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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大众把某个字词的假借义当成它的固有义来理解，一些学者已指出过这种现象。本文把这种现象称为“假借义同化”，并对它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发现它可以分为“转换型同化”和“调整型同化”两类。对前一类，着重分析了相继联想的假借义同化；对后一类，则又第一次揭示出了它的三种不同类型。各类型的假借义同化均不同于“望文生训”，它是语言大众的约定俗成，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语言——文化”规律。
一个字词，本来有它自己所表示的意义，这些意义项多至几个，少至一个，我们把它统称为固有义位。但一个汉语字词不只可以表示它的固有义位，有时由于它与另一个字词音同或音近，便常常被借去表示另一个字词的意思。这样，它便具有一个假借义位。它的这一假借义位本来与其固有义位没有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语音的分化和变易，本字变成僻字、死字，或在音、义方面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语言大众往往直接从假借字的固有义位出发来理解这个假借义的得义之出，即认为假借义位是这个假借字某一固有义位的引申（这个选定的固有义位，我们把它叫做联结义位）。这种错误的理解一当约定俗成，就会在这一字词的共时义位系统中固定下来。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假借义同化。它可以分转换型假借义同化和调整型假借义同化。
一
转换型假借义同化是最直接的假借义同化方式。它不是从本字来理解假借义位，而是从假借字本身来理解，即从联结义位出发，通过某种附会联想，把假借义位看作联结义位的引申。这种同化方式的特点，是原假借义位虽被看成了引申义，但其义位本身基本上没受影响，受到影响的只是这个义位的理据（即得义之由）。换句话说，人们借助于联想，为原假借义位建立了一种新理据。
联想可以分为相似联想、相继联想两类。人们视假借义位与联结义位间意义的类别及其关系而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联想。
当联结义位、假借义位指的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现象时，人们常常使用相似联想，力图以联结义位隐喻假借义位。
有时，由于巧合，联结义位所指事物与假借义位所指事物在某个层面存在着相似点，正好可以构成比喻关系。如“坑害人”的“坑”，本来是“倾”的借字〔1〕，倾本义为倾斜，引申为倾覆；作使动用， 则是“使……倾覆”，由此又引申为设计陷害即坑害义。中古以后，倾字的口语音有读kēng的，人们便借“坑”写倾。凑巧的是， 坑与设计陷害虽然是本质不同的两件事，但在后果，甚至性质上，都可比较。在现代汉语中，与设计陷害等值的说法是“挖陷阱让人踩”。正是以挖坑隐喻设计陷害。《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把挖坑的坑与坑害的坑处理为同形字，而是把它们作为相连的两个义项排列在一起，说明今天语言大众已是直接从坑字本身来理解设计陷害义了。又如“泊”字的假借义同化，“泊”本来只有“船靠岸、停泊”之义，至于它表示淡泊、恬静，原本是借作“怕（bó）”字用的。《说文》：“怕，无为也。 ”该字从心、从白，白兼表声〔2〕。心白者，即心无欲念，正所谓淡泊也。 自从借泊写怕（bó）后，怕字又另有它用，不再表示淡泊义， 且与泊声韵迥异了，于是语言大众便从泊的本义出发来理解淡泊义。十分凑巧，船只停泊具有静止、静宓等性质，而心无欲念、不事争逐的淡泊，在性质上与之相似，人们便认为前者可以隐喻后者，藉此把淡泊这一假借义位看作停泊义的引申，使之得以同化。
以上情况不只见于古代，在现代汉语中同样存在。如今天把起劲闲聊、高谈阔论叫做“砍”，其本字当作侃侃而谈的侃。侃原本形容谈话时理直气壮的样子，由于毗邻相因生义〔3〕，它便可指起劲闲聊了。因为侃字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所以这个kān，一般人都写作“砍”了，文化人士在不发生歧义的语境中，也都一律写作“砍”。这充分说明普通语言大众是从砍字本身来理解起劲闲聊的。同样凑巧的是，起劲闲聊、高谈阔论与砍伐在神貌上竟也可比较，试想想拓荒者在原始森林中挥着斧头“坎、坎”伐木，其豪迈、洒脱之神貌与高谈阔论者不是有几分相似么？现在甚至把众人起劲聚谈称为砍大山〔4〕， 这就更明白地表明人们是利用二者的相似性来构筑隐喻关系，从而把砍的起劲闲聊、高谈阔论义同化为引申义了。
不过，象上面种种碰巧的情况，并不是总会遇到的。如古人借“狼狈”二字写“剌癶”，表示处境窘迫、进退两难义〔5〕。“癶”的古文字字形象两只脚分张不正、行动不自由，由此引申指处境窘迫。后来，另造形声字“
”表示癶。再后来，由于“剌”借音近字“狼”来表示，也便类化而从犬旁，于是汉字中出现了“狈”。由于狈从犬旁，且与狼字相连为文，人们便把它看作一种狼属动物，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处境窘迫义。然而，狼与处境窘迫没有必然的联系，狈则属子虚乌有，似乎都与假借义位联系不上。但是，人们可以主观赋予联结义位所指称的事物以某种性状特征，并以这种性状特征来隐喻假借义位。狈既然是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征的动物，古人便主观赋予它一些特征，并编造一些它跟狼的关系的说法。如说狈前腿很短，走路时常把前腿搭在狼的身上，否则便不能行动〔6〕。粗看起来， 这似乎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7〕，但细细一想， 它又不符合共生关系中必须具备的互惠条件，所以可以肯定这是人为的杜撰。不过，人们的用意，本不在此事的真伪，他们只是靠杜撰的狈的特征来隐喻假借义“窘迫”。可见，基于相似联想的转换型假借义同化，可以使不似变为相似，从这里也可以发现它与历时的词义引申的区别。
至于相继联想的转换型假借义同化，在解释假借义位的得义之由时表现出的牵强附会特点更为明显。
世界万事万物往往具有相关性，尤其是时间上的相关性，几乎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的，有先则有后：有原因，则有结果。因此，人们可以把联结义位所指事物看作先行事物或原因，而把假借义位看作由先行事物发展而来的结局或结果。如“顶”字有一义为“抵拒、顶逆”。这是它的固有义位，是由头顶、以头顶戴等义引申出来的。但“顶”又有“替代”义，这却是假借义位，它的本字是“当”，即“以茶当酒”的“当”。“当”的初始意义为相对、相当，引申为抵押，再引申为权当、替代。“当”是阳部字，汉代某些方言在说这个义为替代的当时，语音略有变化，扬雄记作“侹”〔8〕。而这个“侹”则与“顶”一样，都是耕部字。到元代就用“顶”代替了侹〔9〕。于是，顶就有了替代义。按理，顶的替代义仍应从其本字“当”来理解。但在现代汉语中，当字很少用来表示替代义，侹也早已成为死字，而顶与当的声韵差别已变得非常大，所以语言大众转而从顶的固有义位“抵拒、顶逆”出发来理解“顶（替代）”的得义之由。其思路是把抵拒、顶逆看作先行动作和原因，而把替代看作这一动作的结果。即：某个位置空缺了，由另一个人顶逆上来以代替原来的人。这种理解在有的场合反映得特别明显，如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岗位上的战士牺牲了，指挥员叫另一个战士“顶上去”。这个顶的意思虽然仍是代替，但这个代替却被看作是顶逆的后续事件。
又如牲口连跑带跳、玩皮不羁的情态，北方人称之为撒欢儿，这个欢是借作“豩”字用〔10〕。豩读呼关切，与欢同音。豩与顽义同，古代也有人直接把它训读为顽〔11〕。《说文》：“顽，
头也。”“，梡也。”王筠以为“梡之音与浑沌近”〔12〕。实际上，豩、顽、梡、的语源正是浑沌（混沌）。无思无虑地蹦跳逐嬉，正是混沌未开的顽皮（今写作玩皮）。但现在人们对“撒欢儿”的理解则是直接从“欢”字来讲的，《现代汉语词典》：“撒欢儿：因兴奋而连跑带跳（多指动物）。”这也是用相继联想把联结义位兴奋与假借义位联系了起来。
“贫嘴”一词的假借义位也是借助相继联想而得以同化的。现在北方方言中有贫嘴一词，又倒言为嘴贫。这个贫，在各地方言中都可找到对应字，但韵母略有变化，且它们在本方言内与贫字并不同音。这说明贫嘴的“贫”是个假借字。有人说它的本字是“
”〔13〕。根据是《方言》十：“，轻也。楚凡相轻薄谓之相。”原为以“——m”收尾的字，待到汉语语音系统中——m 韵尾变为——n尾后，贫、同音，故可借贫写。但现在人们却不是从“”来理解“贫”的轻薄义的，在现代汉语中，与“贫嘴”意思差不多的一些说法可以证明，如：“没话找话”、“多说一些话”、或“（你）没有话说了吗”（用在反诘场合）。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与“贫嘴”等值的，是照“贫嘴”的字面推衍出来的说法。“没话”即所谓“贫”，而没有话找话，则其话为轻薄、为烦絮。因此，这些说法是人们对“贫嘴”的流俗解释，它实质上是通过牵强附会地设想后续事件的方式，把贫嘴的假借义位同化为引申义位了。
二
与转换型假借义位同化相对，还有一种调整型的假借义同化方式。
在转换型假借义同化中，人们只是通过附会联想把假借义位与联结义位联系了起来，这种附会联想仅作为原假借义位的新理据而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中，理据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新义位。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还是原来各自的意思，基本上没有改变。
调整型假借义同化则不然。由于假借义位与联结义位相距太远，人们无法直接在二者之间进行相似联想或相继联想。这时，人们往往在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之间人为地设计一个过渡义位，或者通过对假借义位，联结义位中的某一方进行适应另一方的调整，来达到假借义同化的目的。
第一种调整方式，即在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之间，增设一项既与联结义位所指事物有关、又与假借义位有关的“过渡义位”。如“站”字，开始只是“坐”的反义词，只有站起来这个意思〔14〕。元代人借站字的音表示蒙古语jam（驿站）〔15〕， 于是它又有了驿站这个假借义位。驿站是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与汉族原有的供车马行人歇脚的“亭”颇有些相似，故驿站的站可以理解为“车马停靠的地方”。但这仍与“站起来”这一联结义位相差很远。人们便在站起来与驿站二义间设计了一个“停止行进、立定”的义位作为过渡义位。立定这一动作与站了起来这一动作，在最终的体态上类似，这便与联结义位挂上了钩；立定与“车马停靠的地方”这一义位有共同的义素“停止行进”，这样又与假借义位挂上了钩。最后通过它把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联系起来了，使假借义位同化为引申义〔16〕。
这种在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间加过渡义位的方法，一般是在联结义位与假借义位都是常用的义位，不能对之加以调整改造的情况下使用的。而当联结义位不常用，或假借义位可作出某种有条件的改变时，人们则采用调整联结义位以适应假借义位的方式，或采用调整假借义位以适应联结义位的方式，以达到同化假借义的目的。
先看调整联结义位以适应假借义位的方式。如“贞”字的本义为卜卦问事。此外，贞又有一义位为“正当”，这原本是“当”的一个义位，上古贞与当音近〔17〕，故借贞为当，贞便有了正当这个假借义位。后来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不明白这层道理了，便试图把“正当”义与“卜问”义联系起来。人们注意到贞的卜问义主要见于商周典籍，至春秋战国时，该义已不常用。于是人们便对联结义位“卜问”作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将它理解为“就正当的事情卜问”，《周礼·春官·天府》“陈玉以贞来岁之媺恶”，郑玄注：“问事之正曰贞。”又《大卜》“凡国大贞”，郑玄注：“贞之问，问于正者，必先正之，乃从问焉。”孔颖达等后代训诂家都沿袭了这一说法〔18〕。这样，“正当”义便可看作“就正当的事卜问”这一改造后的联结义位的引申了。
又如“脱”字，它有一个义位为“失去、失掉”，但这却是个假借义位，其本字为“夺”，《说文》：“夺，手持隹失之也。”手拿着隹鸟而让它失掉了，说明它是个象形字，藉此象征“失去，失掉”这个意思。由于“夺”这个本字后来又被借作“敚”字用，表示争夺义〔19〕，反而不表示本义了。于是人们把“脱”看作失去、失掉义的俗本字〔20〕，即从脱的本身意义来理解“失去、失掉”。脱的本义即《说文》所说的“消肉臞也”，月瞿是瘦的意思， 段玉裁注《说文》“脱”字曰：“消肉之臞，臞之甚者也，今俗语谓瘦太甚曰脱形，言其形象如解蜕也。”可见，脱与蜕壳的蜕为同源词，它们的核心义素为：物体的外表整个地脱离这一物体。“脱（蜕）形”的脱与失去、失掉义还有一段距离。于是语言大众便采用了调整联结义位以适应假借义位的办法，对“脱”的本义进行了重新解释。现代汉语讲瘦得很厉害时，一般是说“掉了一身肉”，掉了一身肉即对脱的本义“消肉臞”进行了改造后的说法。而由“掉了一身肉”再引申出失去、 失掉义，则说得通了。
再看调整假借义位以适应联结义位的情况。如“挺进”的挺是个假借字，其本字为“逞”〔21〕，逞与驰骋的骋为同源词，均有快速义。挺进即快速前进的意思。但现在挺、逞声韵差别很大，逞只用在“得逞”等词组中，且不是快速义。所以语言大众便不明白二者的关系，便直接从挺的“挺直”义来理解“挺进（迅速前进）”。他们发现“挺直”这一联结义位中有个义素为“直向的”，它与“迅速前进”是相容的，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人们不绕圈子，直接进发到某处，一般就表现为快速前进。于是，他们把“直向的”这个义素结合到假借义位中，把“迅速前进”这一原假借义位调整为“直向迅速前进”〔22〕，从而使“挺进”的假借义位得以同化。同化后义位“直向迅速前进”代替了原假借义位“迅速前进”，它的指称范围缩小了，成了原义位的下位概念。不过，这种词义磨损却得到了另一个方面的补偿：即调整后表达效果增强了。在现代汉语中与“挺进”等值的另一个说法是：（某某带领部队）直插（某处）。而古代汉语中的挺进一词绝对不会与“直插（某处）”等值。这种调整使表达效果增强，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象大家熟知的“衣冠楚楚”中的楚楚，原本是假借字，按本字当写作“
”，是五彩鲜明的意思〔23〕。但由于“”早已成为死字，人们便以“楚”的“整齐”义作联结义位来理解这一假借义位，办法是将联结义位中的某些义素结合到假借义位中，《现代汉语词典》把“楚楚”释为“鲜明，整洁”，就是明证。较之单纯的“五彩鲜明”，概念外延缩小了，但另一方面，整洁与鲜明的有机结合，相互映发，增强了表达效果。
我们再举一个古联绵词“历历”的假借义同化为例。上古联绵词义存于声，它利用音响形象表征存在于不同事物之中的相同情状特征，往往没有固定的写法，如历历又作离离、
、秝秝、离娄、离楼等，其中秝秝描写禾苗疏密有章〔24〕，其他写法或用来形容窗棂的疏密有章，或用来指篱笆、网绳之疏密有章。推而广之，泛指一切排列整然、清清楚楚的事物情景。由于联绵词族的存在与义存于声，所以人们无须也不会从“历历”的字面去理解它的得义之由。但到后来，慢慢地语音变易了，历历的其他写法也消失了。历历为什么会有“排列整然、清清楚楚”义呢？普通语言大众便不得不从历字本身来理解。《现代汉语词典》释“历历”为：“（物体或景象）一个一个清清楚楚。”未同化的义位为“排列整然，清清楚楚”，纯粹是从空间着眼的，现在对它加以调整，加进了“一个一个”这一义素，便带有时间性了。“一个一个”即逐个，它是来自“历”字本身固有义位“历遍、经历”中的一个义素。把它结合到原假借义位中，使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互相说明、互相映发，为人们理解“清清楚楚”找到了一个词汇本身的支点，这样就使古义焕发了青春。
三
无庸讳言，假借义同化是语言大众的一个误解，但它与望文生训有本质的区别。
对假借字的望文生训，实际上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人们不知道某个字用的是假借义位，完全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来理解，如“抱薪救火”的“抱”本是“抛”的借字〔25〕，但现在人们按抱字理解为抱着。抱的假借义位“抛投”完全失去了。这一类望文生训与假借义同化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种情况是：个别人不知道假借义位的得义之由，转而从假借字本身来理解它的得义之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语言大众仍然知道正确的得义之由，或者语言大众认为这种望文生训是不可取的，那么，个别人的望文生训便只是一种误解，不会对字词的义位系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语言大众普遍不知道某假借义位的得义之由，而这时却有人望文生训地从假借字本身来解释其得义之由，同时，这种解释又具有某种合理性、新奇性，特别是当这种具合理、新奇性的理解是由名人提出、因而同时具有权威性时，语言大众则极容易接受它。而当语言大众普遍接受了它，那么这种望文生训便转化为假借义同化了。
我们以泉的假借义位“货币”被同化为例。“泉”与“钱”在上古均是从母元部平声字。“钱”是货币义的本字。钱开始是指称古代的一种铲。据考证，凡从戋声的字多含轻、小之义，可见这种铲是一种较轻便的农具。春秋时货币常作铲形，并且，这种货币较之以物易物时代所携带的布匹、谷物轻便，于是把货币叫“钱”，《国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是也。后来，《周礼》和《管子》借同音字“泉”来代替钱字。称货币为泉，本应从本字钱来理解，但郑玄在注《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时说：“布，泉也。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遍也。”这种理解同时具备了合理性、新奇性和权威性，所以语言大众便欣然采纳了。近现代出现的“（货币）流通”一词，就是从“泉（钱）”的流俗理解中衍生出来的，因为“流通”的英文对译词是“circulate”，它的语源是圆圈、循环，把它译为“流通”， 从水取义，毫无疑义地与历来对“泉”表货币义的流俗理解有关。这一事实说明了这种流俗理解已经深入人心，假借义同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望文生训转化为假借义同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假借义同化虽然也是错误，但是它作为语言大众的约定俗成的错误，就能象其他任何正确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样，对其所在的语言系统产生影响。如“折”本来只有折断、弯折之义，它后来借为“摺”，有折叠义。折的这两个义位本来是没有关系的〔26〕，但由于它们共存于一个载体，语言大众便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引申义，使折叠义同化到了折字的固有义位系统之中，然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折合、折算等义项，而这些义项在摺字的义位系统中反而没有产生。这是假借义同化后对所在字词义位系统的进一步演变所产生的影响，至于假借义同化对联结义位和假借义位本身的影响，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看得很清楚了。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假借义同化与望文生训的质的区别，因为个别人的望文生训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影响的。
在研究了许多假借义同化的例证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语言大众乐于接受对假借义位的错误的流俗解释。有时他们甚至对语言学家的匡谬正俗置若罔闻，造成正者自正、误者自误的局面。这种种事实说明假借义同化现象背后有某种语言规律在起作用。
这个规律就是语言文字演变中的省力原则。假借义同化在许多方面符合这种省力原则。
（一）假借义同化能减轻人们记忆的负荷。假借义未同化时，人们需要记假借字、假借义位及其本字。有时，当假借义位是其本字的较远引申义，人们还得记住它的引申过程，如坑借作“倾”用，有设计陷害义，人们除了记住这些外，还须记住倾如何由倾斜一步步引申出了设计陷害义，等等。而一当假借义同化了，人们便只需记一个字及其互相联系的各义位，如坑的假借义位被同化后，人们便只须记住坑及挖坑义与设计陷害义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省事多了。
（二）能减轻对应本字的表义负担。如“示”本指土地神，用作偏旁时指带神性的事物。示另有一个假借义位“使（让）人看”，即出示、显示。其本字为“视”。但《说文》把“示”的本义解释为“天垂象，见吉凶”，即能显示吉凶的神物。由此便可“引申”出“使（让）人看”这一义位了。《汉语大字典》基本采纳了这一说法，说明“使（让）人看”这一假借义位已同化到了示的词义系统中。后来由这一义引申出的告示、告知、教导等义都由“示”来表示。而其本字“视”则专门表示“主动看视”及其引申义。这样就使语词间义位分配更加合理，有利于记忆和使用。
（三）能减少文字数量。如果假借义位的本字是一个僻字，并且只有一个义位。一旦假借义位同化到假借字的固有义位系统之后，其本字由于很少使用，就会被淘汰。这也是符合省力原则的。事实上现在汉字简化，有时就是以这方面的事实作依据的，象将“摺（zhè）”合并于“折”，即是如此。
语言大众对于不明来源的假借义位的处理，一方面受到省力原则的支配，从而倾向于把它看作引申义；另一方面也受到汉语词汇——语义平面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的聚合性的影响，从而倾向于把同一字词形体所辖所有义项都看作有关联的〔27〕，这也是导致假借义同化的一个内在原因。再从文化氛围看，早在先秦，人们就追求“同名则同实”的境界，这种追求又与政治上追求大一统的取向相符合。在一个名号下或一个系统中，异端最终要被同化，这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愿望。这个原则和愿望不但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而且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人们对语词、语义的处理中。
注释：
〔1〕李荣：《文字问题》第5章第13节。
〔2〕《说文》曰：“怕，从心，白声。”只把它看作形声字， 实际上应是形声兼会意字。
〔3〕关于毗邻相因生义， 参看拙著《试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4〕诸丞亮等：《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版。
〔5〕郭在贻：《训诂学论丛》
〔6〕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苏鹗《苏氏演义》卷上。 《现代汉语词典》亦持此说。
〔7〕参见《辞海》中册，第2835页“共生”条。
〔8〕扬雄：《方言》卷三：“侹，代也。江淮陈楚之间曰侹。”《说文》“侹，代也”，朱骏声通训定声：“侹、当一声之转。”
〔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马政》：“又统制官占马至四五十匹……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顶其名而盗取其钱。”
〔1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犇”字条。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九下
〔12〕王筠：《说文句读》
〔13〕丁惟汾：《俚语证古·声容》
〔1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15〕李思纯：《江村十论·说“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第2章第5节说“站（站立）”与“站（驿站）”由同音字变成了一词多义。实际上就是指的假借义同化。
〔17〕贞字在甲骨文中原是从卜、鼎声的形声字（后来鼎讹作贝），故贞、当音近。
〔18〕《左传·襄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孔颖达疏。
〔1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四上
〔20〕“俗本字”的概念，是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中提出来的。
〔21〕蒋礼鸿：《义府续貂》，“圣、胜”条。
〔22〕挺进，《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直向前进”，这是以“直向”函盖迅速义。
〔23〕《说文·黹部》
〔24〕《说文》“秝”字，段玉裁注。
〔25〕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郭在贻：《训诂学》。
〔2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1章第2节。
〔27〕如果实在不能使假借义位同化到假借字固有义位系统中，人们便在文字上将它们分裂为两字。如，“其”是箕的象形字，后来借“其”作语词用，人们便在表本义的“其”上加竹头以区别之。