昌元年五月）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庙。……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球，纵百姓观。壬戌，祈雨于社稷。……己巳，复祈雨于太庙。……丙子，以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章宗本纪一》）
5.（明昌四年）二月戊戌朔，……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四月）戊申，亲禘于太庙。……（八月）丁未，释奠孔子庙，北面再拜。……（九月）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诸陵。……（五年二月）戊戌，祭社稷，以宣献皇后忌辰，用熙宁祀仪，乐县而不作。……（三月）庚辰，初定日月风雨雷师常祀。……（承安元年八月）甲子，以郊祀日期诏中外。……（十月）丙辰，祫享于太庙。……（十一月）丁酉，朝享于太庙。戊戌，有事于南郊……（《章宗本纪二》）
6.（承安四年六月）甲戌，以雨足，命有司报谢于太庙。……已卯，以雨足，报祭社稷。辛巳，遣官报祀岳渎。……（五年五月）戊午，敕来日重午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泰和元年）冬十月乙酉，祫享于太庙。……十二月辛巳，敕改原庙春秋祭祀称朝献。……（三年）四月乙巳，禘于太庙。……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章宗本纪三》）
7.（贞祐元年）闰月戊辰朔，拜日于仁政殿，自是每月吉为常。（《宣宗本纪上》）
8.（兴定二年七月）己卯，遣官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享太庙，祭太社太稷，祭九宫贵神于东郊，以祷雨。（《宣宗本纪中》）
9.（天会三年八月）甲辰，告于太祖庙。（《太宗本纪》）
10.（天会十四年）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 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庙皆不祧。……（皇统三年五月）癸亥，上致祭太皇太后。甲申，初立太庙、社稷。……（四年九月）乙卯，遣使祭辽主陵。（《熙宗本纪》）
11.（贞元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神主于太庙。 ……（正隆二年）二月辛丑，初定太庙时享牲牢礼仪。（《海陵本纪》）
12.是年（按即大定六年）十月甲申， 祫享于太庙（注：《金史·世宗本纪上》：大定六年十月“甲申，朝享于太庙”。），行亚献礼。（卷十九《世纪补》）
13.（大定九年十月）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著为令。丙午， 大享于太庙。（《世宗本纪上》）
14.（泰和四年二月）庚戌，始祭三皇五帝四王。癸丑诏刺史， 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三月……诏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书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礼。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汉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为宜。”从之。（《章宗本纪四》）
15.（贞祐四年）八月甲寅， 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张行信定祔享亲祀之仪以进。上嘉纳之。……冬十月己未，亲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庙。……辛酉，上亲行祔享礼。甲子，祔享礼成。赦。（《宣宗本纪上》）
蒙按：从上引第1至第8条，可以看到金国上层社会（主要是皇帝皇室）所行所议祭祀天神地祗的某些大典，但第3、4、5、6、8 凡五条言及太庙之祭，第5条还说到“释奠孔子庙”与“致奠诸陵”两事。第9至第15条则大体上是说大金对于祖先与历代杰出人君的祭礼，主要是本朝太庙大典，第14条还提到地方宣圣庙。处理人与天、地以及人与过世之人三大关系的祭祀礼仪的类型，从上引各类材料已大体可见。但是上引材料并未将大金祭礼名目囊括无遗。譬如高禖之祀，不惟见于《金史·礼志二》，还见于《金史》纪传。武成王庙祭，则见于《金史·礼志八》、《蒲察思忠传》。“烧饭”虽于元末史臣所撰《金史》罕见，这并不表明金国人已少行此仪，因为另有文献（如《大金集礼》卷二十、佚名氏撰《女真传》（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称之为“女真传”。）、《金志》（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高禖”与“烧饭”、武成王庙祭诸项，还有其他名目，不见于上引十五条，但于本文之论述大体无碍。
如果将宋、辽、金三国祭祀礼仪略作比较，不难看到：契丹人的祭礼，女真人有因袭（如射柳、烧饭、拜日），有舍弃（如祭木叶山之仪）。契丹、女真人共有的礼仪，赵宋人不一定有（如射柳、烧饭之类）。也有宋辽金三国共有的礼典，如拜祭日月、祭风伯雨师，释奠孔庙、祭陵、告谒太庙等等，惟其仪不必全同也。女真人的祭祀大典，如南北郊、禘、祫、社、稷与释奠以及九宫贵神之祭等等，契丹人无有，而在赵宋及此前中土诸朝则为习见之事（注：如九宫贵神之祭，《宋史·礼志六》、《旧唐书·礼仪志四》言之甚详。）。与其说女真祭祀礼仪与契丹相近，毋宁说女真诸礼典更近于赵宋。
如果详加考察，比方说，可以对某些具体礼仪作出细致的比较，那就不难看到：女真人的祭礼不似契丹人简单，实在有向赵宋人看齐的趋势。
行射柳之仪，契丹人为的是求雨。女真人求雨的方式比契丹人多，不仅仅射柳拜天，还有如同前文所列第3条说的“祷雨于北岳”、 “于北郊望祭祷雨”，第4条说的“祈雨于社稷”、 “复祈雨于太庙”等办法。第8条所云，可说是集祷雨诸法之大成了。 契丹人行求雨之瑟瑟仪后三日内若得雨，则礼官受赏赐；而女真人求雨若得雨，则行报祭（如第3第6条所记）。中土历代王朝求雨之大雩，譬如周宣王其时已是“靡神不举”、“靡神不宗”（《诗·云汉》），赵宋亦然。可见女真人求雨之仪近于中土。此其小者，郊祀则其大者。
郊祀最重祭天。辽金都有拜天之礼。但拜天不必就是郊祀。（注：《金史·礼志一》记“南北郊”之礼，《礼志八》记“拜天”之仪。可知郊祀与拜天不能完全等同。）辽唯有拜天之仪，没有郊祀。金帝海陵以前无郊祀。贞元二年考试进士，张汝霖云：“方今将行郊祀。”海陵诘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终海陵之世，郊祀不行。但是海陵与臣下议论过祭天之礼，不赞成尊祖配天。设若海陵不早废，即使行郊祀，亦必无尊祖配天之仪（注：《金史》卷八十九《翟永固传》。）。世宗践阼，始有郊祀。
《金史·礼志一》记大定十一年世宗之言：“本国拜天之礼甚重。……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乃下诏云：“国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旧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诏我本朝之燕谋，奄有万邦，于今五纪。……推本奉承，犹未遑于郊见。况天休滋至而年谷屡丰，敢不敷绎旷文，明昭大报？”可见金人行郊祀始于世宗完颜雍（注：《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自收国以来，未尝讲行是礼”。按：此语出自世宗朝丞相之口。），如同求雨之报祭，郊祀目的也是为了“明昭大报”。说祀莫大于天，足以表明祀天之郊祀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已经占有重要位置。《金史》卷九十四《内族襄传》记明昌元年完颜襄对章宗说：“郊为重礼。”此类说法，与历代以汉族统治者为主的王朝相同。
金人于南北两郊仪节颇为审慎，而世宗君臣用功尤多。大定某年“有事南郊，良弼为大礼使”，“良弼讨论损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金史》本传）。世宗与石琚讨论郊祀的对话亦有见地：
世宗将行郊祀，议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汉魏晋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玄宗开元十一年，罢同配之礼，以高祖配。宋太宗时，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时，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时，有司请以三帝并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其后礼院议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当以太祖配。此唐宋变古以三帝配天，终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将来亲郊合依古礼，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为法，止当奉太祖皇帝配之。”（《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
今以为石琚之议，既是对海陵不赞成尊祖配天之论的否定，也是对世宗之于郊祀作出定夺的启发。完颜雍谓“唐宋不足为法”，当然不过是否定所谓并配罢了。“止当奉太祖皇帝配之”，一言而决，郊祀配享的问题不再困扰女真以及后来的礼官了。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发生在明昌七年：
有事于南郊。摄中书侍郎读祝册，上曰：“读册至朕名，声微下。虽曰尊君，然在郊庙，礼非所宜，当平读之。”（《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艺列传上·党怀英传》）
章宗完颜璟实在要算个有心人，他的意思是：郊庙之祭，本出于敬天尊先祖之心；既如此，礼典中读到祝册上面时君大名的时候，何必读得那么响亮呢？平读可也。若是把当代帝君之名读得太重太响，试问置天帝先祖于何地？自先秦行郊祀大礼以来，几曾见过听说过有谁注意到祝册读法的问题？完颜璟第一个解决了郊祀祝册如何读时君之名的问题，他是真正把郊祀礼意弄懂了。小戴辑《礼记·郊特牲》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祝史照章行事，未必深明礼义，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但是其义就那么难知吗？难在不用心而已矣。大金章宗皇帝“知其义而敬守之”，他和他的爷爷世宗完颜雍要算是比较懂得事理的人君。
前列第10第12第13第14条亦引人注意。金国最高当局所定太庙与族外之祭也有两种情况，一是近于中土，二是也有不同于中土的新招。第12条说的祫享与亚献，还有前列第5第6条提到的禘于太庙；第14条所记“诏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还有第10条说的“遣使祭辽主陵”：前者归属太庙禘祫，后者应属族外之祭，中土汉族王朝早有之。第10条谓熙宗完颜亶定四祖一宗之庙不祧，此举前无古人。第13条以鹿代牛用于宗庙之祭，而且“著为令”，亦前无古人。如果说第13条尚属因地制宜而其义与古礼不相远，我们对于第10条所定四祖一宗凡五庙不祧则不能无新奇之感。熙宗自有道理，因为四祖一宗都为女真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都应受到相应的尊重。惟以中土宗法衡之，显然相远；但是女真民族自有其独立的思路，何必与中土宗法完全相符呢？他已经依了汉族王朝宗法的大多制度，保持他的一点独立性有何不可？即以第14条所说诏定“一十七君致祭”而论，章宗完颜璟自有眼光以“为宜”，后世治史治礼者是无须多加议论的。
《金史·礼志》（以下简作《金·志》）凡十一卷，前头八卷皆为祀天祭地享庙诸礼，不可谓不详。四库本《大金集礼》凡四十卷（连同阙佚者在内），其中卷十至卷二十二，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纯乎祭祀礼仪（惟卷十不可信，详后文）；卷三卷四卷六记追谥，其中祭祀自不可免；至于其他礼典（譬如皇帝即位大典）中某一仪注为祭祀，则可以姑且不计。如此，则可以说：《大金集礼》全书所记吉礼（祭祀诸仪）占用篇幅不下于一半。我们只能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三大礼典略为论列如次。
《金·志》云：“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寝备。”今按：“天德”为海陵完颜亮在位年号。完颜亮并未行过郊祀礼，已如前文所述。其后执政者为世宗章宗，大金郊祀礼至此而成大典，《金·志》说是也。《大金集礼》（以下简作《集礼》），今日犹存者无郊祀。好在《金·志》记郊祀礼仪颇为完整，其仪注可得而言之。
试将金国南郊与赵宋比较，知其有同异。譬如说：金人南郊前行斋戒“用唐制”，斋戒伊始受誓戒，与赵宋基本一致。三献之仪，中土历朝有之；众分献，亦尝见于中土郊祀。又，由《金·志》可以断言大金南郊亦行天地合祭之礼，是与赵宋大部分郊祀相同。而圆丘之独祭天神，金人行过与否，文献无确据，盖未尝实行过。
然而女真人实有方丘之仪，《金史·礼志二》、《集礼》卷十一记夏至日祭皇地祗于方丘仪基本相同。至于《集礼》卷十记“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仪注，说是中土文献记载的古礼，可；说是大金国实行过的方丘礼仪的记录，则不可。此文第一节“斋戒”出现“高祖”“太宗文武圣皇帝”，与金国诸帝庙号不合。第二节“陈设”出现“介公”“
”，与金国无关。“介公”指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时期的北周静帝宇文衍及其后人袭封者，隋文帝降封宇文衍为介国公。“公”指隋恭帝杨侑及其后人袭封者，唐高祖降封杨侑为“国公”（注：看《周书·静帝纪》，《隋书·高祖本纪》、《恭帝本纪》，《旧唐书·高祖本纪》。）。他们在世距大金立国少说也有四百多年。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为介公公安排位置而且出现“高祖”“太宗文武圣皇帝”庙号的祭祀大典，惟大唐王朝有之。幸好《集礼》卷十全文似曾相识，经过查考，方知其全文自大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一十二《礼七十二·开元礼纂类七》录出。四库馆臣皆不察此，介绍《集礼》一书遂多误断（注：看《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大金集礼”条。）。鄙意：说金人方丘仪“用唐制”本无不可，但不能说金人方丘仪就是开元礼的相关部分，用开元礼代替大金礼终归不妥当。
对照方丘与南郊之祭，祭昊天上帝与皇地祗仪注两两相应。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肯亲自参加祭祀方丘大典，则方丘之仪规模不如南郊，礼所固然。《金·志》与《集礼》所记南郊仪式，内容是皇帝祭天，而方丘仪式则是大臣摄行。南郊斋戒安排七天，而方丘斋戒仅用三天。南郊初献由皇帝担任，方丘任初献者为某大臣。南郊礼成之后择日称贺，方丘礼成似无此常例。但是大金国南郊与方丘两大礼典有仪注之相类可言。七品以下官不得参与，足证两礼都是很受重视的。天地之于人类，恩惠优渥。对于人类来说，高天厚土确实都很重要。然而天高地卑的事实与观念终究都是存在着的。
《金史·礼志三》：“金初无宗庙。”女真人立宗庙，不能不溯源于宋辽及此前中土宗族观念与宗法制度的影响为女真人所接受之故。《集礼》卷二十《原庙上》云：“皇统七年四月十一日奏禀庆元宫改作原庙。”又云：“天眷二年九月，以庆元宫为太祖原庙，百僚陪位奉安御容。”今按：金熙宗皇统年号在后，天眷年号在前，不知《集礼》一书何以颠倒如此。天眷二年已经决定“以庆元宫为太祖原庙”，皇统七年何以又发生奏改庆元宫为原庙的问题。以《集礼》卷二十《原庙上》为基础写成的《金史·礼志六》“原庙”条云：“太宗天会二年，立大圣皇帝庙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庆元宫为太祖皇帝原庙。”元末修史诸臣于金源（上京）原庙取天眷二年说，应已经过斟酌。又，“大圣皇帝”即金太祖完颜旻；在元末史家看来，女真民族之立庙，自天会二年立太祖庙始，后来西京路就以此庙为原庙了。所以《金史·地理志上》“西京路”条注谓“天会三年建太祖原庙”，而“上京路”条注则谓该地原庙定于天眷二年。
中土华夏族王朝早在西汉惠帝刘盈执政时期修建过原庙，惟彼时原庙之礼不详。大金原庙之礼，特别是奉安大典，有幸能颇为详尽地保存在流传至今的文献里。
《集礼》卷二十记大金奉安大礼始于天会四年十月，谓其时“送御容赴燕京奉安于庙，沿路每日三时烧饭，用羊豕兔雁鱼米面等”。倘若仅仅如此而已，则亦简略殊甚。到大定年间行奉安仪式，《集礼》所记最为繁复，譬如大定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一日的奉安礼仪，以先后次序可分为九大项目，杂用金元俗语，写来历历在目。
《金·志》亦记大定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一日的奉安大典，简略已极，读者无法从中推测其仪注如何。欲明大金原庙奉安之礼，还是《集礼》有用。《金·志》记原庙朝谒仪、朝拜仪，其所本为《集礼》卷二十一《原庙下》，这里不拟详说。
大金庙祭之禘祫，今所见《集礼》未详，盖已佚。所幸《金史·礼志三》“禘祫”条尚存其概况。大定十一年诏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为常礼。祫享日，依昭穆序列神主，行三献礼。有配享制度（注：看《金史·礼志四》“功臣配享”条。）。这些情况说明：金源庙祭与赵宋颇相似。大定十一年诏定“宜从典礼岁五享”，亦从唐制学来。
以上所说金人诸祭，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也有反映。下面五首诗是写祭祀大典的：
（1）……封香汾阴祠后土，骑士引赴轩辕台。 ……吾皇神圣如轩辕，北伐獯鬻清中原。遍秩群神礼乔岳，还因吉土祀坤元。……重新日月照乾坤，再整山河归庙社。……（赵秉文《汾阴祠后土》）
（2）我金之兴，皇天锡羡。惟神之休，爰兹郊见。有玉其礼， 有牲其荐。将受厥明，来宁来燕。
（3）肃敬明祗，躬行奠贽。其贽维何？黄琮制币。从祀群灵， 咸秩厥位。惟皇能飨，允集熙事。（以上两首见于《金史》卷三十九《乐志上》）
（4）惟时升平，礼仪肇兴。鸣銮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 恪谨迎承。恭款祖考，神宇攸宁。（《金史》卷四十《乐志下》）
（5）伟矣素王，风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坠。涓辰维良， 爰修祀事。沃盥于庭，严禋礼备。（《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全金诗》卷六八，卷一六○）
（1）（3）写后土地祗之祭，（1）祭于汾阴，（3）则为郊祀内容之一。无论在汾阴，还是在郊祀中，都有连带祭祀相关群神的项目（“遍秩群神”，“从祀群灵”）。《周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3）诗“黄琮制币”正与地祗之祭相合。（2）写郊祀请诸神降临之仪，特别表示了对昊天上帝的尊崇。（4）为写皇帝亲行祫享之诗。 “鸣銮至止，穆穆造庭”，皇帝来也。“恭款祖考，神宇攸宁”，则飨祭对象必为多数，此礼必为祫祭。（5）显然是释奠文宣王之诗。 在中国，“垂二千年斯文不坠”者，赖有素王思想之维系也。《文选》卷六《魏都赋》“涓吉日”，李善注：“涓，择也。”“涓辰维良”，自是选择良辰吉日的意思。《金史》卷三十五记大定十四年国子监之言曰：“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所谓良辰本已确定，传统释奠皆以春秋仲月上丁日行礼，大金朝廷与诸州亦然。“沃盥”云云，则是用具体细节表达严肃圣洁的礼义了。
现在要问：金人诸祭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换言之，女真人何以不惮烦于诸祭而乐为之呢？其实，这一类问题并不难回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整体文化水平超过辽金的赵宋，不也盛行祭祀之礼吗？女真人的吉礼，一部分是对契丹（辽）国旧俗的承袭，一部分不就是从唐宋学来的吗？人们乐于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认识水平的低下来解释古代的吉礼（祭祀之礼），这当然是对的，我们赞成这种说法。
我们曾经把相信五行学说视为中土历代王朝祭祀礼仪盛行不衰的重要的思想根源。女真人是否相信五行说呢？他们取辽国称雄北国的地位而代之，又推翻了北宋政权，他们有资格相信五行学说。这是有书为证的。《金史·章宗本纪三》：泰和二年“十一月甲辰，更定德运为土”，“戊甲，以更定德运，诏中外”。《金史》卷一百七《张行信传》记载了贞祐四年二月金国朝廷关于德运的讨论：
时尚书省……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上是之。
今按：金国上层社会关于五行说的见解，另有《大金德运图说》（注：收入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又见于清张金吾编纂的《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出第1版）卷五十六、卷五十八。）为证。 这里无须评判金人德运观的矛盾是非，因为此类观点之属于哲学家们指斥的唯心主义迷信思想，无须辩白。金人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同样有过迷惘与误会。《金史》卷九十五《张万公传》：明昌三年旱灾，君臣自责。张万公云：“天道虽远，实与人事相通。”同卷《董师中传》：
……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又北方有赤色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意，修德销变。……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明昌四年董师中等人向章宗上疏，如此明白地表示了对天道地变与人事的看法。兼受传统的影响，其时君臣怎么会不恭行诸祭呢？何况女真统治者相信已经演变为天命观的五行说，自然重视祭祀礼俗礼仪制度。其实，祀天祭地飨先人，不一定非用天命观、五行说解释不可。金太祖太宗在位时期，女真人还没有接受德运观，但其时确有祭祀之礼。契丹人没有宣扬五行说，但他们早有祭祀礼俗礼制。中土汉民族的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德运观盛行的，在五行说产生之前早有祭祀活动。只要人们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认识还不能让自己去掉那些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迷惑与恐惧，不能让自己对外在的力量觉得释然，相应的祭祀礼俗礼制就会保存下去。
收稿日期：199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