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战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生教育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积极发展”战略反映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在199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上，研究生教育新的24字工作方针被正式提出，即“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分类指导，按需建设；注重创新，提高质量”。这里的积极发展并不只是指规模、速度，而应从24字方针整体去把握，“积极发展”要与“深化改革”、“注重创新”、“提高质量”、“按需建设”、“分类指导”等方面相互推进、相互制衡，其追求的是全国研究生教育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1.“积极发展”是对发展限度的辩证态度
在发展主体自身的性质结构和边际条件未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发展是有限度的。这也正是部分抵制积极发展的人的忧虑或理由。我们既要充分考虑发展的限度，掌握发展的适度原则，但更应注意另一方面，即发展本身就是原有条件的变化和创新，所以发展的限度也是相对的。发展限度的不断确立和不断突破，是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体现，这是发展的重要规律。[1]“积极发展”的发展理念之先进性就在于其既遵循发展的适度原则，又创造发展的条件以推动发展。就我国研究生教育当前执行的“积极发展”战略而言，它不仅仅是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效益，充分发挥政策空间，扩大研究生规模，优化结构，提高培养质量，还包括拓展发展空间，如采取主动措施诱发、刺激资源、条件、制度、思想等等的变化和创新，通过创造发展条件来促进发展。积极发展是基于“主动”与“预期”基础之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既表现
出与维持性发展相对立的主动性、创新性，又表现出与外力推动下的快速发展相对立的可持续性。
2.“积极发展”辩证地对待发展中的代价问题
代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必然性代价”，另一类是人为造成的代价，后者往往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它也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必然性代价与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也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发展只能通过讨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方式来进行。[2]目前发展中所付出的“某种静态的价值”有可能换取“具有自我创新功能的价值”，即能以牺牲较少的价值来换取较大、功能更强的价值，如对质量标准、就业渠道、教学内容、师资等方面的冲击，可能引发混乱，但只要引导有方，且是从24字方针整体上来理解和实施“积极发展”，这种混乱导致的可能是新的发展空间，如多元化质量观的确立、多样化的尊重个性差异与个人兴趣的学位课程的开设、就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对就业市场的拉动等等，而这些正是我们要通过改革来逐步达成的。
二、“积极发展”战略的当前特征
“积极发展”方针是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又存在着巨大挑战的现实背景下作出的。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国际上人才激烈竞争构成的巨大压力，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和质量，以“积极发展”的姿态迎接机遇和挑战。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此现实背景下实施的“积极发展”战略政策的现实特征。
1.当前的“积极发展”具有补偿性特征，是一种补偿性增长
我国受过研究生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即“存量”不高，截至1999年8月底，全国共授予硕士学位48万多人，博士学位 5万多人，与知识经济对知识存量和流量提出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缺口是很大的。仅全国高校教师队伍更新换代和达到国家教育部制定的高校师资建设目标，就存在近20万博士和硕士毕业生缺口。因此，当前的积极发展不可邂免地带有补偿性质。[3]
2.当前的“积极发展”是跨越式的发展
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面对“存量”与“增量”大缺口和杜会巨大需求，如果不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就会造成事实上的萎缩。将名为适度发展、实为控制发展的方针作为所谓的明智选择，表面上是谨慎，实质上是坐失良机，缺乏战略眼光。[4]当前“积极发展”表现出来的跨越式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三年以30%的比例增长。这种速度是从未有过的，但这也是以诸多相关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知识经济的兴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和“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的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等等。总之，政府的倡导，培养单位的积极参与，社会的欢迎，都为跨越式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当前的“积极发展”是外力引发的，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就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社会的需求，而不是研究生教育内部的改革与发展。这既反映了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心，又反映了政府教育决策开始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根本利益。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补偿性特征、跨越式或超常规特征、外力引发特征，是现实与历史交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特征影响下实施的“积极发展”战略是对社会需求的积极适应，同时，又有可能引发或导致一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可能的问题，如尚缺乏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倾向低层次重复、过于强调社会适应而忽略教育规律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当前“积极发展”方针战略的实施，找出症结，分析问题，防患于未然，以使这一战略始终在健康、正确的道路上被执行着。
三、“积极发展”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在实施“积极发展”方针战略中已经出现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为保证“积极发展”战略政策的顺利实施，防范一些错误理念的误导，有必要肃清当前已经出现或者可能会出现的非发展性问题。
1.质量的数量表征
高等教育发展可以用数量、质量、结构、效率这四个指标来表征，这四个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这种认识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精神实质还反映在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但实践中总是出现较大的偏差。其思想根源之一就是“质量的数量表征”的潜意识或习惯做法的普遍存在，在发展中不抓质量，只抓数量。人们往往在能够用数量加以证实的地方下功夫，比如只重硬件轻软件，似乎指导教师人数增加了，实验设备更新了，研究生规模扩大了，授权学科门类增多了，就是研究生教育发展了。在质量的数量表征思想的驱动下，广泛采取的自然是粗放型扩张方式，而不是真正的发展，在各培养单位则表现为忙于花样繁多的研究生招生，忙于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忙于增扩学科授权点，忙于争挂研究生院牌子，忙于争"211"学校资格，忙于争办各种专业学位的试点等等。
2.对传统结构的偏爱
“偏爱”在经济学中被赋予了特殊含义，集团、组织、个体的偏爱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教育系统也存在这种源于惯性的偏爱，而且这种惯性源自培养单位内部对社会需求不闻不问、一意孤行，并且局限于已有的一切，不能灵活地与社会、集团、组织、个体需求相适应的惰性，结果必然是结构偏爱式的扩张，而非发展。即使是利用内部潜力，也仍然是扩张，而不是发展，常常表现为简单的再重复。如：已有了一个学位授权点，又申报到一个新的，但新点仍按老的思路制定培养方案，没有丝毫新的内涵。同质的东西越滚越大，并不会产生新质。而真正的内涵式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潜力的增强与质量的提高。
3.个性的泯灭
人是有个性差异的，我们要培养的就是具有健康个性的高素质人才。学校也是有个性的，并且可以通过校园环境、教风、学风以及历史传统、学科设置等表现出来，鲜明的个性是大学形象的重要表征。我国研究生教育近几年在培养规格、类型、层次、科类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仍要强调两点：一是多样化不是平庸的多样，不是你上我也上，你有我也有，你要我也要，而是个性闪光、充满竞争的多样化；二是多样化是就总体而言，而不是指每一局部都面面俱到，它是由竞争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个性相互适应、互补构成的多样化。但就在“积极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却渐渐泯灭了学校、学科的特色与形象，一味地追求“大而全”，“无我”地赶潮流，迷失了发展方向，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千人一面，学科建设与同行雷同，整个学校给人的印象与其他学校别无二致。
4.无序的竞争
从1995年的24字方针到1999年底提出的新24字方针似乎都并不鲜明地鼓励竞争，低估或者无视给予发展动力的竞争机制的存在、作用及其建构，其基本理念似乎更多地是指向“弥补”，而核心则依然是政府调控行为。虽然没有明确鼓励竞争，但竞争却实际存在，而且是异常激烈的竞争，不过这种竞争的性质是无序的，是有“争”无“竞”，如为扩大规模和争抢生源，任意降低入学标准，超承受力地扩大招生规模等等。因此，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业已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迈向新世纪之际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正确实施“积极发展”战略的对策
1.转变教育思想，确立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规律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理念
当前，我们很难给出正确而清楚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理念来，因为本身就很难正确界定应当追求什么和笃信什么，任何界定都难免挂一漏万。因此，从反面理清不应当追求和笃信的态度、观念也就很有必要了。借用马丁·特罗的分析框架，[5]可以从两个角度即对研究生教育特有的形式和功能的态度（传统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以及对研究生教育增长的态度（精英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对待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正确态度：
(1)顽固承袭传统，将研究生教育定位于学术型与理论型，而将培养目标的多样化视为新野蛮主义。名义上是维护质量，实际上是为捍卫自己的传统特权，拒绝积极发展。
(2)承认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的必要性，但回避发展机制、模式、方向的调整与更新。
(3)认识到系统内部改革对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使候选人较少受精英教育的限制而接受研究生教育，但主张将研究生教育的任务完全交由精英高等院校（如全国重点院校、"211"院校）来完成。
(4)主张对高等教育进行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的全方位改组，其教育信条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观念，但又反对授权单位和授权学科的扩大；赞成共同教育标准，反对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办学主体的层次性以及多元化的质量观。
2.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展的质量观
(1)坚持质量。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质量，而“改变增长的质量，要求我们改变发展工作的方法，将它们的全部影响考虑在内”。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剔除一个错误思想根源，即“质量的数量表征”。如果质量表征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就会失去社会需求，社会就会转而寻找新的支持，如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全新的研究生教育系统。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足以佐证这一点。古莱特(Goulet)认为发展包括相互关联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即生存(life-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在经济领域，核心价值的缺失就会宿命地形成自我永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6]同样，高等教育如果不能固守应有的精神家园，保证质量，也会导致低质量高学位文凭者充斥人才市场的“劣币效应”，最终失去自尊和自由，以至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社会基础。
(2)发展质量观。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及向普及化的过渡，研究生教育（硕士乃至博士）是否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阶段呢？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质量”是一个综合性、发展性、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7]因此，要坚持多元化质量观。具体到研究生培养目标与模式，就是既要培养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又要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这样理解质量，才有可能切实、真正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上来。因为这既避免了单一培养目标对多途径提高培养质量的限制，又避免了预设的统一目标对多侧面提高培养质量的禁锢。当然，多元化质量观，始终有质量可言、可循。
(3)推进质量与数量的辩证统一。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统一的，但有些人总是习惯性地只看到两者的对立，而未看到其统一的一面，在实践中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牺牲质量，以换取数量的增长。实际上，质量除了水平高低这一衡量标准，还有一个针对性与适应性问题。就2001年研究生扩招30%来说，如果这全部新生都按照以往的模式去培养，不深化改革，那么肯定会存在质量与数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对立。反过来，如果改变传统做法，深化改革，牢牢把握住质量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而不是顽固、僵化地立足于传统“精英”的水平高低这一标准，则质量与数量之间就会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一方面，数量的扩大刺激质量的适应性与针对性的增强，另一方面，质量的适应性与针对性引发的质量多元化的确立又为数量的扩大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条件固定的情况下，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效应就不一定存在了。
(4)围绕“注重创新”来提高质量。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研究生综合素质中重要的素质。为此，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注意加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引导研究生走出教室、校园，积极参与“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以及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积极发展”战略的正确与持续实施有赖于创新和质量，如果我们的毕业生缺乏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统统挤向传统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与岗位，同时又不能创造性地重新界定和改变当前的工作，那么，就业就真的存在问题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研究生毕业后能创造性地改造当前的社会职业工作，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敢于打破教育与职业结构之间旧有的刻板联系，那么，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大好的发展前途，又何愁就业？
(5)实行全面的质量管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内涵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由此引发研究生教育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如培养模式、质量控制模式）的深刻变革。就质量控制模式而言，其基本准则应当是质量基准与个体质量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它强调培养计划与个人志向的结合，强调个性的张扬与健康发展，强调区别对待，强调因材施教，但是这都不意味着允许教育质量的下降。
3.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
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的竞争是必需的，但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必须要求有强有力的调控政策，以避免教育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中“积极发展”走向错误方向。公平竞争的秩序包括公正、共同发展和持续性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来建构。
(1)坚持平等与动态均衡的原则。平等即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投资与支持，这种权利是每个研究生培养单位所共享的，是不分高低远近的。动态均衡是指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的对象。平等与动态均衡既是构建竞争秩序的原则，又是研究生教育发展本身必须遵循的原则。平等是基础，动态均衡是动力，两者的相互协调是保证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如目前为了支援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给予倾斜政策。但必须认识到，对西部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并不等于普遍降低要求，而是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所急需的、而当地又有一定基础的学科。这中间就既体现了平等（即努力满足西部的教育需求），又体现了动态均衡（即区别对待，重点扶持，量力而行）。
(2)重视对不同目标的调和。教育决策往往表现为不同目标之间的调和，所有的目标不论各有多大价值，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因此有必要选择重点。从院校结构层次选择重点院校，从质量与数最范畴选择质量或者数量优先，从培养规格选择硕士抑或博士，从培养类型选择学术型抑或应用与复合型等等都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每种选择都有其理由。政府、社会、学校、受教育者个体要通过加强信息沟通，通过系统考虑，在坚持整体性的原则下，确定适合国情、校情、个体的重点。“在教育上，选不好重点目标常会导致线性的或盲目的发展而不是谨慎地向最关键的方向发展。”[8]而如果政策给人的印象是要把全部投资集中于单一领域，则同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即如果动态均衡是以平等为代价的，将会失去根基，导致紧张和混乱。如何在平等与动态均衡之间取得平衡呢？显然，“杀富济贫”是不行的。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教授提出的“半饥饿法”建议有其高明之处，且易操作，值得借鉴。
(3)完善学位授权审核机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控制由以单一的条件评审为主向质量控制、质量审计、批准、检定、质量评估等多元化转变。实际上，这一方面的改革与培养单位的成熟是互动的，其革命性的改变将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成熟的标志。
(4)发挥中介机构的协调功能。强有力的凋控政策的制订与维持除了科学咨询与以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准则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的支持外，也仰仗于公共领域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也要将被忽视的公平竞争的秩序、提高质量等行为准则加以推广，以得到各个培养单位的认同。
(5)加强政策研究。一是科学政策咨询本身要有很高的竞争强度，要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各类研究的新见解，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二是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不是越俎代庖，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相应的体制环境，为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动力和体制上的支持；三是要保证连续性和平稳性，朝今夕改，一味追逐社会其他子系统的规划及时尚只会扰乱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秩序，无益于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固然整个教育系统进行自我更新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尝试，但是，若总是乐此不疲，好大喜功，不假思索地制造一个又一个闪亮的泡沫，骨子里希望有一种新的“模式”能立竿见影、魔术般地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则是不明智的。这种盲目追逐的结果只能是永远处于发展的边缘，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4.强化特色与优势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提高整体实力，要建设一流学科，也要有整体实力的支撑。但整体实力并不是按照部分培养单位当前的同质同构、简单重复所能形成的，而要转变思维方式。
(1)准确定位。实际上，教育质量问题呈现出混乱局势的根源大概就与缺乏对教育系统内每一部分、每一类型的宗旨的明确阐述有关。政府要分类指导，培养单位要通过开展教育思想、发展战略大讨论来准确定位。准确定位要满足既“独树一帜”又“清楚明白”这两个条件。“独树一帜”应当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是指它总要以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否则就会失去根基，空洞无物，流于形式；“抽象的”是指它不仅仅只是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显性表征，而且还是整个教育氛围的隐性表征。例如，如果“独树一帜”仅是通过新学科设置、“特权”学科地位的取得来确立的，那么它对研究生教育也就变成了“约束”。“清楚明白”包括三层意思：一是组织成员以及组织外成员能够感受到这种“独树一帜”；二是组织成员对“独树一帜”的内化；三是社会对其“独树一帜”的认同。格式塔心理学有一个重要术语即心理梯度压力，研究生培养单位要通过种种措施使社会个体特别是研究生感受到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独树一帜”所给予的心理压力，从而自觉地认同或顺从，并使之发扬光大。
(2)打破结构偏爱，真正形成新的发展势头，刺激发展的动态因素。一是化结构偏爱为结构优势，化总量优势为结构优势。质量强调针对性、适应性，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实际上是一个各个子系统相互补充、内在统一的综合系统，培养单位要从对某一方面的偏爱，转化为对某一方面的贡献。前者是视自身为核心或终极目标，后者则是视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为核心或终极目标。二是转变思维方式，打破内部的自我循环，在动态冲突中打破固执、僵化的结构偏爱，扩展发展空间。三是加强跨学科合作和地区协作。加强学科层次的联盟是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的一条基本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跨学科合作。高校合并更为学科融合，生长新的学科、研究方向，创造了良好条件。
(3)树立高目标，防止低水平重复。研究生教育政策和目标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同时，服务于多种国家目标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又应根据不同标准加以衡量。“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力量有限，要从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要在战略需要的领域，有优势的领域，鼓励有所突破。这里的有所突破不是一般指的‘填补国内空白’，也不是一般指的‘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是指‘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我们有这个能力，也应该有这个气魄。”[9]为此，一要从全局上重新思考研究生教育国家目标及其与国家其他目标的协调；二要结合学校实际重新定位；三要形成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生教育目标体系；四要既考虑国家及所在区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长远发展战略，将优势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建设一批在国际上真正领先的优势学科；五要防止低水平重复，敢于、善于及时放弃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非原创性技术领域的虚假领先地位、实现资源、人力的重组，以发展新兴学科。
5.推进制度创新
“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10]思想不转变，体制不改革，仅靠行政手段作出应急反应，已经不能适应教育发展了。制度创新是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地积极发展的保证。
(1)建立新的发展机制。通过改革建立起具有一定先导性的、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够不断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够保证培养质量的发展机制。这种发展机制应当具有先导性、调节性和适应性。[11]
(2)建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当前提出的“三三”结构体系有助于构成一个保障质量的有机整体，[12]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要有代言人。质与量最终要由劳动力市场评判，那么如何有预见地反映出来呢？与当前现实相比，研究生本人及其指导教师应该拥有更及时、准确和易获取的信息以便做好就业决策，研究生教育部门也应据此而提供广泛的选择以使学生能获得更广泛的学术知识和职业技能。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在构建质量保证体系时，理应充分利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收集相关信息以供选择与利用，在此信息收集过程中，企事业用人单位既是对象，又是积极的参与者，缺少它们的参与是不行的。其二，质量评估要坚持发展的、多元的质量观。评估时要紧密结合相关学校相关学科的特定目标定位，要注意评估内容、方法与培养目标的适应性。其三，防止中介机构的行政官僚化。要看到中介机构作为组织间系统，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调和功能而使相关联的权力层次或部门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是介于权力层次或部门之间的，又有可能成为分歧的发源地或者冲突的焦点，这既可能危及两个权力层次或部门之间的信任，又可能使中介机构彻底被抛弃。为此，中介机构要保持自身活力，避免行政化、官僚化和僵化，努力协调平衡各个方面（包括市场需求）的张力，改进运行机制，建立柔性的、知识型的、学习型的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